編：網友Ｍichael曾於2009年撰寫給曾俊華和蔡子強的公開信，不久前看到田北俊在明報撰文，指政府庫房儲有過多盈餘。雖然結論無誤，但文中引用的數字並不正確，需要修正一下，免得在財金官員眼中淪為貽笑大方的提議，故特意寫了一篇回應，投書明報。
只可惜文章石沉大海，反而刊登了其他議員和教授，但不覺他們的論點有何獨特之處，劉健儀列舉的數字更有點問題。故此敝網誌轉載Ｍichael的文章，希望讀者能更瞭解香港政府的財金結構。---２０１０年９月初，田北俊在明報發表了一篇文章，直指政府死抱儲備太多，導致民間仇富。一時之間，政界鬧得熱哄哄，但注意力卻轉到第三屆特首角逐戰、社會仇富現象等等，偏離了儲備是否過多這問題。田北俊的結論，我自然是支持，因為敝網誌早已指出政府儲備實在太多。只可惜田北俊一文列舉的數字有斟酌之處，看在金管局和庫務署等財金官員眼中，少不免淪為笑話，遭輕易反駁。因此要直指政府儲備過量，提出的數字理據不得有誤。故此在下早前撰文投稿，欲提醒田北俊數字有誤。以下就是拙文內容：
這陣子樓市熾熱，不少人在爭論政府應否復建居屋。雖然本人只是一介草民，卻私下研究過董建華時期的經濟狀況，正擬撰文向報章投稿，討論當年樓市與聯匯的關係，以及聯匯的利弊。湊巧看到田北俊先生寫了一篇長文，力指特區政府成守財奴，害苦了商界。這項結論，本人並無異議，我亦在我的草稿中列明維持聯繫匯率的其中一個代價，正是政府需要扣住大量儲備，犧牲了民生，最後更導致官員養成怪癖，無休止的累積儲備，出現儲備豐厚但貧富極端懸殊的怪現象。
很可惜，田北俊先生所引的數據和歷史，有必要修正一下。
首先，田先生在文中指政府有著龐大的外匯儲備，自主權移交以來，從6367億，暴增至2.2萬億元。這兩個數目，實在有必要釐清。只要比較九七和九八年的數字，不難發覺九八年的外匯儲備總額，一下子躍升至9123億，然後在1萬億上下浮沉多年。那麼九八年究竟發生何事，讓外匯儲備暴漲呢？原來九七年以前，北京為了給特區留下儲備，要殖民地政府設下獨立的土地基金，惟恐庫房給英國人掏空。到了特區年代，土地基金的資產便於九八年十一月合併至外匯基金裡頭的財政儲備，使田先生列出的外匯儲備數目（亦即外匯基金資產）在該年一下子躍升2千多億。故此若要比較的話，九七年的數字最好把土地基金也加上去，這樣才較合理。
至於今年的2.2萬億外匯儲備，更是問題的所在。要知道這2.2萬億，其實是外匯基金的資產，裡頭卻包含了不少負債，這包括三間發鈔銀行發行港幣時，存放在金管局的1990億負債證明書，還有2646億的銀行體系結餘，以及5364億的外匯基金票據及債券等等。這些「外債」，加起來高達1萬億，持有者皆非特區政府。難道我們有權充公銀行放在金管局的存款、沒收外匯基金票據持有者嗎？這個當然不可能吧，除非香港實行共產主義。事實上，只要比較田先生文中○八和○九年的外匯儲備總額，便透露了箇中端倪。○八的外匯基金數目，是15603億，但翌年卻飆升至21494億。難道金管局那年大發神威，一年回報率高達 38%？任志剛和陳德霖才沒有那個能耐呢，那是大量國際熱錢湧進香港的結果，使銀行體系結餘暴漲，金管局要發行大量票據去吸納，兩者分別飆升1000億和 3700億。就是這樣，外匯基金資產馬上多了數千億元，但外債卻同時多了相同數目，而香港人是無權擁有這數千億資產的，純粹是金管局多了一筆資金去投資，有機會為香港人賺取更大回報。
那麼外匯基金裡頭，有多少錢是屬於香港市民呢？外匯基金主要分作三部份，分別是財政儲備、外匯基金累計盈餘，以及上述負債。這三部份之中，前兩者便是屬於香港人。財政儲備是來自每年稅入減去開支的歷年滾存，每年財政司司長談及預算案時所論及的儲備就是這部份。一如田先生文中的數據，這筆錢在九七年的時候高達四千多億（把土地基金算進去），○三年時候只剩下兩千餘億，然後回升至今天的五千多億。這裡看來，十三年只上升一成多，不算很多。但問題是另一部份的外匯基金累計盈餘，這筆盈餘，是每年金管局上繳部份投資收入後的滾存利潤，從九七年底不足兩千億元，狂飆近200%至五千多億（金融海嘯前曾漲至六千多億，之後上繳部份過去財政儲備）。要知道即使經濟不景，不等於投資一定虧損。○三年是香港經濟最惡劣的一年，金管局卻賺了五百多億，無怪乎這筆錢越滾越大。偏偏特區財金官員總是絕口不提金管局暗藏的「小金庫」！
因此香港市民真正擁有的，只有 5000億的財政儲備（政府作為把盈餘存進金管局的存戶）和5500億的累計盈餘（政府作為金管局的股東）。大家若要針對官員過份吝惜，指責官員死抱儲備不放，便得先撇除外匯基金內的1萬億外債，不能錯誤地把財政儲備和外匯儲備看成是「左袋右袋都是港人的錢」。否則的話，個別傲慢的財金官員是會瞧不起大家，一句也聽不進耳的。至於真正屬香港市民的儲備的上升速度，沒有田北俊所說那麼多，非由6367億狂飆250%至22279 億，但終歸也暴升逾七成，由6235億升至10812億。
另一方面，田先生指歷任財政司司長叫足十年「狼來了」，這點在下不敢完全苟同。若說曾蔭權當財政司司長時是出了名的「管理期望」，那麼梁錦松當日真的是面對財政緊絀問題。他負責的兩份預算案，正值每年虧損600億巨額赤字的日子。若按照那個速度，財政儲備這部份真的會在數年內敗光，因此他急於滅赤，最後更因此加稅而觸發買車醜聞，黯然下台。儘管在下認為若計及上述的累計盈餘，梁錦松不用那麼焦急處理赤字，但若只按照政府「慣例」，只計及財政儲備的話，其憂慮並非無的放矢。
無論如何，雖然在下覺得田先生所引述的數字和歷史值得斟酌，但我是絕對同意田先生的結論，特區政府確實儲有過量的1萬億儲備，更從來沒有好好向公眾說清楚庫房另有數千億的「小金庫」。看著財金官員斤斤計較、不理民間死活的模樣，實在很氣人。既然他們對開支那麼著緊，竭誠避免亂花公帑，倒不如先炒掉大部份無甚作為的副局長和政治助理吧，我相信七百萬香港市民也會舉手贊成的。不知田先生意下如何？
（附加財政儲備數目和外匯基金累計盈餘）
____________財政儲備______外匯基金累計盈餘_____合計
1997________4332.7________1902.3_______________6235.0
1998________4245.6________2422.5_______________6668.1
1999________3922.1________2908.6_______________6830.7
2000________4171.6________3071.0_______________7242.6
2001________3806.0________3025.9_______________6831.9
2002________3016.7________3271.7_______________6288.4
2003________2523.0________3848.8_______________6371.8
2004________2800.9________4233.8_______________7034.7
2005________2970.9________4431.5_______________7402.4
2006________3245.3________5077.1_______________8322.4
2007________4645.9________6169.8______________10815.7
2008________5313.7________4804.9______________10118.6
2009________5041.2________5534.6______________10575.8
2010________5258.3________5554.6______________10812.9____(至7月31日)
後記:以上便是我最初投稿到明報的原文，很可惜對方沒有採納刊登。不過這議題沒有就此停下來，往後該報刊登了數篇相關討論，由蘇偉文教授、劉健儀議員以及葉健民教授撰寫，為此我亦大膽點評一下。
先說蘇偉文教授一文。他在第一篇文章中引用了ＩＭＦ的標準，指香港財政儲備水平應界乎4900億至8160億之間，以現時5千多億的數目去衡量，「現時香港的財政儲備水平只是剛好合格！」只可惜他沒有留意兩點。第一，他跟很多人一樣，沒有計及我在拙文提及的「外匯基金累計盈餘」這部份。這部份屬政府／香港人所擁有，其數目更自主權移交以來，大升192%，上漲至比財政儲備還要多。因此我們應去疑問，為何這筆錢可以暴漲得這麼厲害？這筆錢應該如何運用？應否像企業賺了大錢那樣，發放更多股息（上繳更多投資收益）給股民（政府）呢？事實上，只要把兩筆數目加起來，便超過1萬億港元，超越了ＩＭＦ的標準上限。
至於蘇教授文末提及鄧樹雄教授的研究，我也下載了來看(http://net2.hkbu.edu.hk/~ied/publications/wp/WP200807.pdf）。
該研究是討論香港財政儲備的由來和演化，「外匯基金累計盈餘」既非文章要旨，著墨的地方自然不多，只蜻蜓點水地說財政司司長有權把這盈餘撥作財政收入，但司長拒絕這樣做，是認為這樣會違反量入為出等原則，遂任由金管局總裁累積，僅此而已。鄧教授並沒有深究這筆錢竟然在十三年間暴漲兩倍，而我認為要全面理解政府庫房多寡，不應只看財政儲備，須同時留意「外匯基金累計盈餘」這部份。事實上，鄧教授文中曾說到前金管局副總裁曾撰文指聯匯在05年改動後已很完備，「毋須再以財政儲備來支援聯繫匯率的穩定」。鄧樹雄教授更直言「財政儲備並非愈多愈好，重要的是如何善用儲備，較理想的方法是在不違反財政儲備的最低標準時，善用儲備來促進經濟的轉型和發展，提高及改革各種民生福利開支」。這樣看來，蘇偉文這位恆生管理學院商學院院長兼金融學教授，看法比浸會大學經濟系前系主任鄧樹雄教授保守得多。
另一篇就是劉健儀議員的文章。說來真的很失望，眾所周知，自由黨是傾向商界的政黨，結果不論是單獨行事的田北俊先生，還是有整個黨作支援的劉健儀主席，同樣未能看懂金管局的帳目。她說「各項負債約有1.6萬億至1.7萬億」，真的不知她這筆數是從何而來。若是從金管局7月底的帳目來看，裡頭確有1.6萬億的「負債」，但這筆負債之中，其一就是5千多億的財政儲備（政府把財政儲備寄存在金管局之中，因此金管局視之為負債，一如你到匯豐銀行開帳戶，裡頭的存款將被視為匯豐的負債，儘管你同時也持有匯豐股票，是匯票的股東老闆）！且別說她在文中的一句「2003年度財赤更高達401億元」，顯然不知道03/04年度的財赤已改善不少，最差的是先前連續兩年的600億以上，純粹直覺地以為03年經濟最差，該年的赤字一定最嚴重，益發突顯該黨對政府帳目認識不多！
接下來就是蘇偉文教授第二篇文章。他在文中以金融風暴的經驗作例子，當時政府動用了港元貨幣基礎的3.11倍作彈藥，打跑外來炒家。現時外匯儲備只是貨幣基礎2倍左右，因此若要有「高枕無憂的維護聯繫匯率的穩定性，這個外匯儲備水平還是有提高的需要。」。蘇教授的結論，是從技術層面出發，但若果我們宏觀一點看，就不得不從整個聯匯制度，去衡量香港是否值得繼續為了這制度，扣住一大筆儲備不放。雖然我沒有數字在手，但以我所知，國際間的熱錢在過去十多年暴漲，資金極其氾濫。要是為了防範他們來犯，無休止的追求累積庫房積蓄，你追我趕的，這樣是否太累了？事實上，政府已有力有不逮，按照蘇教授所指，金融風暴時香港用貨幣基礎的3.11倍去對抗炒家，但現在香港的彈藥卻僅剩下1.98倍，追不上貨幣數目的暴漲。要滿足蘇教授的要求，特區政府還要斂財多1萬億元呢！這樣你覺得合理嗎？說到底，現在的情況就像一個窮小子，起先勤奮工作，累積財富，但努力了廿年，已經置業娶妻生兒了，很自然會問自己，這樣朝七晚十一的工作模式是否值得呢？需否繼續努力工作儲錢而不去探望病臥在醫院的母親呢？在我看來，當社會貧富懸殊日益加劇，政府庫房卻在十二年內暴增七成，已是去到一個臨界點，好好反思整個制度，從管理儲備方式乃至聯匯制度的存廢。
事實上，當初香港設立聯匯，目的就是為了穩定港元，避免港元大瀉。然而聯匯是否世上唯一穩定港元、保住港元幣值的方法呢？誰也不能抹煞聯匯對港元的貢獻，但誰也更不能否定香港為聯匯付出過不少代價，既有經濟興旺時期的泡沫，還有董建華時期的通縮深淵。要深度討論儲備是否過多這課題，實在不能不討論聯匯這根本制度，否則只會見樹不見林，活像曾蔭權、曾俊華這樣的技術官僚。還有的是，蘇教授以技術層面來分析儲備數目，我倒寧願從現實世界去想：當中國大陸的外匯儲備高達兩萬多億美元，而且還在高速增長，遠遠拋離世界其他國家（排第二名的日本及不上中國大陸的一半，剛逾一萬美元），誰敢在太歲頭上動土？不看僧面看佛面，不必北京出手相助，那兩萬億儲備已有震懾效果，誰還會來香港「撒野」？且別說人民幣升值帶動亞洲多國貨幣上升（金融海嘯前的狀況），香港哪來的貶值危機（現在有的倒是升值壓力）？可別忘記，只有某地貨幣有貶值危機，才會招惹外來炒家衝擊，豐厚的外匯儲備只是用來死撐抵擋市場的力量。看罷田北俊等人不大正確的引用數字後，經友人提點，我終於看到一篇正確根據數字而評論政府庫房的文章。
有關數字部份，雷鼎鳴教授十分正確，亦詳細解釋了為何「銀行體系結餘」和「外匯基金票據及債券」這一兩年暴漲的原因，值得大家去看看。我跟他在這方面的分別是字眼的不同，雷教授文中的「基金權益」，跟拙文的「外匯基金累計盈餘」，是一模一樣的。只要翻查金管局的帳目，大家不難發覺「基金權益」之中，僅有「累計盈餘」一項。
理論上兩者是有點分別的，但在金管局不大複雜的帳目中，兩者可視為一樣。至於該文的「貨幣基礎」，其實也就是我在拙文所指的「外債」，持有者非香港市民／政府。因此「有關的資產也是不能動的」，只可作投資的本金，不能貿然用於開支。值得補充一點的是，雷鼎鳴一文以「某人若本來身無分文，但向別人借來100元後便變為擁有資產 100元，但同時也欠債100元，我們可以認為他比前富有嗎？」，來比喻我們（田北俊）不應以資產數目來衡量政府身家，我個人一向比較喜歡用買樓的例子作比喻，從而分開資產數目之中，有些是外債，有些是本身擁有的財富。最可惜的是，雷教授同樣沒有討論到「基金權益／累計盈餘」竟然在十三年內，從不足2千億暴漲至5千多億，這點其實更值得人討論。
一直以來，我覺得財金官員最愚民的正是他們絕口不提這部份，任由這筆錢暴漲累積，頂多靜悄悄的在金融海嘯時撥一點過去填補財政儲備（這種調撥更證明這筆錢是可挪用到日常開支）。雷教授文章的另一要點是如何更善用「基金權益／累計盈餘」這部份儲備，在我而言那是另一課題，可交由公眾討論。但前題是，我們必須認識政府庫房多至滿瀉，絕非官員口中說的那麼緊絀。故此拙文的目的只是釐清這第一點，如何善用儲備則是第二步，奈何迄今還有不少人仍未了解。補充：至於為何有學者如蘇偉文，只盯著「財政儲備」這部份，我就不得而知了。我猜那是因為西方國家並不流行儲有大量外匯儲備，也就不會有大筆資金去炒賣，繼而帶來龐大投資收入，上繳到庫房。
以美國為例，美國的外儲不及香港的一半，但美國經濟體系卻是那麼巨大，外儲帶來的投資收入（若有投資的話）相信是微不足道，於是外國政府的稅收基本上只是從民間的經濟活動中收取，尤其是外國稅率那麼高。既是如此，外國衡量一個地方的財政健全情況，只會盯著財政儲備這部份，影響所及，一些本地學者便依樣畫蘆的只看財政儲備，沒想到香港情況有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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