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質疏鬆症（ Osteoporosis）不是女士獨有的病，根據美國國家衞生院骨骼疏鬆症及相關骨骼疾病（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Osteoporosis and Related Bone Diseases）資料顯示，此病對美國逾 200萬男性造成巨大威脅，因 50歲之後的男性，每四人之中就有一人會在其餘生中出現骨質疏鬆症相關的骨折。
骨質疏鬆症的成因是身體新造的骨組織比不上舊骨組織的分解，導致骨骼變弱，容易發生骨折。變弱的骨骼起初並不會令人感到疼痛，因此骨質疏鬆症又被稱作「沉默的疾病」。逾 50歲的男性不會出現女性更年期後骨質迅速流失的現象，但是到 65歲或 70歲後，男性與女性的骨質流失速度相同，身體對鈣的吸收均會減少。
治療包括運動及藥物
男性骨質疏鬆症通常是在病人感覺背部疼痛或出現骨折求醫時才被診斷，如在骨折後要再讓骨骼重新變得強壯是比較困難的。
骨質疏鬆症風險因素包括酗酒、吸煙、缺乏運動或長時間不能活動、營養不良、缺乏鈣質、藥物（如類固醇、化療、抗痙攣劑）、內分泌疾病（如甲狀腺亢奮）、癌症及發炎性腸疾等。
診斷的方法包括完整的病史、 X光檢查、及血液檢查。骨質密度（ Bone Mass Density）檢查能夠查出骨質疏鬆症，確定骨折風險。雙能 X光吸收測定法（ DEXA）是目前最廣泛認可的骨質密度檢查，主要是量度髖關節及脊椎的骨質密度。男性一旦被診斷患有骨質疏鬆症，治療方案包括營養補充、定期運動鍛煉以及藥物如鈣片、維他命 D、雙磷酸等治療。
撰文：東華三院綜合診斷及醫療中心榮譽顧問徐頌勤醫生
2010-12-24
酒店是集中營？
看見那位頭戴絨帽，繫着頸巾，裝扮的入時整齊的留英學生陰聲細氣的在訴說被困倫敦機場的苦況，力數政府及航空公司的不是之處時，心裏即時冒起的感覺是：港孩不但驕生慣養，更是只懂等人餵，不懂感恩的一群怪東西。
歐洲大風雪是天災，倫敦機場應變不佳而癱瘓是人禍。在天災人禍夾擊下，被困未能離開的旅客、學生當然大感不便，當然不好受。但不好受歸不好受，遠離家鄉遊學異地就要準備面對各種各樣陌生的挑戰，突發的轉變；就要學習在沒有家人在旁時自力更生，找辦法解決問題。不然，留學生活就是白過，留學的高昂開支就是浪費。
偏偏，滯留在倫敦機場的學生第一時間想到的就是打電話「喊媽咪，我好慘」，接着就是投訴航空公司、特區政府幫不到忙，令他們未能如期回來過聖誕，吃大餐。可是，這些十五、六歲的高中學生不但長得「牛高馬大」，在英國已獃了不少日子，身上又有大量先進的電子產品： iPhone、 iPad、手提電腦……。他們大可以找朋友、舍監、監護人看看有沒有其他辦法，看看有沒有可以暫時留宿的地方，不用擠在機場苦等，把自己變成難民。
好了，到人家努力提供了酒店會議廳讓他們棲息，不用跟其他旅客一樣留在機場大堂人逼人，有瓦遮頭，有熱食有熱水洗澡，學生哥仍然不滿意。罵地方太擠逼，罵政府人員幫不到忙，罵地方像個「集中營」。我不知道學生哥有沒有到奧斯威辛或其他地方的集中營見識過；若果沒有的話，他們的父母該及早帶他們看一看，讓他們知道集中營是甚麼一回事，讓他們知道大風雪下可以在酒店棲身已是非常幸運的事！
(盧峯)
歐洲大風雪是天災，倫敦機場應變不佳而癱瘓是人禍。在天災人禍夾擊下，被困未能離開的旅客、學生當然大感不便，當然不好受。但不好受歸不好受，遠離家鄉遊學異地就要準備面對各種各樣陌生的挑戰，突發的轉變；就要學習在沒有家人在旁時自力更生，找辦法解決問題。不然，留學生活就是白過，留學的高昂開支就是浪費。
偏偏，滯留在倫敦機場的學生第一時間想到的就是打電話「喊媽咪，我好慘」，接着就是投訴航空公司、特區政府幫不到忙，令他們未能如期回來過聖誕，吃大餐。可是，這些十五、六歲的高中學生不但長得「牛高馬大」，在英國已獃了不少日子，身上又有大量先進的電子產品： iPhone、 iPad、手提電腦……。他們大可以找朋友、舍監、監護人看看有沒有其他辦法，看看有沒有可以暫時留宿的地方，不用擠在機場苦等，把自己變成難民。
好了，到人家努力提供了酒店會議廳讓他們棲息，不用跟其他旅客一樣留在機場大堂人逼人，有瓦遮頭，有熱食有熱水洗澡，學生哥仍然不滿意。罵地方太擠逼，罵政府人員幫不到忙，罵地方像個「集中營」。我不知道學生哥有沒有到奧斯威辛或其他地方的集中營見識過；若果沒有的話，他們的父母該及早帶他們看一看，讓他們知道集中營是甚麼一回事，讓他們知道大風雪下可以在酒店棲身已是非常幸運的事！
(盧峯)
SUN視野：軍控成真靠妥協無核世界路遙遠
美國總統奧巴馬致力推動無核世界，為他贏得○九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奧巴馬打鐵趁熱，本年四月與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簽署新的核裁軍條約，以取代去年底期滿的《第一階段裁減戰略性武器條約》（START I）。過去一段時間，奧巴馬政府既要就裁核條約的具體細節與俄方討價還價，又要說服共和黨陣營裁核無損美國核軍備優勢，左右為難，國會參院日前給美俄新裁核條約開綠燈，對失落中選的奧巴馬來說，這場立法勝仗有助他一洗頹氣。
美俄新裁核條約日前以七十一票贊成對二十六票反對獲國會參院通過，奧巴馬於記者會上形容，這是近二十年來最重要的軍備控制條約，它促成美俄削減彼此核武備之同時，也令美國變得更安全。
歷任民主黨總統與蘇俄磋商裁核總是無功而還，卡特任內與蘇聯簽署《第二階段限制戰略武器條約》，參院因蘇聯入侵阿富汗未有批准該條約，而克林頓也未能在任內促成國會參院通過《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美國與蘇俄之間的裁核成果，主要由尼克遜、列根和老布殊這些共和黨總統達成，奧巴馬以民主黨總統的身份促使參院通過START I的替補條約，非但為自己吐一口烏氣，也令民主黨人引以為榮。
美俄新裁核條約，是推動無核世界和重啟美俄關係的重頭戲，奧巴馬過了這一關，代表這兩大外交目標仍有戲可唱。有分析認為，奧巴馬促成START I後續條約已是如此艱困，明年參院共和黨陣營更為強大，民主黨提出加入《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來自共和黨的阻力相信更為巨大。
奧巴馬稱新裁核條約通過，有助加強美國「遏止核武擴散、打造無核世界」的號召力。需要指出的是，民主黨能說服一些共和黨參議員支持新裁核條約，很大程度上因為該黨做出與無核世界背道而馳的巨大妥協。華府向共和黨參院領袖凱爾開出「未來十年投資八百五十億美元維護核武」的期票，惟凱爾不為所動投了反對票，但此一承諾就像潑出去的水一樣收不回來，十三名共和黨參議員敢與凱爾作對投贊成票，與此不無關係。
對那些亟欲加入核武俱樂部的新興國家來說，奧巴馬一方面推動裁核，另一方面卻大灑金錢給現存核武進行升級，她們不禁會問，所謂美俄裁核會否是兩國將手頭核武「去蕪存菁、更新換代」的美麗掩飾？此外，圍繞美國新世代反導系統攔截能力可靠性的質疑聲音不絕於耳，美國於未來十年維持一定數量的核武，該國對動用反導系統消除伊朗和北韓核威脅存有多大信心，令人頗感懷疑。奧巴馬拖着核霸權的身影談無核世界，教人如何信服！
美俄新裁核條約日前以七十一票贊成對二十六票反對獲國會參院通過，奧巴馬於記者會上形容，這是近二十年來最重要的軍備控制條約，它促成美俄削減彼此核武備之同時，也令美國變得更安全。
歷任民主黨總統與蘇俄磋商裁核總是無功而還，卡特任內與蘇聯簽署《第二階段限制戰略武器條約》，參院因蘇聯入侵阿富汗未有批准該條約，而克林頓也未能在任內促成國會參院通過《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美國與蘇俄之間的裁核成果，主要由尼克遜、列根和老布殊這些共和黨總統達成，奧巴馬以民主黨總統的身份促使參院通過START I的替補條約，非但為自己吐一口烏氣，也令民主黨人引以為榮。
美俄新裁核條約，是推動無核世界和重啟美俄關係的重頭戲，奧巴馬過了這一關，代表這兩大外交目標仍有戲可唱。有分析認為，奧巴馬促成START I後續條約已是如此艱困，明年參院共和黨陣營更為強大，民主黨提出加入《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來自共和黨的阻力相信更為巨大。
奧巴馬稱新裁核條約通過，有助加強美國「遏止核武擴散、打造無核世界」的號召力。需要指出的是，民主黨能說服一些共和黨參議員支持新裁核條約，很大程度上因為該黨做出與無核世界背道而馳的巨大妥協。華府向共和黨參院領袖凱爾開出「未來十年投資八百五十億美元維護核武」的期票，惟凱爾不為所動投了反對票，但此一承諾就像潑出去的水一樣收不回來，十三名共和黨參議員敢與凱爾作對投贊成票，與此不無關係。
對那些亟欲加入核武俱樂部的新興國家來說，奧巴馬一方面推動裁核，另一方面卻大灑金錢給現存核武進行升級，她們不禁會問，所謂美俄裁核會否是兩國將手頭核武「去蕪存菁、更新換代」的美麗掩飾？此外，圍繞美國新世代反導系統攔截能力可靠性的質疑聲音不絕於耳，美國於未來十年維持一定數量的核武，該國對動用反導系統消除伊朗和北韓核威脅存有多大信心，令人頗感懷疑。奧巴馬拖着核霸權的身影談無核世界，教人如何信服！
基思more人——想要的東西不重要
家中正在裝修，我暫居於酒店式服務住宅。為減省麻煩，隨身行李只有六、七件衣服、幾條褲和兩套西裝，差點連出席公司聖誕晚宴的服飾都沒有。想深一層，在服務住宅住了兩個月，這包小小行李為我提供足夠衣。為甚麼我家中需要有這麼多衣服、為甚麼我要有八、九條皮帶、為甚麼要有十多對皮鞋呢？
聖誕節是歡天喜地的日子，大家收到不少聖誕禮物。當中有些是很有心思的，但其餘的手袋、手錶、銀包、頸鏈，又是否真有需要？這令我想起聖嚴大師所說的：「想要的東西很多，需要的東西很少；需要的東西應該要，想要的東西不重要。」很多人說保護地球，推動環保對付氣候暖化問題。這是一句口號，大家有沒有犧牲一些，購物時先想清楚呢？
在經濟制度之下，只要有錢，就可以在商品市場得到你想要的；大家並沒有真正關心你想要的商品，用了地球上多少有限的資源去製造呢？要知道，部份有限的資源是不能再造的，它們不像能源，雖然耗用了，但一天還有太陽，人類的科技不斷先進，我們仍然有能力發展太陽能、風力和水力能再生能源。但有些物資，尤其是金屬資源，是需要數以十萬甚至是億年去形成的。我們使用商品一兩年之後，就把這些丟到堆填區；然而，這些資源其實是需要另一段長時間才可以再形成。
一直致力挽救亞馬遜雨林的前任巴西環境部長說過：現代工業社會是一種瘋狂的宗教。我們正在剷除、毒害、摧毀地球上的一切生命系統。我們正在透支我們子孫無法償付的支票……我們的作為，好像我們就是地球上的最後一代。如果我們不從心理、心靈、見解上做一番徹底的改變，地球將像金星一般變成焦炭而死亡。
聖誕節紀念耶穌降世拯救世界的日子，普天同慶，但我們是在保護還是破壞地球呢？
王維基
聖誕節是歡天喜地的日子，大家收到不少聖誕禮物。當中有些是很有心思的，但其餘的手袋、手錶、銀包、頸鏈，又是否真有需要？這令我想起聖嚴大師所說的：「想要的東西很多，需要的東西很少；需要的東西應該要，想要的東西不重要。」很多人說保護地球，推動環保對付氣候暖化問題。這是一句口號，大家有沒有犧牲一些，購物時先想清楚呢？
在經濟制度之下，只要有錢，就可以在商品市場得到你想要的；大家並沒有真正關心你想要的商品，用了地球上多少有限的資源去製造呢？要知道，部份有限的資源是不能再造的，它們不像能源，雖然耗用了，但一天還有太陽，人類的科技不斷先進，我們仍然有能力發展太陽能、風力和水力能再生能源。但有些物資，尤其是金屬資源，是需要數以十萬甚至是億年去形成的。我們使用商品一兩年之後，就把這些丟到堆填區；然而，這些資源其實是需要另一段長時間才可以再形成。
一直致力挽救亞馬遜雨林的前任巴西環境部長說過：現代工業社會是一種瘋狂的宗教。我們正在剷除、毒害、摧毀地球上的一切生命系統。我們正在透支我們子孫無法償付的支票……我們的作為，好像我們就是地球上的最後一代。如果我們不從心理、心靈、見解上做一番徹底的改變，地球將像金星一般變成焦炭而死亡。
聖誕節紀念耶穌降世拯救世界的日子，普天同慶，但我們是在保護還是破壞地球呢？
王維基
2010-12-23
鄧景﹕港孩是怎樣煉成的
很對不起，就目前的新聞報道看來，我真的看不到理由，要港府派3架專機接載在英滯留的香港留學生。
英倫以至歐洲大陸天氣惡劣，港府本來就是鞭長莫及。而且天氣不似人，不會故意選擇飛香港的班機才「惡劣」，即使是飛其他地方的飛機，也是一樣延誤。
同一時間，歐洲其他地區如柏林等地的機場，在暴雪下雖然也有手忙腳亂的情，但是機場仍能維持基本的運作，未見如倫敦的亂象。倫敦希斯魯機場內的積雪由機場管理當局清理，可是工人由於不滿薪酬，都不肯加班，而且航機上的積雪又要由航空公司負責。
派出包機 是過分要求
不少港生都投訴航空公司的職員態度愛理不理，事實上歐洲公司的服務態度向來不是將客人奉若父母，而事實上惡劣天氣下航空公司能提供的協助也少之又少。如果說港府派員前往當地協助滯留港人聯絡溝通，與航空公司協商，安排暫時的住宿飲食等，那是港府的應有之義，實際上港府也已派出8名入境處職員到當地協助，駐當地的港府職員也已提供協助。但是要求港府派出包機，則是過分的要求。
倫敦不是香港，港府原本就沒有任何權力去影響當地的服務。再者，惡劣天氣一視同仁，即使派出包機也未必能順利升降。這樣的港人提出無理要求，港府竟然答允，將納稅人的稅款送給有錢放洋留學的子弟，是慷納稅人之慨。
留學外國，學的應該是如何在外地照顧自己，而不是事事回電要求他人協助。香港人近年習慣提出各樣不合理的要求，背後沒有合理的原因支持，一旦要求得不到滿足便破口大罵，彷彿千錯萬錯都是特區政府的錯。這樣的香港人不會想想政府應該怎樣提供公平合理的協助，只是從一己之方便與私利出發，只要惡形惡相，自己的要求得到滿足，那即使程序不合理也不在他們考慮之列。
港孩事事諉過他人
而可悲的是特區政府枉作好人，滿足了不合理的要求後，這些香港人不會感激，不會感謝，只會悶聲發大財。而傳媒的任務只在取得讀者的視線，有新聞，有大新聞便是好新聞。因此在傳媒壓力下政府作出這樣的決定，其實並不合理。
而留英港生的父母大多家境不錯，父母社會身分顯貴，是否就因為父母的社會地位顯貴，就能繞過合理的既定程序，運用公共資源滿足他們不合理的要求？港孩那種事事諉過他人，出了事要求別人替自己負責的性格，就是這樣培養出來的。港府為求一時之「民意」，輕率作出不負責任的決定，為不負責任的家長和學生善後，這樣的學生長大後，又怎可能明白社會公共資源的公平是如何重要，又怎可能明白公開公正的行事程序是如何重要？不過也許那都不重要了，很可能他們取了香港納稅人的資源，最後也心向外國，移民去也。
英倫以至歐洲大陸天氣惡劣，港府本來就是鞭長莫及。而且天氣不似人，不會故意選擇飛香港的班機才「惡劣」，即使是飛其他地方的飛機，也是一樣延誤。
同一時間，歐洲其他地區如柏林等地的機場，在暴雪下雖然也有手忙腳亂的情，但是機場仍能維持基本的運作，未見如倫敦的亂象。倫敦希斯魯機場內的積雪由機場管理當局清理，可是工人由於不滿薪酬，都不肯加班，而且航機上的積雪又要由航空公司負責。
派出包機 是過分要求
不少港生都投訴航空公司的職員態度愛理不理，事實上歐洲公司的服務態度向來不是將客人奉若父母，而事實上惡劣天氣下航空公司能提供的協助也少之又少。如果說港府派員前往當地協助滯留港人聯絡溝通，與航空公司協商，安排暫時的住宿飲食等，那是港府的應有之義，實際上港府也已派出8名入境處職員到當地協助，駐當地的港府職員也已提供協助。但是要求港府派出包機，則是過分的要求。
倫敦不是香港，港府原本就沒有任何權力去影響當地的服務。再者，惡劣天氣一視同仁，即使派出包機也未必能順利升降。這樣的港人提出無理要求，港府竟然答允，將納稅人的稅款送給有錢放洋留學的子弟，是慷納稅人之慨。
留學外國，學的應該是如何在外地照顧自己，而不是事事回電要求他人協助。香港人近年習慣提出各樣不合理的要求，背後沒有合理的原因支持，一旦要求得不到滿足便破口大罵，彷彿千錯萬錯都是特區政府的錯。這樣的香港人不會想想政府應該怎樣提供公平合理的協助，只是從一己之方便與私利出發，只要惡形惡相，自己的要求得到滿足，那即使程序不合理也不在他們考慮之列。
港孩事事諉過他人
而可悲的是特區政府枉作好人，滿足了不合理的要求後，這些香港人不會感激，不會感謝，只會悶聲發大財。而傳媒的任務只在取得讀者的視線，有新聞，有大新聞便是好新聞。因此在傳媒壓力下政府作出這樣的決定，其實並不合理。
而留英港生的父母大多家境不錯，父母社會身分顯貴，是否就因為父母的社會地位顯貴，就能繞過合理的既定程序，運用公共資源滿足他們不合理的要求？港孩那種事事諉過他人，出了事要求別人替自己負責的性格，就是這樣培養出來的。港府為求一時之「民意」，輕率作出不負責任的決定，為不負責任的家長和學生善後，這樣的學生長大後，又怎可能明白社會公共資源的公平是如何重要，又怎可能明白公開公正的行事程序是如何重要？不過也許那都不重要了，很可能他們取了香港納稅人的資源，最後也心向外國，移民去也。
2010-12-22
七分鐘定律
美國人做過一個實驗，在酒吧裏，統計男女不相識而又勾搭上，其中須要多久。
統計發現：在酒吧裏，男人看中一個陌生而吸引人的女人，心動了，決定提起一杯酒，走過去主動挑逗，平均只需要七分鐘。
美國的女人，由於婦權思想影響，也很主動。美國女人在酒吧裏看見令自己心動的男人，主動走上前搭訕，卻需要二十七分鐘。
為什麼相差二十分鐘？心理學家解答：因為男人盯上女人，純粹以視覺上的性感取捨：女性年輕、身材性感，成為男人性荷爾蒙激化時出手攫取的目標。男人是天生的「掠食型」動物，即所謂的 Predator。
女人不同。女人看男人，不止是視覺的引力，男人長得英俊、魁梧，固然吸引她的注意。
但她不可以即刻出手，她還要多觀察一陣：這個男人，除了外表的健壯和性感，她還要看看他許多小動作，像跟身邊的人交談的風度，以及他有沒有把眼神投到自己這一方。
因為女人天生不是掠食者，而是獵物。掠食者看獵物，只憑一時的衝動，像一頭花豹，看見一隻羔羊。但女人看男人，想到的要比掠食多許多，她想到繁殖後代，要觀察男人的品格和氣質，想到跟他如果有了家庭、生孩子，會不會保障幸福。
所以電視選美節目，一定是選美女受歡迎，選什麼港男，永遠是異類。因為男人看女人，視角很狹隘，美貌和身材；女人看男人，樣貌和身材不重要，她需要多一點時間，審視他的內涵和修養。
男人和女人不一樣。不一樣，不表示不平等。男主外，因為三萬年前穴居的時代，男人要出外獵食；女主內，因為女人要留在洞穴裏把一個窩搭得暖而美好。「主外」不等於比「主內」優越，只是公司不同的職務。這是西方女權份子暴躁喧嘩時的思維盲點。回到人性的基因，一切即清楚而合理，基因就是天意，不要妄想人定勝天：勝不了的，東方的一些盲愚大國，曾有此狂逆之想，都碰了大釘子。男人做回男人，女人當好女人，在酒吧裏看中一位，記住，不要超過七分鐘。
陶傑
統計發現：在酒吧裏，男人看中一個陌生而吸引人的女人，心動了，決定提起一杯酒，走過去主動挑逗，平均只需要七分鐘。
美國的女人，由於婦權思想影響，也很主動。美國女人在酒吧裏看見令自己心動的男人，主動走上前搭訕，卻需要二十七分鐘。
為什麼相差二十分鐘？心理學家解答：因為男人盯上女人，純粹以視覺上的性感取捨：女性年輕、身材性感，成為男人性荷爾蒙激化時出手攫取的目標。男人是天生的「掠食型」動物，即所謂的 Predator。
女人不同。女人看男人，不止是視覺的引力，男人長得英俊、魁梧，固然吸引她的注意。
但她不可以即刻出手，她還要多觀察一陣：這個男人，除了外表的健壯和性感，她還要看看他許多小動作，像跟身邊的人交談的風度，以及他有沒有把眼神投到自己這一方。
因為女人天生不是掠食者，而是獵物。掠食者看獵物，只憑一時的衝動，像一頭花豹，看見一隻羔羊。但女人看男人，想到的要比掠食多許多，她想到繁殖後代，要觀察男人的品格和氣質，想到跟他如果有了家庭、生孩子，會不會保障幸福。
所以電視選美節目，一定是選美女受歡迎，選什麼港男，永遠是異類。因為男人看女人，視角很狹隘，美貌和身材；女人看男人，樣貌和身材不重要，她需要多一點時間，審視他的內涵和修養。
男人和女人不一樣。不一樣，不表示不平等。男主外，因為三萬年前穴居的時代，男人要出外獵食；女主內，因為女人要留在洞穴裏把一個窩搭得暖而美好。「主外」不等於比「主內」優越，只是公司不同的職務。這是西方女權份子暴躁喧嘩時的思維盲點。回到人性的基因，一切即清楚而合理，基因就是天意，不要妄想人定勝天：勝不了的，東方的一些盲愚大國，曾有此狂逆之想，都碰了大釘子。男人做回男人，女人當好女人，在酒吧裏看中一位，記住，不要超過七分鐘。
陶傑
2010年最熱搜單字
債務危機籠罩正個歐洲，「 austerity」（緊縮開支）順理成章成為 2010年度最熱搜單字。
美國《韋氏辭典》（ Merriam-Webster Dictionary）網站統計網民在該站的搜索詞條後，前天公佈「 austerity」是本年度最多人搜索十大熱門字之首。（見附表）
辭典將「 austerity」解釋為「強制或極度節約」；《韋氏辭典》總編輯索科洛夫斯基指，這個字顯然引起很多人共鳴，生活中常常用到這個字，「在危急的這一年，熱搜字也偏向嚴肅」。
路透社
2010年十大熱門字
1) austerity 緊縮開支
2) pragmatic 務實的
3) moratorium 延期償付
4) socialism 社會主義
5) bigot 偏執、頑固的人
6) doppelganger 相貌極相似的人
7) shellacking 鞭打/徹底失敗
8) ebullient 興高采烈的
9) dissident 異見人士
10) furtive 鬼鬼祟祟的
美國《韋氏辭典》（ Merriam-Webster Dictionary）網站統計網民在該站的搜索詞條後，前天公佈「 austerity」是本年度最多人搜索十大熱門字之首。（見附表）
辭典將「 austerity」解釋為「強制或極度節約」；《韋氏辭典》總編輯索科洛夫斯基指，這個字顯然引起很多人共鳴，生活中常常用到這個字，「在危急的這一年，熱搜字也偏向嚴肅」。
路透社
2010年十大熱門字
1) austerity 緊縮開支
2) pragmatic 務實的
3) moratorium 延期償付
4) socialism 社會主義
5) bigot 偏執、頑固的人
6) doppelganger 相貌極相似的人
7) shellacking 鞭打/徹底失敗
8) ebullient 興高采烈的
9) dissident 異見人士
10) furtive 鬼鬼祟祟的
2010-12-21
聖誕與起錨的錯配
特區政府最擅長的一件事，就是化神奇為腐朽，把美麗的事物搞成品味低俗的次貨。大如民主、法治、申亞，小如年初的麥兜賀年廣告，每當政府一插手，便會馬上變質，輕則失去原有特色，重則意義盡毀。
聖誕將近，特區政府又獻新猷，與歌手歐陽靖（ MC Jin）合作，推出一首名為《 Rap Now 2010》的 Hip hop聖誕歌，說要為市民送上祝福。
兩者本質背道而馳
歌曲中，「起錨」二字出現了十五次，比「聖誕」還要多，讓人質疑這首歌的意圖，是以聖誕的名義來推銷政改。特區政府常把「不要把××政治化」掛在口邊，現在卻把一個普天同慶的節日政治化。將聖誕與政改並置，是一個錯配，因為聖誕所代表的人文價值，如愛與包容，是西方文明的核心，這種人文關懷衍生了民主與法治。可是政改方案被指為「超錯」，魔鬼在細節中，包括保留區議會委任制、「超級區議員」提名門檻過高，把功能組別合理化，其實就是一個反民主的方案。民主是天賦人權，政府公然剝奪香港人的權利，本質上就與聖誕的價值背道而馳。
還有多句歌詞直接提到曾蔭權，如：「上網 chit chat，可以搵到曾蔭權/我同特首估唔到咁有緣」、「聖誕老人你知我幾乖/好想要一條特首的 bow tie」等。若非有聖誕音樂作襯托，不難讓人誤解這是歌者對當權者露骨地獻媚，及為其宣傳政績的擦鞋歌曲。
沒有靈魂的 Hip hop
MC Jin唱道：「 Hip hop希望你啱聽」，以 Hip hop唱好政府，這是又一錯配，因為 Hip hop與建制本身就是不相容的。 Hip hop源於七十年代的紐約市布朗克斯區，當時黑人社區貧窮，失業率高企，青少年無所事事，有些便加入黑幫。在當地，搶劫、販毒、幫派仇殺時有發生。直到 Hip hop出現，青少年馬上迷上，認為找到新的途徑來表達自己。 Hip hop以說唱風格為主，配上極強的節奏感，歌詞罵父母、學校、政府、社會，甚至上帝，基本上就是一種反權威的音樂，其精神就是反叛，歌者透過音樂表達對世界的不滿，控訴社會的不公義。沒有了叛逆的內涵，就不是 Hip hop，只是拙劣的偽作。就像人沒有了靈魂，剩下的只是軀殼，是不完整的。
心理學家說，藝術是潛意識的產物，是正面能量的昇華。音樂是解放靈魂的工具，讓人表達各種情感，能洗滌心靈，以獲得身心的自由，而非反其道而行，用來為獨裁政權粉飾太平，作繭自縛。
容向懷
自由撰稿人
聖誕將近，特區政府又獻新猷，與歌手歐陽靖（ MC Jin）合作，推出一首名為《 Rap Now 2010》的 Hip hop聖誕歌，說要為市民送上祝福。
兩者本質背道而馳
歌曲中，「起錨」二字出現了十五次，比「聖誕」還要多，讓人質疑這首歌的意圖，是以聖誕的名義來推銷政改。特區政府常把「不要把××政治化」掛在口邊，現在卻把一個普天同慶的節日政治化。將聖誕與政改並置，是一個錯配，因為聖誕所代表的人文價值，如愛與包容，是西方文明的核心，這種人文關懷衍生了民主與法治。可是政改方案被指為「超錯」，魔鬼在細節中，包括保留區議會委任制、「超級區議員」提名門檻過高，把功能組別合理化，其實就是一個反民主的方案。民主是天賦人權，政府公然剝奪香港人的權利，本質上就與聖誕的價值背道而馳。
還有多句歌詞直接提到曾蔭權，如：「上網 chit chat，可以搵到曾蔭權/我同特首估唔到咁有緣」、「聖誕老人你知我幾乖/好想要一條特首的 bow tie」等。若非有聖誕音樂作襯托，不難讓人誤解這是歌者對當權者露骨地獻媚，及為其宣傳政績的擦鞋歌曲。
沒有靈魂的 Hip hop
MC Jin唱道：「 Hip hop希望你啱聽」，以 Hip hop唱好政府，這是又一錯配，因為 Hip hop與建制本身就是不相容的。 Hip hop源於七十年代的紐約市布朗克斯區，當時黑人社區貧窮，失業率高企，青少年無所事事，有些便加入黑幫。在當地，搶劫、販毒、幫派仇殺時有發生。直到 Hip hop出現，青少年馬上迷上，認為找到新的途徑來表達自己。 Hip hop以說唱風格為主，配上極強的節奏感，歌詞罵父母、學校、政府、社會，甚至上帝，基本上就是一種反權威的音樂，其精神就是反叛，歌者透過音樂表達對世界的不滿，控訴社會的不公義。沒有了叛逆的內涵，就不是 Hip hop，只是拙劣的偽作。就像人沒有了靈魂，剩下的只是軀殼，是不完整的。
心理學家說，藝術是潛意識的產物，是正面能量的昇華。音樂是解放靈魂的工具，讓人表達各種情感，能洗滌心靈，以獲得身心的自由，而非反其道而行，用來為獨裁政權粉飾太平，作繭自縛。
容向懷
自由撰稿人
吳康民﹕「歷史將宣判我無罪﹗」
前年我曾在本版寫過一篇讚揚卡斯特羅的文章（見2008.03.04），引來不少不同的回應。特別有一位學者，引述某作家的判斷，認為卡斯特羅是一個專權獨裁的領導人，不值得歌頌。兩年過去了，卡氏因病退下，由他的弟弟掌權，似乎又有點封建傳位的味道。但是直到今天，我認為，對他仍應該七三開，功大於過。
大家試想想，古巴是一個小國，一個島國，處於美國這個強大的霸權主義大國的近鄰。美國對它全面封鎖，想方設法從滲透、陰謀顛覆以至採用過武裝入侵（豬灣登陸）、暗殺卡斯特羅的種種見不得光的卑鄙行徑，這個「獨裁專制」的政權，仍然屹立不倒，為什麼？
正是這種好奇心，在上世紀末，我曾赴古巴短暫旅行。看到的表面印象，第一是很窮，新建築物很少，汽車十分殘舊，物質也短缺；第二，人民是快樂的，海灘上不少人在游泳野餐，酒吧上不少人在唱歌飲酒；第三，社會上並沒有肅殺的氣氛，對外來人相當友善，沒有什麼干擾和監視，街頭並沒有軍警林立，一派和平景象。
古巴窮得有志氣
此外，從書刊上知道，古巴並沒有貧富懸殊，也沒有官僚貪腐。相反，高層領導廉潔，以身作則，沒有人住豪宅，用豪華公車，一擲千金，夜夜笙歌。
古巴的社會福利很好，福利保障達百分之一百，醫療、教育免費，醫學教育發達（向南美洲輸出許多醫生），大學教育普及。
卡斯特羅也不搞個人崇拜，古巴各處街頭並不掛他的像片。有大幅像片的只是已逝去的革命英雄切‧格瓦拉（港譯捷古華拉），或者100多年前的民族英雄何塞‧馬蒂。
50年前古巴革命的成功，逐漸影響了拉丁美洲向左轉，擺脫美國的壓迫和控制。近10年來委內瑞拉、玻利維亞、巴西等國家，都倡導社會主義，與古巴有密切的來往和貿易關係，打破了美國對古巴的長期封鎖。
不屈服於美國霸權
我欣賞卡斯特羅的還有兩點﹕
第一，他不對美國的霸權主義屈服。
1960年9月，他以國家首腦身分，去聯合國參加大會。古巴既是聯合國的成員，他當然有去美國這個權利。但美國當局卑鄙到限制他的行動不能離開聯合國所在地紐約曼哈頓島，而且命令紐約的所有旅館不租給他和隨員房間，以致他揚言將在聯合國的廣場上搭上帳篷留宿。
他在大會上發表長篇演說，指摘美國對古巴代表團的惡意和粗暴的行徑，也指摘美國挑動在美國的古巴僑民的衝突。他自嘲以講話太長出名的演說，得到了熱烈的掌聲和歡呼。
第二，卡斯特羅在上世紀50年代，為推翻巴蒂斯塔的獨裁政權發動的武裝起義，一次攻打兵營的行動失敗，卡斯特羅被捕，面臨法庭的審判。他在法庭上滔滔自辯，自稱「辯護律師和被告是同一個人」。因為古巴哈瓦那的律師公會指定該會主席帕格列里博士為他辯護，但他既不能執行任務，甚至也不能去監獄中探望卡斯特羅。
多響亮的宣言
卡斯特羅的辯護詞就是著名的《歷史將宣判我無罪》。這篇辯護詞的題名半個多世紀來一直留在我的腦際，這是多麼響亮的宣言﹗這是多麼正義的控訴﹗
辯護詞中講道﹕「告人的，結果成了被告，而被告卻成為原告。在這裏受審的不是革命者，而是一位叫做巴蒂斯塔的先生——殺人魔王﹗」
卡斯特羅學過法律，精通法律，所以他的辯護詞也充滿法律語言。他說﹕「刑法的一個基本原則是，被指控的罪行必須確切地符合法典上的明文規定，如果沒有可適用的條款，就不構成罪行。」他高聲說，「現政權將用盡一切手段掩蓋事實真相，我知道他們將玩弄陰謀，但我的聲音不會因此被壓下去。哪怕我最感到孤獨的時候，我的胸中也聚集蓬勃的力量。」
他批評法官知法犯法﹕「當它違背憲法作出有利於法規的裁決時，這並不等於我們的憲法廢除了，而是法庭放棄了它的獨立地位，在法律上自殺了。」
卡斯特羅的雄辯是與他的博學有關。他在慷慨陳詞中，講到17世紀英國有兩位君主查理一世和詹姆士二世由於專制行為被廢黜，這些事發生在自由主義政治哲學產生的時代，為新的社會階級的產生提供了思想基礎，影響了1688年的英國革命、1775年的美國革命和1789年的法國革命。他說，這一革命進程的最後一程就是古巴。
卡斯特羅最後說﹕「判決我吧，沒有關係。歷史將宣判我無罪。」
「歷史將宣判我無罪」，多麼鏗鏘的語言﹗
大家試想想，古巴是一個小國，一個島國，處於美國這個強大的霸權主義大國的近鄰。美國對它全面封鎖，想方設法從滲透、陰謀顛覆以至採用過武裝入侵（豬灣登陸）、暗殺卡斯特羅的種種見不得光的卑鄙行徑，這個「獨裁專制」的政權，仍然屹立不倒，為什麼？
正是這種好奇心，在上世紀末，我曾赴古巴短暫旅行。看到的表面印象，第一是很窮，新建築物很少，汽車十分殘舊，物質也短缺；第二，人民是快樂的，海灘上不少人在游泳野餐，酒吧上不少人在唱歌飲酒；第三，社會上並沒有肅殺的氣氛，對外來人相當友善，沒有什麼干擾和監視，街頭並沒有軍警林立，一派和平景象。
古巴窮得有志氣
此外，從書刊上知道，古巴並沒有貧富懸殊，也沒有官僚貪腐。相反，高層領導廉潔，以身作則，沒有人住豪宅，用豪華公車，一擲千金，夜夜笙歌。
古巴的社會福利很好，福利保障達百分之一百，醫療、教育免費，醫學教育發達（向南美洲輸出許多醫生），大學教育普及。
卡斯特羅也不搞個人崇拜，古巴各處街頭並不掛他的像片。有大幅像片的只是已逝去的革命英雄切‧格瓦拉（港譯捷古華拉），或者100多年前的民族英雄何塞‧馬蒂。
50年前古巴革命的成功，逐漸影響了拉丁美洲向左轉，擺脫美國的壓迫和控制。近10年來委內瑞拉、玻利維亞、巴西等國家，都倡導社會主義，與古巴有密切的來往和貿易關係，打破了美國對古巴的長期封鎖。
不屈服於美國霸權
我欣賞卡斯特羅的還有兩點﹕
第一，他不對美國的霸權主義屈服。
1960年9月，他以國家首腦身分，去聯合國參加大會。古巴既是聯合國的成員，他當然有去美國這個權利。但美國當局卑鄙到限制他的行動不能離開聯合國所在地紐約曼哈頓島，而且命令紐約的所有旅館不租給他和隨員房間，以致他揚言將在聯合國的廣場上搭上帳篷留宿。
他在大會上發表長篇演說，指摘美國對古巴代表團的惡意和粗暴的行徑，也指摘美國挑動在美國的古巴僑民的衝突。他自嘲以講話太長出名的演說，得到了熱烈的掌聲和歡呼。
第二，卡斯特羅在上世紀50年代，為推翻巴蒂斯塔的獨裁政權發動的武裝起義，一次攻打兵營的行動失敗，卡斯特羅被捕，面臨法庭的審判。他在法庭上滔滔自辯，自稱「辯護律師和被告是同一個人」。因為古巴哈瓦那的律師公會指定該會主席帕格列里博士為他辯護，但他既不能執行任務，甚至也不能去監獄中探望卡斯特羅。
多響亮的宣言
卡斯特羅的辯護詞就是著名的《歷史將宣判我無罪》。這篇辯護詞的題名半個多世紀來一直留在我的腦際，這是多麼響亮的宣言﹗這是多麼正義的控訴﹗
辯護詞中講道﹕「告人的，結果成了被告，而被告卻成為原告。在這裏受審的不是革命者，而是一位叫做巴蒂斯塔的先生——殺人魔王﹗」
卡斯特羅學過法律，精通法律，所以他的辯護詞也充滿法律語言。他說﹕「刑法的一個基本原則是，被指控的罪行必須確切地符合法典上的明文規定，如果沒有可適用的條款，就不構成罪行。」他高聲說，「現政權將用盡一切手段掩蓋事實真相，我知道他們將玩弄陰謀，但我的聲音不會因此被壓下去。哪怕我最感到孤獨的時候，我的胸中也聚集蓬勃的力量。」
他批評法官知法犯法﹕「當它違背憲法作出有利於法規的裁決時，這並不等於我們的憲法廢除了，而是法庭放棄了它的獨立地位，在法律上自殺了。」
卡斯特羅的雄辯是與他的博學有關。他在慷慨陳詞中，講到17世紀英國有兩位君主查理一世和詹姆士二世由於專制行為被廢黜，這些事發生在自由主義政治哲學產生的時代，為新的社會階級的產生提供了思想基礎，影響了1688年的英國革命、1775年的美國革命和1789年的法國革命。他說，這一革命進程的最後一程就是古巴。
卡斯特羅最後說﹕「判決我吧，沒有關係。歷史將宣判我無罪。」
「歷史將宣判我無罪」，多麼鏗鏘的語言﹗
2010-12-20
重振西方經濟力
在二○○八年那充滿金融危機的年月，全世界都聯合起來，重新整頓了整個銀行系統。到了二○○九年，貿易一蹶不振，失業率急劇上升，全世界第一次在Ｇ 20會議上聚首一堂，共同阻止這場大衰退滑向大蕭條的深淵。
如今面對着一個低增長和財政緊縮的未來十年，加上無法擺脫的長期失業和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全世界國家都應當在二○一一年上半年一起坐下來，共同議定並推動財政和經濟戰略。
留給西方的時間已經不多了，因為無論是歐洲還是美國都尚未能完全明白一個事實：過去這幾年內的所有危機──從次按危機、雷曼兄弟倒閉、希臘財政緊縮再到愛爾蘭幾乎破產──都是一個更深層次問題的表面症狀，說明這個世界正在經歷一場影響深遠，不可逆轉，而且史無前例的經濟力量重構。
亞洲崛起 提供全球機遇
我們都已經見證了亞洲的崛起，中國的出口額已超過美國，且生產和投資正不斷增加。西方的經濟統治地位──佔世界百分之十的人口創造了全世界大部份出口和投資──已經一去不返了。在歐美獨霸全球主要經濟活動整整兩個世紀後，西方現在無論是在生產、製造、貿易還是投資方面，都被世界其他地區所超越了。
如果西方不能意識到當今真正的問題，就是通過改革自身來應對東方崛起的話，它將陷入持續衰退的灰暗前景中，中間夾雜着幾次短暫的復蘇──接着迎來下一次金融危機。在這個過程中，數百萬人將丟掉飯碗。
在這個新的現實之下，我為何能確信二十一世紀的美國能通過重塑新一代美國夢而成為大公司趨之若鶩的聖地，而歐洲又能實現一個高就業的經濟呢？
這是因為不但是我們，很快還有超過十億的亞洲生產者將成為新的中產階級消費者。目前中國消費者的消費行為只佔世界經濟的區區百分之三，而歐洲和美國則一共佔了百分之三十六。到二○二○年左右，亞洲和新興市場國家的消費能力將達到美國的兩倍。許多韓國、印度和亞洲跨國企業都在國外（包括美國）擁有合資企業。世界經濟增長的新驅動力為美國創造了一個機會，使其能夠利用優秀的創新能力及企業家精神來為美國勞動者創造更多嶄新的高技術崗位。
亞洲消費者的增長，以及全球經濟的重新平衡，將可以成為擺脫當前經濟危機的戰略。但西方只有在那些最重大的經濟問題（包括如何處理赤字、金融機構、貿易戰和全球合作）上制訂了正確的長期決策之後，才能受益於此。
首先，赤字削減將以一種增加對科學、技術、創新和教育方面投資的方式來實現。在實現全世界最尖端的科學和教育方面，公共和私人投資都必不可少。
其次，如果西方繼續屈服於貿易保護主義的壓力之下，新的市場將無法被打開。禁止跨國收購、限制貿易和發動貨幣戰爭的行為對美國自身造成的傷害要比其他國家更大。隨着亞洲逐漸成為史上最大的消費市場，美國的出口商，也就是最大的潛在收益者，將比以往更逼切渴望自由貿易。如果各國都龜縮在保護主義的壁壘之中，未來十年的全球機遇就將白白溜走。
美國牽頭 協調各國經濟
美國應當立刻帶領並號召全世界達成協議，將各國的貿易和微觀經濟政策協調起來以刺激全球增長。美國應該與新任Ｇ 20集團主席的法國總統薩爾科齊通力合作，通過為銀行樹立標準和守則來贏回全球市場的信心，最終令私人信貸重新活躍起來。
協定同時也需要各國的長期削減赤字計劃與東方消費者的增長以及西方對教育和創新的投資同步推進，西方則必須加快結構轉型，確保在財政穩固政策不影響經濟增長的情況下增加競爭力。
通過聯合行動，Ｇ 20經濟體能在二○一四年實現百分之五的增長。我們將看到三萬億的增長轉變為二千五百萬至三千萬個新職位，以及超過四千萬擺脫貧困的人們。
白高敦
英國前首相
如今面對着一個低增長和財政緊縮的未來十年，加上無法擺脫的長期失業和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全世界國家都應當在二○一一年上半年一起坐下來，共同議定並推動財政和經濟戰略。
留給西方的時間已經不多了，因為無論是歐洲還是美國都尚未能完全明白一個事實：過去這幾年內的所有危機──從次按危機、雷曼兄弟倒閉、希臘財政緊縮再到愛爾蘭幾乎破產──都是一個更深層次問題的表面症狀，說明這個世界正在經歷一場影響深遠，不可逆轉，而且史無前例的經濟力量重構。
亞洲崛起 提供全球機遇
我們都已經見證了亞洲的崛起，中國的出口額已超過美國，且生產和投資正不斷增加。西方的經濟統治地位──佔世界百分之十的人口創造了全世界大部份出口和投資──已經一去不返了。在歐美獨霸全球主要經濟活動整整兩個世紀後，西方現在無論是在生產、製造、貿易還是投資方面，都被世界其他地區所超越了。
如果西方不能意識到當今真正的問題，就是通過改革自身來應對東方崛起的話，它將陷入持續衰退的灰暗前景中，中間夾雜着幾次短暫的復蘇──接着迎來下一次金融危機。在這個過程中，數百萬人將丟掉飯碗。
在這個新的現實之下，我為何能確信二十一世紀的美國能通過重塑新一代美國夢而成為大公司趨之若鶩的聖地，而歐洲又能實現一個高就業的經濟呢？
這是因為不但是我們，很快還有超過十億的亞洲生產者將成為新的中產階級消費者。目前中國消費者的消費行為只佔世界經濟的區區百分之三，而歐洲和美國則一共佔了百分之三十六。到二○二○年左右，亞洲和新興市場國家的消費能力將達到美國的兩倍。許多韓國、印度和亞洲跨國企業都在國外（包括美國）擁有合資企業。世界經濟增長的新驅動力為美國創造了一個機會，使其能夠利用優秀的創新能力及企業家精神來為美國勞動者創造更多嶄新的高技術崗位。
亞洲消費者的增長，以及全球經濟的重新平衡，將可以成為擺脫當前經濟危機的戰略。但西方只有在那些最重大的經濟問題（包括如何處理赤字、金融機構、貿易戰和全球合作）上制訂了正確的長期決策之後，才能受益於此。
首先，赤字削減將以一種增加對科學、技術、創新和教育方面投資的方式來實現。在實現全世界最尖端的科學和教育方面，公共和私人投資都必不可少。
其次，如果西方繼續屈服於貿易保護主義的壓力之下，新的市場將無法被打開。禁止跨國收購、限制貿易和發動貨幣戰爭的行為對美國自身造成的傷害要比其他國家更大。隨着亞洲逐漸成為史上最大的消費市場，美國的出口商，也就是最大的潛在收益者，將比以往更逼切渴望自由貿易。如果各國都龜縮在保護主義的壁壘之中，未來十年的全球機遇就將白白溜走。
美國牽頭 協調各國經濟
美國應當立刻帶領並號召全世界達成協議，將各國的貿易和微觀經濟政策協調起來以刺激全球增長。美國應該與新任Ｇ 20集團主席的法國總統薩爾科齊通力合作，通過為銀行樹立標準和守則來贏回全球市場的信心，最終令私人信貸重新活躍起來。
協定同時也需要各國的長期削減赤字計劃與東方消費者的增長以及西方對教育和創新的投資同步推進，西方則必須加快結構轉型，確保在財政穩固政策不影響經濟增長的情況下增加競爭力。
通過聯合行動，Ｇ 20經濟體能在二○一四年實現百分之五的增長。我們將看到三萬億的增長轉變為二千五百萬至三千萬個新職位，以及超過四千萬擺脫貧困的人們。
白高敦
英國前首相
2010-12-17
神州觀察:龍象共舞空幻想 兩虎相爭必一戰
中印兩國領導人熱烈擁抱，舉杯相慶，龍象共舞跨越珠峰的豪言壯語成為時下流行語，早前「中印十年之內必有一戰」的戰爭恐嚇，似乎早已煙消雲散。可惜，這不過是中國人自欺欺人的政治幻覺而已。
今次中國領導人訪印，簽訂一百六十億美元大單，建立總理熱線和領導人定期互訪機制，兩國從明年開始進行戰略經濟對話。看起來訪問成果豐碩，兩國間的政治互信也大有進步，但實際上，這不過是做政治騷。
中印之間雖然有不少合作空間，譬如重建國際金融新秩序、在聯合國氣候談判中有很多共同語言，但在戰略上卻南轅北轍。中印既有歷史恩怨，又有領土爭議，更有現實爭端。印度至今仍然強佔中國藏南十萬平方公里土地，對藏獨勢力明縱暗護，尤其是對六十年代的邊界戰爭失敗仍耿耿於懷，早就想報一箭之仇。應該說，印度對華仇恨舉世皆知，其軍備武力一直就以中國為假想敵。印度軍方稱「中印十年之內必有一戰」，是實話實說。
日前中印邊界問題特別代表在北京舉行第十四次會晤，與此同時，印度軍方卻在雙方有爭議的藏南地區成立「阿魯納恰爾邦偵察營」，還宣布再向中印邊境增派兩個山地師。印度在與中國接壤的東翼邊境地區部署的軍力多達五個師，規模達到中印兩國差點爆發戰爭的一九八六年和一九八七年的水平。如果龍象共舞，印度又何必頻頻增兵中印邊界呢？
自我麻痹 以己度人
印度不僅在邊界挑釁中國，還積極拉攏越南和日本結成反華同盟。這三國與中國均有領土爭議，背後都有美國黑手指使，都期望在與中國爭鬥時聯手合作，遙相呼應，東西策應，避免單打獨鬥，被中國各個擊破。
當印度將刀架在中國脖子上時，中國仍然大談所謂的「和平友誼」，這實在讓人驚訝。也許有人說，中國這樣做只是故作姿態，是疑兵之計。但事實上，中國目前雖然國力強大，卻是文恬武嬉，根本無心備戰。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捍衞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的力量雖然不斷提高，但決心與意志卻仍然衰弱。
孟子稱，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中國最近幾十年，歌舞昇平，早已忘記國恥和羞辱，漠視邊患和內亂，自以為站在世界的最中央，天朝大國和諧盛世，以敵為友，毫無危機意識，這與清朝的道光、咸豐年間是何其相似！相反，類似印度這些國家，表面與中國虛與委蛇，但實際上虎視眈眈、整軍備戰，無時無刻不在尋找機會與中國一決雌雄。
毛澤東當年曾說過，要丟掉幻想，準備戰鬥。現在的中國自我麻痹，以己度人，以為孔夫子的那套仁義道德真能化干戈為玉帛，放諸四海構建和諧世界。
今次中國領導人訪印，簽訂一百六十億美元大單，建立總理熱線和領導人定期互訪機制，兩國從明年開始進行戰略經濟對話。看起來訪問成果豐碩，兩國間的政治互信也大有進步，但實際上，這不過是做政治騷。
中印之間雖然有不少合作空間，譬如重建國際金融新秩序、在聯合國氣候談判中有很多共同語言，但在戰略上卻南轅北轍。中印既有歷史恩怨，又有領土爭議，更有現實爭端。印度至今仍然強佔中國藏南十萬平方公里土地，對藏獨勢力明縱暗護，尤其是對六十年代的邊界戰爭失敗仍耿耿於懷，早就想報一箭之仇。應該說，印度對華仇恨舉世皆知，其軍備武力一直就以中國為假想敵。印度軍方稱「中印十年之內必有一戰」，是實話實說。
日前中印邊界問題特別代表在北京舉行第十四次會晤，與此同時，印度軍方卻在雙方有爭議的藏南地區成立「阿魯納恰爾邦偵察營」，還宣布再向中印邊境增派兩個山地師。印度在與中國接壤的東翼邊境地區部署的軍力多達五個師，規模達到中印兩國差點爆發戰爭的一九八六年和一九八七年的水平。如果龍象共舞，印度又何必頻頻增兵中印邊界呢？
自我麻痹 以己度人
印度不僅在邊界挑釁中國，還積極拉攏越南和日本結成反華同盟。這三國與中國均有領土爭議，背後都有美國黑手指使，都期望在與中國爭鬥時聯手合作，遙相呼應，東西策應，避免單打獨鬥，被中國各個擊破。
當印度將刀架在中國脖子上時，中國仍然大談所謂的「和平友誼」，這實在讓人驚訝。也許有人說，中國這樣做只是故作姿態，是疑兵之計。但事實上，中國目前雖然國力強大，卻是文恬武嬉，根本無心備戰。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捍衞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的力量雖然不斷提高，但決心與意志卻仍然衰弱。
孟子稱，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中國最近幾十年，歌舞昇平，早已忘記國恥和羞辱，漠視邊患和內亂，自以為站在世界的最中央，天朝大國和諧盛世，以敵為友，毫無危機意識，這與清朝的道光、咸豐年間是何其相似！相反，類似印度這些國家，表面與中國虛與委蛇，但實際上虎視眈眈、整軍備戰，無時無刻不在尋找機會與中國一決雌雄。
毛澤東當年曾說過，要丟掉幻想，準備戰鬥。現在的中國自我麻痹，以己度人，以為孔夫子的那套仁義道德真能化干戈為玉帛，放諸四海構建和諧世界。
探針：劉曉波與慈禧太后
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台上那張原應坐着劉曉波的空凳，在符號學上，已代表中共當局的專制、橫蠻，將永載諾貝爾和平獎史冊。當晚，國內互聯網到處都是空凳，還有大量空凳圖片。
兩天後，《南方都市報》頭版也用了一張饒有深意的「亞殘會」圖片──三張空凳前走一群鶴，一名男子伸手攔鶴。「鶴」與「和」同音，加上平伸手掌，意即「空凳的和平獎」。這些空凳，不就是人心所向嗎？
諾貝爾獎頒台、互聯網及《南方都市報》上的空凳，更明白指出，今日的中國，違憲侵犯公民權利，到了何等喪心病狂地步。如果劉曉波「犯罪」被囚而不能出境，那麼，他的妻子劉霞、哥哥弟弟、艾未未、律師莫少平等百多名公民又犯了甚麼罪，被剝奪出境自由及非法禁錮呢？劉曉波無法赴會，就連代表也被禁出國，以致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台上首度要以空凳代替得獎者，不就是對這種無法無天的制度的無情控訴嗎？
劉曉波獲獎，國人本有不同看法，但所有中國人都無法表達支持與否的意見，千篇一律只能閱讀新華社批評劉曉波及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的文章，看外交部發言人姜瑜拙劣的表演。最後，大家只能在網上貼出各種「空凳」支持劉曉波。這不就是對侵犯言論及出版自由的控訴嗎？
那張空凳，也代表着中國人空等百多年的憲政夢。中國人對憲政改革的嘗試，始於一八九八年滿清光緒皇帝，他支持康有為、梁啟超等人推行「戊戌維新」，廢科舉、改官制、裁冗員、開言路及開放新聞自由等，目的就是建立君主立憲政體，惜一百零三天後就被慈禧太后等捍衞「一族專政」的守舊派腰斬。
數年後日本戰勝俄國，大清帝國朝野有識之士危機意識大增，諸侯、士紳及洋人紛紛要求政治改革，慈禧太后迫於壓力，終於同意立憲，並於一九○八年參照日本憲法，頒佈二十三條《欽定憲法大綱》，準備用九年時間，由帝制過渡到君主立憲體制。但滿清一心想保住「一族專政」，追不上民眾求變、求民主的步伐，三年後在辛亥革命徹底覆亡。
百多年前的光緒、康梁，之後的諸侯士紳，甚至慈禧，也明白到憲政改革乃大勢所趨，為何今日廟堂之上的中共要員，執迷不悟？頒獎禮當晚新華社發表署名文章〈公道自在人心〉：「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主持正義的人們心中自有評判是非的標準。」文章批評的雖是諾獎委員會，早年納粹、蘇聯及緬甸軍政府也曾以此抨擊諾貝爾獎，但歷史早已昭示，誰是「得道者」了！
張華
兩天後，《南方都市報》頭版也用了一張饒有深意的「亞殘會」圖片──三張空凳前走一群鶴，一名男子伸手攔鶴。「鶴」與「和」同音，加上平伸手掌，意即「空凳的和平獎」。這些空凳，不就是人心所向嗎？
諾貝爾獎頒台、互聯網及《南方都市報》上的空凳，更明白指出，今日的中國，違憲侵犯公民權利，到了何等喪心病狂地步。如果劉曉波「犯罪」被囚而不能出境，那麼，他的妻子劉霞、哥哥弟弟、艾未未、律師莫少平等百多名公民又犯了甚麼罪，被剝奪出境自由及非法禁錮呢？劉曉波無法赴會，就連代表也被禁出國，以致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台上首度要以空凳代替得獎者，不就是對這種無法無天的制度的無情控訴嗎？
劉曉波獲獎，國人本有不同看法，但所有中國人都無法表達支持與否的意見，千篇一律只能閱讀新華社批評劉曉波及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的文章，看外交部發言人姜瑜拙劣的表演。最後，大家只能在網上貼出各種「空凳」支持劉曉波。這不就是對侵犯言論及出版自由的控訴嗎？
那張空凳，也代表着中國人空等百多年的憲政夢。中國人對憲政改革的嘗試，始於一八九八年滿清光緒皇帝，他支持康有為、梁啟超等人推行「戊戌維新」，廢科舉、改官制、裁冗員、開言路及開放新聞自由等，目的就是建立君主立憲政體，惜一百零三天後就被慈禧太后等捍衞「一族專政」的守舊派腰斬。
數年後日本戰勝俄國，大清帝國朝野有識之士危機意識大增，諸侯、士紳及洋人紛紛要求政治改革，慈禧太后迫於壓力，終於同意立憲，並於一九○八年參照日本憲法，頒佈二十三條《欽定憲法大綱》，準備用九年時間，由帝制過渡到君主立憲體制。但滿清一心想保住「一族專政」，追不上民眾求變、求民主的步伐，三年後在辛亥革命徹底覆亡。
百多年前的光緒、康梁，之後的諸侯士紳，甚至慈禧，也明白到憲政改革乃大勢所趨，為何今日廟堂之上的中共要員，執迷不悟？頒獎禮當晚新華社發表署名文章〈公道自在人心〉：「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主持正義的人們心中自有評判是非的標準。」文章批評的雖是諾獎委員會，早年納粹、蘇聯及緬甸軍政府也曾以此抨擊諾貝爾獎，但歷史早已昭示，誰是「得道者」了！
張華
醫生與國王
一個民族有了奴才這個品種，是沒得救的。
特別是當奴才，上位成功，榮華富貴，就成為下一代仿效的對象。一切教育都白費，小孩漸漸知道，恭侍權貴，要兩手垂立，揣摸主子的心意，一個國家，就從靈魂的深處腐爛起。
英王喬治六世，是英女王伊利沙白二世的父親。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因為他哥哥「不愛江山愛美人」，跟了一個美國婆娘，國王的寶座，由喬治六世臨時頂上。
喬治六世不想當國王，他有自卑感。他的自卑，來自小時候嚴重的口吃病，他生來是左撇子，用左手，但由於皇室的嚴格，他被迫要用右手，喬治從小就心理恐懼，出現了語障症。
喬治實在當不了國王，因為國王是要演說的，像一年一度的國會開幕禮。喬治的口吃，嚴重到私下連一個 King字也說不出來。人山人海的場合，更加成了啞巴。
連一個 King字也說不來，怎麼辦？政府和皇室，為他請語言治療師。找到一個澳洲人，叫做羅克。羅克是語言發音的專家，曾專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退役軍人做過治療──戰爭太慘酷，許多士兵九死一生回來，驚駭得失語──羅克在倫敦著名的哈利街開診所。
有一天，有人來敲他的門，告訴他有一個很特殊的病人，請他緊急幫忙。羅克問是誰，對方說，就是即將登位的新國王喬治。
白金漢宮的人請他進宮。但羅克不答應，他說：就算國王，也不能有特權，他要治病，請他敬移玉步，自己來我的診所，因為口吃的人多有心理障礙，首先要拿他當普通人平等對待。
皇室的人最初不肯，說身份太敏感，還有安全理由，但羅克堅持：如果不答應，就此拉倒。皇室沒辦法，只有讓喬治上門。
羅克發現英王的口吃，只因為呼吸管道問題，教他氣沉丹田，先運用橫膈膜，調理好呼吸，經過六個月沉悶刻板的課程，喬治終於能順暢地說出一個 King字。能不結巴清楚說出自己的身份，就可以登基了。
當太醫，怎可以不進宮，要皇帝出門？在中國，這樣的醫生腦袋早搬了家，當奴才，一要向主子諱疾，二不可拂逆上意，叫主人上門來遷就自己？不可能的，一個國家有沒有明天，看這些小事情，喬治學會了說一個字： King，但他要上醫生的門，而不是醫生三跪九叩的進宮，這一點，就是人權、自由、平等的精神。
(陶傑)
特別是當奴才，上位成功，榮華富貴，就成為下一代仿效的對象。一切教育都白費，小孩漸漸知道，恭侍權貴，要兩手垂立，揣摸主子的心意，一個國家，就從靈魂的深處腐爛起。
英王喬治六世，是英女王伊利沙白二世的父親。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因為他哥哥「不愛江山愛美人」，跟了一個美國婆娘，國王的寶座，由喬治六世臨時頂上。
喬治六世不想當國王，他有自卑感。他的自卑，來自小時候嚴重的口吃病，他生來是左撇子，用左手，但由於皇室的嚴格，他被迫要用右手，喬治從小就心理恐懼，出現了語障症。
喬治實在當不了國王，因為國王是要演說的，像一年一度的國會開幕禮。喬治的口吃，嚴重到私下連一個 King字也說不出來。人山人海的場合，更加成了啞巴。
連一個 King字也說不來，怎麼辦？政府和皇室，為他請語言治療師。找到一個澳洲人，叫做羅克。羅克是語言發音的專家，曾專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退役軍人做過治療──戰爭太慘酷，許多士兵九死一生回來，驚駭得失語──羅克在倫敦著名的哈利街開診所。
有一天，有人來敲他的門，告訴他有一個很特殊的病人，請他緊急幫忙。羅克問是誰，對方說，就是即將登位的新國王喬治。
白金漢宮的人請他進宮。但羅克不答應，他說：就算國王，也不能有特權，他要治病，請他敬移玉步，自己來我的診所，因為口吃的人多有心理障礙，首先要拿他當普通人平等對待。
皇室的人最初不肯，說身份太敏感，還有安全理由，但羅克堅持：如果不答應，就此拉倒。皇室沒辦法，只有讓喬治上門。
羅克發現英王的口吃，只因為呼吸管道問題，教他氣沉丹田，先運用橫膈膜，調理好呼吸，經過六個月沉悶刻板的課程，喬治終於能順暢地說出一個 King字。能不結巴清楚說出自己的身份，就可以登基了。
當太醫，怎可以不進宮，要皇帝出門？在中國，這樣的醫生腦袋早搬了家，當奴才，一要向主子諱疾，二不可拂逆上意，叫主人上門來遷就自己？不可能的，一個國家有沒有明天，看這些小事情，喬治學會了說一個字： King，但他要上醫生的門，而不是醫生三跪九叩的進宮，這一點，就是人權、自由、平等的精神。
(陶傑)
2010-12-15
台灣風景線：人權自由都退步
台灣的兒童與少年做夢都沒有想到，他們竟被拿來當作一群保守落後，威權衝腦的所謂學者專家們限制言論自由的遮羞布。就像所有包括左翼右翼的法西斯國家一樣，永遠拿社會安寧、兒少福利、國家安全、和諧秩序當藉口，進行管制言論自由。
上個月，台灣立法院初審通過《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修正草案，報紙不得刊載描述犯罪細節的文字或圖片。如果三讀通過，連勝文的新聞將只能寫：「連勝文昨晚在為陳鴻源站台助選時遭槍擊臉部，送台大醫院急救中。」完了！至於兇手如何衝上台、如何對連開槍、如何遭到制伏、子彈如何貫穿臉上哪些部位……一概不能描述。這樣的新聞能看嗎？是負責任的新聞報道嗎？對得起閱聽大眾嗎？
約翰甘迺迪總統遭到狙擊喪命時，報紙電視細節報道，電視更是長期一再倒帶重播，美國兒少都成了神經病？殺人狂？都得了創傷症候群？羅拔甘迺迪、列根遇刺、戴安娜王妃車禍死亡……也都被詳盡報道，歐美兒少都成了變態狂？精神病患嗎？有任何數據與理論證實媒體的新聞報道導致兒少模仿行兇、或心靈受創嗎？如果當時的《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按台灣官僚、立委的標準，甘迺迪總統被刺的新聞只能這樣報道：「甘迺迪總統今天在達拉斯遭狙擊頭部死亡」。完了。戴安娜的新聞是：「英國王妃戴安娜與男友開車在隧道中撞車死亡」。完了。
除了《刑法》，「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ＮＣＣ）還可引用《廣電三法》、《個資法》以及《兒少法》來壓迫媒體的言論自由。用四種法律對付言論自由，比中國還多，有臉自稱民主國家嗎？在法條中埋伏「犯罪」、「細節」等地雷，又不加以定義，等待媒體踩到地雷即如獲至寶，罰款禁播，展示威權，算是個甚麼東西？當年美國「五角大廈報告」的越戰秘密被《紐時》曝光，最高法院判媒體獲勝，彰顯言論自由超越國家安全；現在的「維基解密」奧巴馬政府很難控告維基，也基於同樣的理由。國家安全遠比兒少福利重要吧，都不能侵犯言論自由，可惜馬總統就像所有傳統的中國式領導人，對人民的個人的自由人權沒太大興趣，只看重國家集體的具體成果，比如經濟成長率。這點跟中國的領導人完全一樣，認為集體的成果可以合理化統治的正當性，並且可以為壓迫個人找到類似正義的藉口。
台灣民主基金會委託世新大學進行「台灣民主自由人權指標調查」，上周公佈調查結果：在社會領袖菁英部份，給台灣整體人權打六十七分；而一般民眾只打五十六分。其中弱勢人權五十九分，環境權利五十三分，分數最低。弱勢人權中又以外籍配偶的五十五分，外勞五十三分的人權分數最低。此外，司法保障、選舉買票及暴力、政府清廉與效率都不及格。
社會領袖部份的分數（六十七）不太可靠，因為他們都享受有形無形的特權，難知民間疾苦；一般民眾打的分數（五十六）比較可靠。中華人權協會榮譽理事長柴松林也批評政府有違反兩人權公約施行法之虞。他還說：政府管太多，很像共產國家……爭取人權要向統治者爭取，例如集會結社的自由，尤其對外勞、外配的歧視，證明台灣還不是正義社會。
馬當局的迷思是經濟成長決定一切，所以眼裏只有經濟，較少關懷環境、個人權利與各類自由。這種偏頗施政、不對稱施政，即使經濟很好又怎樣？不過成就了一個滿佈地雷、貧富極化的不安社會罷了。
文：卜大中
台灣《蘋果日報》總主筆
上個月，台灣立法院初審通過《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修正草案，報紙不得刊載描述犯罪細節的文字或圖片。如果三讀通過，連勝文的新聞將只能寫：「連勝文昨晚在為陳鴻源站台助選時遭槍擊臉部，送台大醫院急救中。」完了！至於兇手如何衝上台、如何對連開槍、如何遭到制伏、子彈如何貫穿臉上哪些部位……一概不能描述。這樣的新聞能看嗎？是負責任的新聞報道嗎？對得起閱聽大眾嗎？
約翰甘迺迪總統遭到狙擊喪命時，報紙電視細節報道，電視更是長期一再倒帶重播，美國兒少都成了神經病？殺人狂？都得了創傷症候群？羅拔甘迺迪、列根遇刺、戴安娜王妃車禍死亡……也都被詳盡報道，歐美兒少都成了變態狂？精神病患嗎？有任何數據與理論證實媒體的新聞報道導致兒少模仿行兇、或心靈受創嗎？如果當時的《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按台灣官僚、立委的標準，甘迺迪總統被刺的新聞只能這樣報道：「甘迺迪總統今天在達拉斯遭狙擊頭部死亡」。完了。戴安娜的新聞是：「英國王妃戴安娜與男友開車在隧道中撞車死亡」。完了。
除了《刑法》，「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ＮＣＣ）還可引用《廣電三法》、《個資法》以及《兒少法》來壓迫媒體的言論自由。用四種法律對付言論自由，比中國還多，有臉自稱民主國家嗎？在法條中埋伏「犯罪」、「細節」等地雷，又不加以定義，等待媒體踩到地雷即如獲至寶，罰款禁播，展示威權，算是個甚麼東西？當年美國「五角大廈報告」的越戰秘密被《紐時》曝光，最高法院判媒體獲勝，彰顯言論自由超越國家安全；現在的「維基解密」奧巴馬政府很難控告維基，也基於同樣的理由。國家安全遠比兒少福利重要吧，都不能侵犯言論自由，可惜馬總統就像所有傳統的中國式領導人，對人民的個人的自由人權沒太大興趣，只看重國家集體的具體成果，比如經濟成長率。這點跟中國的領導人完全一樣，認為集體的成果可以合理化統治的正當性，並且可以為壓迫個人找到類似正義的藉口。
台灣民主基金會委託世新大學進行「台灣民主自由人權指標調查」，上周公佈調查結果：在社會領袖菁英部份，給台灣整體人權打六十七分；而一般民眾只打五十六分。其中弱勢人權五十九分，環境權利五十三分，分數最低。弱勢人權中又以外籍配偶的五十五分，外勞五十三分的人權分數最低。此外，司法保障、選舉買票及暴力、政府清廉與效率都不及格。
社會領袖部份的分數（六十七）不太可靠，因為他們都享受有形無形的特權，難知民間疾苦；一般民眾打的分數（五十六）比較可靠。中華人權協會榮譽理事長柴松林也批評政府有違反兩人權公約施行法之虞。他還說：政府管太多，很像共產國家……爭取人權要向統治者爭取，例如集會結社的自由，尤其對外勞、外配的歧視，證明台灣還不是正義社會。
馬當局的迷思是經濟成長決定一切，所以眼裏只有經濟，較少關懷環境、個人權利與各類自由。這種偏頗施政、不對稱施政，即使經濟很好又怎樣？不過成就了一個滿佈地雷、貧富極化的不安社會罷了。
文：卜大中
台灣《蘋果日報》總主筆
《時代周報》勒令回收
廣東《時代周報》日前選出結石寶寶之家創辦人趙連海為「有影響力的時代一百人」之一；《南方都市報》在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典禮後，其封面刊出空椅圖片，均觸動廣東省宣傳部門的敏感神經。據悉，當局已下令回收《時代周報》，並整頓報社，而廣東省委書記汪洋亦下令低調處理《南都》。
前日正式出版的《時代周報》，選出「有影響力的時代一百人」，除被中共以「尋釁滋事罪」判處兩年半的趙連海獲選年度民間人士外，劉霞好友、被禁前往挪威參加諾貝爾和平獎的北京電影學院教授崔衞平等亦入選。
由於獲選者均屬敏感人物，故周報出版後遭廣東省宣傳部門勒令回收，該刊物網站上的相關內容及電子版亦統統被刪除。據悉，廣東省委宣傳部一名副部長要求，整頓周報的工作要低調進行，以免引起外界更大的關注。
消息傳出後，網民即時四出搜購《時代周報》，絕大部份網民都買不到，有幸買到的網民稱：「這一期的《時代周報》，你值得擁有！」亦有網民認為當局因為這個專題而被「河蟹」，十分感慨。
《南都》撐劉曉波被整頓
至於在周日（ 12日）在頭版刊登有丹頂鶴、空椅子的《南方都市報》，同樣被當局關切，特別是被境外媒體將圖片解讀為諾貝爾和平獎頒獎禮上、預留給劉曉波的空椅子後，汪洋下令低調處理，避免驚動中央，影響正在廣東舉行的亞殘運。
雖然中國對挪威諾貝爾委員會將和平獎頒予劉曉波表示強烈不滿，一度中斷與挪威所有的商業和外交往來，但是在上周五（ 10日）、即諾貝爾和平獎頒獎禮的同一日，中海油子公司中海油田服務，與挪威國家石油公司簽訂為期五年的開採合約，並且向挪威提供一座先進的石油鑽井平台。報道認為，中國對挪威把和平獎頒給劉曉波的憤怒「顯然是有限的」。
此外，本報日前揭露新華網黑龍江分社女記者顏秉光，數十篇報道均是以自己家人親友做主角事件，引起當局重視，黑龍江分社前日決定，停止顏秉光採訪報道工作，調離記者崗位。
博訊網/新華網/美國之音
不喝牛奶便等死？
大概 7、 8年前，有個朋友知道我不喝牛奶，笑說：不喝牛奶便等死去吧！他是引用當時一個中國醫生說的話，那個醫生提倡國人學習外國人的飲食，把喝牛奶放在第一位。時間過去，這位朋友得了癌症。不敢說他的癌症和每天忠實地喝奶有直接關係，但是美國的坎貝爾博士在他的《中國健康調查報告─膳食與疾病關係的驚人發現》一書上說，牛奶含有蛋白質，但不幸的是，這些蛋白質和產生胰島素的胰腺細胞完全相同。「免疫系統喪失了識別牛奶蛋白質和胰腺細胞的能力，開始攻擊兩者。
在 12到 14歲以下兒童中可以看到，牛奶攝入量越多， I型糖尿病患病率越高。在芬蘭， I型糖尿病的發病率是日本的 36倍。日本是一個以穀類為主的國家。」 1994年美國兒科協會強烈建議：如果家族成員糖尿病比較常見的話，那麼這個家庭中出生的嬰兒最好兩年內不要服用任何牛奶。坎貝爾說：「科學證據令人震驚：動物蛋白，尤其是牛奶蛋白，能顯著增加癌症、心臟病、糖尿病、多發性硬化病、腎結石、骨質疏鬆症、高血壓，白內障和老年癡呆症等。不喝牛奶的民族反而不缺鈣。三十年前中國人很少喝牛奶，特別是農村人口從來不喝牛奶，而缺鈣的情況聞所未聞。八十歲的老農民能挑很重的擔子，腰膀硬朗，骨硬牙堅。
喝牛奶或吃肉食，人的體液、血液變酸性，呈鹼性的鈣元素便從骨頭中被釋放出來，以中和酸性，鈣完成使命後，變成廢物從尿道排出來，鈣就這樣流失了。」
(嚴浩)
在 12到 14歲以下兒童中可以看到，牛奶攝入量越多， I型糖尿病患病率越高。在芬蘭， I型糖尿病的發病率是日本的 36倍。日本是一個以穀類為主的國家。」 1994年美國兒科協會強烈建議：如果家族成員糖尿病比較常見的話，那麼這個家庭中出生的嬰兒最好兩年內不要服用任何牛奶。坎貝爾說：「科學證據令人震驚：動物蛋白，尤其是牛奶蛋白，能顯著增加癌症、心臟病、糖尿病、多發性硬化病、腎結石、骨質疏鬆症、高血壓，白內障和老年癡呆症等。不喝牛奶的民族反而不缺鈣。三十年前中國人很少喝牛奶，特別是農村人口從來不喝牛奶，而缺鈣的情況聞所未聞。八十歲的老農民能挑很重的擔子，腰膀硬朗，骨硬牙堅。
喝牛奶或吃肉食，人的體液、血液變酸性，呈鹼性的鈣元素便從骨頭中被釋放出來，以中和酸性，鈣完成使命後，變成廢物從尿道排出來，鈣就這樣流失了。」
(嚴浩)
C觀點 - 施永青 - 從英國大學加費想起
英國政府為了削減財政赤字，決定大幅削減對大學的撥款，以致大學不得不大幅增加對學生的收費。有些大學，加幅高達兩倍，這叫一般家庭如何承擔得起？因此，學生在示威抗議時，行為比較激烈，不但與警方爆發了衝突，連誤闖示威區的皇室人員的汽車也給砸了。英國政府決定對暴動的學生作刑事檢控。事件令我聯想起很多問題。
(一)英國政府已著手以實際行動──減少開支去削赤，但同樣財赤嚴重的美國，卻寧願大印鈔票，也不肯增加徵稅，究竟哪種方法更負責任？
(二)亞洲金融風暴時，韓國所受打擊很大，但韓國人民沒有暴動，反而把家裏的金飾也拿出來獻給國家。當其時，我剛好有機會去首爾出席一個會議，深夜仍見到學生，冒著寒風在地鐵站門口，賣自製的糕點，以幫補家計。我見她手上仍拿著一本書，沒有生意時，不忘溫習功課。當時我深受感動。我心想，韓國有這樣的人民，國家應該很快會恢復元氣。事實證明，韓國在金融風暴之後，經濟復甦得很快，已追貼了日本。我不明白，為何西方國家的人民會這樣不理性，明知國家欠債纍纍，仍要求政府維持高開支？這樣發展下去，將如何收拾呢？
(三)英國政府為甚麼選擇先向大學開刀呢？香港的輿論不是認為大學撥款是最不應削減的開支嗎？英國一削就削這麼多，不怕對社會有不良影響嗎？
(四)從電視直播畫面所見，英國警方在對付示威者時的表現，遠不如香港警方克制，予人有刻意令衝突升溫的感覺。事後，警方更表態會對學生作刑事調查，有意秋後算帳。英國政府是否已下定決心，要以嚴厲的手段把學生的不滿壓下去？
(五)英國大學生的處境，令我覺得香港的大學生身在福中不知福。世上並非所有的政府都有能力供子民上學。香港的大學生，不用任何審查已可借到低息貸款，但大學生仍埋怨一畢業就欠下一筆債，害得他們沒法儲首期買樓，前途無望。他們認為學生貸款應該可以不用計息，在特殊的環境下，甚至可以一筆勾銷。
想不到竟有輿論同情大學生的這種想法，借了社會的錢怎可以不還？這樣不負責任的大學生，將來怎有條件支撐我們的社會？靠這樣的大學生，我們的下一代可能真的再沒有低息貸款可借。
(六)我接觸過一些大學生，以他們的程度，我真不明白他們是怎樣升上去的？大學是否為了填滿學位，就甚麼水平的學生都收？用公帑勉強供他們讀到畢業，真的可以當已為社會培養了人才嗎？我擔心，花了這樣多錢的效果，只是在統計上提升了能入讀大學的學生比例，並令社會上多了一批自以為有大學資歷，不再甘心做基層工作的大學生。這對社會有甚麼好處？我寧願大學對收生的標準有一定的要求，這樣雖然令大學難入一點，但學生應會更珍惜入大學的機會。
(一)英國政府已著手以實際行動──減少開支去削赤，但同樣財赤嚴重的美國，卻寧願大印鈔票，也不肯增加徵稅，究竟哪種方法更負責任？
(二)亞洲金融風暴時，韓國所受打擊很大，但韓國人民沒有暴動，反而把家裏的金飾也拿出來獻給國家。當其時，我剛好有機會去首爾出席一個會議，深夜仍見到學生，冒著寒風在地鐵站門口，賣自製的糕點，以幫補家計。我見她手上仍拿著一本書，沒有生意時，不忘溫習功課。當時我深受感動。我心想，韓國有這樣的人民，國家應該很快會恢復元氣。事實證明，韓國在金融風暴之後，經濟復甦得很快，已追貼了日本。我不明白，為何西方國家的人民會這樣不理性，明知國家欠債纍纍，仍要求政府維持高開支？這樣發展下去，將如何收拾呢？
(三)英國政府為甚麼選擇先向大學開刀呢？香港的輿論不是認為大學撥款是最不應削減的開支嗎？英國一削就削這麼多，不怕對社會有不良影響嗎？
(四)從電視直播畫面所見，英國警方在對付示威者時的表現，遠不如香港警方克制，予人有刻意令衝突升溫的感覺。事後，警方更表態會對學生作刑事調查，有意秋後算帳。英國政府是否已下定決心，要以嚴厲的手段把學生的不滿壓下去？
(五)英國大學生的處境，令我覺得香港的大學生身在福中不知福。世上並非所有的政府都有能力供子民上學。香港的大學生，不用任何審查已可借到低息貸款，但大學生仍埋怨一畢業就欠下一筆債，害得他們沒法儲首期買樓，前途無望。他們認為學生貸款應該可以不用計息，在特殊的環境下，甚至可以一筆勾銷。
想不到竟有輿論同情大學生的這種想法，借了社會的錢怎可以不還？這樣不負責任的大學生，將來怎有條件支撐我們的社會？靠這樣的大學生，我們的下一代可能真的再沒有低息貸款可借。
(六)我接觸過一些大學生，以他們的程度，我真不明白他們是怎樣升上去的？大學是否為了填滿學位，就甚麼水平的學生都收？用公帑勉強供他們讀到畢業，真的可以當已為社會培養了人才嗎？我擔心，花了這樣多錢的效果，只是在統計上提升了能入讀大學的學生比例，並令社會上多了一批自以為有大學資歷，不再甘心做基層工作的大學生。這對社會有甚麼好處？我寧願大學對收生的標準有一定的要求，這樣雖然令大學難入一點，但學生應會更珍惜入大學的機會。
2010-12-14
書信結尾
問：從前讀書，學過英文書信結尾的 Yours sincerely和 Yours faithfully用法不同，但 Yours truly卻是怎樣用的？又為什麼不說 Your而說 Yours？
答：從前書信的寫法，是信件以 Dear Sir/ Madam開始，就以 Yours faithfully作結，表示雙方沒有任何交情；以 Dear Mr Lee/ Mrs Lee等開始，就以 Yours truly作結，表示雙方有點認識；以 Dear Tom/ Mary等開始，則以 Yours sincerely作結，表示雙方十分稔熟。 Yours very truly比 Yours truly客氣一點， Yours very sincerely則比 Yours sincerely親切一點。
不過，今天很多人不喜歡拘謹的形式，上述書信規則漸見廢棄。例如商務公函往往以 Yours sincerely作結，即使寫信人和收信人沒有半點交情，即使信件內容是「再不付帳就法庭相見」，都不例外。換言之，書信下款今天一般都可用 Yours sincerely帶出。有些人甚至只用 Best wishes、 Warm regards等表示「祝好」、「問候」的字眼，連 Yours sincerely等都略去。這寫法，今天的電郵最為常見。
不過，致宗教人物、使節、法官等的正式公函，結束語有其特定寫法，不宜隨便用 Yours sincerely取代。而致「讀者來鴻」版編輯的信件，多數還是用 Yours faithfully作結。至於 Yours faithfully等，其實是 I am faithfully your servant等的簡寫，正如 I am not your girl（我不是你的女人）可略作 I am not yours。所以 Yours faithfully/ sincerely不可改作 Your faithfully/ sincerely。
(古德明)
答：從前書信的寫法，是信件以 Dear Sir/ Madam開始，就以 Yours faithfully作結，表示雙方沒有任何交情；以 Dear Mr Lee/ Mrs Lee等開始，就以 Yours truly作結，表示雙方有點認識；以 Dear Tom/ Mary等開始，則以 Yours sincerely作結，表示雙方十分稔熟。 Yours very truly比 Yours truly客氣一點， Yours very sincerely則比 Yours sincerely親切一點。
不過，今天很多人不喜歡拘謹的形式，上述書信規則漸見廢棄。例如商務公函往往以 Yours sincerely作結，即使寫信人和收信人沒有半點交情，即使信件內容是「再不付帳就法庭相見」，都不例外。換言之，書信下款今天一般都可用 Yours sincerely帶出。有些人甚至只用 Best wishes、 Warm regards等表示「祝好」、「問候」的字眼，連 Yours sincerely等都略去。這寫法，今天的電郵最為常見。
不過，致宗教人物、使節、法官等的正式公函，結束語有其特定寫法，不宜隨便用 Yours sincerely取代。而致「讀者來鴻」版編輯的信件，多數還是用 Yours faithfully作結。至於 Yours faithfully等，其實是 I am faithfully your servant等的簡寫，正如 I am not your girl（我不是你的女人）可略作 I am not yours。所以 Yours faithfully/ sincerely不可改作 Your faithfully/ sincerely。
(古德明)
C觀點 - 施永青 - 中原指數為何繼續升
政府推出以徵收額外印花稅去打擊樓宇炒賣的政策後，樓市明顯冷卻下來，傳媒上更充斥著炒家削價求售的成交案例。據地產代理的反映，市場上的成交量跌了超過百分之五十，個別地區更高達百分之八十。生意量的劇跌，令部分代理揚言會組織遊行向政府請願，希望政府能把措施調校得溫和一些，以免斷了他們的生計。
市民看到以上的情況，心中都覺得政府今次的措施該已有效用了。期望很快就可以看到樓價全面下跌，令他們有機會入市買平樓了。然而，反映二手樓價的中原地市領先指數，在措施公布後仍連升了三個星期，這究竟是甚麼原因呢？
首先，讀者必須明白，「中原城市指數」是以實際成交為基礎，經過科學方法統計出來的加權指數。我們的統計方式與背後理念是一貫的。城市大學的教授們對如何計算「中原城市指數」，在網頁裏有清楚的解釋，有興趣的讀者可上網一看。因此，我們的指數是不會受市場的情緒所影響的，亦不會為政府的施政所需而服務。除了成交數據，再沒有其他因素足以影響中原城市指數。它是絕對可以反映真正市況的。
相反，傳媒上的成交案例，卻是編採部門刻意地挑選出來的。當記者覺得政府的措施應該起作用的時候，他們就不自覺地會找一些偏低的成交紀錄去印證自己的觀察。這種以偏概全的報道方式，很容易令我們對實際的市況產生錯覺。中原城市指數正好以科學的統計方式，補充了抽樣報道的不足。
當我發覺最近公布的中原城市領先指數與市場的預期不一致的時候，我曾親自致電不同分行的前線工作同事作廣泛的了解。我發覺市場上的確存在著一些低價的成交，但並非主流；大多數業主的心態都沒有因新政策而軟弱下來，如果業主是用家的話，他們擔心賣了樓之後，不一定可以用同等的價錢，買到其他更適用的樓宇。當業主是投資者的時候，他們又覺得把賣樓得來的錢放在銀行幾乎沒有利息收，還是收租的回報較吸引。
因此，那些以為市場上會有平樓買的人都很失望。他們很快已發現，賣方市場的基本形勢並沒有怎樣改變，急於套現的「筍盤」，在措施公布之後的頭二十天裏已經消耗得七七八八，等下去可能會愈等愈貴。
我並不是想說政府的新措施沒有效用，這些措施在遏抑投機活動方面仍是十分有效的，但今次樓價上升並非全是炒家造成的，所以沒有炒家不等於樓價就不會繼續升。今次樓價上升的主要原因有兩大方面：第一個是美國推行寬鬆的貨幣政策，令與美元掛鈎的港元不得不跟隨美元貶值，有資金的人只好投資實物求自保。第二個是內地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先富起來的人都來香港買樓，以致政府再增加供應，也不易滿足他們的胃口。這兩大問題都不是特區政府可以輕易解決的。
市民看到以上的情況，心中都覺得政府今次的措施該已有效用了。期望很快就可以看到樓價全面下跌，令他們有機會入市買平樓了。然而，反映二手樓價的中原地市領先指數，在措施公布後仍連升了三個星期，這究竟是甚麼原因呢？
首先，讀者必須明白，「中原城市指數」是以實際成交為基礎，經過科學方法統計出來的加權指數。我們的統計方式與背後理念是一貫的。城市大學的教授們對如何計算「中原城市指數」，在網頁裏有清楚的解釋，有興趣的讀者可上網一看。因此，我們的指數是不會受市場的情緒所影響的，亦不會為政府的施政所需而服務。除了成交數據，再沒有其他因素足以影響中原城市指數。它是絕對可以反映真正市況的。
相反，傳媒上的成交案例，卻是編採部門刻意地挑選出來的。當記者覺得政府的措施應該起作用的時候，他們就不自覺地會找一些偏低的成交紀錄去印證自己的觀察。這種以偏概全的報道方式，很容易令我們對實際的市況產生錯覺。中原城市指數正好以科學的統計方式，補充了抽樣報道的不足。
當我發覺最近公布的中原城市領先指數與市場的預期不一致的時候，我曾親自致電不同分行的前線工作同事作廣泛的了解。我發覺市場上的確存在著一些低價的成交，但並非主流；大多數業主的心態都沒有因新政策而軟弱下來，如果業主是用家的話，他們擔心賣了樓之後，不一定可以用同等的價錢，買到其他更適用的樓宇。當業主是投資者的時候，他們又覺得把賣樓得來的錢放在銀行幾乎沒有利息收，還是收租的回報較吸引。
因此，那些以為市場上會有平樓買的人都很失望。他們很快已發現，賣方市場的基本形勢並沒有怎樣改變，急於套現的「筍盤」，在措施公布之後的頭二十天裏已經消耗得七七八八，等下去可能會愈等愈貴。
我並不是想說政府的新措施沒有效用，這些措施在遏抑投機活動方面仍是十分有效的，但今次樓價上升並非全是炒家造成的，所以沒有炒家不等於樓價就不會繼續升。今次樓價上升的主要原因有兩大方面：第一個是美國推行寬鬆的貨幣政策，令與美元掛鈎的港元不得不跟隨美元貶值，有資金的人只好投資實物求自保。第二個是內地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先富起來的人都來香港買樓，以致政府再增加供應，也不易滿足他們的胃口。這兩大問題都不是特區政府可以輕易解決的。
2010-12-13
劉曉波的文章：我沒有敵人。
挪威著名女演員烏曼在2010年12月10日在挪威奧斯陸市政廳舉行的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儀式上充滿激情地朗誦了
之前挪威諾貝爾委員會主席亞格蘭德發言向劉曉波授獎。發言後亞格蘭德把和平獎獎章和證書放在劉曉波的空椅子上。
劉曉波：我沒有敵人— 我的最後陳述（2009年12月23日）
在我已過半百的人生道路上，1989年6月是我生命的重大轉折時刻。那之前，我是文革後恢復高考的第一屆大學生（七七級），從學士到碩士再到博士，我的讀書生涯是一帆風順，畢業後留在北京師範大學任教。在講台上，我是一名頗受學生歡迎的教師。同時，我又是一名公共知識分子，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發表過引起轟動的文章與著作，經常受邀去各地演講，還應歐美國家之邀出國做訪問學者。我給自己提出的要求是：無論做人還是為文，都要活得誠實、負責、有尊嚴。那之後，因從美國回來參加八九運動，我被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投入監獄，也失去了我酷愛的講台，再也不能在國內發表文章和演講。僅僅因為發表不同政見和參加和平民主運動，一名教師就失去了講台，一個作家就失去了發表的權利，一位公共知識人就失去公開演講的機會，這，無論之於我個人還是之於改革開放已經三十年的中國，都是一種悲哀。
想起來，六•四後我最富有戲劇性的經歷，居然都與法庭相關；我兩次面對公眾講話的機會都是北京市中級法院的開庭提供的，一次是1991年1月，一次是現在。雖然兩次被指控的罪名不同，但其實質基本相同，皆是因言獲罪。
二十年過去了，六•四冤魂還未瞑目，被六•四情結引向持不同政見者之路的我，在1991年走出秦城監獄之後，就失去了在自己的祖國公開發言的權利，而只能通過境外媒體發言，並因此而被長年監控，被監視居住（1995年5月-1996年1月），被勞動教養（1996年10月-1999年10月），現在又再次被政權的敵人意識推上了被告席，但我仍然要對這個剝奪我自由的政權說，我堅守著二十年前我在《六•二絕食宣言》中所表達的信念——我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所有監控過我，捉捕過我、審訊過我的警察，起訴過我的檢察官，判決過我的法官，都不是我的敵人。雖然我無法接受你們的監控、逮捕、起訴和判決，但我尊重你的職業與人格，包括現在代表控方起訴我的張榮革和潘雪晴兩位檢察官。在12月3日兩位對我的詢問中，我能感到你們的尊重和誠意。
因為，仇恨會腐蝕一個人的智慧和良知，敵人意識將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煽動起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毀掉一個社會的寬容和人性，阻礙一個國家走向自由民主的進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夠超越個人的遭遇來看待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以最大的善意對待政權的敵意，以愛化解恨。
眾所周知，是改革開放帶來了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在我看來，改革開放始於放棄毛時代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執政方針。轉而致力於經濟發展和社會和諧。放棄「鬥爭哲學」的過程也是逐步淡化敵人意識、消除仇恨心理的過程，是一個擠掉浸入人性之中的「狼奶」的過程。正是這一進程，為改革開放提供了一個寬鬆的國內外環境，為恢復人與人之間的互愛，為不同利益不同價值的和平共處提供了柔軟的人性土壤，從而為國人的創造力之迸發和愛心之恢復提供了符合人性的激勵。可以說，對外放棄「反帝反修」，對內放棄「階級鬥爭」，是中國的改革開放得以持續至今的基本前提。經濟走向市場，文化趨於多元，秩序逐漸法治，皆受益於「 敵人意識」的淡化。即使在進步最為緩慢的政治領域，敵人意識的淡化也讓政權對社會的多元化有了日益擴大的包容性，對不同政見者的迫害之力度也大幅度下降，對八九運動的定性也由「動暴亂」改為「政治風波」。敵人意識的淡化讓政權逐步接受了人權的普世性，1998年，中國政府向世界做出簽署聯合國的兩大國際人權公約的承諾，標誌著中國對普世人權標準的承認；2004年，全國人大修憲首次把「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進了憲法，標誌著人權已經成為中國法治的根本原則之一。與此同時，現政權又提出「以人為本」、「創建和諧社會」，標誌著中共執政理念的進步。
這些宏觀方面的進步，也能從我被捕以來的親身經歷中感受到。
儘管我堅持認為自己無罪，對我的指控是違憲的，但在我失去自由的一年多時間裏，先後經歷了兩個關押地點、四位預審警官、三位檢察官、二位法官，他們的辦案，沒有不尊重，沒有超時，沒有逼供。他們的態度平和、理性，且時時流露出善意。6月23日，我被從監視居住處轉到北京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簡稱「北看 」。在北看的半年時間裏，我看到了監管上的進步。
1996年，我曾在老北看（半步橋）呆過，與十幾年前半步橋時的北看相比，現在的北看，在硬件設施和軟件管理上都有了極大的改善。特別是北看首創的人性化管理，在尊重在押人員的權利和人格的基礎上，將柔性化的管理落實到管教們的一言一行中，體現在「溫馨廣播」、「悔悟」雜誌、飯前音樂、起床睡覺的音樂中，這種管理，讓在押人員感到了尊嚴與溫暖，激發了他們維持監室秩序和反對牢頭獄霸的自覺性，不但為在押人員提供了人性化的生活環境，也極大地改善了在押人員的訴訟環境和心態，我與主管我所在監室的劉崢管教有著近距離的接觸，他對在押人員的尊重和關心，體現在管理的每個細節中，滲透到他的一言一行中，讓人感到溫暖。結識這位真誠、正直、負責、善心的劉管教，也可以算作我在北看的幸運吧。
正是基於這樣的信念和親歷，我堅信中國的政治進步不會停止，我對未來自由中國的降臨充滿樂觀的期待，因為任何力量也無法阻攔心向自由的人性慾求，中國終將變成人權至上的法治國。我也期待這樣的進步能體現在此案的審理中，期待合議庭的公正裁決——經得起歷史檢驗的裁決。
如果讓我說出這二十年來最幸運的經歷，那就是得到了我的妻子劉霞的無私的愛。今天，我妻子無法到庭旁聽，但我還是要對你說，親愛的，我堅信你對我的愛將一如既往。這麼多年來，在我的無自由的生活中，我們的愛飽含著外在環境所強加的苦澀，但回味起來依然無窮。我在有形的監獄中服刑，你在無形的心獄中等待，你的愛，就是超越高牆、穿透鐵窗的陽光，扶摸我的每寸皮膚，溫暖我的每個細胞，讓我始終保有內心的平和、坦蕩與明亮，讓獄中的每分鐘都充滿意義。而我對你的愛，充滿了負疚和歉意，有時沉重得讓我腳步蹣跚。我是荒野中的頑石，任由狂風暴雨的抽打，冷得讓人不敢觸碰。但我的愛是堅硬的、鋒利的，可以穿透任何阻礙。即使我被碾成粉末，我也會用灰燼擁抱你。
親愛的，有你的愛，我就會坦然面對即將到來的審判，無悔於自己的選擇，樂觀地期待著明天。我期待我的國家是一片可以自由表達的土地，在這裏，每一位國民的發言都會得到同等的善待；在這裏，不同的價值、思想、信仰、政見……既相互競爭又和平共處；在這裏，多數的意見和少數的儀意見都會得到平等的保障，特別是那些不同於當權者的政見將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護；在這裏，所有的政見都將攤在陽光下接受民眾的選擇，每個國民都能毫無恐懼地發表政見，決不會因發表不同政見而遭受政治迫害；我期待，我將是中國綿綿不絕的文字獄的最後一個受害者，從此之後不再有人因言獲罪。
表達自由，人權之基，人性之本，真理之母。封殺言論自由，踐踏人權，窒息人性，壓抑真理。
為踐行憲法賦予的言論自由之權利，當盡到一個中國公民的社會責任，我的所作所為無罪，即便為此被指控，也無怨言。
謝謝各位！
之前挪威諾貝爾委員會主席亞格蘭德發言向劉曉波授獎。發言後亞格蘭德把和平獎獎章和證書放在劉曉波的空椅子上。
劉曉波：我沒有敵人— 我的最後陳述（2009年12月23日）
在我已過半百的人生道路上，1989年6月是我生命的重大轉折時刻。那之前，我是文革後恢復高考的第一屆大學生（七七級），從學士到碩士再到博士，我的讀書生涯是一帆風順，畢業後留在北京師範大學任教。在講台上，我是一名頗受學生歡迎的教師。同時，我又是一名公共知識分子，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發表過引起轟動的文章與著作，經常受邀去各地演講，還應歐美國家之邀出國做訪問學者。我給自己提出的要求是：無論做人還是為文，都要活得誠實、負責、有尊嚴。那之後，因從美國回來參加八九運動，我被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投入監獄，也失去了我酷愛的講台，再也不能在國內發表文章和演講。僅僅因為發表不同政見和參加和平民主運動，一名教師就失去了講台，一個作家就失去了發表的權利，一位公共知識人就失去公開演講的機會，這，無論之於我個人還是之於改革開放已經三十年的中國，都是一種悲哀。
想起來，六•四後我最富有戲劇性的經歷，居然都與法庭相關；我兩次面對公眾講話的機會都是北京市中級法院的開庭提供的，一次是1991年1月，一次是現在。雖然兩次被指控的罪名不同，但其實質基本相同，皆是因言獲罪。
二十年過去了，六•四冤魂還未瞑目，被六•四情結引向持不同政見者之路的我，在1991年走出秦城監獄之後，就失去了在自己的祖國公開發言的權利，而只能通過境外媒體發言，並因此而被長年監控，被監視居住（1995年5月-1996年1月），被勞動教養（1996年10月-1999年10月），現在又再次被政權的敵人意識推上了被告席，但我仍然要對這個剝奪我自由的政權說，我堅守著二十年前我在《六•二絕食宣言》中所表達的信念——我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所有監控過我，捉捕過我、審訊過我的警察，起訴過我的檢察官，判決過我的法官，都不是我的敵人。雖然我無法接受你們的監控、逮捕、起訴和判決，但我尊重你的職業與人格，包括現在代表控方起訴我的張榮革和潘雪晴兩位檢察官。在12月3日兩位對我的詢問中，我能感到你們的尊重和誠意。
因為，仇恨會腐蝕一個人的智慧和良知，敵人意識將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煽動起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毀掉一個社會的寬容和人性，阻礙一個國家走向自由民主的進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夠超越個人的遭遇來看待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以最大的善意對待政權的敵意，以愛化解恨。
眾所周知，是改革開放帶來了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在我看來，改革開放始於放棄毛時代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執政方針。轉而致力於經濟發展和社會和諧。放棄「鬥爭哲學」的過程也是逐步淡化敵人意識、消除仇恨心理的過程，是一個擠掉浸入人性之中的「狼奶」的過程。正是這一進程，為改革開放提供了一個寬鬆的國內外環境，為恢復人與人之間的互愛，為不同利益不同價值的和平共處提供了柔軟的人性土壤，從而為國人的創造力之迸發和愛心之恢復提供了符合人性的激勵。可以說，對外放棄「反帝反修」，對內放棄「階級鬥爭」，是中國的改革開放得以持續至今的基本前提。經濟走向市場，文化趨於多元，秩序逐漸法治，皆受益於「 敵人意識」的淡化。即使在進步最為緩慢的政治領域，敵人意識的淡化也讓政權對社會的多元化有了日益擴大的包容性，對不同政見者的迫害之力度也大幅度下降，對八九運動的定性也由「動暴亂」改為「政治風波」。敵人意識的淡化讓政權逐步接受了人權的普世性，1998年，中國政府向世界做出簽署聯合國的兩大國際人權公約的承諾，標誌著中國對普世人權標準的承認；2004年，全國人大修憲首次把「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進了憲法，標誌著人權已經成為中國法治的根本原則之一。與此同時，現政權又提出「以人為本」、「創建和諧社會」，標誌著中共執政理念的進步。
這些宏觀方面的進步，也能從我被捕以來的親身經歷中感受到。
儘管我堅持認為自己無罪，對我的指控是違憲的，但在我失去自由的一年多時間裏，先後經歷了兩個關押地點、四位預審警官、三位檢察官、二位法官，他們的辦案，沒有不尊重，沒有超時，沒有逼供。他們的態度平和、理性，且時時流露出善意。6月23日，我被從監視居住處轉到北京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簡稱「北看 」。在北看的半年時間裏，我看到了監管上的進步。
1996年，我曾在老北看（半步橋）呆過，與十幾年前半步橋時的北看相比，現在的北看，在硬件設施和軟件管理上都有了極大的改善。特別是北看首創的人性化管理，在尊重在押人員的權利和人格的基礎上，將柔性化的管理落實到管教們的一言一行中，體現在「溫馨廣播」、「悔悟」雜誌、飯前音樂、起床睡覺的音樂中，這種管理，讓在押人員感到了尊嚴與溫暖，激發了他們維持監室秩序和反對牢頭獄霸的自覺性，不但為在押人員提供了人性化的生活環境，也極大地改善了在押人員的訴訟環境和心態，我與主管我所在監室的劉崢管教有著近距離的接觸，他對在押人員的尊重和關心，體現在管理的每個細節中，滲透到他的一言一行中，讓人感到溫暖。結識這位真誠、正直、負責、善心的劉管教，也可以算作我在北看的幸運吧。
正是基於這樣的信念和親歷，我堅信中國的政治進步不會停止，我對未來自由中國的降臨充滿樂觀的期待，因為任何力量也無法阻攔心向自由的人性慾求，中國終將變成人權至上的法治國。我也期待這樣的進步能體現在此案的審理中，期待合議庭的公正裁決——經得起歷史檢驗的裁決。
如果讓我說出這二十年來最幸運的經歷，那就是得到了我的妻子劉霞的無私的愛。今天，我妻子無法到庭旁聽，但我還是要對你說，親愛的，我堅信你對我的愛將一如既往。這麼多年來，在我的無自由的生活中，我們的愛飽含著外在環境所強加的苦澀，但回味起來依然無窮。我在有形的監獄中服刑，你在無形的心獄中等待，你的愛，就是超越高牆、穿透鐵窗的陽光，扶摸我的每寸皮膚，溫暖我的每個細胞，讓我始終保有內心的平和、坦蕩與明亮，讓獄中的每分鐘都充滿意義。而我對你的愛，充滿了負疚和歉意，有時沉重得讓我腳步蹣跚。我是荒野中的頑石，任由狂風暴雨的抽打，冷得讓人不敢觸碰。但我的愛是堅硬的、鋒利的，可以穿透任何阻礙。即使我被碾成粉末，我也會用灰燼擁抱你。
親愛的，有你的愛，我就會坦然面對即將到來的審判，無悔於自己的選擇，樂觀地期待著明天。我期待我的國家是一片可以自由表達的土地，在這裏，每一位國民的發言都會得到同等的善待；在這裏，不同的價值、思想、信仰、政見……既相互競爭又和平共處；在這裏，多數的意見和少數的儀意見都會得到平等的保障，特別是那些不同於當權者的政見將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護；在這裏，所有的政見都將攤在陽光下接受民眾的選擇，每個國民都能毫無恐懼地發表政見，決不會因發表不同政見而遭受政治迫害；我期待，我將是中國綿綿不絕的文字獄的最後一個受害者，從此之後不再有人因言獲罪。
表達自由，人權之基，人性之本，真理之母。封殺言論自由，踐踏人權，窒息人性，壓抑真理。
為踐行憲法賦予的言論自由之權利，當盡到一個中國公民的社會責任，我的所作所為無罪，即便為此被指控，也無怨言。
謝謝各位！
Award Ceremony Speech
Presentation Speech by Thorbjørn Jagland, Chairman of the Norwegian Nobel Committee, Oslo, 10 December 2010.
Your Majesties, Excellencies,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Norwegian Nobel Committee has decided to award the Nobel Peace Prize for 2010 to Liu Xiaobo for his long and non-violent struggle for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in China. The Norwegian Nobel Committee has long believed that there is a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human rights and peace. Such rights are a prerequisite for the "fraternity between nations" of which Alfred Nobel wrote in his will."
This was the first paragraph of the Norwegian Nobel Committee’s announcement on the 8th of October of the award of this year’s Peace Prize.
We regret that the Laureate is not present here today. He is in isolation in a prison in north-east China. Nor can the Laureate’s wife Liu Xia or his closest relatives be here with us. No medal or diploma will therefore be presented here today.
This fact alone shows that the award was necessary and appropriate. We congratulate Liu Xiaobo on this year’s Peace Prize.
There have been a number of previous occasions when the Laureate has been prevented from attending. This has in fact been the case with several awards which have proved in the light of history to have been most significant and honourable. Even when the Laureate has come, he or she has several times been severely condemned by the authorities of his or her own country.
There was a great deal of trouble in 1935, when the Committee gave the award to Carl von Ossietzky. Hitler was furious, and prohibited all Germans from accepting any Nobel Prize. King Haakon did not attend the ceremony. Ossietzky did not come to Oslo, and died a little over a year later.
There was considerable outrage in Moscow when Andrej Sakharov received his Prize in 1975. He, too, was prevented from receiving the award in person. He sent his wife. The same thing happened to Lech Walesa in 1983. The Burmese authorities were furious when Aung San Suu Kyi received the Peace Prize in 1991. Once again, the Laureate could not come to Oslo.
In 2003, Shirin Ebadi received the Nobel Peace Prize. She came. Much could be said of the reaction of the Iranian authorities, but the Iranian Ambassador did in fact attend the ceremony.
The Norwegian Nobel Committee has given four Prizes to South Africa. All the Laureates came to Oslo, but the awards to Albert Lutuli in 1960 and to Desmond Tutu in 1984 provoked great outrage in the apartheid regime in South Africa, before the applause broke out thanks to the awards to Nelson Mandela and F.W. de Klerk in 1993.
The point of these awards has of course never been to offend anyone. The Nobel Committee’s intention has been to say something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rights, democracy and peace. And it has been important to remind the world that the rights so widely enjoyed today were fought for and won by persons who took great risks.
They did so for others. That is why Liu Xiaobo deserves our support.
Although none of the Committee’s members have ever met Liu, we feel that we know him. We have studied him closely over a long period of time.
Liu was born on the 28th of December 1955 in Changchun in China’s Jilin province. He took a Bachelor’s degree in literature at Jilin University, and a Master’s degree and a PhD at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where he also taught. Stays abroad included visits to Oslo, Hawaii, and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In 1989 he returned home to take part in the dawning democracy movement. On the 2nd of June he and some friends started a hunger strike on Tiananmen Square to protest against the state of emergency that had been declared. They issued a six-point democratic manifesto, written by Liu, opposing dictatorship and in favour of democracy. Liu was opposed to any physical struggle against the authorities on the part of the students; he tried to find a peaceful solution to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students and the government. Non-violence was already figuring prominently in his message. On the 4th of June he and his friends tried to prevent a clash between the army and the students. He was only partially successful. Many lives were lost, most of them outside Tiananmen Square.
Liu has told his wife that he would like this year’s Peace Prize to be dedicated to "the lost souls from the 4th of June." It is a pleasure for us to fulfil his wish.
Liu has said that "The greatness of non-violent resistance is that even as man is faced with forceful tyranny and the resulting suffering, the victim responds to hate with love, to prejudice with tolerance, to arrogance with humility, to humiliation with dignity, and to violence with reason."
Tiananmen became a turning-point in Liu’s life.
In 1996, Liu was sentenced to three years in a labour camp for "rumour-mongering and slander." He was president of the independent Chinese PEN-centre from 2003 to 2007. Liu has written nearly 800 essays, 499 of them since 2005. He was one of the chief architects behind Charter 08, which was made known on the 10th of December 2008, which was, in the words of the document’s Preamble, on the occasion of "the one hundredth anniversary of China’s first Constitution,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the birth of the Democracy Wall, and the 10th anniversary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signa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Charter 08 defends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and has in due course been signed by several thousand persons both in China itself and abroad.
On the 25th of December 2009, Liu was sentenced to 11 years’ imprisonment and two years’ loss of political rights for, in the words of the sentence, "incitement to the overthrow of the state power and socialist system and the people’s democratic dictatorship." Liu has consistently claimed that the sentence violates both China’s own constitution and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There are many dissidents in China, and their opinions differ on many points. The severe punishment imposed on Liu made him more than a central spokesman for human rights. Practically overnight, he became the very symbol, both in China and internationally, of the struggle for such rights in China.
Your Majesties, ladies and gentlemen,
During the cold war,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peace and human rights were disputed.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however, peace researchers and political scientists have almost without exception underlined how close those connections are. This is, allegedly, one of the most "robust" findings they have arrived at. Democracies may go to war against dictatorships, and have certainly waged colonial wars, but there is, apparently, not a single example of a democracy having gone to war against another democracy.
The deeper "fraternity between nations" which Alfred Nobel mentions in his will, and which is a prerequisite for real peace, can hardly be created without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There are scarcely any examples in world history of a great power achieving such rapid growth over such a long period of time as China. Since 1978, year by year, decade after decade, the country’s growth rate has stood at 10 percent or more. A few years ago the country’s output was greater than Germany’s; this year it exceeded Japan’s. China has thus achieved the world’s second largest gross national product. The USA’s national product is still three times greater than China’s, but while China is continuing its advance, the USA is in serious difficulties.
Economic success has lifted several hundred million Chinese out of poverty. For the reduction in the number of poor people in the world, China must be given the main credit.
We can to a certain degree say that China with its 1.3 billion people is carrying mankind’s fate on its shoulders. If the country proves capable of developing a social market economy with full civil rights, this will have a huge favourable impact on the world. If not, there is a danger of social and economic crises arising in the country, with negative consequences for us all.
Historical experience gives us reason to believe that continuing rapid economic growth presupposes opportunities for free research, thinking and debate. And moreover: without freedom of expression, corruption, the abuse of power, and misrule will develop. Every power system must be counterbalanced by popularly elected control, free media, and the right of individual citizens to criticise.
More or less authoritarian states may have long periods of rapid economic growth, but it is no coincidence that nearly all the richest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re democratic. Democracy mobilises new human and technological resources.
China’s new status entails increased responsibility. China must be prepared for criticism and regard it as positive – as an opportunity for improvement. This must be the case wherever there is great power. We have all formed opinions on the role of the USA through the years. Friends and allies criticised the country both for the Vietnam War and for the lack of civil rights for the coloured people. Many Americans were opposed to the award of the Nobel Peace Prize to Martin Luther King in 1964. Looking back, we can see that the USA grew stronger when the African-American people obtained their rights.
Many will ask whether China’s weakness – for all the strength the country is currently showing – is not manifested in the need to imprison a man for eleven years merely for expressing his opinions on how his country should be governed.
This weakness finds clear expression in the sentence on Liu, where it is underlined as especially serious that he spread his opinions on the Internet. But those who fear technological advances have every reason to fear the futur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an not be abolished. It will continue to open societies. As Russia’s President Dmitrij Medvedev put it in an address to the Duma: "The new information technology gives us an opportunity to become connected with the world. The world and society are growing more open even if the ruling class does not like it."
No doubt Medvedev had the fate of the Soviet Union in mind. Compulsory uniformity and control of thought prevented the country from participating in the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which took place in the 1970s and 80s. The system broke down. The country would have stood to gain a great deal more from entering into a dialogue at an early stage with people like Andrej Sakharov.
Your Majesties, ladies and gentlemen,
Today neither the nation-state nor a majority within the nation-state has unlimited authority. Human rights limit what the nation-state and the majority in a nation-state can do. This must apply to all states that are membe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and who have acceded to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China has signed and even ratified several of the UN’s and the ILO’s major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 on human rights. It is interesting that China has accepted the supranational conflict-resolving mechanism of the WTO.
China’s own constitution upholds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Article 35 of the country’s constitution thus lays down that "Citize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njoy freedom of speech, of the press, of assembly, of association, of procession and of demonstration." Article 41 begins by stating that citizens "…have the right to criticise and make suggestions regarding any state organ or functionary."
Liu has exercised his civil rights. He has done nothing wrong. He must therefore be released!
In the past 100 to 150 years,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have gained an ever-stronger position in the world. And with them, peace. This can be clearly seen in Europe, where so many wars were fought, and whose colonial powers started so many wars around the world. Europe today is on the whole a continent of "peace". Decolonization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gave a number of countries, first in Asia and then in Africa, the chance to govern themselves with respect for basic human rights. With India in the lead, many of them seized the opportunity. Over the latest decades, we have seen how democracy has consolidated its position in Latin America and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Many countries in the Muslim part of the world are treading the same path: Turkey, Indonesia, Malaysia. Several other countries are in the process of opening up their political systems.
The human rights activists in China are defenders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the main trends in the global community. Viewed in that light, they are thus not dissidents, but representatives of the main lines of development in today’s world.
Liu denies that criticism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s the same as offending China and the Chinese people. He argues that "Even if the Communist Party is the ruling party, it cannot be equated with the country, let alone with the nation and its culture." Changes in China can take time, a very long time: political reforms should, as Liu says, " be gradual, peaceful, orderly and controlled." China has had enough of attempts at revolutionary change. They only lead to chaos. But as Liu also writes, "An enormous transformation towards pluralism in society has already taken place, and official authority is no longer able to fully control the whole society." However strong the power of the regime may appear to be, every single individual must do his best to live, in his words, "an honest life with dignity."
The answer from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is to claim that this year’s Peace Prize humiliates China, and to give very derogatory descriptions of Liu.
History shows many examples of political leaders playing on nationalist feelings and attempting to demonize holders of contrary opinions. They soon become foreign agents. This has sometimes happened in the name of democracy and freedom, but almost always with a tragic outcome.
We recognise this in the rhetoric of the struggle against terrorism: "You are either for me or against me." Such undemocratic methods as torture and imprisonment without sentence have been used in the name of freedom. This has led to more polarisation of the world and harmed the fight against terrorism.
Liu Xiaobo is an optimist, despite his many years in prison. In his closing appeal to the court on the 23rd of December 2009, he said: "I, filled with optimism, look forward to the advent of a future free China. For there is no force that can put an end to the human quest for freedom, and China will in the end become a nation ruled by law, where human rights reign supreme."
Isaac Newton once said, "If I have seen further, it is by standing on the shoulders of giants." When we are able to look ahead today, it is because we are standing on the shoulders of the many men and women who over the years – often at great risk – have stood up for what they believed in and thus made our freedom possible.
Therefore: while others at this time are counting their money, focussing exclusively on their short-term national interests, or remaining indifferent, the Norwegian Nobel Committee has once again chosen to support those who fight – for us all.
We congratulate Liu Xiaobo on the Nobel Peace Prize for 2010. His views will in the long run strengthen China. We extend to him and to China our very best wishes for the years ahead.
Your Majesties, Excellencies,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Norwegian Nobel Committee has decided to award the Nobel Peace Prize for 2010 to Liu Xiaobo for his long and non-violent struggle for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in China. The Norwegian Nobel Committee has long believed that there is a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human rights and peace. Such rights are a prerequisite for the "fraternity between nations" of which Alfred Nobel wrote in his will."
This was the first paragraph of the Norwegian Nobel Committee’s announcement on the 8th of October of the award of this year’s Peace Prize.
We regret that the Laureate is not present here today. He is in isolation in a prison in north-east China. Nor can the Laureate’s wife Liu Xia or his closest relatives be here with us. No medal or diploma will therefore be presented here today.
This fact alone shows that the award was necessary and appropriate. We congratulate Liu Xiaobo on this year’s Peace Prize.
There have been a number of previous occasions when the Laureate has been prevented from attending. This has in fact been the case with several awards which have proved in the light of history to have been most significant and honourable. Even when the Laureate has come, he or she has several times been severely condemned by the authorities of his or her own country.
There was a great deal of trouble in 1935, when the Committee gave the award to Carl von Ossietzky. Hitler was furious, and prohibited all Germans from accepting any Nobel Prize. King Haakon did not attend the ceremony. Ossietzky did not come to Oslo, and died a little over a year later.
There was considerable outrage in Moscow when Andrej Sakharov received his Prize in 1975. He, too, was prevented from receiving the award in person. He sent his wife. The same thing happened to Lech Walesa in 1983. The Burmese authorities were furious when Aung San Suu Kyi received the Peace Prize in 1991. Once again, the Laureate could not come to Oslo.
In 2003, Shirin Ebadi received the Nobel Peace Prize. She came. Much could be said of the reaction of the Iranian authorities, but the Iranian Ambassador did in fact attend the ceremony.
The Norwegian Nobel Committee has given four Prizes to South Africa. All the Laureates came to Oslo, but the awards to Albert Lutuli in 1960 and to Desmond Tutu in 1984 provoked great outrage in the apartheid regime in South Africa, before the applause broke out thanks to the awards to Nelson Mandela and F.W. de Klerk in 1993.
The point of these awards has of course never been to offend anyone. The Nobel Committee’s intention has been to say something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rights, democracy and peace. And it has been important to remind the world that the rights so widely enjoyed today were fought for and won by persons who took great risks.
They did so for others. That is why Liu Xiaobo deserves our support.
Although none of the Committee’s members have ever met Liu, we feel that we know him. We have studied him closely over a long period of time.
Liu was born on the 28th of December 1955 in Changchun in China’s Jilin province. He took a Bachelor’s degree in literature at Jilin University, and a Master’s degree and a PhD at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where he also taught. Stays abroad included visits to Oslo, Hawaii, and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In 1989 he returned home to take part in the dawning democracy movement. On the 2nd of June he and some friends started a hunger strike on Tiananmen Square to protest against the state of emergency that had been declared. They issued a six-point democratic manifesto, written by Liu, opposing dictatorship and in favour of democracy. Liu was opposed to any physical struggle against the authorities on the part of the students; he tried to find a peaceful solution to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students and the government. Non-violence was already figuring prominently in his message. On the 4th of June he and his friends tried to prevent a clash between the army and the students. He was only partially successful. Many lives were lost, most of them outside Tiananmen Square.
Liu has told his wife that he would like this year’s Peace Prize to be dedicated to "the lost souls from the 4th of June." It is a pleasure for us to fulfil his wish.
Liu has said that "The greatness of non-violent resistance is that even as man is faced with forceful tyranny and the resulting suffering, the victim responds to hate with love, to prejudice with tolerance, to arrogance with humility, to humiliation with dignity, and to violence with reason."
Tiananmen became a turning-point in Liu’s life.
In 1996, Liu was sentenced to three years in a labour camp for "rumour-mongering and slander." He was president of the independent Chinese PEN-centre from 2003 to 2007. Liu has written nearly 800 essays, 499 of them since 2005. He was one of the chief architects behind Charter 08, which was made known on the 10th of December 2008, which was, in the words of the document’s Preamble, on the occasion of "the one hundredth anniversary of China’s first Constitution,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the birth of the Democracy Wall, and the 10th anniversary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signa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Charter 08 defends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and has in due course been signed by several thousand persons both in China itself and abroad.
On the 25th of December 2009, Liu was sentenced to 11 years’ imprisonment and two years’ loss of political rights for, in the words of the sentence, "incitement to the overthrow of the state power and socialist system and the people’s democratic dictatorship." Liu has consistently claimed that the sentence violates both China’s own constitution and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There are many dissidents in China, and their opinions differ on many points. The severe punishment imposed on Liu made him more than a central spokesman for human rights. Practically overnight, he became the very symbol, both in China and internationally, of the struggle for such rights in China.
Your Majesties, ladies and gentlemen,
During the cold war,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peace and human rights were disputed.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however, peace researchers and political scientists have almost without exception underlined how close those connections are. This is, allegedly, one of the most "robust" findings they have arrived at. Democracies may go to war against dictatorships, and have certainly waged colonial wars, but there is, apparently, not a single example of a democracy having gone to war against another democracy.
The deeper "fraternity between nations" which Alfred Nobel mentions in his will, and which is a prerequisite for real peace, can hardly be created without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There are scarcely any examples in world history of a great power achieving such rapid growth over such a long period of time as China. Since 1978, year by year, decade after decade, the country’s growth rate has stood at 10 percent or more. A few years ago the country’s output was greater than Germany’s; this year it exceeded Japan’s. China has thus achieved the world’s second largest gross national product. The USA’s national product is still three times greater than China’s, but while China is continuing its advance, the USA is in serious difficulties.
Economic success has lifted several hundred million Chinese out of poverty. For the reduction in the number of poor people in the world, China must be given the main credit.
We can to a certain degree say that China with its 1.3 billion people is carrying mankind’s fate on its shoulders. If the country proves capable of developing a social market economy with full civil rights, this will have a huge favourable impact on the world. If not, there is a danger of social and economic crises arising in the country, with negative consequences for us all.
Historical experience gives us reason to believe that continuing rapid economic growth presupposes opportunities for free research, thinking and debate. And moreover: without freedom of expression, corruption, the abuse of power, and misrule will develop. Every power system must be counterbalanced by popularly elected control, free media, and the right of individual citizens to criticise.
More or less authoritarian states may have long periods of rapid economic growth, but it is no coincidence that nearly all the richest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re democratic. Democracy mobilises new human and technological resources.
China’s new status entails increased responsibility. China must be prepared for criticism and regard it as positive – as an opportunity for improvement. This must be the case wherever there is great power. We have all formed opinions on the role of the USA through the years. Friends and allies criticised the country both for the Vietnam War and for the lack of civil rights for the coloured people. Many Americans were opposed to the award of the Nobel Peace Prize to Martin Luther King in 1964. Looking back, we can see that the USA grew stronger when the African-American people obtained their rights.
Many will ask whether China’s weakness – for all the strength the country is currently showing – is not manifested in the need to imprison a man for eleven years merely for expressing his opinions on how his country should be governed.
This weakness finds clear expression in the sentence on Liu, where it is underlined as especially serious that he spread his opinions on the Internet. But those who fear technological advances have every reason to fear the futur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an not be abolished. It will continue to open societies. As Russia’s President Dmitrij Medvedev put it in an address to the Duma: "The new information technology gives us an opportunity to become connected with the world. The world and society are growing more open even if the ruling class does not like it."
No doubt Medvedev had the fate of the Soviet Union in mind. Compulsory uniformity and control of thought prevented the country from participating in the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which took place in the 1970s and 80s. The system broke down. The country would have stood to gain a great deal more from entering into a dialogue at an early stage with people like Andrej Sakharov.
Your Majesties, ladies and gentlemen,
Today neither the nation-state nor a majority within the nation-state has unlimited authority. Human rights limit what the nation-state and the majority in a nation-state can do. This must apply to all states that are membe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and who have acceded to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China has signed and even ratified several of the UN’s and the ILO’s major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 on human rights. It is interesting that China has accepted the supranational conflict-resolving mechanism of the WTO.
China’s own constitution upholds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Article 35 of the country’s constitution thus lays down that "Citize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njoy freedom of speech, of the press, of assembly, of association, of procession and of demonstration." Article 41 begins by stating that citizens "…have the right to criticise and make suggestions regarding any state organ or functionary."
Liu has exercised his civil rights. He has done nothing wrong. He must therefore be released!
In the past 100 to 150 years,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have gained an ever-stronger position in the world. And with them, peace. This can be clearly seen in Europe, where so many wars were fought, and whose colonial powers started so many wars around the world. Europe today is on the whole a continent of "peace". Decolonization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gave a number of countries, first in Asia and then in Africa, the chance to govern themselves with respect for basic human rights. With India in the lead, many of them seized the opportunity. Over the latest decades, we have seen how democracy has consolidated its position in Latin America and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Many countries in the Muslim part of the world are treading the same path: Turkey, Indonesia, Malaysia. Several other countries are in the process of opening up their political systems.
The human rights activists in China are defenders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the main trends in the global community. Viewed in that light, they are thus not dissidents, but representatives of the main lines of development in today’s world.
Liu denies that criticism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s the same as offending China and the Chinese people. He argues that "Even if the Communist Party is the ruling party, it cannot be equated with the country, let alone with the nation and its culture." Changes in China can take time, a very long time: political reforms should, as Liu says, " be gradual, peaceful, orderly and controlled." China has had enough of attempts at revolutionary change. They only lead to chaos. But as Liu also writes, "An enormous transformation towards pluralism in society has already taken place, and official authority is no longer able to fully control the whole society." However strong the power of the regime may appear to be, every single individual must do his best to live, in his words, "an honest life with dignity."
The answer from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is to claim that this year’s Peace Prize humiliates China, and to give very derogatory descriptions of Liu.
History shows many examples of political leaders playing on nationalist feelings and attempting to demonize holders of contrary opinions. They soon become foreign agents. This has sometimes happened in the name of democracy and freedom, but almost always with a tragic outcome.
We recognise this in the rhetoric of the struggle against terrorism: "You are either for me or against me." Such undemocratic methods as torture and imprisonment without sentence have been used in the name of freedom. This has led to more polarisation of the world and harmed the fight against terrorism.
Liu Xiaobo is an optimist, despite his many years in prison. In his closing appeal to the court on the 23rd of December 2009, he said: "I, filled with optimism, look forward to the advent of a future free China. For there is no force that can put an end to the human quest for freedom, and China will in the end become a nation ruled by law, where human rights reign supreme."
Isaac Newton once said, "If I have seen further, it is by standing on the shoulders of giants." When we are able to look ahead today, it is because we are standing on the shoulders of the many men and women who over the years – often at great risk – have stood up for what they believed in and thus made our freedom possible.
Therefore: while others at this time are counting their money, focussing exclusively on their short-term national interests, or remaining indifferent, the Norwegian Nobel Committee has once again chosen to support those who fight – for us all.
We congratulate Liu Xiaobo on the Nobel Peace Prize for 2010. His views will in the long run strengthen China. We extend to him and to China our very best wishes for the years ahead.
往自由之旅
起程去奧斯陸那一天剛好是我的生日，收到不少朋友的祝福電郵。劉曉波是今年的諾貝爾和平獎的得主，我應邀到奧斯陸觀禮。有幸參加這個大日子，不少朋友為我感到高興，紛紛祝賀，當中我受洗的 God Father（也是好朋友） Bill McGurn給我的電郵尤其令我感動。
他說到人生最值得慶幸的，不是得到了些甚麼收穫，而是做對了事情。沒有錯，我們享有的不是擁有的東西，做對了事情才帶來真正的快樂。起程那一天更有好友請我和太太到榮榮園吃了一頓出奇地好的上海菜，那確是快樂得很的一天。
抵達奧斯陸那一天的傍晚楊健利先生安排了個聚會。會上我第一次遇到許多鼎鼎大名的中國異見人士，包括吾爾開希，那是我第一次跟他碰面。他上台講了一番令我非常感動的說話，而那也令我體味到六四時他當上學生領袖，那絕非是偶然發生的事。他有領袖的氣質和智慧，前途未可限量。
起程時李怡兄又傳來電郵。他說知道我會在奧斯陸作演講，要我交講稿給他在香港《蘋果日報》刊登。沒有人邀請過我作演講，可是李怡消息異常靈通。經他這麼一說，為了避免臨場給殺個措手不及，我還是準備了一篇簡短的演詞。
不過聚會上很多人上台講話，演詞有長有短，楊健利先生好意將我放到最後。輪到我說話時已經很晚了，會場只剩下小貓三數隻，大部分記者更早已離場。那個氣氛不適合作演講，故此我只上台說了兩三句說話算是應付過去了。
之後，心中有股不吐不快的鬱悶，沒有機會講出心中要說的話，有點可惜。既然如此，不如將那篇講詞放在這裡，好抒發抑鬱心底下的悶氣。希望讀者不要介意，尤其這是篇英文講稿：
In this room we are honored to have many distinguished guests and leaders. Yet the most distinguished man of all is not here- because he sits in a Chinese jail cell. This man is Liu Xiaobo.
Tomorrow the Nobel committee will award him the world's highest prize for peace. Tonight I would like to speak about what this award says about Mr. Liu- as well as about the homeland whose future he loves so much he is willing to endure prison for it. For with this year's peace prize, the world sends an important message- to China… to Mr. Liu… and to those who must continue his good work.
The message this prize sends to China is this: The world sees your strength and promise, but it also sees your weakness. China has achieved its dreams of being an economic and military superpower. In this hopeful new century, no colonial power has control over Chinese soil.
At the same time, the world also sees that China has yet to create a state worthy of its people. Human rights are not respected... political freedom does not exist... and those who seek to change this for the better are called"criminals."
With this Nobel peace prize, the world reminds China that she will never gain the respect she wants abroad until she earns the trust of her people at home. The first test of a nation's greatness is how she treats her own citizens. This prize points to that better day over the horizon, when China takes her rightful place in the ranks of free nations.
The message this prize sends to Mr. Liu is this: You are not alone.
In the stillness of your cell, you may be isolated. You may be deprived of news. You may be treated like the criminal the government says you are.
But even your jailers know your voice cannot be contained in China. Your call for a moral and political order that respects the freedom and dignity of every human being echoes across our world.
With your witness, you have given the lie to the idea that the Chinese people are different- outside the fundamental human liberties that belong to all men and all women of all nations at all times. And you have inspired others in jail cells in Burma, Vietnam, the Sudan- and every other nation that rejects freedom for its people.
Some leaders, including President Obama, have called for your immediate release from jail. Every man and woman in this room joins that call.
This prize, however, reminds us that this is not enough. It is not enough to release a man or woman unjustly prisoned into a society that is itself a larger form of prison. We work for the day when those now called criminals for advocating for human rights walk freely in a free and confident Chinese society.
Finally, this prize sends a message to all Liu Xiaobo's friends and allies. By his work, Mr. Liu has taken moral responsibility for his nation's free future. We who claim to be his friends can do no less. We must do so, even in the face of threats, imprisonment, or death.
In taking this responsibility, Liu Xiaobo has shunned violence. He has sought only to reform and make stronger, not to tear down. We follow his example of peace.
Our goal is not to topple China's regime. Our goal is to repair and restore the crumbled moral foundation on which it rests. This is the tireless work of years and decades. It requires patience in the face of trial... it requires peace in response to provocation... it requires moral audacity in response to the temptation to accept a comfortable status quo.
Ladies and gentlemen, that is the work begun by Liu Xiaobo, the work that begins anew this evening. And when the Nobel committee honors him tomorrow with its peace prize, I tell you this: all across this world, the friends of liberty will say: Truly the Chinese people have stood up.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黎智英)
他說到人生最值得慶幸的，不是得到了些甚麼收穫，而是做對了事情。沒有錯，我們享有的不是擁有的東西，做對了事情才帶來真正的快樂。起程那一天更有好友請我和太太到榮榮園吃了一頓出奇地好的上海菜，那確是快樂得很的一天。
抵達奧斯陸那一天的傍晚楊健利先生安排了個聚會。會上我第一次遇到許多鼎鼎大名的中國異見人士，包括吾爾開希，那是我第一次跟他碰面。他上台講了一番令我非常感動的說話，而那也令我體味到六四時他當上學生領袖，那絕非是偶然發生的事。他有領袖的氣質和智慧，前途未可限量。
起程時李怡兄又傳來電郵。他說知道我會在奧斯陸作演講，要我交講稿給他在香港《蘋果日報》刊登。沒有人邀請過我作演講，可是李怡消息異常靈通。經他這麼一說，為了避免臨場給殺個措手不及，我還是準備了一篇簡短的演詞。
不過聚會上很多人上台講話，演詞有長有短，楊健利先生好意將我放到最後。輪到我說話時已經很晚了，會場只剩下小貓三數隻，大部分記者更早已離場。那個氣氛不適合作演講，故此我只上台說了兩三句說話算是應付過去了。
之後，心中有股不吐不快的鬱悶，沒有機會講出心中要說的話，有點可惜。既然如此，不如將那篇講詞放在這裡，好抒發抑鬱心底下的悶氣。希望讀者不要介意，尤其這是篇英文講稿：
In this room we are honored to have many distinguished guests and leaders. Yet the most distinguished man of all is not here- because he sits in a Chinese jail cell. This man is Liu Xiaobo.
Tomorrow the Nobel committee will award him the world's highest prize for peace. Tonight I would like to speak about what this award says about Mr. Liu- as well as about the homeland whose future he loves so much he is willing to endure prison for it. For with this year's peace prize, the world sends an important message- to China… to Mr. Liu… and to those who must continue his good work.
The message this prize sends to China is this: The world sees your strength and promise, but it also sees your weakness. China has achieved its dreams of being an economic and military superpower. In this hopeful new century, no colonial power has control over Chinese soil.
At the same time, the world also sees that China has yet to create a state worthy of its people. Human rights are not respected... political freedom does not exist... and those who seek to change this for the better are called"criminals."
With this Nobel peace prize, the world reminds China that she will never gain the respect she wants abroad until she earns the trust of her people at home. The first test of a nation's greatness is how she treats her own citizens. This prize points to that better day over the horizon, when China takes her rightful place in the ranks of free nations.
The message this prize sends to Mr. Liu is this: You are not alone.
In the stillness of your cell, you may be isolated. You may be deprived of news. You may be treated like the criminal the government says you are.
But even your jailers know your voice cannot be contained in China. Your call for a moral and political order that respects the freedom and dignity of every human being echoes across our world.
With your witness, you have given the lie to the idea that the Chinese people are different- outside the fundamental human liberties that belong to all men and all women of all nations at all times. And you have inspired others in jail cells in Burma, Vietnam, the Sudan- and every other nation that rejects freedom for its people.
Some leaders, including President Obama, have called for your immediate release from jail. Every man and woman in this room joins that call.
This prize, however, reminds us that this is not enough. It is not enough to release a man or woman unjustly prisoned into a society that is itself a larger form of prison. We work for the day when those now called criminals for advocating for human rights walk freely in a free and confident Chinese society.
Finally, this prize sends a message to all Liu Xiaobo's friends and allies. By his work, Mr. Liu has taken moral responsibility for his nation's free future. We who claim to be his friends can do no less. We must do so, even in the face of threats, imprisonment, or death.
In taking this responsibility, Liu Xiaobo has shunned violence. He has sought only to reform and make stronger, not to tear down. We follow his example of peace.
Our goal is not to topple China's regime. Our goal is to repair and restore the crumbled moral foundation on which it rests. This is the tireless work of years and decades. It requires patience in the face of trial... it requires peace in response to provocation... it requires moral audacity in response to the temptation to accept a comfortable status quo.
Ladies and gentlemen, that is the work begun by Liu Xiaobo, the work that begins anew this evening. And when the Nobel committee honors him tomorrow with its peace prize, I tell you this: all across this world, the friends of liberty will say: Truly the Chinese people have stood up.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黎智英)
2010-12-10
生命中的兩個人
人生不同階段，有兩個人對我們的生命產生至關重要的影響：
父親/母親：出生在甚麼地方固然不由人選擇，出生在甚麼樣的家庭，擁有怎樣的父母，選擇權同樣不在當事人手上。朋友某最愛講一個故事，一個男人吸毒酗酒進出監獄潦倒終身，他的兩個兒子，一個沿襲了他的命運，另一個卻異常自律，走了完全相反的路。面對他人提問，兩個兒子給出同一個答案：「有那樣的父親，我可以怎麼做？」有的父母被子女崇拜、仿傚，有的卻是子女的反面教材。
兒子/女兒：你以父母為榮，仿傚你的父母，希望成為像父母那樣的人；抑或心底裏鄙視他們，卻不由得自暴自棄，重複他們的命運；又或者視父母為反面教材，人生目標是成為與父母不一樣的人。同樣的，你也會成為你的兒女的模仿對象或者反面教材，有人在兒女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有人相反。
第一個情侶/最後一個情侶：要運氣非常好的人才會跟第一個情人廝守到老，絕大多數人在懵懂中開始人生第一場戀愛，初戀逃不脫早夭的命運。所以，最後一個情侶才是舉足輕重的。遇到那個人，你會明白，他是你最後一個了，你已經沒辦法再愛上別的人了。曾經滄海，愛過那樣一個人，你怎麼還可能再愛上別人？某一天，他不在了，你只有兩個選擇，用曾經的記憶溫暖你的餘生，或者，追隨他去，有他的地方便是天堂。
(高慧然)
父親/母親：出生在甚麼地方固然不由人選擇，出生在甚麼樣的家庭，擁有怎樣的父母，選擇權同樣不在當事人手上。朋友某最愛講一個故事，一個男人吸毒酗酒進出監獄潦倒終身，他的兩個兒子，一個沿襲了他的命運，另一個卻異常自律，走了完全相反的路。面對他人提問，兩個兒子給出同一個答案：「有那樣的父親，我可以怎麼做？」有的父母被子女崇拜、仿傚，有的卻是子女的反面教材。
兒子/女兒：你以父母為榮，仿傚你的父母，希望成為像父母那樣的人；抑或心底裏鄙視他們，卻不由得自暴自棄，重複他們的命運；又或者視父母為反面教材，人生目標是成為與父母不一樣的人。同樣的，你也會成為你的兒女的模仿對象或者反面教材，有人在兒女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有人相反。
第一個情侶/最後一個情侶：要運氣非常好的人才會跟第一個情人廝守到老，絕大多數人在懵懂中開始人生第一場戀愛，初戀逃不脫早夭的命運。所以，最後一個情侶才是舉足輕重的。遇到那個人，你會明白，他是你最後一個了，你已經沒辦法再愛上別的人了。曾經滄海，愛過那樣一個人，你怎麼還可能再愛上別人？某一天，他不在了，你只有兩個選擇，用曾經的記憶溫暖你的餘生，或者，追隨他去，有他的地方便是天堂。
(高慧然)
蘋論：名為司法主權 實為侵犯人權
香港時間今晚 8時，諾貝爾委員會將舉行和平獎頒獎典禮。令人遺憾的是，得獎者劉曉波仍被中國當局囚禁，其妻子劉霞等家人也被軟禁，都未能親赴挪威奧斯陸領獎，頒獎現場為劉曉波而設的空凳，正正凸顯劉曉波獲頒諾貝爾和平獎，是中國民主運動、人權運動的里程碑。
中國外交部一再攻擊諾貝爾委員會是「反華小丑」，將和平獎頒給劉曉波「是在公開支持中國境內違法犯罪行為，是對中國司法主權的粗暴干涉」。這種以司法主權為名，抗拒普世價值、抗拒國際社會的伎倆，北京已是駕輕就熟，但說服力越來越欠奉，色厲內荏之餘，也是對中國司法公信力的加倍摧殘。
2008年 10月，歐洲議會決定將最高人權獎薩哈羅夫獎頒給中國維權人士胡佳，以表彰他長期關注愛滋病患者權益及在環保上的努力，中國外交部就指摘歐洲議會干涉中國司法主權。今年 2月，四川作家譚作人因調查汶川大地震學生遇難真相，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並判囚 5年，歐盟呼籲中國無條件釋放譚作人，中國外交部同樣警告歐盟尊重中國司法主權、維護中歐關係大局。
司法，一向被稱為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後防線。但是，在中國當局眼裏手中，司法成了對內鎮壓的武器、對外鬥爭的工具。無論是劉曉波、胡佳被控顛覆罪，還是譚作人被控煽動顛覆罪、趙連海被控尋釁滋事罪，都是當局先玩弄司法，打壓異見人士、維權人士，再以司法獨立、司法主權為名，應對外界的批評。
面對國際社會的批評，北京動輒訴諸主權、尊嚴，而不是考慮維護人權的義務，可謂主權氾濫、核心價值闕如。如果說，近年興起的「人權無國界、人權高於主權」的理論還有爭議，那麼，無可爭議的是，主權國家應通過立法、司法保障人權，而不是剝奪人權。但是，中國一邊在憲法規定檢察院「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一邊由黨委屬下的政法委指令檢察官作出政治檢控；一邊簽署國際人權公約，一邊剝奪人民的言論自由，以言入罪。
港區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早前替北京解畫，指劉曉波在《零八憲章》中主張聯邦制，就是要分裂國家。但是，范太可知道，昨日被北京頒予孔子和平獎的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其主張比劉曉波更激進？劉曉波構想的只是美國式的聯邦制，仍是統一的國家，而連戰則是主張類似同盟國的邦聯制。以此推論，連戰可以被北京授予孔子和平獎，劉曉波獲頒諾貝爾和平獎是當之無愧，何罪之有？
中國外交部還說，全球已有 10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明確支持中方反對今年諾貝爾和平獎的立場，這說明國際社會多數成員不接受挪威諾貝爾委員會的錯誤決定，諾貝爾委員會的決定「不為世界絕大多數主持正義國家所接受」。但是，諾貝爾委員會向在奧斯陸設有大使館的 65個國家發出邀請，只有 19個國家拒絕出席頒獎典禮，應邀出席的佔了七成，何為多數？何為少數？北京還要自欺欺人到何時？
(李平)
中國外交部一再攻擊諾貝爾委員會是「反華小丑」，將和平獎頒給劉曉波「是在公開支持中國境內違法犯罪行為，是對中國司法主權的粗暴干涉」。這種以司法主權為名，抗拒普世價值、抗拒國際社會的伎倆，北京已是駕輕就熟，但說服力越來越欠奉，色厲內荏之餘，也是對中國司法公信力的加倍摧殘。
2008年 10月，歐洲議會決定將最高人權獎薩哈羅夫獎頒給中國維權人士胡佳，以表彰他長期關注愛滋病患者權益及在環保上的努力，中國外交部就指摘歐洲議會干涉中國司法主權。今年 2月，四川作家譚作人因調查汶川大地震學生遇難真相，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並判囚 5年，歐盟呼籲中國無條件釋放譚作人，中國外交部同樣警告歐盟尊重中國司法主權、維護中歐關係大局。
司法，一向被稱為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後防線。但是，在中國當局眼裏手中，司法成了對內鎮壓的武器、對外鬥爭的工具。無論是劉曉波、胡佳被控顛覆罪，還是譚作人被控煽動顛覆罪、趙連海被控尋釁滋事罪，都是當局先玩弄司法，打壓異見人士、維權人士，再以司法獨立、司法主權為名，應對外界的批評。
面對國際社會的批評，北京動輒訴諸主權、尊嚴，而不是考慮維護人權的義務，可謂主權氾濫、核心價值闕如。如果說，近年興起的「人權無國界、人權高於主權」的理論還有爭議，那麼，無可爭議的是，主權國家應通過立法、司法保障人權，而不是剝奪人權。但是，中國一邊在憲法規定檢察院「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一邊由黨委屬下的政法委指令檢察官作出政治檢控；一邊簽署國際人權公約，一邊剝奪人民的言論自由，以言入罪。
港區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早前替北京解畫，指劉曉波在《零八憲章》中主張聯邦制，就是要分裂國家。但是，范太可知道，昨日被北京頒予孔子和平獎的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其主張比劉曉波更激進？劉曉波構想的只是美國式的聯邦制，仍是統一的國家，而連戰則是主張類似同盟國的邦聯制。以此推論，連戰可以被北京授予孔子和平獎，劉曉波獲頒諾貝爾和平獎是當之無愧，何罪之有？
中國外交部還說，全球已有 10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明確支持中方反對今年諾貝爾和平獎的立場，這說明國際社會多數成員不接受挪威諾貝爾委員會的錯誤決定，諾貝爾委員會的決定「不為世界絕大多數主持正義國家所接受」。但是，諾貝爾委員會向在奧斯陸設有大使館的 65個國家發出邀請，只有 19個國家拒絕出席頒獎典禮，應邀出席的佔了七成，何為多數？何為少數？北京還要自欺欺人到何時？
(李平)
C觀點 - 施永青 - 內地需要大幅加息嗎？
當美國表示還得為第二次的量化寬鬆政策加碼的時候，中國卻表示會審慎地逐步收緊貨幣供應，因為不斷流入的資金，已令中國通貨膨脹的速度超過政府所訂的健康水平。中國政府的這種取態，令內地和香港股市都出現了較大幅度的調整，走勢與歐美日的股市剛好相反。
有投資者問我，是否應避避風頭，暫時把資金抽離中國與香港市場，轉投歐美日？他覺得執行量化寬鬆政策的地方，股市上升的機會應比執行收緊政策的地方高。我不認同他的看法，我認為中國的政策是切合實際需要的正確政策，而美國的則是不顧後果的短期救急之計；中國的政策是走在現實的前面，美國的政策則是被現實拖著走；哪個地方的投資更有前景，不難取得結論。
我是地產投資者，習慣留意長遠的因素，不計較短期的波動。所以，近期股市的回落不足以改變我看好中國前景的大方向，至於股市投資者是否應避一避中國會繼續加息的風頭，那我就不知道了。
有些分析員，以極簡單的加減算式去推論中國需要加息的幅度。他們認為，中國政府既決心要控制通脹，那就得把利率加至通脹之上，這樣才能避免負利率的情況出現。現時中國的利率是2.5%，但通脹率則是4.4%(十月份)，兩者相差1.9%。即是說中國起碼加息2%才能壓得住通脹。如果中國真的要加這麼多息，那股市當然承受不了，但我覺得中國不需要這樣做。
內地把可忍受的通脹水平訂在3%，但這只是政府的理想，並不代表社會真的承擔不起更高的通脹水平，以中國經濟有8%左右的增長率來計，6%的通脹率也應承受得起。八九十年代，香港經濟增長得快的時候，香港承受過更高的通脹率，市民生活一樣在通脹中有所改善。因此，如果中國政府認為加息可能對經濟造成更多的負面作用的話，中國政府可能寧願調高可接受的通脹標準，也不會用加減數去決定加多少利率。
此外，用加息去控制通脹只是西方政府慣用的調控政策，中國政府可用的手段遠比西方政府多。中國仍有很多國企，這些國企所提供的商品與服務，中央有權直接定價。即使是民企，雖然政府在操控時困難一些，但中國的物價局仍多少有一定的影響力。不按物價局的定價準則做生意的民企，政府仍可以嚴加懲處，起殺一警百的作用。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即使有通脹，其後果也不一定會由老百姓去承擔，而是要相關企業啃掉算了。因此而吃虧的企業，政府會在其他政策上寬鬆一些以作補償。
由此可見，中國政府的確有比西方更多的手段去控制通脹，加息並非唯一的手段。當然，加息的手段中國也會用，只不過加息的幅度不會是通脹減現時利率這麼簡單。
有投資者問我，是否應避避風頭，暫時把資金抽離中國與香港市場，轉投歐美日？他覺得執行量化寬鬆政策的地方，股市上升的機會應比執行收緊政策的地方高。我不認同他的看法，我認為中國的政策是切合實際需要的正確政策，而美國的則是不顧後果的短期救急之計；中國的政策是走在現實的前面，美國的政策則是被現實拖著走；哪個地方的投資更有前景，不難取得結論。
我是地產投資者，習慣留意長遠的因素，不計較短期的波動。所以，近期股市的回落不足以改變我看好中國前景的大方向，至於股市投資者是否應避一避中國會繼續加息的風頭，那我就不知道了。
有些分析員，以極簡單的加減算式去推論中國需要加息的幅度。他們認為，中國政府既決心要控制通脹，那就得把利率加至通脹之上，這樣才能避免負利率的情況出現。現時中國的利率是2.5%，但通脹率則是4.4%(十月份)，兩者相差1.9%。即是說中國起碼加息2%才能壓得住通脹。如果中國真的要加這麼多息，那股市當然承受不了，但我覺得中國不需要這樣做。
內地把可忍受的通脹水平訂在3%，但這只是政府的理想，並不代表社會真的承擔不起更高的通脹水平，以中國經濟有8%左右的增長率來計，6%的通脹率也應承受得起。八九十年代，香港經濟增長得快的時候，香港承受過更高的通脹率，市民生活一樣在通脹中有所改善。因此，如果中國政府認為加息可能對經濟造成更多的負面作用的話，中國政府可能寧願調高可接受的通脹標準，也不會用加減數去決定加多少利率。
此外，用加息去控制通脹只是西方政府慣用的調控政策，中國政府可用的手段遠比西方政府多。中國仍有很多國企，這些國企所提供的商品與服務，中央有權直接定價。即使是民企，雖然政府在操控時困難一些，但中國的物價局仍多少有一定的影響力。不按物價局的定價準則做生意的民企，政府仍可以嚴加懲處，起殺一警百的作用。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即使有通脹，其後果也不一定會由老百姓去承擔，而是要相關企業啃掉算了。因此而吃虧的企業，政府會在其他政策上寬鬆一些以作補償。
由此可見，中國政府的確有比西方更多的手段去控制通脹，加息並非唯一的手段。當然，加息的手段中國也會用，只不過加息的幅度不會是通脹減現時利率這麼簡單。
2010-12-09
神州觀察：抗衡諾獎出怪招 不妨荒謬對荒謬
中國為了對抗諾貝爾和平獎，特別設了一個「孔子和平獎」，可謂用心良苦。第一位獲獎人是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以表彰其對兩岸關係的貢獻。問題是，這個倉促出台的「孔子和平獎」有多少公信力，能否讓國際社會心服口服呢？
連戰一家為兩岸關係的發展勞苦功高，既付出汗水，也付出鮮血，論功行賞，得個「孔子和平獎」也是無可厚非。當年連戰不顧民進黨政府的阻撓與謾罵，率領國民黨代表團毅然登陸，實現了國共歷史性的第三次合作，為海峽兩岸局勢出現轉機奠定了基礎。此後，連戰奔波於兩岸之間，斡旋於密室之中，卓有成效。
如今連戰兒子連勝文在五都選舉前中槍，不管幕後是誰在操縱策劃，內情如何，也不管連勝文流多少鮮血，連戰一家的悲情確實催谷了國民黨陣營的選票，使危在旦夕的台北、新北和台中三都選情轉危為安，國民黨這個百年老店暫時擺脫泡沫化的危險，讓兩岸關係得到喘息之機。
連戰有條件獲得「孔子和平獎」，怕只怕台灣政治向來流行爆料文化，萬一連戰家族日後不幸被人爆出負面新聞，豈不是使「孔子和平獎」蒙羞？其實，如果中國真要抗衡諾獎，搶佔輿論制高點，衝擊諾貝爾和平獎的頒獎典禮，本欄倒有一個主意，建議北京當局拿出十億美元的美國國債，設立一堆中國特色的國際大獎，每個得獎者都可以獲得一千萬美元的美國國債，遠遠超過諾貝爾和平獎一百五十萬美元的數額。重獎之下必有勇夫，不信國際社會不轟動。
財大氣粗 包羅萬有
比如，設立「孫子兵法獎」，專門用於表彰活學活用孫子兵法的謀略大師。本年度最大熱門應該是金正日，他在對抗美日韓同盟時以小搏大，神出鬼沒，將美日韓玩弄於股掌之中，猶如孫子再世。
再比如，設立「荊軻刺秦獎」，專門用於表彰有大無畏英雄氣概的壯士。此獎可授予維基解密網站的創辦人阿桑奇，他在曝光美國外交機密過程中，以一己之力力敵整個美國政府，這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英雄壯舉，獲此獎可謂實至名歸。
還有，設立「關公義氣獎」，專門用於表彰在國際社會中見義勇為、肝膽相照的志士。此獎可授予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此君嫉美如仇，只要反美的國家，都是委內瑞拉的盟友，查韋斯就像當代關雲長，總是急盟友之所急，想盟友之所想。
當然，如果逆向思維，還可以設立「和珅獎」，用於獎勵最貪得無厭的官員；設立「吳三桂獎」，獎勵最厚顏無恥的漢奸；設立「秦檜獎」，獎勵賣國的官員。這些名目繁多的大獎，既顯示了中國文化的深厚底蘊，又彰顯了中國的財大氣粗，徹底將諾貝爾和平獎比下去。
連戰一家為兩岸關係的發展勞苦功高，既付出汗水，也付出鮮血，論功行賞，得個「孔子和平獎」也是無可厚非。當年連戰不顧民進黨政府的阻撓與謾罵，率領國民黨代表團毅然登陸，實現了國共歷史性的第三次合作，為海峽兩岸局勢出現轉機奠定了基礎。此後，連戰奔波於兩岸之間，斡旋於密室之中，卓有成效。
如今連戰兒子連勝文在五都選舉前中槍，不管幕後是誰在操縱策劃，內情如何，也不管連勝文流多少鮮血，連戰一家的悲情確實催谷了國民黨陣營的選票，使危在旦夕的台北、新北和台中三都選情轉危為安，國民黨這個百年老店暫時擺脫泡沫化的危險，讓兩岸關係得到喘息之機。
連戰有條件獲得「孔子和平獎」，怕只怕台灣政治向來流行爆料文化，萬一連戰家族日後不幸被人爆出負面新聞，豈不是使「孔子和平獎」蒙羞？其實，如果中國真要抗衡諾獎，搶佔輿論制高點，衝擊諾貝爾和平獎的頒獎典禮，本欄倒有一個主意，建議北京當局拿出十億美元的美國國債，設立一堆中國特色的國際大獎，每個得獎者都可以獲得一千萬美元的美國國債，遠遠超過諾貝爾和平獎一百五十萬美元的數額。重獎之下必有勇夫，不信國際社會不轟動。
財大氣粗 包羅萬有
比如，設立「孫子兵法獎」，專門用於表彰活學活用孫子兵法的謀略大師。本年度最大熱門應該是金正日，他在對抗美日韓同盟時以小搏大，神出鬼沒，將美日韓玩弄於股掌之中，猶如孫子再世。
再比如，設立「荊軻刺秦獎」，專門用於表彰有大無畏英雄氣概的壯士。此獎可授予維基解密網站的創辦人阿桑奇，他在曝光美國外交機密過程中，以一己之力力敵整個美國政府，這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英雄壯舉，獲此獎可謂實至名歸。
還有，設立「關公義氣獎」，專門用於表彰在國際社會中見義勇為、肝膽相照的志士。此獎可授予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此君嫉美如仇，只要反美的國家，都是委內瑞拉的盟友，查韋斯就像當代關雲長，總是急盟友之所急，想盟友之所想。
當然，如果逆向思維，還可以設立「和珅獎」，用於獎勵最貪得無厭的官員；設立「吳三桂獎」，獎勵最厚顏無恥的漢奸；設立「秦檜獎」，獎勵賣國的官員。這些名目繁多的大獎，既顯示了中國文化的深厚底蘊，又彰顯了中國的財大氣粗，徹底將諾貝爾和平獎比下去。
2010-12-08
Who owns the Wikileaks domain names?
There is some confusion over who runs the Wikileaks.org domain, the organisation's main address that was taken offline on 3 December.
Even some of its providers admit they do not know who owns the addresses, including its new home wikileaks.ch.
The .org name was registered by a third-party organisation, which specialises in masking the identity of the owner.
The organisation owns many more addresses, whilst volunteers have also set up their own wikileaks site.
However, some names, including wikileaks.net, wikileaks.com and wikileaks.us, are owned by Wikia - a company founded by Jimmy Wales but separate from Wikipedia.
Jimmy Wales, the founder of Wikipedia, told BBC News, this was because of a technicality.
"When Wikileaks first started they issued a press release describing themselves as 'the Wikipedia of secrets'," he said.
To protect the name, Wikia registered a series of Wikileaks addresses, which were sold to Wikileaks a few years later.
However, Wikileaks has never completed the transfer, said Mr Wales.
"We've been bugging them to do it since they hit the news," he said.
"We try to tell people we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Wikileaks everyday.
Even some of its providers admit they do not know who owns the addresses, including its new home wikileaks.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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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ever, some names, including wikileaks.net, wikileaks.com and wikileaks.us, are owned by Wikia - a company founded by Jimmy Wales but separate from Wikipedia.
Jimmy Wales, the founder of Wikipedia, told BBC News, this was because of a technicality.
"When Wikileaks first started they issued a press release describing themselves as 'the Wikipedia of secrets'," he said.
To protect the name, Wikia registered a series of Wikileaks addresses, which were sold to Wikileaks a few years later.
However, Wikileaks has never completed the transfer, said Mr Wales.
"We've been bugging them to do it since they hit the news," he said.
"We try to tell people we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Wikileaks everyday.
蘇偉文﹕是檢討強積金的時候了
今年12月是強積金推行了10周年的日子，10年是一個特別的回顧期，趁此我們好好的審視強積金的成效，也可對目前強積金不足之處加以指正。
四方面最為人詬病
現時強積金最為人詬病的地方，主要在四方面：（一）強積金不能為就業人士提供全面退休保障；（二）強積金的收費水平過高；（三）強積金的回報不理想及缺乏保證；（四）強積金可以和僱主的長期服務金對，以致「打工仔」的保障下降。
首先，強積金不可能完全取代其他退休安排，而變成僱員的唯一退休保障。根據世界銀行對退休保障的倡議，退休保障有5個支柱，其中包括政府援助、強積金、家庭支援、個人安排和政府的社會安全網（即綜援）。而從上述的倡議退休方法中，強積金只是其中一環，而在香港的情，由僱主和僱員每月合共供款最多只有2000元，在數目上明顯是不足夠的，所以批評強積金保障不足，其實只是點出了真相的一部分而已。
除非每月的供款都可以大幅跑贏通脹，否則強積金無可能足夠退休所需。舉例來說，假如供款是每月2000元，而供款期是40年，年度回報率是6%（稍為高於積金局公布的股票基金回報），40年後的積金戶口結餘為398萬元，若通脹是每年3%的話，40年後的積金戶口結餘，只是等於現在的120多萬元。讀者大可猜想，在現時百物騰貴的香港，拿100多萬元的退休金其實不可能安度退休生活，所以積金局一直提倡強積金只是眾多退休安排之一，市民要在強積金外為自己多加打算，例如增加自願的積金供款。在這方面，政府實在要提供誘因，讓市民自動自覺的為自己的將來計劃，例如恰當的稅務優惠，是可以將部分人的供款提高，對日後社會退休支援上的壓力也可紓緩。
啟動半自由行 政府取態是關鍵
關於強積金的收費問題，其實有兩個大家忽略的資料，其一就是在實行強積金的初期，為了吸引服務提供者進入市場，所以「默許」服務提供的機構收取較高的手續費，以給它們早點回收成本，這在實施初期也是無可厚非的，因為要增加選擇給僱主和僱員，就需要提供誘因給服務提供機構，所以單方面說它們收費過高，而沒有把歷史因素計算在內，其實並非完全公允。當然，10年過去了，積金服務提供機構的成本也回收了，這個收費自是要檢討了。
還有，就是所收費用中也全非是基金經理所收，當中有一部分是信託人和其他監管收費，如果在不影響監管水平的情下，可以簡化一些程序，所節省的也會令成本下降，最終也會令大眾受惠。在廣義一點來看，如果強積金半自由行，又或是全自由行可早點啟動，那麼收費自必因市場力量而下降，在這方面上，政府的取態是關鍵的。
對機制合理性應拿出來討論
第三個問題是強積金的回報不理想，有意見甚至說香港為何不仿效新加坡的做法，以中央公積金去取代強積金，因為新加坡的中央公積金有最低的回報保證！但若實行中央公積金，這會直接和投資界爭奪退休市場這塊大餅，也和香港一直奉行的「大市場、小政府」概念相抵，因為當強積金變成中央公積金時，那麼現在建議中的醫療保險也會變成中央強醫金，再下去政府所包攬的便會愈來愈多，這又是否好事？新加坡中央公積金的供款比香港高，以35歲至50歲的勞動人口為例，新加坡中央公積金僱主供款佔15%，僱員供款佔20%，相對香港的5%高很多，市民又是否會接受較高的供款？如果不提高供款額，又要設下一個投資回報保證，這又是否含有由公帑補貼的成分？
最後筆者要談的是和長期服務金的對機制，這個機制目前看起來是對員工不利，因為若和長期服務金對，僱員所得的退休保障便會下降，但這也是一個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因為在10年前要通過強積金時，適逢香港經濟不景，為了讓僱主放心，也好令反對聲音減少，所以才會有這個對機制。10年匆匆的過去了，當時的情已和現在的大大不同，以前擔心強積金增加勞工成本，對香港經濟構成負面影響的顧慮已沒有以前般大，對機制的合理性是應該拿出來討論。
趁強積金10周年慶，也是時候去審視強積金，不是說要撥亂反正，但理順一些強積金的運作，卻是應有之義。
四方面最為人詬病
現時強積金最為人詬病的地方，主要在四方面：（一）強積金不能為就業人士提供全面退休保障；（二）強積金的收費水平過高；（三）強積金的回報不理想及缺乏保證；（四）強積金可以和僱主的長期服務金對，以致「打工仔」的保障下降。
首先，強積金不可能完全取代其他退休安排，而變成僱員的唯一退休保障。根據世界銀行對退休保障的倡議，退休保障有5個支柱，其中包括政府援助、強積金、家庭支援、個人安排和政府的社會安全網（即綜援）。而從上述的倡議退休方法中，強積金只是其中一環，而在香港的情，由僱主和僱員每月合共供款最多只有2000元，在數目上明顯是不足夠的，所以批評強積金保障不足，其實只是點出了真相的一部分而已。
除非每月的供款都可以大幅跑贏通脹，否則強積金無可能足夠退休所需。舉例來說，假如供款是每月2000元，而供款期是40年，年度回報率是6%（稍為高於積金局公布的股票基金回報），40年後的積金戶口結餘為398萬元，若通脹是每年3%的話，40年後的積金戶口結餘，只是等於現在的120多萬元。讀者大可猜想，在現時百物騰貴的香港，拿100多萬元的退休金其實不可能安度退休生活，所以積金局一直提倡強積金只是眾多退休安排之一，市民要在強積金外為自己多加打算，例如增加自願的積金供款。在這方面，政府實在要提供誘因，讓市民自動自覺的為自己的將來計劃，例如恰當的稅務優惠，是可以將部分人的供款提高，對日後社會退休支援上的壓力也可紓緩。
啟動半自由行 政府取態是關鍵
關於強積金的收費問題，其實有兩個大家忽略的資料，其一就是在實行強積金的初期，為了吸引服務提供者進入市場，所以「默許」服務提供的機構收取較高的手續費，以給它們早點回收成本，這在實施初期也是無可厚非的，因為要增加選擇給僱主和僱員，就需要提供誘因給服務提供機構，所以單方面說它們收費過高，而沒有把歷史因素計算在內，其實並非完全公允。當然，10年過去了，積金服務提供機構的成本也回收了，這個收費自是要檢討了。
還有，就是所收費用中也全非是基金經理所收，當中有一部分是信託人和其他監管收費，如果在不影響監管水平的情下，可以簡化一些程序，所節省的也會令成本下降，最終也會令大眾受惠。在廣義一點來看，如果強積金半自由行，又或是全自由行可早點啟動，那麼收費自必因市場力量而下降，在這方面上，政府的取態是關鍵的。
對機制合理性應拿出來討論
第三個問題是強積金的回報不理想，有意見甚至說香港為何不仿效新加坡的做法，以中央公積金去取代強積金，因為新加坡的中央公積金有最低的回報保證！但若實行中央公積金，這會直接和投資界爭奪退休市場這塊大餅，也和香港一直奉行的「大市場、小政府」概念相抵，因為當強積金變成中央公積金時，那麼現在建議中的醫療保險也會變成中央強醫金，再下去政府所包攬的便會愈來愈多，這又是否好事？新加坡中央公積金的供款比香港高，以35歲至50歲的勞動人口為例，新加坡中央公積金僱主供款佔15%，僱員供款佔20%，相對香港的5%高很多，市民又是否會接受較高的供款？如果不提高供款額，又要設下一個投資回報保證，這又是否含有由公帑補貼的成分？
最後筆者要談的是和長期服務金的對機制，這個機制目前看起來是對員工不利，因為若和長期服務金對，僱員所得的退休保障便會下降，但這也是一個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因為在10年前要通過強積金時，適逢香港經濟不景，為了讓僱主放心，也好令反對聲音減少，所以才會有這個對機制。10年匆匆的過去了，當時的情已和現在的大大不同，以前擔心強積金增加勞工成本，對香港經濟構成負面影響的顧慮已沒有以前般大，對機制的合理性是應該拿出來討論。
趁強積金10周年慶，也是時候去審視強積金，不是說要撥亂反正，但理順一些強積金的運作，卻是應有之義。
一夜情拒用套屬強姦？阿桑奇疑墮色慾陷阱
阿桑奇一直否認做錯事，強調與兩名瑞典美女發生性關係是你情我願。兩段一夜情，竟變成強姦案，令人懷疑事件是色慾陷阱。
兩女主動邀請訪家
阿桑奇今年 8月 11日應邀到瑞典斯德哥爾摩演講，接頭的金髮美女「莎拉」（化名） 30多歲，是當地有名的激進女權分子。兩人素未謀面，但莎拉同意讓阿桑奇暫住她家，因她會外遊，要到 14日研討會當天才回家。結果莎拉提早一天回家，兩人外出晚膳後回家並發生性關係，其間安全套破裂，但兩人未有反目，翌晨還一起吃早餐，晚上莎拉更為阿桑奇搞派對。
研討會上一名 20多歲美女「杰西卡」（化名），因仰慕阿桑奇，專程由斯德哥爾摩以西 63公里小鎮恩雪平（ Enkoping）去聽演說，並在會上認識了莎拉。杰西卡主動結交阿桑奇，之後隨阿桑奇等人去午膳，最後兩人去看電影，分別時她主動問阿桑奇能否再見面。
隔了一天，杰西卡致電阿桑奇，兩人相約在斯德哥爾摩見面，但見面後決定上杰西卡的家。由於阿桑奇沒錢，火車票由杰西卡付款。兩人當晚上床有用安全套，但翌晨梅開二度阿桑奇拒絕用套要「打真軍」。
杰西卡後來因擔心染性病或懷孕而「沮喪」，致電莎拉求助，兩女始知對方也有跟阿桑奇上床。杰西卡希望強制阿桑奇驗愛滋，兩女在 8月 20日到警署求助。
她們承認自願與阿桑奇上床，但根據瑞典繁複的強姦法例，警方認為阿桑奇與莎拉性交時安全套破裂，是性侵犯；而拒用安全套更屬強姦。
英國《每日郵報》
兩女主動邀請訪家
阿桑奇今年 8月 11日應邀到瑞典斯德哥爾摩演講，接頭的金髮美女「莎拉」（化名） 30多歲，是當地有名的激進女權分子。兩人素未謀面，但莎拉同意讓阿桑奇暫住她家，因她會外遊，要到 14日研討會當天才回家。結果莎拉提早一天回家，兩人外出晚膳後回家並發生性關係，其間安全套破裂，但兩人未有反目，翌晨還一起吃早餐，晚上莎拉更為阿桑奇搞派對。
研討會上一名 20多歲美女「杰西卡」（化名），因仰慕阿桑奇，專程由斯德哥爾摩以西 63公里小鎮恩雪平（ Enkoping）去聽演說，並在會上認識了莎拉。杰西卡主動結交阿桑奇，之後隨阿桑奇等人去午膳，最後兩人去看電影，分別時她主動問阿桑奇能否再見面。
隔了一天，杰西卡致電阿桑奇，兩人相約在斯德哥爾摩見面，但見面後決定上杰西卡的家。由於阿桑奇沒錢，火車票由杰西卡付款。兩人當晚上床有用安全套，但翌晨梅開二度阿桑奇拒絕用套要「打真軍」。
杰西卡後來因擔心染性病或懷孕而「沮喪」，致電莎拉求助，兩女始知對方也有跟阿桑奇上床。杰西卡希望強制阿桑奇驗愛滋，兩女在 8月 20日到警署求助。
她們承認自願與阿桑奇上床，但根據瑞典繁複的強姦法例，警方認為阿桑奇與莎拉性交時安全套破裂，是性侵犯；而拒用安全套更屬強姦。
英國《每日郵報》
華夏透視：官二代恃權打人 權貴子弟眾人憎
內地官二代胡作非為，欺侮百姓，已經成為社會的民怨焦點。吉林省一位官二代，身着警服駕車撞傷一位老人後不僅不道歉，反而下車對老人及其女兒大打出手，還口出狂言：「我有的是錢，我打死你們，我賠錢給你們。」官二代囂張的氣燄激怒現場上千名市民，肇事車輛被當場砸爛。最後經過警察解救，這名官二代才得以脫身。
一名成年男子光天化日之下當街痛毆一對弱母女，並揚言「我有的是錢，我就打死你」，讓人不寒而慄，人們不禁要問：這名男子的戾氣從何而來？身穿警服就可以欺負弱小？有錢就可以把別人的尊嚴踩在腳底？這名「警服男」隨後被人肉搜索，原來這名姜姓官二代，本人是無業漢，但其父是附近某縣縣委辦公室主任，而岳父則是縣公安局工會主席。
難怪這名官二代有恃無恐，將老百姓視若草芥，原來他背後有兩個威風凜凜、權勢熏天的爸爸。所以，他雖然無固定職業，卻可以穿上警察制服，在光天化日之下撒野。「我有的是錢，我就打死你」，一個心智正常的成年人，竟然心懷如此悖謬的信念，這難道不是當今社會不公正的縮影？這位姜衙內手上到底沾過多少鮮血？他的爸爸們又到底幫他擺平了多少血案呢？
老子濫權 兒子張狂
其實，官二代危害社會的例子實在太多了，河北保定一名公安分局副局長之子，開車在河北大學校園內將兩名女大學生撞成一死一傷，不僅沒有停車，還繼續去校內宿舍樓接女友，被民眾攔截後也是口出狂言稱：「有本事你們告去，我爸是李剛。」這是扭曲成甚麼樣的人性，又是多麼瘋狂的特權意識，即便宋代的高衙內再世，恐怕也不過如此。
再譬如，西安音樂學院三年級學生藥家鑫駕車與一名騎單車女子相撞，這名家境殷實的官二代發現傷者正在記車牌，下車就將其連刺八刀致死，逃逸途中被民眾抓獲。這宗殺人案給人的震撼遠遠超過普通交通肇事案，一個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學生，心腸居然如此狠毒，將殺人當兒戲，這是國家教育的失敗，還是個人性格的悲劇呢？
官二代無法無天，不是偶然孤立的現象，其背後有着深厚的社會背景，他們對父輩濫權斂財的行為耳濡目染，自覺或不自覺地承繼了父輩以權錢為大的思想，拋棄了最基本的社會道德感以及對法律的基本敬畏，在他們看來，權力能擺平一切，金錢能戰勝法律，爹娘可以無敵。
事實上，現在的中國，權力凌駕於法律之上，金錢操縱司法，已成社會常態。甘肅蘭州一位局長開車與他人碰撞，一邊叫囂着「我是局長」，一邊揚言要「修理」人；深圳海事局一位林姓官員調戲小女孩後，竟高呼對方是「屁民」。有其父必有其子，官員狂妄霸道，代代相傳，官二代們自然變得張狂起來，不知天高地厚。
一名成年男子光天化日之下當街痛毆一對弱母女，並揚言「我有的是錢，我就打死你」，讓人不寒而慄，人們不禁要問：這名男子的戾氣從何而來？身穿警服就可以欺負弱小？有錢就可以把別人的尊嚴踩在腳底？這名「警服男」隨後被人肉搜索，原來這名姜姓官二代，本人是無業漢，但其父是附近某縣縣委辦公室主任，而岳父則是縣公安局工會主席。
難怪這名官二代有恃無恐，將老百姓視若草芥，原來他背後有兩個威風凜凜、權勢熏天的爸爸。所以，他雖然無固定職業，卻可以穿上警察制服，在光天化日之下撒野。「我有的是錢，我就打死你」，一個心智正常的成年人，竟然心懷如此悖謬的信念，這難道不是當今社會不公正的縮影？這位姜衙內手上到底沾過多少鮮血？他的爸爸們又到底幫他擺平了多少血案呢？
老子濫權 兒子張狂
其實，官二代危害社會的例子實在太多了，河北保定一名公安分局副局長之子，開車在河北大學校園內將兩名女大學生撞成一死一傷，不僅沒有停車，還繼續去校內宿舍樓接女友，被民眾攔截後也是口出狂言稱：「有本事你們告去，我爸是李剛。」這是扭曲成甚麼樣的人性，又是多麼瘋狂的特權意識，即便宋代的高衙內再世，恐怕也不過如此。
再譬如，西安音樂學院三年級學生藥家鑫駕車與一名騎單車女子相撞，這名家境殷實的官二代發現傷者正在記車牌，下車就將其連刺八刀致死，逃逸途中被民眾抓獲。這宗殺人案給人的震撼遠遠超過普通交通肇事案，一個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學生，心腸居然如此狠毒，將殺人當兒戲，這是國家教育的失敗，還是個人性格的悲劇呢？
官二代無法無天，不是偶然孤立的現象，其背後有着深厚的社會背景，他們對父輩濫權斂財的行為耳濡目染，自覺或不自覺地承繼了父輩以權錢為大的思想，拋棄了最基本的社會道德感以及對法律的基本敬畏，在他們看來，權力能擺平一切，金錢能戰勝法律，爹娘可以無敵。
事實上，現在的中國，權力凌駕於法律之上，金錢操縱司法，已成社會常態。甘肅蘭州一位局長開車與他人碰撞，一邊叫囂着「我是局長」，一邊揚言要「修理」人；深圳海事局一位林姓官員調戲小女孩後，竟高呼對方是「屁民」。有其父必有其子，官員狂妄霸道，代代相傳，官二代們自然變得張狂起來，不知天高地厚。
Napa Valley試酒
Napa Valley是除了波爾多、勃根地以外最響噹噹的紅酒產區。這次到三藩市前已跟朋友打了招呼，要到 Napa Valley來一趟試酒之旅。
美國葡萄酒喝的少，沒有留下甚麼深刻印象，只知道 Napa Valley在釀酒技術方面常有新猷，據說質量大有進步，直逼甚至超越法國這個皇者。釀酒這回事跟寫文章一樣，酒莊、釀酒師說覺得自己的酒最好、最有特色，美國酒是否已超越法國紅酒還是讓他們各說各話好了，最重要的是它們保持本身的特色，留着土壤、氣候的味道。
還是第一次參加試酒之旅，有點大鄉里進城的模樣，不知道在那裏付錢，不知道從何開始，直到一位頭髮有綠色 hi-light、秀着「事業線」的年青女職員開口招呼，把試酒的牌遞上才打破悶局。最終選了一個三十五美元四杯的「試飲套餐」，都是○七年的紅酒，不過葡萄的組合不同，還各自取了有趣的名字如 Trilogy、 Holy Smoke、 Wild Boar，其中 Holy Smoke被評為值九十四分的好酒。女職員很熟練的、拿出四個紅酒杯，先介紹一下將要喝的酒，有甚麼特色，有甚麼 aura，該期待甚麼味道，再徐徐把酒倒進杯中。
為了掩飾「大鄉里」的本質，趕緊把在電影、漫畫、書中看過的試酒方法搬出來，先煞有介事的斜斜端起酒杯，讓光線穿透紅酒，看看色澤是清是濁，是紅磚還是紅寶石般。再來是拼命把鼻子伸進酒杯中，試圖分辨有沒有朱古力、黑醋栗或花香味。嗅了又嗅後終於把酒喝下，還刻意讓寶石色的酒液在口腔反覆流轉，以顯示自己真的知道如何嚐清楚複雜的味道。
可惜，紅酒喝的實在不夠，掌握不到酒香、酒味的層次，做了試飲「大龍鳳」後對酒的印象還是模糊得很。職員問我感覺如何時亦有點支吾，只能簡單的胡謅幾句。女職員當然不以為意，大抵一年到頭已看過不少我這種「知少少扮代表」的酒徒吧！
(盧峯)
美國葡萄酒喝的少，沒有留下甚麼深刻印象，只知道 Napa Valley在釀酒技術方面常有新猷，據說質量大有進步，直逼甚至超越法國這個皇者。釀酒這回事跟寫文章一樣，酒莊、釀酒師說覺得自己的酒最好、最有特色，美國酒是否已超越法國紅酒還是讓他們各說各話好了，最重要的是它們保持本身的特色，留着土壤、氣候的味道。
還是第一次參加試酒之旅，有點大鄉里進城的模樣，不知道在那裏付錢，不知道從何開始，直到一位頭髮有綠色 hi-light、秀着「事業線」的年青女職員開口招呼，把試酒的牌遞上才打破悶局。最終選了一個三十五美元四杯的「試飲套餐」，都是○七年的紅酒，不過葡萄的組合不同，還各自取了有趣的名字如 Trilogy、 Holy Smoke、 Wild Boar，其中 Holy Smoke被評為值九十四分的好酒。女職員很熟練的、拿出四個紅酒杯，先介紹一下將要喝的酒，有甚麼特色，有甚麼 aura，該期待甚麼味道，再徐徐把酒倒進杯中。
為了掩飾「大鄉里」的本質，趕緊把在電影、漫畫、書中看過的試酒方法搬出來，先煞有介事的斜斜端起酒杯，讓光線穿透紅酒，看看色澤是清是濁，是紅磚還是紅寶石般。再來是拼命把鼻子伸進酒杯中，試圖分辨有沒有朱古力、黑醋栗或花香味。嗅了又嗅後終於把酒喝下，還刻意讓寶石色的酒液在口腔反覆流轉，以顯示自己真的知道如何嚐清楚複雜的味道。
可惜，紅酒喝的實在不夠，掌握不到酒香、酒味的層次，做了試飲「大龍鳳」後對酒的印象還是模糊得很。職員問我感覺如何時亦有點支吾，只能簡單的胡謅幾句。女職員當然不以為意，大抵一年到頭已看過不少我這種「知少少扮代表」的酒徒吧！
(盧峯)
2010-12-07
獨立思考南北韓衝突
香港的傳媒雖然經常提醒年輕人要懂得用批判的眼光去獨立思考，但當遇到具體的問題時，他們自己的表現亦不過是人云亦云；有些甚至會不自覺地配合主流意見，以牽強附會的方式，為大國的國策塗脂抹粉，被人利用了也不自知。
以南北韓的衝突為例；究竟誰先挑起衝突，雙方當然互相指責，但我們的傳媒在沒有派記者作實地採訪的情況下，已選擇性地只報道美韓方面的版本。為甚麼不讓我們了解一下北韓的觀點呢？是怕我們中了北韓的宣傳之毒嗎？過濾消息可不是傳媒的責任，為甚麼不讓受眾去自行判斷呢？
歷史上的軍事衝突，通常都有兩個版本，究竟誰先開火，通常連身在前線的士兵也講不清楚。我習慣不在這個問題上隨便相信一方的說法。我會察看雙方的國策，看看之後的發展究竟對哪一方有利，屬哪一方的既有目標，以推論衝突由哪一方挑起的機會較多。
譬如天安艦事件，我會問北韓把它炸沉是為甚麼呢？天安艦既非南韓的主力艦，把它炸掉並不足以一舉削弱美韓的軍力，在戰略上毫無意義。主流傳媒說，北韓此舉是發窮惡，希望換取西方更多的經濟援助，或爭取在軍事談判上獲得更被尊重的地位。但事件發生後，西方是進一步收緊了對北韓的封鎖，而美國亦沒有因此而願意與北韓單獨會談。既然衝突無法換取北韓想要的東西，那北韓為甚麼還要一再挑起衝突呢？
這種行為顯然並不理性，但我在一份「信譽最好」的報紙上，看到他們的社評，把北韓挑起衝突描述為「理性」行為。這種說法所起的功能，就是要受眾確信，衝突是北韓挑起的。亦有評論估計，北韓此舉是為金正恩這位小主接班立威，這也很不合理。但凡接班，首重平穩過渡，怎會挑起衝突，要地位未穩、經驗不足的小主立即去處理危機，帶來不必要的風險。我不相信有心安排小主上位的人會這樣做。
相反，今次南北韓衝突的發展，卻完全符合美國國策的需要。美國想重返亞洲，制衡中國的崛起，所以極需要保留在沖繩島的軍事基地。但日本的民情是要美軍撤出沖繩島，天安艦事件令朝鮮半島局勢緊張，令日本最終屈服讓美軍保留在沖繩島的基地。讀者不難看到，誰是天安艦事件的真正獲益者。
南北韓局勢緊張後，美韓進行了多次軍事演習。美國曾放聲氣要派核動力航空母艦華盛頓號進入黃海演習，因北京強烈反對而叫停。今次延坪島事件，連島上平民也有死傷，美國就出師有名了。今次不但派核母，連攻擊力最強的核潛也派來黃海了。
演習的地點鄰近中國首都北京，這不是項莊舞劍，又是甚麼？
以南北韓的衝突為例；究竟誰先挑起衝突，雙方當然互相指責，但我們的傳媒在沒有派記者作實地採訪的情況下，已選擇性地只報道美韓方面的版本。為甚麼不讓我們了解一下北韓的觀點呢？是怕我們中了北韓的宣傳之毒嗎？過濾消息可不是傳媒的責任，為甚麼不讓受眾去自行判斷呢？
歷史上的軍事衝突，通常都有兩個版本，究竟誰先開火，通常連身在前線的士兵也講不清楚。我習慣不在這個問題上隨便相信一方的說法。我會察看雙方的國策，看看之後的發展究竟對哪一方有利，屬哪一方的既有目標，以推論衝突由哪一方挑起的機會較多。
譬如天安艦事件，我會問北韓把它炸沉是為甚麼呢？天安艦既非南韓的主力艦，把它炸掉並不足以一舉削弱美韓的軍力，在戰略上毫無意義。主流傳媒說，北韓此舉是發窮惡，希望換取西方更多的經濟援助，或爭取在軍事談判上獲得更被尊重的地位。但事件發生後，西方是進一步收緊了對北韓的封鎖，而美國亦沒有因此而願意與北韓單獨會談。既然衝突無法換取北韓想要的東西，那北韓為甚麼還要一再挑起衝突呢？
這種行為顯然並不理性，但我在一份「信譽最好」的報紙上，看到他們的社評，把北韓挑起衝突描述為「理性」行為。這種說法所起的功能，就是要受眾確信，衝突是北韓挑起的。亦有評論估計，北韓此舉是為金正恩這位小主接班立威，這也很不合理。但凡接班，首重平穩過渡，怎會挑起衝突，要地位未穩、經驗不足的小主立即去處理危機，帶來不必要的風險。我不相信有心安排小主上位的人會這樣做。
相反，今次南北韓衝突的發展，卻完全符合美國國策的需要。美國想重返亞洲，制衡中國的崛起，所以極需要保留在沖繩島的軍事基地。但日本的民情是要美軍撤出沖繩島，天安艦事件令朝鮮半島局勢緊張，令日本最終屈服讓美軍保留在沖繩島的基地。讀者不難看到，誰是天安艦事件的真正獲益者。
南北韓局勢緊張後，美韓進行了多次軍事演習。美國曾放聲氣要派核動力航空母艦華盛頓號進入黃海演習，因北京強烈反對而叫停。今次延坪島事件，連島上平民也有死傷，美國就出師有名了。今次不但派核母，連攻擊力最強的核潛也派來黃海了。
演習的地點鄰近中國首都北京，這不是項莊舞劍，又是甚麼？
沈旭暉：當卡塔爾也可辦世界盃……
國際足協把2022年世界盃主辦權交予卡塔爾，引起體壇震動，也對國際關係的根本範式帶來改變。假如卡塔爾獲選全因經濟因素，那麼英美就不應落選，畢竟評估預測後者盈餘最大。假如西亞要選足球代表，3次打入決賽周、人口超過7000萬、政體比卡塔爾「較為民主」的伊朗才是傳統選擇；但假如伊朗申辦，相信成功機會甚微。卡塔爾勝出的意義，實在與其他國家完全不同。
香港可辦冬奧？
卡塔爾不但是歷屆人口最少的主辦國，也是唯一公民不及常住人口的主辦國，全國百萬人中，超過3/4為非卡塔爾公民。這些來自世界各國的勞工，卻是卡塔爾世界盃的主要「本土」觀眾，也是接待遊客的主力。當顧問公司評估卡塔爾對足球的熱情、對遊客的接待水平，被評估的根本不是卡塔爾人，這是罕見的；香港申辦亞運被評估時，菲傭的體育熱情就不會被重點考慮。今天住在卡塔爾的非本國公民，在2022年卻相當可能不在，所以被評的，其實是卡塔爾引入人口的機制，以及非公民在主辦國的角色。
世界盃強調通過主辦國的基礎建設普及國內足球、提升技術水平，但對人口只有香港約1/7的卡塔爾而言，興建十多個國際級足球場毫無內需；近年卡塔爾聯賽引入眾多過氣球星，球場還是空空如也。卡塔爾也知道這會被批評為浪費，宣布在比賽後把新建球場送到第三世界國家，物盡其用。換句話說，評核卡塔爾基建對足球的貢獻時，考慮對象並非本國，而是第三世界，具體還不知是哪國。
變相默許體育僱傭兵
卡塔爾興建的冷氣球場十分有看頭，據說溫度會被調較至恆溫27℃，以突破40℃、50℃的沙漠高溫。這是電腦遊戲的夢想﹕按一下鍵盤，球場就會下雪、下雨、陽光普照，甚或製造高原效應。但什麼才是卡塔爾的真正主場？為什麼是20多度，而不是適應非洲球員的30多度？為方便轉播，是否可在凌晨比賽，而把球場調較得如同正午？「去本土化」的發展，會把比賽的地域元素降至最低，假如這成了日後劃一的球場模式，球員再沒有適應主場的需要。那樣香港也可申辦 2030年冬季奧運了。
在南非世界盃以前，無論主辦國球隊多麼不濟，也起碼打進次圈；就是作為首支首圈出局的主辦國，南非也曾三度打入決賽周，曾獲非洲國家盃冠軍。世界盃主辦權落入從未打入決賽周、水平在亞洲也屬二流的卡塔爾，不但讓主辦權和國家實力完全脫鈎，也是相信卡塔爾國家隊不會過分失禮，這其實是對卡塔爾的體育僱傭兵政策變相默許。須知數年前，國際足協修改條例，規定需住滿一定期限才可入籍，就是為卡塔爾「度身訂做」，以阻撓卡塔爾引進巴西前鋒艾爾頓、達達、李安盧——這不同德國隊吸納新移民，卻更像球會主動購入球員。當時卡塔爾被視為破壞規矩，曾被威脅制裁，但現在卡塔爾的僱傭兵化必會變本加厲，到了2022年，卡塔爾隊有多少本土球員實在難說。這次卡塔爾申辦團也貫徹僱傭色彩，當英格蘭由本國王子首相球星領軍，卡塔爾的王牌是施丹和哥迪奧拿。
區域合作比日韓世盃強
體育盛事容許多國合辦，既是希望效益延伸，也希望合辦國分工。卡塔爾雖是獨自主辦，但對鄰國需求甚多，例如它獨自反恐是不可能的，世界盃期間，海灣合作委員會的反恐部門大概要全體動員，假如局勢不穩，甚至可能要聘請僱傭兵公司，這就不會在俄羅斯發生。卡塔爾容許多少和伊斯蘭教義的衝突出現，例如球員公然進行同性戀行為會否被捕，這也不能完全由多哈政府決定；一旦過分開放，影響整個地區，瓦哈比主義大本營沙特就不能接受。在一般國家，一旦某區發生騷亂，可移師到其他區域比賽，但在面積不過等同10個香港、主要地方又是沙漠的卡塔爾，要是發生意外，逼在一起的球場就不能使用，臨時徵用球場就得打鄰國主意。某程度上，卡塔爾變相成了海灣合作委員會的合辦代表，和相關國家的合作，會比貌合神離的日韓世界盃更強。
全球化勝利 「主辦國」概念受挑戰
主辦國一般把世界盃定位為單一盛事，營運預算直接，但要準確評估卡塔爾世界盃的經濟，則必須把世界盃和卡塔爾要舉辦的其他盛事等量齊觀。以卡塔爾作風，必會把包括世界盃在內的一系列盛事包裝成「西亞國際都會年度亮點」，再在這些盛事之間舉行其他活動、興建消費中心，希望盛事間的經濟效益互相滾動。由於單是世界盃未必能改變世人對卡塔爾的觀感，假如卡塔爾將申辦/舉辦的其他活動未如理想，卡塔爾世界盃也不易理想。
說到底，卡塔爾還是一個國家嗎？當然是，但它主辦世界盃的一切考量，在人、事、地、物、時各層面，都把自己當作是商業公司，依靠傳統國家元素甚少，他國元素的參與比歷屆都多；模式延伸下去，「主辦國」的概念會備受挑戰。卡塔爾的勝利，其實是全球化的勝利，也是國家主義的警號。
香港可辦冬奧？
卡塔爾不但是歷屆人口最少的主辦國，也是唯一公民不及常住人口的主辦國，全國百萬人中，超過3/4為非卡塔爾公民。這些來自世界各國的勞工，卻是卡塔爾世界盃的主要「本土」觀眾，也是接待遊客的主力。當顧問公司評估卡塔爾對足球的熱情、對遊客的接待水平，被評估的根本不是卡塔爾人，這是罕見的；香港申辦亞運被評估時，菲傭的體育熱情就不會被重點考慮。今天住在卡塔爾的非本國公民，在2022年卻相當可能不在，所以被評的，其實是卡塔爾引入人口的機制，以及非公民在主辦國的角色。
世界盃強調通過主辦國的基礎建設普及國內足球、提升技術水平，但對人口只有香港約1/7的卡塔爾而言，興建十多個國際級足球場毫無內需；近年卡塔爾聯賽引入眾多過氣球星，球場還是空空如也。卡塔爾也知道這會被批評為浪費，宣布在比賽後把新建球場送到第三世界國家，物盡其用。換句話說，評核卡塔爾基建對足球的貢獻時，考慮對象並非本國，而是第三世界，具體還不知是哪國。
變相默許體育僱傭兵
卡塔爾興建的冷氣球場十分有看頭，據說溫度會被調較至恆溫27℃，以突破40℃、50℃的沙漠高溫。這是電腦遊戲的夢想﹕按一下鍵盤，球場就會下雪、下雨、陽光普照，甚或製造高原效應。但什麼才是卡塔爾的真正主場？為什麼是20多度，而不是適應非洲球員的30多度？為方便轉播，是否可在凌晨比賽，而把球場調較得如同正午？「去本土化」的發展，會把比賽的地域元素降至最低，假如這成了日後劃一的球場模式，球員再沒有適應主場的需要。那樣香港也可申辦 2030年冬季奧運了。
在南非世界盃以前，無論主辦國球隊多麼不濟，也起碼打進次圈；就是作為首支首圈出局的主辦國，南非也曾三度打入決賽周，曾獲非洲國家盃冠軍。世界盃主辦權落入從未打入決賽周、水平在亞洲也屬二流的卡塔爾，不但讓主辦權和國家實力完全脫鈎，也是相信卡塔爾國家隊不會過分失禮，這其實是對卡塔爾的體育僱傭兵政策變相默許。須知數年前，國際足協修改條例，規定需住滿一定期限才可入籍，就是為卡塔爾「度身訂做」，以阻撓卡塔爾引進巴西前鋒艾爾頓、達達、李安盧——這不同德國隊吸納新移民，卻更像球會主動購入球員。當時卡塔爾被視為破壞規矩，曾被威脅制裁，但現在卡塔爾的僱傭兵化必會變本加厲，到了2022年，卡塔爾隊有多少本土球員實在難說。這次卡塔爾申辦團也貫徹僱傭色彩，當英格蘭由本國王子首相球星領軍，卡塔爾的王牌是施丹和哥迪奧拿。
區域合作比日韓世盃強
體育盛事容許多國合辦，既是希望效益延伸，也希望合辦國分工。卡塔爾雖是獨自主辦，但對鄰國需求甚多，例如它獨自反恐是不可能的，世界盃期間，海灣合作委員會的反恐部門大概要全體動員，假如局勢不穩，甚至可能要聘請僱傭兵公司，這就不會在俄羅斯發生。卡塔爾容許多少和伊斯蘭教義的衝突出現，例如球員公然進行同性戀行為會否被捕，這也不能完全由多哈政府決定；一旦過分開放，影響整個地區，瓦哈比主義大本營沙特就不能接受。在一般國家，一旦某區發生騷亂，可移師到其他區域比賽，但在面積不過等同10個香港、主要地方又是沙漠的卡塔爾，要是發生意外，逼在一起的球場就不能使用，臨時徵用球場就得打鄰國主意。某程度上，卡塔爾變相成了海灣合作委員會的合辦代表，和相關國家的合作，會比貌合神離的日韓世界盃更強。
全球化勝利 「主辦國」概念受挑戰
主辦國一般把世界盃定位為單一盛事，營運預算直接，但要準確評估卡塔爾世界盃的經濟，則必須把世界盃和卡塔爾要舉辦的其他盛事等量齊觀。以卡塔爾作風，必會把包括世界盃在內的一系列盛事包裝成「西亞國際都會年度亮點」，再在這些盛事之間舉行其他活動、興建消費中心，希望盛事間的經濟效益互相滾動。由於單是世界盃未必能改變世人對卡塔爾的觀感，假如卡塔爾將申辦/舉辦的其他活動未如理想，卡塔爾世界盃也不易理想。
說到底，卡塔爾還是一個國家嗎？當然是，但它主辦世界盃的一切考量，在人、事、地、物、時各層面，都把自己當作是商業公司，依靠傳統國家元素甚少，他國元素的參與比歷屆都多；模式延伸下去，「主辦國」的概念會備受挑戰。卡塔爾的勝利，其實是全球化的勝利，也是國家主義的警號。
他朝君體也相同
跑馬地天主教墳場大門對聯最教人顧盼；「今日吾軀歸故土」「他朝君體也相同」。
他朝君體也相同；真貼切，再風光的人生，再美麗健康的面相身體逝水年華任誰都逃不過生老病死四道門。經歷親人朋友早逝，對死亡始得入心體會。
健康未出亂子，再悲天憫人也難體驗感同身受別人的殘缺、疾病。
筆者健康說壞不算很壞，說好也難算很好；從童年開始便間歇性受到腰痛及頸痛打擊，近年痛疾發作，旁人加把口：「終於來到犯痛的歲月啦……?!!」
笑答，這痛早自小學開始，如若別人踏入四十歲痛症始發，我來到這個歲數早已痛了近三十年……
了解痛，從中也能體驗旁人的痛；但痛未至殘。因頸椎問題引致的麻痹才真正叫自己深深感受以為天長地久陪着你走的身體機器，不單止在過度使用回應以抗議，甚至不發明顯先兆突爾收工。
不熟悉的朋友都被撐得表面不太差的腰腿功夫瞞騙，都以為得天獨厚健康無瑕。自己清楚甚麼叫痛，從來對內地斷肢及老年丐幫特別通融，不少朋友奇怪明知欺詐行乞何以施捨助長風氣？
不理前因，眼前人的殘缺永不復還，自己一點點痛疾發作已然受不了，以心比心他們的痛去到甚麼程度？深愛先祖母，家中老母健在，見老年乞丐更難以硬着心腸調頭走開，布施當作為家中老人祈福。
綜合因果反射條件而行善，我明白這善非大善，這愛非大愛；回想前路遙遙，一句他朝君體也相同，出手算為自耕一分福田。尖酸的語言少點說吧，刻薄的心態盡量減省，一切折墮只因前此作孽。
感受，明白他朝君體也相同；不單止對死亡少卻恐懼，對痛疾多一份容忍，日常語言行事更曉檢點。
(鄧達智)
他朝君體也相同；真貼切，再風光的人生，再美麗健康的面相身體逝水年華任誰都逃不過生老病死四道門。經歷親人朋友早逝，對死亡始得入心體會。
健康未出亂子，再悲天憫人也難體驗感同身受別人的殘缺、疾病。
筆者健康說壞不算很壞，說好也難算很好；從童年開始便間歇性受到腰痛及頸痛打擊，近年痛疾發作，旁人加把口：「終於來到犯痛的歲月啦……?!!」
笑答，這痛早自小學開始，如若別人踏入四十歲痛症始發，我來到這個歲數早已痛了近三十年……
了解痛，從中也能體驗旁人的痛；但痛未至殘。因頸椎問題引致的麻痹才真正叫自己深深感受以為天長地久陪着你走的身體機器，不單止在過度使用回應以抗議，甚至不發明顯先兆突爾收工。
不熟悉的朋友都被撐得表面不太差的腰腿功夫瞞騙，都以為得天獨厚健康無瑕。自己清楚甚麼叫痛，從來對內地斷肢及老年丐幫特別通融，不少朋友奇怪明知欺詐行乞何以施捨助長風氣？
不理前因，眼前人的殘缺永不復還，自己一點點痛疾發作已然受不了，以心比心他們的痛去到甚麼程度？深愛先祖母，家中老母健在，見老年乞丐更難以硬着心腸調頭走開，布施當作為家中老人祈福。
綜合因果反射條件而行善，我明白這善非大善，這愛非大愛；回想前路遙遙，一句他朝君體也相同，出手算為自耕一分福田。尖酸的語言少點說吧，刻薄的心態盡量減省，一切折墮只因前此作孽。
感受，明白他朝君體也相同；不單止對死亡少卻恐懼，對痛疾多一份容忍，日常語言行事更曉檢點。
(鄧達智)
好好過日子——實惠一點好嗎 ？
香港申辦亞運會這件事，看來也到此為止了。
據說一些運動員聽到那些政黨不支持香港舉辦亞運會，非常失望，聲淚俱下。
但是，想通了，這又有甚麼不得了呢？
廣州辦個亞運會，花了上千億人民幣，香港呢？只打算花六十億，還是港幣。這說明甚麼呢？這就說明，香港有關方面，根本就無心搞這個運動會。不然的話，怎麼解釋金錢上的這個巨大差異？
好了，這六十億，權當已出之物，你我都有份，那就不如拿來獎勵香港的傑出運動員，好好為發展香港體育運動投點資，這樣的結果，相信香港運動員們一定歡迎的。
實實惠惠的，有甚麼不好呢？為甚麼非要搞甚麼亞運會，才能彰顯香港的體育地位呢？
香港除了體育受到疏視之外，還有一種重要的教育也受到忽視，而且情況特別嚴重。那就是美術教育。
美學對於一個人，甚至對於一個民族的品味，有至關重要的份量，一個美學涵養差勁的人，品味必差。一個品味差勁的人，生活素質也不會好到哪裏去。一個地方的人如果都這樣，這個地方的品味也必愈來愈差，人們對生活的追求愈來愈少，最後，這必將是一個枯燥乏味沒有品味的城市。
香港教育對於美學的疏視程度，已到了可有可無的地步。在上海的博物館裏，我們還看到一群群的中學生在老師帶領下，聽講解員講解，記筆記和畫素描，歐美的中學生，進博物館看美術展覽更是普通。但你到香港的美術博物館去看看，全是返老還童的阿嬸阿伯。
在香港，與其辦亞運會這般好大喜功，真的不如好好搞點基礎教育，把學生的德、智、體、美，好好的，用心的搞好！這比花多少錢，搞多少國際盛事，有益得多。
李純恩
據說一些運動員聽到那些政黨不支持香港舉辦亞運會，非常失望，聲淚俱下。
但是，想通了，這又有甚麼不得了呢？
廣州辦個亞運會，花了上千億人民幣，香港呢？只打算花六十億，還是港幣。這說明甚麼呢？這就說明，香港有關方面，根本就無心搞這個運動會。不然的話，怎麼解釋金錢上的這個巨大差異？
好了，這六十億，權當已出之物，你我都有份，那就不如拿來獎勵香港的傑出運動員，好好為發展香港體育運動投點資，這樣的結果，相信香港運動員們一定歡迎的。
實實惠惠的，有甚麼不好呢？為甚麼非要搞甚麼亞運會，才能彰顯香港的體育地位呢？
香港除了體育受到疏視之外，還有一種重要的教育也受到忽視，而且情況特別嚴重。那就是美術教育。
美學對於一個人，甚至對於一個民族的品味，有至關重要的份量，一個美學涵養差勁的人，品味必差。一個品味差勁的人，生活素質也不會好到哪裏去。一個地方的人如果都這樣，這個地方的品味也必愈來愈差，人們對生活的追求愈來愈少，最後，這必將是一個枯燥乏味沒有品味的城市。
香港教育對於美學的疏視程度，已到了可有可無的地步。在上海的博物館裏，我們還看到一群群的中學生在老師帶領下，聽講解員講解，記筆記和畫素描，歐美的中學生，進博物館看美術展覽更是普通。但你到香港的美術博物館去看看，全是返老還童的阿嬸阿伯。
在香港，與其辦亞運會這般好大喜功，真的不如好好搞點基礎教育，把學生的德、智、體、美，好好的，用心的搞好！這比花多少錢，搞多少國際盛事，有益得多。
李純恩
2010-11-24
額外印花費 該由誰繳交
為了冷卻樓市的炒風，政府突然宣布，在十一月十九日之後新買入的樓宇，若果在買入後不足兩年就轉讓，是項交易得負擔懲罰性的額外印花費。由於徵收的比率最高可達樓價的15%，短線炒賣已無利可圖，而且極有機會招至重大損失，因此炒家全面撤退，樓市的交投量頓時失去了接近八成。
這項措施雖令我名下的地產代理業務損失慘重，但我仍得承認，從社會的整體利益而言，推出新措施是需要的。然而，在額外的印花費該由誰來負責的問題上，新措施卻沒有言明該由買方負責，還是由賣方負責，只是含糊地說由買賣雙方共同負責。
政府這樣做，相信是為了保障自己的稅收，有一方不交或交不出，政府就可以追討另一方。這雖然是沿用徵收印花稅的一貫做法，卻不符合引入新例的基本精神。予人的感覺是賞罰不明。是非不分，只會引起市場不必要的爭拗，增加交易的社會成本。
其實道理很清楚，推出新措施的目的，既然是為了打擊炒風，那麼它懲罰的對象應該是炒家，即買入樓宇不足兩年又賣出的一方，沒有理由叫一個沒有犯錯的新買家去承擔上手短期轉讓的額外印花費。這個新買家，極有可能是用家，政府的措施不應傷及無辜。即使他也是炒家，但他尚未做出炒賣的行為之前，沒有理由提前懲罰他。如果他後來真是在短期裏又轉讓出去，新交易亦一樣得交額外印花費，他是逃不掉的。現在，政府拒絕指明須由賣方負責額外的印花稅，這雖不會影響新措施的阻嚇作用，但會予人不公義的感覺。政府為了保護自己的威信，應盡量避免讓市民有這種感覺。
政府建議，買賣雙方可自己協商，如何來分攤這份額外的印花稅，我擔心協商的結果，必然會在樓價上反映出來。這種受扭曲的樓價會造成市場訊息混亂，影響不知實情的人做出錯誤的決定。
對一個資金充足的買家來說，他在與賣方協商時，他很可能會願意由他來負擔全部印花稅，只要賣方肯把樓價降低一點就是了。因為樓價降低之後，整宗交易的印花費亦可以算少了一些。但若果買方僅夠首期，其他的錢要向銀行借，而銀行現時的貸款又不包印花稅，那他就寧願叫業主把價錢做高一些，印花稅由業主負責，這樣他才有機會貸多一點錢去完成交易。
在這種情況下，同一個單位的成交價，都可能因為協商印花費的繳付方式不同，而出現超過10%的差異。由於價格訊息在傳播時只會是一個簡單的數字，很難包括協商印花費的具體細節。結果大家都不清楚這個單位的真正成交價錢。銀行會因此而估錯價，買家會因此而落錯訂，政府有責任減少這種訊息混亂。
這項措施雖令我名下的地產代理業務損失慘重，但我仍得承認，從社會的整體利益而言，推出新措施是需要的。然而，在額外的印花費該由誰來負責的問題上，新措施卻沒有言明該由買方負責，還是由賣方負責，只是含糊地說由買賣雙方共同負責。
政府這樣做，相信是為了保障自己的稅收，有一方不交或交不出，政府就可以追討另一方。這雖然是沿用徵收印花稅的一貫做法，卻不符合引入新例的基本精神。予人的感覺是賞罰不明。是非不分，只會引起市場不必要的爭拗，增加交易的社會成本。
其實道理很清楚，推出新措施的目的，既然是為了打擊炒風，那麼它懲罰的對象應該是炒家，即買入樓宇不足兩年又賣出的一方，沒有理由叫一個沒有犯錯的新買家去承擔上手短期轉讓的額外印花費。這個新買家，極有可能是用家，政府的措施不應傷及無辜。即使他也是炒家，但他尚未做出炒賣的行為之前，沒有理由提前懲罰他。如果他後來真是在短期裏又轉讓出去，新交易亦一樣得交額外印花費，他是逃不掉的。現在，政府拒絕指明須由賣方負責額外的印花稅，這雖不會影響新措施的阻嚇作用，但會予人不公義的感覺。政府為了保護自己的威信，應盡量避免讓市民有這種感覺。
政府建議，買賣雙方可自己協商，如何來分攤這份額外的印花稅，我擔心協商的結果，必然會在樓價上反映出來。這種受扭曲的樓價會造成市場訊息混亂，影響不知實情的人做出錯誤的決定。
對一個資金充足的買家來說，他在與賣方協商時，他很可能會願意由他來負擔全部印花稅，只要賣方肯把樓價降低一點就是了。因為樓價降低之後，整宗交易的印花費亦可以算少了一些。但若果買方僅夠首期，其他的錢要向銀行借，而銀行現時的貸款又不包印花稅，那他就寧願叫業主把價錢做高一些，印花稅由業主負責，這樣他才有機會貸多一點錢去完成交易。
在這種情況下，同一個單位的成交價，都可能因為協商印花費的繳付方式不同，而出現超過10%的差異。由於價格訊息在傳播時只會是一個簡單的數字，很難包括協商印花費的具體細節。結果大家都不清楚這個單位的真正成交價錢。銀行會因此而估錯價，買家會因此而落錯訂，政府有責任減少這種訊息混亂。
2010-11-23
讀書和行路
問：「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一語怎樣翻譯？英文有沒有類似的成語？
答：「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直譯就是 It is better to travel 10,000 miles than to read 10,000 books。至於類似的成語，英文沒有，中文也沒有。
中文有的，是「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直譯是 In addition to reading 10,000 books, you should travel 10,000 miles。請看元朝方回一首六言詩：「讀萬卷行萬里，酌一杯題一詩。頹齡如此如此，豪氣已而已而。」《兒女英雄傳》四十回也說：「昔人曾云，讀萬卷書，不可不行萬里路。」讀萬卷書，是非能辨，然後行萬里路，才可以增加閱歷，險惡的萬里路上才不會誤入歧途。有一句英文成語也表達了類似意思：
Travel makes a wise man better, but a fool worse（旅遊使智者更智，愚者更愚）。
今天，很多人以為快快活活坐飛機到外國遊玩，就等於古人辛辛苦苦跋涉萬里的磨鍊，甚至竄改成語，說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於是學生不讀書更加振振有詞，放假就向父母要錢去歐美「遊學」也更加振振有詞。是之謂愚者更愚。
答：「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直譯就是 It is better to travel 10,000 miles than to read 10,000 books。至於類似的成語，英文沒有，中文也沒有。
中文有的，是「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直譯是 In addition to reading 10,000 books, you should travel 10,000 miles。請看元朝方回一首六言詩：「讀萬卷行萬里，酌一杯題一詩。頹齡如此如此，豪氣已而已而。」《兒女英雄傳》四十回也說：「昔人曾云，讀萬卷書，不可不行萬里路。」讀萬卷書，是非能辨，然後行萬里路，才可以增加閱歷，險惡的萬里路上才不會誤入歧途。有一句英文成語也表達了類似意思：
Travel makes a wise man better, but a fool worse（旅遊使智者更智，愚者更愚）。
今天，很多人以為快快活活坐飛機到外國遊玩，就等於古人辛辛苦苦跋涉萬里的磨鍊，甚至竄改成語，說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於是學生不讀書更加振振有詞，放假就向父母要錢去歐美「遊學」也更加振振有詞。是之謂愚者更愚。
怎樣才要交額外印花稅
政府公布對兩年內轉讓的物業徵收額外的印花稅後，由於很多傳媒在報道的時候，自身都未讀懂公布文件的內容，故有很多說得不清不楚的地方，引起不少誤會，所以我在這裡再解釋一下，希望減少不必要的誤會。
首先，我們必須明白，新政的目的是打擊新來的炒家，而不是傷害大部分已有業權的小業主。只要是在新例公布時已成為業主的，不管甚麼時候賣樓，這項交易也無需繳付額外的印花稅。我舉一個極端的例子：假如你在今年十一月十九日買了樓的話，那即使你在十一月二十日賣樓，一天內就短炒出去，這項交易也不用繳交額外印花稅。因此，十一月十九日或之前已成為業主的人都不用擔心自己在賣樓時會需要繳付額外印花稅。
不過，如果你的樓是新例公布後才買回來的話，你就受新例的管轄。但這只會影響你將來賣樓，並不一定影響你買樓。因為，只要賣樓給你的人是固有業主，他們賣給你的樓不是在新例公布後才買回來的話，你買入時也不用交額外印花稅。此外，即使你是在新例公布後才買入樓宇，只要你買入後，持有業權超過兩年，那就不管你是自住還是出租，甚至只是空置，也不用繳交額外印花稅。
至於怎樣才算獲得業權，則視乎已簽署了甚麼文件；簽了屋契當然沒有問題；如果只是簽了買賣合約，則視乎合約內容是否規定必買必賣。一般正式的買賣合約，大都是必買必賣的，可視作業權遲早會到手，若在十一月十九日或之前已簽妥，已可視作一般業主一樣，不受新例影響；但若果只是簽了非必賣必買的臨時合約，那仍可能被視作受新例制約，將來若作短期轉讓，就得繳額外印花稅。
有傳媒不明所以，竟說是在十一月十九日或之前簽了非必買必賣臨時買賣合約的交易，仍須支付額外印花稅，令買家以為立即要預一筆額外的錢去交印花稅，才能完成交易。事實並非這樣，這項交易本身是不須交額外印花稅的；只是這種交易會被視作新例公布後的交易，以後若在兩年內轉售，屆時才須繳交額外的印花稅。
有二手市場的買家，錯讀了傳媒上的訊息，以為簽臨時買賣合約時，最好註明必買必賣，這其實不一定是最好的選擇。因為，十一月十九日的界定日期已過去，現在簽甚麼都會受新例制約。況且，在律師樓確保業權清楚之前就簽定必賣必買合約是有風險的，保留撻定賠佣的選擇，可提供更多的靈活性，對買賣雙方都有好處。
社會上亦有人批評政府這項措施是旨在「掠水」—增加政府的庫房收入。我覺得這種說法是不成立的。因為，現有的業主賣樓都不須交額外印花稅，而新例已有足夠的力量阻嚇短綫炒家入市；在缺乏短炒活動的情況下，政府又怎有機會收到太多的額外印花稅呢？相反，新例推出後，市場立即處於半停頓狀態，未來政府的正常印花稅收入，勢必大幅萎縮。以庫房收入計，政府今次收多了的額外印花稅，一定不足以抵消收入少了的正常印花稅。
首先，我們必須明白，新政的目的是打擊新來的炒家，而不是傷害大部分已有業權的小業主。只要是在新例公布時已成為業主的，不管甚麼時候賣樓，這項交易也無需繳付額外的印花稅。我舉一個極端的例子：假如你在今年十一月十九日買了樓的話，那即使你在十一月二十日賣樓，一天內就短炒出去，這項交易也不用繳交額外印花稅。因此，十一月十九日或之前已成為業主的人都不用擔心自己在賣樓時會需要繳付額外印花稅。
不過，如果你的樓是新例公布後才買回來的話，你就受新例的管轄。但這只會影響你將來賣樓，並不一定影響你買樓。因為，只要賣樓給你的人是固有業主，他們賣給你的樓不是在新例公布後才買回來的話，你買入時也不用交額外印花稅。此外，即使你是在新例公布後才買入樓宇，只要你買入後，持有業權超過兩年，那就不管你是自住還是出租，甚至只是空置，也不用繳交額外印花稅。
至於怎樣才算獲得業權，則視乎已簽署了甚麼文件；簽了屋契當然沒有問題；如果只是簽了買賣合約，則視乎合約內容是否規定必買必賣。一般正式的買賣合約，大都是必買必賣的，可視作業權遲早會到手，若在十一月十九日或之前已簽妥，已可視作一般業主一樣，不受新例影響；但若果只是簽了非必賣必買的臨時合約，那仍可能被視作受新例制約，將來若作短期轉讓，就得繳額外印花稅。
有傳媒不明所以，竟說是在十一月十九日或之前簽了非必買必賣臨時買賣合約的交易，仍須支付額外印花稅，令買家以為立即要預一筆額外的錢去交印花稅，才能完成交易。事實並非這樣，這項交易本身是不須交額外印花稅的；只是這種交易會被視作新例公布後的交易，以後若在兩年內轉售，屆時才須繳交額外的印花稅。
有二手市場的買家，錯讀了傳媒上的訊息，以為簽臨時買賣合約時，最好註明必買必賣，這其實不一定是最好的選擇。因為，十一月十九日的界定日期已過去，現在簽甚麼都會受新例制約。況且，在律師樓確保業權清楚之前就簽定必賣必買合約是有風險的，保留撻定賠佣的選擇，可提供更多的靈活性，對買賣雙方都有好處。
社會上亦有人批評政府這項措施是旨在「掠水」—增加政府的庫房收入。我覺得這種說法是不成立的。因為，現有的業主賣樓都不須交額外印花稅，而新例已有足夠的力量阻嚇短綫炒家入市；在缺乏短炒活動的情況下，政府又怎有機會收到太多的額外印花稅呢？相反，新例推出後，市場立即處於半停頓狀態，未來政府的正常印花稅收入，勢必大幅萎縮。以庫房收入計，政府今次收多了的額外印花稅，一定不足以抵消收入少了的正常印花稅。
社評：愛爾蘭債務響警報 債券市場恐慌
歐元區債務危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希臘債務危機漸漸淡出、歐元漸趨平穩之時，愛爾蘭的債務問題又浮出水面，歐元區上空陰霾再現。根據愛爾蘭財政部11月10月發布的公告，該國目前的財政預算赤字相當於國內生產總值的12%，如果加上政府救助銀行系統的壞賬費用，這一比例高達32%，超出歐盟《穩定與增長公約》中規定標準的10倍。到2012年，愛爾蘭的公共債務與國內生產總值相比預計將達到113%，是歐盟規定標準的兩倍。此消息一出，投資者對愛爾蘭政府債務前景感到憂慮，紛紛拋售愛爾蘭的政府債券，導致十年期國債的利率迅速由6%飈升到9.2%，比歐元區信用等級最高的德國國債高出近7個百分點，創下自1999年歐元誕生以來的最高水平。這意味著愛爾蘭政府從金融市場籌資的借貸成本已經高得難以承受，引起債券市場一片恐慌，國際金融市場對愛爾蘭國債普遍感到擔憂。
愛爾蘭的債務問題主要源於經濟繁榮時期房地產市場的過度發展。愛爾蘭採取了外向型的經濟發展方式，出口在GDP中的比重達到50%，外國資金大量流入。1995年以來，愛爾蘭房地產價格上漲了270%以上，大量的銀行貸款和外資進入房地產市場，在2008年形勢最好的時候，愛爾蘭的建築行業對GDP的貢獻大約為25%。很多購房者和房地產商向銀行進行了大量的借貸，促進了經濟增長，1995年到2000年，愛爾蘭經濟年均增速超過9%，2001年到2007年的增速超過6%，在歐洲首屈一指。但快速增長後面隱藏著政府對銀行業大舉借債監管不力以及對建築業過度依賴、對房地產“泡沫”放任自由的發展。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外部需求放緩，國內房地產泡沫破裂，愛爾蘭深陷內外雙重危機的打擊，經濟增長急劇下滑。2008年經濟萎縮14%，2009年下跌1.5%，至今仍然衰退邊緣掙扎。
愛爾蘭房地產價格下跌50%到60%，由此帶來的銀行壞賬使其各主要銀行瀕臨破產，愛爾蘭的前五大銀行舉步維艱。為救助銀行業，愛爾蘭政府需要支付大約500億歐元的救助成本。這直接導致2010年愛爾蘭財政預算的急劇惡化，其預算赤字占GDP的比例從去年的14.4%飈升到今年的32%，政府債務餘額占GDP的比重從去年的66%左右上升到100%，到2012年愛爾蘭債務占GDP可能高達113%，這將和5月份希臘爆發債務危機時的水平大致相似。
愛爾蘭是否會步希臘後塵而上演債務危機？這取決於愛爾蘭債務危機形勢的演化和削減財政赤字的努力。從目前來看，愛爾蘭的政府債務問題並非像市場表現出來的那樣嚴重。一是愛爾蘭的經濟總量小於希臘，其GDP只占到歐元區的1.3%，而希臘經濟總量占到歐元區的2.6%。在歐洲金融穩定基金庇護下，愛爾蘭國債還不至於違約。二是愛爾蘭的政府債務目前只有895億歐元，低於希臘3000多億歐元的政府債務；三是愛爾蘭政府並沒有像希臘一樣出現債務到期無法償債的問題。希臘在今年四、五月份有220億歐元的債務本息到期急需還錢，當時希臘政府的財政資金不夠，而從金融市場又難以籌到資金，因此觸發債務危機。而愛爾蘭目前的債務問題還處於暴露階段，目前愛爾蘭政府手頭上有200多億歐元的資金可以運用，到明年年中之前足以償還所有債務本息，還不存在到期債務還不上的問題。目前對於愛爾蘭債務問題只是一種擔憂情緒，主要是由於今年預算赤字惡化超乎人們的預期，導致金融市場波動和歐元的貶值。
愛爾蘭政府目前已經制定削減財政赤字的計劃，預計明年將削減財政赤字高GDP的10%以下，到2014年將預算赤字占GDP的比例削減到3%以下，這有助於改善愛爾蘭的財政狀況。愛爾蘭債券管理局數據顯示，該國2011年所需資金總額為235億歐元，2012和2013年則分別需207億歐元和189億歐元資金。愛爾蘭的債務問題主要局限在歐洲內。據統計，在895億歐元的國債中，國內機構和居民持有 15%，歐洲中央銀行持有22%，商業銀行總共持有 16%，主要為歐洲的商業銀行持有，愛爾蘭以外的其他投資者持有 46%。反觀希臘，從今年到2014年，每年的債務在300-500億歐元，從2015-2019年，希臘的債務負擔每年大約在200億歐元左右，直到2019年才有望得到改善，而且很大一部分債券掌握在國外投資者手中。因此，從經濟總量、債務規模和債務分布來看，愛爾蘭債務問題都是局部性的，而且是可控的，其對全球金融市場影響有限，債務風波將會逐漸平息。
在11月17日的歐盟財長會上，多數歐盟國家財長強烈要求愛爾蘭盡快申請外部救援。愛爾蘭財長卻堅稱，有能力解決自己的主權債務問題，只是其銀行需要外援。這種聲稱主要有兩方面的考量。一是來自政治方面，愛爾蘭政府希望能夠把歐盟的救助行動描述為挽救銀行而不是挽救愛爾蘭國家的行動，因為目前愛爾蘭執政黨在議會只占有微弱優勢，對於將在本月末面臨連任選舉的愛爾蘭政府來說，這樣做能夠將不利影響降到最低。明確區分政府和銀行的財政事務更符合愛爾蘭政府的利益。二是來自經濟方面，一旦愛爾蘭接受歐盟金融穩定救助機制的援助，愛爾蘭勢必要緊縮財政和提高稅收。眾所周知，愛爾蘭的企業稅率只12.5%，遠遠低於德國的30%和法國的33%，這種低企業稅率吸引了大量外資流入，引起了其他歐盟國家的不滿。如果愛爾蘭真的向歐盟求助，要求愛爾蘭提高企業稅率會是歐盟開出的條件之一。在愛爾蘭政府看來，這會損害其商業環境，使經濟遭受打擊。在布魯塞爾召開的財長會議上，愛爾蘭財政部長勒尼漢重申，儘管愛爾蘭目前面臨巨大的預算赤字以及極高的政府債務利率，愛爾蘭還沒有準備好尋求外部援助。
目前愛爾蘭的銀行從歐洲央行獲得三月期的緊急貸款融資援助總計1300億歐元，占到歐洲央行緊急融資工具的四分之一。目前歐元區的通貨膨脹已接近2%，一旦歐洲央行未來緊縮貨幣政策，愛爾蘭的銀行系統將會陷入困境。受愛爾蘭債務問題的影響，目前正在市場上發債的葡萄牙，就不得不支付高利率才能吸引到足夠願意冒險的投資者。由於擔心愛爾蘭債務問題會像希臘危機那樣蔓延，，其他歐元區國家才希望愛爾蘭幹脆早點向歐盟求助，穩定市場情緒。歐洲央行行長特裡謝13日呼籲，在歐洲經濟的關鍵時刻，應採取“大膽”行動以增強公眾脆弱的信心。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也明確表示，歐盟做好了救助愛爾蘭的準備。IMF總裁卡恩13日表示，如收到愛爾蘭的請求，將對其提供援助。在歐元區5月份出手拯救希臘後，歐元區建立了一套拯救機制，它由歐盟自身預算提供的600億歐元貸款、歐元區其他國家4400億歐元的貸款擔保以及IMF的至多2500億歐元組成的援助基金，希臘當時獲得1100億歐元。針對愛爾蘭銀行的歐洲救助資金可能在450億至500歐元，如果還要恢復愛爾蘭公共財政的信心，救助費用可能到800億至1000億歐元。歐洲金融市場穩定基金的資金不能直接借貸給銀行，只能借給政府，再由政府決定資金的用途。英國有可能加入救助行動，因為英國是愛爾蘭的第一大貿易夥伴，英國的銀行在愛爾蘭的金融體系中持有數量可觀的頭寸。實際上，一部分為支持愛爾蘭銀行的救助資金最終將會流入英國債權人。
通過給愛爾蘭銀行業注資，愛爾蘭債務危機不難消除。但是，如果危機擴散至西班牙，債務危機必將升級。西班牙是歐元區第四大經濟體，其經濟總量占歐元集團的13%，其債務總額為5600億歐元。一旦西班牙上演債務危機，歐盟和IMF都將束手無策。因此，真正有可能引發歐元生存危機的將是西班牙和意大利等經濟大國。
愛爾蘭的困境再次凸顯了歐元區的內在缺陷，即統一的貨幣政策和分散的財政政策之間的矛盾。第一，由於各國國內環境和外部衝擊的不同，統一的貨幣政策並不適用於所有國家。比如，當經濟處於下行周期，儘管歐洲央行連續降息使得10年期國債收益率已顯著下降，但愛爾蘭、意大利、希臘、葡萄牙的國債與德國國債收益率息差卻仍趨於上行，並擴大至歐元區99年成立以來最高的水平。歐洲央行的貨幣政策較為注重物價穩定，其貨幣擴張力度較小，擴張速度較慢，對於經濟的提振作用較小。第二，為了維持歐元區內部的穩定性，各成員國需嚴格遵守《穩定與增長公約》的財政預算約束，財政政策靈活性亦被削弱，對經濟增城形成掣肘。愛爾蘭的事例更進一步表明，在財政約束與經濟增長發生衝突時，歐元區成員國不得已要進行財政鞏固而犧牲經濟增長。
愛爾蘭的債務問題主要源於經濟繁榮時期房地產市場的過度發展。愛爾蘭採取了外向型的經濟發展方式，出口在GDP中的比重達到50%，外國資金大量流入。1995年以來，愛爾蘭房地產價格上漲了270%以上，大量的銀行貸款和外資進入房地產市場，在2008年形勢最好的時候，愛爾蘭的建築行業對GDP的貢獻大約為25%。很多購房者和房地產商向銀行進行了大量的借貸，促進了經濟增長，1995年到2000年，愛爾蘭經濟年均增速超過9%，2001年到2007年的增速超過6%，在歐洲首屈一指。但快速增長後面隱藏著政府對銀行業大舉借債監管不力以及對建築業過度依賴、對房地產“泡沫”放任自由的發展。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外部需求放緩，國內房地產泡沫破裂，愛爾蘭深陷內外雙重危機的打擊，經濟增長急劇下滑。2008年經濟萎縮14%，2009年下跌1.5%，至今仍然衰退邊緣掙扎。
愛爾蘭房地產價格下跌50%到60%，由此帶來的銀行壞賬使其各主要銀行瀕臨破產，愛爾蘭的前五大銀行舉步維艱。為救助銀行業，愛爾蘭政府需要支付大約500億歐元的救助成本。這直接導致2010年愛爾蘭財政預算的急劇惡化，其預算赤字占GDP的比例從去年的14.4%飈升到今年的32%，政府債務餘額占GDP的比重從去年的66%左右上升到100%，到2012年愛爾蘭債務占GDP可能高達113%，這將和5月份希臘爆發債務危機時的水平大致相似。
愛爾蘭是否會步希臘後塵而上演債務危機？這取決於愛爾蘭債務危機形勢的演化和削減財政赤字的努力。從目前來看，愛爾蘭的政府債務問題並非像市場表現出來的那樣嚴重。一是愛爾蘭的經濟總量小於希臘，其GDP只占到歐元區的1.3%，而希臘經濟總量占到歐元區的2.6%。在歐洲金融穩定基金庇護下，愛爾蘭國債還不至於違約。二是愛爾蘭的政府債務目前只有895億歐元，低於希臘3000多億歐元的政府債務；三是愛爾蘭政府並沒有像希臘一樣出現債務到期無法償債的問題。希臘在今年四、五月份有220億歐元的債務本息到期急需還錢，當時希臘政府的財政資金不夠，而從金融市場又難以籌到資金，因此觸發債務危機。而愛爾蘭目前的債務問題還處於暴露階段，目前愛爾蘭政府手頭上有200多億歐元的資金可以運用，到明年年中之前足以償還所有債務本息，還不存在到期債務還不上的問題。目前對於愛爾蘭債務問題只是一種擔憂情緒，主要是由於今年預算赤字惡化超乎人們的預期，導致金融市場波動和歐元的貶值。
愛爾蘭政府目前已經制定削減財政赤字的計劃，預計明年將削減財政赤字高GDP的10%以下，到2014年將預算赤字占GDP的比例削減到3%以下，這有助於改善愛爾蘭的財政狀況。愛爾蘭債券管理局數據顯示，該國2011年所需資金總額為235億歐元，2012和2013年則分別需207億歐元和189億歐元資金。愛爾蘭的債務問題主要局限在歐洲內。據統計，在895億歐元的國債中，國內機構和居民持有 15%，歐洲中央銀行持有22%，商業銀行總共持有 16%，主要為歐洲的商業銀行持有，愛爾蘭以外的其他投資者持有 46%。反觀希臘，從今年到2014年，每年的債務在300-500億歐元，從2015-2019年，希臘的債務負擔每年大約在200億歐元左右，直到2019年才有望得到改善，而且很大一部分債券掌握在國外投資者手中。因此，從經濟總量、債務規模和債務分布來看，愛爾蘭債務問題都是局部性的，而且是可控的，其對全球金融市場影響有限，債務風波將會逐漸平息。
在11月17日的歐盟財長會上，多數歐盟國家財長強烈要求愛爾蘭盡快申請外部救援。愛爾蘭財長卻堅稱，有能力解決自己的主權債務問題，只是其銀行需要外援。這種聲稱主要有兩方面的考量。一是來自政治方面，愛爾蘭政府希望能夠把歐盟的救助行動描述為挽救銀行而不是挽救愛爾蘭國家的行動，因為目前愛爾蘭執政黨在議會只占有微弱優勢，對於將在本月末面臨連任選舉的愛爾蘭政府來說，這樣做能夠將不利影響降到最低。明確區分政府和銀行的財政事務更符合愛爾蘭政府的利益。二是來自經濟方面，一旦愛爾蘭接受歐盟金融穩定救助機制的援助，愛爾蘭勢必要緊縮財政和提高稅收。眾所周知，愛爾蘭的企業稅率只12.5%，遠遠低於德國的30%和法國的33%，這種低企業稅率吸引了大量外資流入，引起了其他歐盟國家的不滿。如果愛爾蘭真的向歐盟求助，要求愛爾蘭提高企業稅率會是歐盟開出的條件之一。在愛爾蘭政府看來，這會損害其商業環境，使經濟遭受打擊。在布魯塞爾召開的財長會議上，愛爾蘭財政部長勒尼漢重申，儘管愛爾蘭目前面臨巨大的預算赤字以及極高的政府債務利率，愛爾蘭還沒有準備好尋求外部援助。
目前愛爾蘭的銀行從歐洲央行獲得三月期的緊急貸款融資援助總計1300億歐元，占到歐洲央行緊急融資工具的四分之一。目前歐元區的通貨膨脹已接近2%，一旦歐洲央行未來緊縮貨幣政策，愛爾蘭的銀行系統將會陷入困境。受愛爾蘭債務問題的影響，目前正在市場上發債的葡萄牙，就不得不支付高利率才能吸引到足夠願意冒險的投資者。由於擔心愛爾蘭債務問題會像希臘危機那樣蔓延，，其他歐元區國家才希望愛爾蘭幹脆早點向歐盟求助，穩定市場情緒。歐洲央行行長特裡謝13日呼籲，在歐洲經濟的關鍵時刻，應採取“大膽”行動以增強公眾脆弱的信心。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也明確表示，歐盟做好了救助愛爾蘭的準備。IMF總裁卡恩13日表示，如收到愛爾蘭的請求，將對其提供援助。在歐元區5月份出手拯救希臘後，歐元區建立了一套拯救機制，它由歐盟自身預算提供的600億歐元貸款、歐元區其他國家4400億歐元的貸款擔保以及IMF的至多2500億歐元組成的援助基金，希臘當時獲得1100億歐元。針對愛爾蘭銀行的歐洲救助資金可能在450億至500歐元，如果還要恢復愛爾蘭公共財政的信心，救助費用可能到800億至1000億歐元。歐洲金融市場穩定基金的資金不能直接借貸給銀行，只能借給政府，再由政府決定資金的用途。英國有可能加入救助行動，因為英國是愛爾蘭的第一大貿易夥伴，英國的銀行在愛爾蘭的金融體系中持有數量可觀的頭寸。實際上，一部分為支持愛爾蘭銀行的救助資金最終將會流入英國債權人。
通過給愛爾蘭銀行業注資，愛爾蘭債務危機不難消除。但是，如果危機擴散至西班牙，債務危機必將升級。西班牙是歐元區第四大經濟體，其經濟總量占歐元集團的13%，其債務總額為5600億歐元。一旦西班牙上演債務危機，歐盟和IMF都將束手無策。因此，真正有可能引發歐元生存危機的將是西班牙和意大利等經濟大國。
愛爾蘭的困境再次凸顯了歐元區的內在缺陷，即統一的貨幣政策和分散的財政政策之間的矛盾。第一，由於各國國內環境和外部衝擊的不同，統一的貨幣政策並不適用於所有國家。比如，當經濟處於下行周期，儘管歐洲央行連續降息使得10年期國債收益率已顯著下降，但愛爾蘭、意大利、希臘、葡萄牙的國債與德國國債收益率息差卻仍趨於上行，並擴大至歐元區99年成立以來最高的水平。歐洲央行的貨幣政策較為注重物價穩定，其貨幣擴張力度較小，擴張速度較慢，對於經濟的提振作用較小。第二，為了維持歐元區內部的穩定性，各成員國需嚴格遵守《穩定與增長公約》的財政預算約束，財政政策靈活性亦被削弱，對經濟增城形成掣肘。愛爾蘭的事例更進一步表明，在財政約束與經濟增長發生衝突時，歐元區成員國不得已要進行財政鞏固而犧牲經濟增長。
2010-11-22
奧巴馬背後的亞洲
美國總統奧巴馬的亞洲之行和先後召開的東亞峯會、Ｇ 20峯會以及亞太經合峯會將亞洲的挑戰暴露在世人面前：現今，雄心萬丈的中國與鄰居之間的緊張關係正在改變着這一地區的地緣政治。
令人注目的是，奧巴馬亞洲之行僅限於幾個民主大國：印度、印尼、日本和韓國──這些國家能對中國形成包圍，遏制其崛起。一年前，他還在苦苦尋求與中國展開合作，從氣候變化到貿易及金融監管的眾多領域，都希望與中國成為合作夥伴，這反映出美國有意接受中國的崛起。
應對中國崛起的傲慢
如今，奧巴馬的中國戰略已經失敗，他開始尋求前任用過的方法──發展合作夥伴，以應對中國崛起後的傲慢。亞洲其他國家也在尋求新的均衡，共同採取防禦戰略。
快速崛起的亞洲早已成為全球地緣政治中心。亞洲大國的實力變遷正在挑戰自身的和平與穩定。亞洲大部份地區充滿了戰略不均衡，有必要花血本助其建立地緣政治穩定性。
中國的崛起使得許多亞洲國家開始建設雙邊安全合作關係，此類合作反映了各國有意對中國的行為做出積極回應，以使後者不至於越線，打破「和平崛起」的自我定位。
但要建立真正的合作夥伴關係需要漫長的過程，因為這要求雙方相互包容和妥協。比如近年來，美國僅將印度視為「軟盟友」，以避免背負合約義務。儘管美印雙邊關係迅速升溫，雙方的期望和利益仍存在着不少衝突。
美國同時也在爭取越南，甚至已與後者展開了民用核設施事務談判。不過，在美越關係上，雙方都受冷戰思維影響。越共內部對越美關係也存在着重大分歧。越南意欲拉攏美國以應對中國的強權戰略，但一些越南領導人依然擔心美國意圖對越南實行演變。
儘管緬甸在遏制中國方面有着戰略重要性，昂山素姬最近也結束軟禁重獲自由，但美國仍然繼續對其實施嚴格制裁，目的就是顛覆其政府。美國的制裁使緬甸越來越依賴中國。
中美關係本身也面臨着諸多困難，但雙方均沒有明顯的競爭或對抗意思。對美國來說，中國的崛起實際上有利於美國在亞洲的軍事部署。中國因素還有助於美國鞏固現有盟友並吸引新盟友，從而擴大其在亞洲的影響力。
因此，美國將維持其在亞洲戰略版圖上核心影響力的地位，而亞洲其他主要國家的影響力卻在削弱。即使中國、印度和日本在亞洲形成一個不等邊的戰略三角，且中國這一邊最長，其他兩邊（日本和印度）加起來也總能超過它。毫不意外，如今亞洲國家關係發展最快的就是印日關係。
對現有秩序構成挑戰
如果將俄羅斯也考慮進來─於是三角形成為了四邊形──那麼中國實際上將陷入重重包圍。日本、俄羅斯、印度，再加上美國的援手，將不僅使亞洲沒有任何機會發展成以中國為中心，也將給中國帶來戰略噩夢。但是，最近的事態發展顯示，俄日之間要達成友好關係還早着呢。
在這樣的地緣政治背景下，亞洲很可能將維持不穩定狀態，新聯盟可能出現，舊聯盟可能改變，軍事力量不斷加強，這些因素都將對現有秩序構成挑戰。
中國的「虎」年真是名副其實──在這一年中，中國在領土問題上發出了最強硬的聲音，從日本到印度的近鄰都感到了它的威脅。事實上，二○一○年應該被銘記為中國領導人不惜犧牲自己國家的利益轉向擴張政策、從而使美國得以重回亞洲中心舞台的一年。
Project Syndicate, 2010
布拉馬．切蘭尼（ Brahma Chellaney）
令人注目的是，奧巴馬亞洲之行僅限於幾個民主大國：印度、印尼、日本和韓國──這些國家能對中國形成包圍，遏制其崛起。一年前，他還在苦苦尋求與中國展開合作，從氣候變化到貿易及金融監管的眾多領域，都希望與中國成為合作夥伴，這反映出美國有意接受中國的崛起。
應對中國崛起的傲慢
如今，奧巴馬的中國戰略已經失敗，他開始尋求前任用過的方法──發展合作夥伴，以應對中國崛起後的傲慢。亞洲其他國家也在尋求新的均衡，共同採取防禦戰略。
快速崛起的亞洲早已成為全球地緣政治中心。亞洲大國的實力變遷正在挑戰自身的和平與穩定。亞洲大部份地區充滿了戰略不均衡，有必要花血本助其建立地緣政治穩定性。
中國的崛起使得許多亞洲國家開始建設雙邊安全合作關係，此類合作反映了各國有意對中國的行為做出積極回應，以使後者不至於越線，打破「和平崛起」的自我定位。
但要建立真正的合作夥伴關係需要漫長的過程，因為這要求雙方相互包容和妥協。比如近年來，美國僅將印度視為「軟盟友」，以避免背負合約義務。儘管美印雙邊關係迅速升溫，雙方的期望和利益仍存在着不少衝突。
美國同時也在爭取越南，甚至已與後者展開了民用核設施事務談判。不過，在美越關係上，雙方都受冷戰思維影響。越共內部對越美關係也存在着重大分歧。越南意欲拉攏美國以應對中國的強權戰略，但一些越南領導人依然擔心美國意圖對越南實行演變。
儘管緬甸在遏制中國方面有着戰略重要性，昂山素姬最近也結束軟禁重獲自由，但美國仍然繼續對其實施嚴格制裁，目的就是顛覆其政府。美國的制裁使緬甸越來越依賴中國。
中美關係本身也面臨着諸多困難，但雙方均沒有明顯的競爭或對抗意思。對美國來說，中國的崛起實際上有利於美國在亞洲的軍事部署。中國因素還有助於美國鞏固現有盟友並吸引新盟友，從而擴大其在亞洲的影響力。
因此，美國將維持其在亞洲戰略版圖上核心影響力的地位，而亞洲其他主要國家的影響力卻在削弱。即使中國、印度和日本在亞洲形成一個不等邊的戰略三角，且中國這一邊最長，其他兩邊（日本和印度）加起來也總能超過它。毫不意外，如今亞洲國家關係發展最快的就是印日關係。
對現有秩序構成挑戰
如果將俄羅斯也考慮進來─於是三角形成為了四邊形──那麼中國實際上將陷入重重包圍。日本、俄羅斯、印度，再加上美國的援手，將不僅使亞洲沒有任何機會發展成以中國為中心，也將給中國帶來戰略噩夢。但是，最近的事態發展顯示，俄日之間要達成友好關係還早着呢。
在這樣的地緣政治背景下，亞洲很可能將維持不穩定狀態，新聯盟可能出現，舊聯盟可能改變，軍事力量不斷加強，這些因素都將對現有秩序構成挑戰。
中國的「虎」年真是名副其實──在這一年中，中國在領土問題上發出了最強硬的聲音，從日本到印度的近鄰都感到了它的威脅。事實上，二○一○年應該被銘記為中國領導人不惜犧牲自己國家的利益轉向擴張政策、從而使美國得以重回亞洲中心舞台的一年。
Project Syndicate, 2010
布拉馬．切蘭尼（ Brahma Chellaney）
誠信與交易成本
大半年前，我在深圳找了一位羽毛球教練學球。教練來自羽毛球之鄉的江蘇，技術與理論知識都非常好，我真心欣賞她，希望長期跟她練球。一段時間之後，有一天，她突然要求我一次過預付三十小時的學費，分二十堂上，每次一個半小時。一次過付費可以打折，她把這說成是對長期客的優惠。付費後，她交給我一張卡，說好了卡由我保管，每上完一堂課，由她簽名作實。
結果，奇怪的事情發生了，上了一兩堂課之後，她再也不肯在卡上簽名，即使我把卡遞到她面前，她也堅拒。她說，她也有一張卡，我們各自簽卡就行，將來核對。當我的卡上簽了十二次之後，她突然告訴我，她的卡上已簽了二十次，表示課程結束了。
七月份我在埃及，八月份呆在雲南，她全部簽了。回想她奇怪的行為，這是一場有預謀的欺騙。我不知如何交涉。也許，損失一筆錢算數。我最難過的，卻不是有限的金錢損失，而是來自內心的深切失望。她是位非常好的教練，完全可以憑技術賺錢，並贏取尊重，為甚麼要用這樣的手段詐取眼前利益呢？
黎智英在〈良知的天使〉一文中指出，「誠信簡化交易，加強效率。」乃至理名言。一個沒有誠信基礎的社會，永遠着眼眼前利益，所有的交易都無長遠合作的打算，每一次都要重新尋覓詐騙對象，大幅增加營商成本。大頭奶粉、頭髮豉油的產生，源自同一套營商理念。
(高慧然)
結果，奇怪的事情發生了，上了一兩堂課之後，她再也不肯在卡上簽名，即使我把卡遞到她面前，她也堅拒。她說，她也有一張卡，我們各自簽卡就行，將來核對。當我的卡上簽了十二次之後，她突然告訴我，她的卡上已簽了二十次，表示課程結束了。
七月份我在埃及，八月份呆在雲南，她全部簽了。回想她奇怪的行為，這是一場有預謀的欺騙。我不知如何交涉。也許，損失一筆錢算數。我最難過的，卻不是有限的金錢損失，而是來自內心的深切失望。她是位非常好的教練，完全可以憑技術賺錢，並贏取尊重，為甚麼要用這樣的手段詐取眼前利益呢？
黎智英在〈良知的天使〉一文中指出，「誠信簡化交易，加強效率。」乃至理名言。一個沒有誠信基礎的社會，永遠着眼眼前利益，所有的交易都無長遠合作的打算，每一次都要重新尋覓詐騙對象，大幅增加營商成本。大頭奶粉、頭髮豉油的產生，源自同一套營商理念。
(高慧然)
教宗﹕必要時可用安全套
【明報專訊】梵蒂岡教廷向來反對使用安全套等避孕措施，但明天出版的一本教宗訪談錄卻聲稱，本篤十六世首次表示，儘管使用安全套預防愛滋病算不上「真正或道德的辦法」，但假如男妓為減少傳染風險而使用，是負責任的做法，惹來全球11億天主教徒關注。有評論關注，教廷是否軟化了恪守多年反對避孕用品的觀點。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等預防愛滋組織，都對教宗言論表示歡迎。
德國記者澤瓦爾德（Peter Seewald）根據今年7月與教宗的20小時訪談內容，撰成《世界之光﹕教宗、教會與時代徵兆》（Light of the World: The Pope, the Church and the Signs of the Times）。梵蒂岡報章周末率先披露部分章節內容，其中涉及安全套議題最受矚目。
堅持「非真正解決辦法」
記者向83歲的教宗問及，天主教是否從根本上反對使用安全套時，教宗說在「某些情」（certain cases），例如男妓（德、法、英文版用「男妓」，意大利傳媒用「妓女」）使用安全套以「減少感染風險」，是可以接受的。「我們當然不會視它為一種真正或道德的解決辦法（a real or moral solution）。但是在旨在減少感染風險的某些情，它是朝向另一種較富人道性行為的第一步。」但他強調，單靠用安全套，無法解決愛滋病問題。「這並非處理恐怖的愛滋病感染的恰當法子。」
教宗的說法被視為立場軟化。除了禁慾外，教廷一直反對以安全套等任何人為方式避孕，即使是為了預防性病。教宗去年3月訪問愛滋病肆虐的非洲時稱，「通過派發安全套非但不能控制（愛滋病），反而加劇問題」，就觸發歐洲政府、國際組織和科學家等狠批為助長愛滋病蔓延。一些輿論多年來都批評，教廷應認識到，愛滋病不僅是男同性戀者之間的疾病，還牽涉許多異性戀婦女，造成死亡，特別是非洲。
聯國組織歡迎教宗表態
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UNAIDS）對教宗今次言論表示歡迎，認為是「梵蒂岡所做重要而積極的一步」。聲明說﹕「此舉承認了，負責任的性行為和使用安全套在預防愛滋病上，彌足重要。」肯尼亞抗愛滋組織KETAM負責人則認為，教宗終於「正視現實了」，認為教會「無法令人跟從道德價值和自律的話，應鼓勵使用安全套」。有法國愛滋病組織代表則不滿教宗講得不夠，「他的言論轉彎抹角。陳述僅限於男妓。那麼配偶受感染的話怎辦？」
法愛滋組織仍嫌「轉彎抹角」
今次是本篤十六世2005年就職教宗以來首本訪談結集。澤瓦爾德圍繞3大主題，提出逾90條問題。除了安全套，還談及戀童神父醜聞、神父獨身制和任命女性司鐸等敏感議題
法新社/路透社
德國記者澤瓦爾德（Peter Seewald）根據今年7月與教宗的20小時訪談內容，撰成《世界之光﹕教宗、教會與時代徵兆》（Light of the World: The Pope, the Church and the Signs of the Times）。梵蒂岡報章周末率先披露部分章節內容，其中涉及安全套議題最受矚目。
堅持「非真正解決辦法」
記者向83歲的教宗問及，天主教是否從根本上反對使用安全套時，教宗說在「某些情」（certain cases），例如男妓（德、法、英文版用「男妓」，意大利傳媒用「妓女」）使用安全套以「減少感染風險」，是可以接受的。「我們當然不會視它為一種真正或道德的解決辦法（a real or moral solution）。但是在旨在減少感染風險的某些情，它是朝向另一種較富人道性行為的第一步。」但他強調，單靠用安全套，無法解決愛滋病問題。「這並非處理恐怖的愛滋病感染的恰當法子。」
教宗的說法被視為立場軟化。除了禁慾外，教廷一直反對以安全套等任何人為方式避孕，即使是為了預防性病。教宗去年3月訪問愛滋病肆虐的非洲時稱，「通過派發安全套非但不能控制（愛滋病），反而加劇問題」，就觸發歐洲政府、國際組織和科學家等狠批為助長愛滋病蔓延。一些輿論多年來都批評，教廷應認識到，愛滋病不僅是男同性戀者之間的疾病，還牽涉許多異性戀婦女，造成死亡，特別是非洲。
聯國組織歡迎教宗表態
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UNAIDS）對教宗今次言論表示歡迎，認為是「梵蒂岡所做重要而積極的一步」。聲明說﹕「此舉承認了，負責任的性行為和使用安全套在預防愛滋病上，彌足重要。」肯尼亞抗愛滋組織KETAM負責人則認為，教宗終於「正視現實了」，認為教會「無法令人跟從道德價值和自律的話，應鼓勵使用安全套」。有法國愛滋病組織代表則不滿教宗講得不夠，「他的言論轉彎抹角。陳述僅限於男妓。那麼配偶受感染的話怎辦？」
法愛滋組織仍嫌「轉彎抹角」
今次是本篤十六世2005年就職教宗以來首本訪談結集。澤瓦爾德圍繞3大主題，提出逾90條問題。除了安全套，還談及戀童神父醜聞、神父獨身制和任命女性司鐸等敏感議題
法新社/路透社
鐵犁：對「一黨專政」問題的梳理與分析——毛澤東與中國政黨制度
【明報專訊】毛澤東是個深受民族文化薰陶的中國人，他以中國人「中庸之道」的思維，在蘇聯的一黨制與西方的多黨競爭制之間，試驗以監督與合作為特徵的第三種類型的政黨政治——中共領導的多黨合作、監督制度，走出一條中國人自己的政黨政治之路。但他卻沒有很好地堅持、完善它。
中國現在是「一黨制」或「一黨專政」嗎？對此目前兩種意見針鋒相對：一是回答「Sure」！因為世界上的政黨制度只有一黨制和多黨競爭制兩種，非此即彼，中國現行的政黨制度既然不是多黨競爭制，那它就必然是「一黨制」；另一種意見則肯定回答「Not Really」！認為它既吸納了一黨制和多黨競爭制之精華，又拋棄了多黨競爭制和一黨制之不足，是充滿中國人「中庸之道」智慧的一種多黨（現在除中共外，內地還有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國民主同盟、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國致公黨、九三學社、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等8個政黨）監督與合作制度。
研究這一問題，要從毛澤東說起。正如哲學家李澤厚在評價毛澤東時所說的那樣：不管你喜歡他，還是反對他，但研究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你幾乎都繞不過他。
內外夾攻
一、毛澤東是中共黨內第一個提出運用「內外夾攻」的辦法來防止、糾正中共犯錯誤的人。所謂「內外夾攻」，「內」指中共黨內的監督體制機制（在體制上，如紀律檢查委員會之類；在機制上，如巡視、舉報之類）；「外」指中共之外的其他政黨組織；「夾攻」指把中共黨內的紀律監督和中共黨外的民主黨派的監督相結合。
1941年11月，毛澤東在《在陝甘寧邊區參議會的演說》中首次提出了這一思想。他說：「國事是國家的公事，不是一黨一派的私事。因此，共產黨員只有對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義務，而無排斥別人、壟斷一切的權利。」因此，「共產黨的這個同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原則，是固定不移的，是永遠不變的。」「共產黨是真心實意想把國事辦好的。但是我們的毛病還很多……我們要加強黨內教育來清除這些毛病，我們還要經過和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來清除這些毛病。這樣的內外夾攻，才能把我們的毛病治好，才能把國事真正辦好起來。」他的這一思想，與4年後他在就黃炎培所問的如何跳出中國「一治一亂」的歷史周期問題時，回答說「我們能跳出這周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起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都會令人感慨不已。
主張多黨合作
1、毛澤東主張多黨合作和監督的觀點大略始於抗戰初期。
1938年10月，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一文中寫道：「堅持民族統一戰線才能克服困難，戰勝敵人，建設新中國，這是毫無疑義的。但是在同時，必須保持加入統一戰線中的任何黨派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的獨立性，不論是國民黨也好，共產黨也好，其他黨派也好，都是這樣。」
為此，毛澤東明確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1940年2月他在〈新民主主義的憲政〉一文中說：「他們是在掛憲政的羊頭，賣一黨專政的狗肉。」
為了體現反對一黨專政的思想，中共在其控制的抗日根據地建立了「三三制」政權。即：在政權的組成人員中，共產黨員佔三分之一，中間派佔三分之一，非黨的左派分子佔三分之一。毛澤東在〈抗日根據地的政權問題〉一文中指出，只要佔三分之一的共產黨員在品質上具有優勢，「就可以保證黨的領導權，不必有更多的人數。所謂領導權，不是一天到晚當作口號去高喊，也不是盛氣凌人地要人家服從我們，而是以黨的正確政策和自己的模範工作，說服和教育黨外人士，使他們願意接受我們的建議」，「對參加我們政權的黨外人士的生活習慣和言論行動，不能要求他們和共產黨員一樣，否則將使他們感到不滿和不安」。他在此後所寫的〈論聯合政府〉中也主張過國民黨放棄一黨專政，仿效西方實行多黨競爭等民主制度，為了爭取民主建國他還冒險前往重慶與蔣介石談判。
中共執政 民主黨派要繼續存在
2、1949年10月1日，中共成為執政黨，中共和民主黨派都出現了民主黨派是否還需要存在的爭論。毛澤東表示要繼續存在，要繼續發展。
1948年12月28日，在毛澤東訪問蘇聯期間，民主黨派之一的中國人民救國會宣告自行解散，理由是新中國已經建立，其任務已經完成。九三學社、農工黨、中國民主促進會等也在草擬解散宣言。毛澤東獲知救國會解散的消息後，非常惋惜地說，救國會是進步團體，不應當解散。並表示其他民主黨派也不應解散，「不但要繼續存在，而且要繼續發展」。
中共內部也出現了一部分人認為「民主黨派任務已盡，可有可無」。毛澤東對此多次作了批評。1949年10月24日，毛澤東在同一些負責人的談話中說：「共產黨要永遠與非黨人士合作，這樣就不容易做壞事和發生官僚主義。」1950年4月21日他在同中央統戰部的負責人談話中指出，要尊重民主黨派，幫助他們解決問題，如黨派經費、民主人士旅費等。
政協應繼續存在
3、1954年，由於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召開，一些人提出了政協是否還有必要存在的疑問。毛澤東認為，政協是中共和民主黨派監督與合作的重要平台，應該繼續存在。
1953年12月，中央政府決定於次年召開首屆全國人大。此時，一些人士提出疑問，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後，中共和民主黨派監督與合作的重要平台之一的政治協商會議是否還繼續存在？它的性質和任務有什麼變化？
為此，1954年12月，在全國政協二屆一次會議開幕前兩天，毛澤東召集黨內外幾十人參加的座談會專門就這些問題作出說明。他說：「政協是全國各民族、各民主階級、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國外華僑和其他愛國民主人士的統一戰線組織，是黨派性的，它的性質有別於國家權力機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它也不是國家的行政機關。」有人擔心政協是否會變成說閒話的機關，毛澤東說：「只要不是惡意的，講閒話也可以，這樣可以使我們知道社會上存在這樣的意見。」他認為今後政協有協商國際問題，商量候選人名單，提意見，協調各民族、各黨派、各人民團體和社會民主人士領導人員之間的關係，學習理論等五大任務。
堅持與民主黨派監督、合作
4、1956年國家主要通過贖買的方式把私人工商企業轉變為國有或集體所有制企業之後，民主黨派原來代表的階級、階層發生了變化，一些人提出了民主黨派是否還有必要存在。毛澤東回答：繼續堅持中共與民主黨派監督、合作的制度。
1956年3月1日，毛澤東在一次會議上對「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含義作了解釋。他說：什麼叫「長期」？就是共產黨的壽命有多長，民主黨派的壽命就有多長。如何「監督」？就是批評建議。主要的方法就是批評，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達到團結，把工作改善。
1956年3月20日，毛澤東在南京的一次會議講話中說，中共與其他政黨有區別是必要的，但不要有深溝。我們希望把國家變成一個活潑的國家，使人們敢於批評，敢於說話，有意見敢於說出來，不要使人不敢說。採取這樣的方針，「文學藝術、科學技術會繁榮發達，黨會經常保持活力，人民事業會欣欣向榮，中國會變成一個大強國而又使人可親。」
1956年4月18日，毛澤東在聽取一次工作匯報時明確提出「兩個萬歲」的口號。他說：「共產黨萬歲，民主黨派也萬歲。他們可以看我們，這也是一種民主。共產黨有兩怕，一怕老百姓，二怕民主人士。」這裏的「看」即監督的意思。後來被他概括為「長期共存、互相監督」。
1956年4月，毛澤東發表〈論十大關係〉一文，他在文中指出：「究竟是一個黨好，還是幾個黨好？現在看來，恐怕是幾個黨好。不但過去如此，而且將來也可以如此，就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
1956年4月在杭州的一次會議上，當一位地方負責人說：「民主黨派對『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很滿意，認為這樣加重了自己的責任。只是覺得共產黨對他們提意見少，成了單方面的監督了。」毛澤東聽後說：對民主黨派要講真話，這樣比若即若離好。民主黨派相當多的話是對的，是考慮過的。有的講話不對，是不了解情。有一部分要分析，有一部分要接受，決不可一下子頂回去。當另一位地方負責人說，黨外人士問，從最低幹部到最高領袖，最高國策，能不能批評？毛澤東回應：「憲法有規定嘛，讓他批評嘛。不管官有多大，都可以批評。講對了就要接受，講得不對，如果沒有害處就算了。」
1957年5月7日，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自修稿第一次稿」）一文中，對「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補充了這樣一段話：「我們提出讓各民主黨派和共產黨一道長期共存，並且互相監督，只許做好事，不許做壞事，這有什麼不好呢……監督的方法，就是團結─批評─團結。這個方法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法，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法，是解決一切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
1957年5月8日，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自修稿第一次稿」）一文中，對「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又補充了兩段話：
一段是關於這個方針提出的過程：「長期共存，互相監督」這個口號不是突然提出來的，醞釀了好幾年。互相監督，早已是事實，不過從現在起應當做得更好些。長期共存的思想也已存在很久了。到去年，這個口號就明確地提出來了。
另一段是講為什麼要讓民主黨派與共產黨長期共存：「一個人或一個黨，耳邊如果沒有不同的聲音，那是很危險的。大家知道，主要監督我們的是勞動人民和我們自己，並不是民主黨派。但是有了民主黨派，對我們更為有益。」（這幾句話，在正式發表時又有所修改。）值得注意的是，原來還寫了這樣一句話：「共產黨力量很大，怕的是沒有人講閒話，不怕天下大亂。這個天下是亂不了的。」
毛澤東晚年逐漸拋棄
「內外夾攻」思想
二、從1957年「反右派」運動開始，也就是在毛澤東晚年，毛澤東逐漸拋棄了「內外夾攻」的思想，他設計的中共和民主黨派互相監督、合作的制度漸漸名存實亡，中共內部的紀檢組織也被撤銷。
1957年的「反右」運動嚴重擴大化，使知識分子（社會精英）噤若寒蟬，特別是對民主黨派中一些重要人士的不當批判處置，使民主黨派的監督職責徒有其名；1959年的「反右傾」運動，使中共內部滋生了不敢說真話，假話流行的風氣。誠如鄧小平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中所說的那樣，在毛澤東晚年，「黨和國家的民主生活逐漸不正常，一言堂，個人決定重大問題、個人崇拜、個人凌駕於組織之上一類家長制現象，不斷滋長」，到了「文化大革命」，就連中共內部的紀檢組織先是機構癱瘓、工作停頓，後又被徹底撤銷。
但頗為複雜的是，在1966年國慶日那天，毛澤東還在天安門城樓上把李宗仁拉到身邊說：「紅衛兵把全國政協、民主黨派封了，但政協還是要的，民主黨派還是要的。」這是其思想的「迴光返照」，還是別的什麼意思，只有天曉得了！但無論如何，歷史是無法原諒他在晚年的嚴重錯誤的。
有資料顯示，毛澤東曾經長期不贊成一黨制和反對一黨專政，他甚至在抗戰時期還考慮過接受西方的多黨競爭制，但由於當時執政的國民黨的拒絕，中國沒能在多黨競爭的道路上走下去。
毛澤東是個深受民族文化薰陶的中國人，他以中國人「中庸之道」的思維，在蘇聯的一黨制與西方的多黨競爭制之間，試驗以監督與合作為特徵的第三種類型的政黨政治——中共領導的多黨合作、監督制度，走出一條中國人自己的政黨政治之路。但他卻沒有很好地堅持、完善它。唉，真是說不盡的毛澤東！
中國現在是「一黨制」或「一黨專政」嗎？對此目前兩種意見針鋒相對：一是回答「Sure」！因為世界上的政黨制度只有一黨制和多黨競爭制兩種，非此即彼，中國現行的政黨制度既然不是多黨競爭制，那它就必然是「一黨制」；另一種意見則肯定回答「Not Really」！認為它既吸納了一黨制和多黨競爭制之精華，又拋棄了多黨競爭制和一黨制之不足，是充滿中國人「中庸之道」智慧的一種多黨（現在除中共外，內地還有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國民主同盟、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國致公黨、九三學社、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等8個政黨）監督與合作制度。
研究這一問題，要從毛澤東說起。正如哲學家李澤厚在評價毛澤東時所說的那樣：不管你喜歡他，還是反對他，但研究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你幾乎都繞不過他。
內外夾攻
一、毛澤東是中共黨內第一個提出運用「內外夾攻」的辦法來防止、糾正中共犯錯誤的人。所謂「內外夾攻」，「內」指中共黨內的監督體制機制（在體制上，如紀律檢查委員會之類；在機制上，如巡視、舉報之類）；「外」指中共之外的其他政黨組織；「夾攻」指把中共黨內的紀律監督和中共黨外的民主黨派的監督相結合。
1941年11月，毛澤東在《在陝甘寧邊區參議會的演說》中首次提出了這一思想。他說：「國事是國家的公事，不是一黨一派的私事。因此，共產黨員只有對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義務，而無排斥別人、壟斷一切的權利。」因此，「共產黨的這個同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原則，是固定不移的，是永遠不變的。」「共產黨是真心實意想把國事辦好的。但是我們的毛病還很多……我們要加強黨內教育來清除這些毛病，我們還要經過和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來清除這些毛病。這樣的內外夾攻，才能把我們的毛病治好，才能把國事真正辦好起來。」他的這一思想，與4年後他在就黃炎培所問的如何跳出中國「一治一亂」的歷史周期問題時，回答說「我們能跳出這周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起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都會令人感慨不已。
主張多黨合作
1、毛澤東主張多黨合作和監督的觀點大略始於抗戰初期。
1938年10月，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一文中寫道：「堅持民族統一戰線才能克服困難，戰勝敵人，建設新中國，這是毫無疑義的。但是在同時，必須保持加入統一戰線中的任何黨派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的獨立性，不論是國民黨也好，共產黨也好，其他黨派也好，都是這樣。」
為此，毛澤東明確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1940年2月他在〈新民主主義的憲政〉一文中說：「他們是在掛憲政的羊頭，賣一黨專政的狗肉。」
為了體現反對一黨專政的思想，中共在其控制的抗日根據地建立了「三三制」政權。即：在政權的組成人員中，共產黨員佔三分之一，中間派佔三分之一，非黨的左派分子佔三分之一。毛澤東在〈抗日根據地的政權問題〉一文中指出，只要佔三分之一的共產黨員在品質上具有優勢，「就可以保證黨的領導權，不必有更多的人數。所謂領導權，不是一天到晚當作口號去高喊，也不是盛氣凌人地要人家服從我們，而是以黨的正確政策和自己的模範工作，說服和教育黨外人士，使他們願意接受我們的建議」，「對參加我們政權的黨外人士的生活習慣和言論行動，不能要求他們和共產黨員一樣，否則將使他們感到不滿和不安」。他在此後所寫的〈論聯合政府〉中也主張過國民黨放棄一黨專政，仿效西方實行多黨競爭等民主制度，為了爭取民主建國他還冒險前往重慶與蔣介石談判。
中共執政 民主黨派要繼續存在
2、1949年10月1日，中共成為執政黨，中共和民主黨派都出現了民主黨派是否還需要存在的爭論。毛澤東表示要繼續存在，要繼續發展。
1948年12月28日，在毛澤東訪問蘇聯期間，民主黨派之一的中國人民救國會宣告自行解散，理由是新中國已經建立，其任務已經完成。九三學社、農工黨、中國民主促進會等也在草擬解散宣言。毛澤東獲知救國會解散的消息後，非常惋惜地說，救國會是進步團體，不應當解散。並表示其他民主黨派也不應解散，「不但要繼續存在，而且要繼續發展」。
中共內部也出現了一部分人認為「民主黨派任務已盡，可有可無」。毛澤東對此多次作了批評。1949年10月24日，毛澤東在同一些負責人的談話中說：「共產黨要永遠與非黨人士合作，這樣就不容易做壞事和發生官僚主義。」1950年4月21日他在同中央統戰部的負責人談話中指出，要尊重民主黨派，幫助他們解決問題，如黨派經費、民主人士旅費等。
政協應繼續存在
3、1954年，由於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召開，一些人提出了政協是否還有必要存在的疑問。毛澤東認為，政協是中共和民主黨派監督與合作的重要平台，應該繼續存在。
1953年12月，中央政府決定於次年召開首屆全國人大。此時，一些人士提出疑問，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後，中共和民主黨派監督與合作的重要平台之一的政治協商會議是否還繼續存在？它的性質和任務有什麼變化？
為此，1954年12月，在全國政協二屆一次會議開幕前兩天，毛澤東召集黨內外幾十人參加的座談會專門就這些問題作出說明。他說：「政協是全國各民族、各民主階級、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國外華僑和其他愛國民主人士的統一戰線組織，是黨派性的，它的性質有別於國家權力機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它也不是國家的行政機關。」有人擔心政協是否會變成說閒話的機關，毛澤東說：「只要不是惡意的，講閒話也可以，這樣可以使我們知道社會上存在這樣的意見。」他認為今後政協有協商國際問題，商量候選人名單，提意見，協調各民族、各黨派、各人民團體和社會民主人士領導人員之間的關係，學習理論等五大任務。
堅持與民主黨派監督、合作
4、1956年國家主要通過贖買的方式把私人工商企業轉變為國有或集體所有制企業之後，民主黨派原來代表的階級、階層發生了變化，一些人提出了民主黨派是否還有必要存在。毛澤東回答：繼續堅持中共與民主黨派監督、合作的制度。
1956年3月1日，毛澤東在一次會議上對「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含義作了解釋。他說：什麼叫「長期」？就是共產黨的壽命有多長，民主黨派的壽命就有多長。如何「監督」？就是批評建議。主要的方法就是批評，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達到團結，把工作改善。
1956年3月20日，毛澤東在南京的一次會議講話中說，中共與其他政黨有區別是必要的，但不要有深溝。我們希望把國家變成一個活潑的國家，使人們敢於批評，敢於說話，有意見敢於說出來，不要使人不敢說。採取這樣的方針，「文學藝術、科學技術會繁榮發達，黨會經常保持活力，人民事業會欣欣向榮，中國會變成一個大強國而又使人可親。」
1956年4月18日，毛澤東在聽取一次工作匯報時明確提出「兩個萬歲」的口號。他說：「共產黨萬歲，民主黨派也萬歲。他們可以看我們，這也是一種民主。共產黨有兩怕，一怕老百姓，二怕民主人士。」這裏的「看」即監督的意思。後來被他概括為「長期共存、互相監督」。
1956年4月，毛澤東發表〈論十大關係〉一文，他在文中指出：「究竟是一個黨好，還是幾個黨好？現在看來，恐怕是幾個黨好。不但過去如此，而且將來也可以如此，就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
1956年4月在杭州的一次會議上，當一位地方負責人說：「民主黨派對『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很滿意，認為這樣加重了自己的責任。只是覺得共產黨對他們提意見少，成了單方面的監督了。」毛澤東聽後說：對民主黨派要講真話，這樣比若即若離好。民主黨派相當多的話是對的，是考慮過的。有的講話不對，是不了解情。有一部分要分析，有一部分要接受，決不可一下子頂回去。當另一位地方負責人說，黨外人士問，從最低幹部到最高領袖，最高國策，能不能批評？毛澤東回應：「憲法有規定嘛，讓他批評嘛。不管官有多大，都可以批評。講對了就要接受，講得不對，如果沒有害處就算了。」
1957年5月7日，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自修稿第一次稿」）一文中，對「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補充了這樣一段話：「我們提出讓各民主黨派和共產黨一道長期共存，並且互相監督，只許做好事，不許做壞事，這有什麼不好呢……監督的方法，就是團結─批評─團結。這個方法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法，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法，是解決一切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
1957年5月8日，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自修稿第一次稿」）一文中，對「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又補充了兩段話：
一段是關於這個方針提出的過程：「長期共存，互相監督」這個口號不是突然提出來的，醞釀了好幾年。互相監督，早已是事實，不過從現在起應當做得更好些。長期共存的思想也已存在很久了。到去年，這個口號就明確地提出來了。
另一段是講為什麼要讓民主黨派與共產黨長期共存：「一個人或一個黨，耳邊如果沒有不同的聲音，那是很危險的。大家知道，主要監督我們的是勞動人民和我們自己，並不是民主黨派。但是有了民主黨派，對我們更為有益。」（這幾句話，在正式發表時又有所修改。）值得注意的是，原來還寫了這樣一句話：「共產黨力量很大，怕的是沒有人講閒話，不怕天下大亂。這個天下是亂不了的。」
毛澤東晚年逐漸拋棄
「內外夾攻」思想
二、從1957年「反右派」運動開始，也就是在毛澤東晚年，毛澤東逐漸拋棄了「內外夾攻」的思想，他設計的中共和民主黨派互相監督、合作的制度漸漸名存實亡，中共內部的紀檢組織也被撤銷。
1957年的「反右」運動嚴重擴大化，使知識分子（社會精英）噤若寒蟬，特別是對民主黨派中一些重要人士的不當批判處置，使民主黨派的監督職責徒有其名；1959年的「反右傾」運動，使中共內部滋生了不敢說真話，假話流行的風氣。誠如鄧小平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中所說的那樣，在毛澤東晚年，「黨和國家的民主生活逐漸不正常，一言堂，個人決定重大問題、個人崇拜、個人凌駕於組織之上一類家長制現象，不斷滋長」，到了「文化大革命」，就連中共內部的紀檢組織先是機構癱瘓、工作停頓，後又被徹底撤銷。
但頗為複雜的是，在1966年國慶日那天，毛澤東還在天安門城樓上把李宗仁拉到身邊說：「紅衛兵把全國政協、民主黨派封了，但政協還是要的，民主黨派還是要的。」這是其思想的「迴光返照」，還是別的什麼意思，只有天曉得了！但無論如何，歷史是無法原諒他在晚年的嚴重錯誤的。
有資料顯示，毛澤東曾經長期不贊成一黨制和反對一黨專政，他甚至在抗戰時期還考慮過接受西方的多黨競爭制，但由於當時執政的國民黨的拒絕，中國沒能在多黨競爭的道路上走下去。
毛澤東是個深受民族文化薰陶的中國人，他以中國人「中庸之道」的思維，在蘇聯的一黨制與西方的多黨競爭制之間，試驗以監督與合作為特徵的第三種類型的政黨政治——中共領導的多黨合作、監督制度，走出一條中國人自己的政黨政治之路。但他卻沒有很好地堅持、完善它。唉，真是說不盡的毛澤東！
2010-11-19
埋藏十年的秘密最小字型 適中字型 較大字型 最大字型
一對白人夫婦生了一個黑皮膚的小女孩莫妮卡，他們向好奇的鄰居解釋，因為祖先中有一位是黑人，所以出現返祖現象。莫妮卡十歲的時候患了白血病，需要找有血緣的親人做骨髓移植手術，但父母親戚中竟然無一匹配。醫生說，兩夫妻除非再生一個孩子，把這個孩子的臍帶血輸給莫妮卡，否則，孩子必死。兩夫妻才三十出頭，並沒有生育困難，但聞言，猶如晴天霹靂，一個埋藏了十年的秘密於是浮上水面。
2002年年底，義大利的報紙上出現一則尋人啟事，大意說， 1992年某日，一個白人婦女被黑人強姦，後來生下的孩子得了白血病，他的生父是拯救她的唯一希望。當年，這位母親發現生下一個黑人女孩後，想把她送給孤兒院，可是，一聽到孩子的哭聲，父母又捨不得了。這條啟事刊出後，社會上出現強大反響，連監獄中的強姦犯都自願接受骨髓匹配檢查。兩個月以後，主診醫生接到一個叫阿奇的男人打來的電話。
阿奇直覺上判斷自己正是那個強姦犯。他微時曾經得到老闆賞識，把女兒嫁了給他，還養育了三個孩子，現在已經成為一間酒店的老闆。怎麼辦？如果站出來，可能從此失去家庭與事業，但如果不理，他就是第二次犯罪，良心令他崩潰。妻子的父母對女兒說：「阿奇能夠挺身而出，可以想像他的煎熬，你是希望要一個曾經犯錯，但現在改過的丈夫，還是要一個把邪惡埋在內心的丈夫？」妻子陪阿奇去找那位主診醫生，阿奇的骨髓果然適合莫妮卡，小女兒的養父母也原諒了阿奇，但阿奇卻更感激莫妮卡：「是她給了我一個贖罪的機會，讓我可以有一個快樂的後半生。」
（嚴浩）
2002年年底，義大利的報紙上出現一則尋人啟事，大意說， 1992年某日，一個白人婦女被黑人強姦，後來生下的孩子得了白血病，他的生父是拯救她的唯一希望。當年，這位母親發現生下一個黑人女孩後，想把她送給孤兒院，可是，一聽到孩子的哭聲，父母又捨不得了。這條啟事刊出後，社會上出現強大反響，連監獄中的強姦犯都自願接受骨髓匹配檢查。兩個月以後，主診醫生接到一個叫阿奇的男人打來的電話。
阿奇直覺上判斷自己正是那個強姦犯。他微時曾經得到老闆賞識，把女兒嫁了給他，還養育了三個孩子，現在已經成為一間酒店的老闆。怎麼辦？如果站出來，可能從此失去家庭與事業，但如果不理，他就是第二次犯罪，良心令他崩潰。妻子的父母對女兒說：「阿奇能夠挺身而出，可以想像他的煎熬，你是希望要一個曾經犯錯，但現在改過的丈夫，還是要一個把邪惡埋在內心的丈夫？」妻子陪阿奇去找那位主診醫生，阿奇的骨髓果然適合莫妮卡，小女兒的養父母也原諒了阿奇，但阿奇卻更感激莫妮卡：「是她給了我一個贖罪的機會，讓我可以有一個快樂的後半生。」
（嚴浩）
翻譯難
中國經濟強勁，學中文的洋人越來越多了，懂得說兩句中文，不等於熟悉中國文化，因為中文有許多名堂不可以譯成英文。
認識一個英國人，是蘋果的讀者，那天他拿着蘋果的娛樂版問：「某女明星為富豪下代爭氣誕下兒子」，這個「爭氣」是什麼意思？
我說：中國儒家思想，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後」專指兒子，中國人是一個賤視女性的民族，生下女兒，就是不爭氣，生兒子，就叫爭氣。
但「爭氣」本身的英文怎麼說？洋人問：是不是 Proudly？我說：不是， Proud，在英文的語境裏意思很簡單，像年輕時的戴卓爾夫人，生了雙胞胎，讓記者拍照，英國的報紙說，她 Proudly shows off她的新生嬰兒，這個 Proud，只是「榮為嬰母」的意思，與中國人的「爭氣」是兩回事。
「爭氣，是當你受到賤視，不甘心，要力爭上游，搏回一份不受中國人歧視的那股意志，就叫爭氣。」我說。
英國是等級社會，三百年來都有人權，即使統治過種姓社會的印度，對於遠東文化裏很自然地不把人當人的那種「三千年燦爛文化」，始終難以進入縫隙幽暗的角落。
這樣一來，英中雙語翻譯，就有許多盲點了，像「為虎作倀」──倀，是在森林裏引領着老虎找人吃的一種野鬼，為老虎驅役，面貌甚為醜陋，是一種 Ghost-slave。講了半天，白人還是不明白。
就像「奴才」，白人也不明白的。西方耶教文明，知道凱撒大帝是奴隸主，斯巴達克是奴隸，奴隸不甘心受奴役，必有反抗之心，但白人無論如何不明白中國人在奴隸主和奴隸之間，還有一種叫奴才的「夾心階層」。
維持中國奴隸社會的穩定，靠的是奴才，而且，會有很多「知識份子」自願加入這個階層。「西方有中產階級，對人類文明的貢獻很大，而中國的中產階級，就是奴才。」我說。
洋人還是不明白。是英國的 Butler，管家嗎？「不，英國的 Butler雖然侍候主人，卻是很高尚的專業，與中國奴才，是兩個品種。」
西方人想認識中國文化，只有在外灘玩夠了中國女人之後娶一個，除了中文流利，讀中國歷史書，尚要融入他們的政治生活，熬上十年八載，就明白為什麼女人要爭氣，奴才要忍氣了。中國文化的一個「氣」字是很高深的。當然，當這個洋人在深切了解之後，會對中國人產生一種愚昧的印象，甚或心生鄙視之情，到了此一境界，他的中國事業，世上的事真奇怪，就修成正道了。
陶傑
認識一個英國人，是蘋果的讀者，那天他拿着蘋果的娛樂版問：「某女明星為富豪下代爭氣誕下兒子」，這個「爭氣」是什麼意思？
我說：中國儒家思想，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後」專指兒子，中國人是一個賤視女性的民族，生下女兒，就是不爭氣，生兒子，就叫爭氣。
但「爭氣」本身的英文怎麼說？洋人問：是不是 Proudly？我說：不是， Proud，在英文的語境裏意思很簡單，像年輕時的戴卓爾夫人，生了雙胞胎，讓記者拍照，英國的報紙說，她 Proudly shows off她的新生嬰兒，這個 Proud，只是「榮為嬰母」的意思，與中國人的「爭氣」是兩回事。
「爭氣，是當你受到賤視，不甘心，要力爭上游，搏回一份不受中國人歧視的那股意志，就叫爭氣。」我說。
英國是等級社會，三百年來都有人權，即使統治過種姓社會的印度，對於遠東文化裏很自然地不把人當人的那種「三千年燦爛文化」，始終難以進入縫隙幽暗的角落。
這樣一來，英中雙語翻譯，就有許多盲點了，像「為虎作倀」──倀，是在森林裏引領着老虎找人吃的一種野鬼，為老虎驅役，面貌甚為醜陋，是一種 Ghost-slave。講了半天，白人還是不明白。
就像「奴才」，白人也不明白的。西方耶教文明，知道凱撒大帝是奴隸主，斯巴達克是奴隸，奴隸不甘心受奴役，必有反抗之心，但白人無論如何不明白中國人在奴隸主和奴隸之間，還有一種叫奴才的「夾心階層」。
維持中國奴隸社會的穩定，靠的是奴才，而且，會有很多「知識份子」自願加入這個階層。「西方有中產階級，對人類文明的貢獻很大，而中國的中產階級，就是奴才。」我說。
洋人還是不明白。是英國的 Butler，管家嗎？「不，英國的 Butler雖然侍候主人，卻是很高尚的專業，與中國奴才，是兩個品種。」
西方人想認識中國文化，只有在外灘玩夠了中國女人之後娶一個，除了中文流利，讀中國歷史書，尚要融入他們的政治生活，熬上十年八載，就明白為什麼女人要爭氣，奴才要忍氣了。中國文化的一個「氣」字是很高深的。當然，當這個洋人在深切了解之後，會對中國人產生一種愚昧的印象，甚或心生鄙視之情，到了此一境界，他的中國事業，世上的事真奇怪，就修成正道了。
陶傑
2010-11-18
知識份子的夢囈
美國左派知識份子，對世界也很無知。他們嘲笑右翼的村姑佩琳只從阿拉斯加眺望過俄國，就以為是「外交經驗」，但「知識份子」的視野呢？
已故女作家蘇珊宋塔，生前有許多粉絲。她講文化，講攝影，論述男人喜歡看色情電影的心理，都很有見地，但一說到中國，就露了底。
蘇珊宋塔有一篇「旅遊中國計劃」：「我要去中國了。我會走過中國和香港之間的羅湖橋。中國是我想去的地方，四歲的時候，爸爸的朋友陳先生教會我用筷子，他說我像中國人──中國食物，中國酷刑，中國人的禮貌。
人人說上海有三種味道：廟裏的香、空氣裏的硝煙，以及糞便。二十世紀初期，美國密蘇里州的一個參議員說：要上帝幫點忙，我們美國人會把上海拔高，直到上海像肯薩斯州那麼高。」
蘇珊宋塔一直沒去過中國，她把對遠東的一些嚮往，跳躍式記錄下來，在她才女的筆下，中國不是一個國家，而是童夢的一種床囈：「中國是最有異國情調的國家（ The most exotic place at all）」，「中國不是我想去就去得了的（ China is not a place that I can go just because I decide to go.）」
在蘇珊宋塔的世界「我」是中心，「中國」只圍繞着這個「我」（ I）而存在。這是什麼意思？意思就是：美國這些左派知識份子，成天在批判美國的霸權，駡布殊攻打伊拉克是大美國主義，美國不該是世界的軸心，實際上在左派的潛意識裏也一樣。
西方「知識份子」的虛妄就在這裏。蘇珊宋塔心中的中國，雞零狗碎，脫不了浮光掠影的色彩和氣味，西方的「漢學家」，窮畢生精力也讀不懂資治通鑑和三國志，何況中國歷史的許多細節──譬如：明末的袁崇煥，因何被崇禎殘殺？袁崇煥還有一個叫毛文龍的對手，毛文龍擁軍功自重，向朝廷伸手要糧餉，有擁兵獨立之嫌，明朝的官銜和地理，袁崇煥和毛文龍與岳飛的文化心理關係，中國的歷史學家才明白，何況西方的漢學家。
西方從沒有真正的中國學者，對亞洲的政策，在奧巴馬任內，如果都由蘇珊宋塔這一類像霧又像花的知識份子瞎子摸象的誤導，世界怎會有和平。白宮、唐寧街、中南海，人類的前途由一羣吹水的庸人來掌舵，想一想，不知是心寒還是好笑。
已故女作家蘇珊宋塔，生前有許多粉絲。她講文化，講攝影，論述男人喜歡看色情電影的心理，都很有見地，但一說到中國，就露了底。
蘇珊宋塔有一篇「旅遊中國計劃」：「我要去中國了。我會走過中國和香港之間的羅湖橋。中國是我想去的地方，四歲的時候，爸爸的朋友陳先生教會我用筷子，他說我像中國人──中國食物，中國酷刑，中國人的禮貌。
人人說上海有三種味道：廟裏的香、空氣裏的硝煙，以及糞便。二十世紀初期，美國密蘇里州的一個參議員說：要上帝幫點忙，我們美國人會把上海拔高，直到上海像肯薩斯州那麼高。」
蘇珊宋塔一直沒去過中國，她把對遠東的一些嚮往，跳躍式記錄下來，在她才女的筆下，中國不是一個國家，而是童夢的一種床囈：「中國是最有異國情調的國家（ The most exotic place at all）」，「中國不是我想去就去得了的（ China is not a place that I can go just because I decide to go.）」
在蘇珊宋塔的世界「我」是中心，「中國」只圍繞着這個「我」（ I）而存在。這是什麼意思？意思就是：美國這些左派知識份子，成天在批判美國的霸權，駡布殊攻打伊拉克是大美國主義，美國不該是世界的軸心，實際上在左派的潛意識裏也一樣。
西方「知識份子」的虛妄就在這裏。蘇珊宋塔心中的中國，雞零狗碎，脫不了浮光掠影的色彩和氣味，西方的「漢學家」，窮畢生精力也讀不懂資治通鑑和三國志，何況中國歷史的許多細節──譬如：明末的袁崇煥，因何被崇禎殘殺？袁崇煥還有一個叫毛文龍的對手，毛文龍擁軍功自重，向朝廷伸手要糧餉，有擁兵獨立之嫌，明朝的官銜和地理，袁崇煥和毛文龍與岳飛的文化心理關係，中國的歷史學家才明白，何況西方的漢學家。
西方從沒有真正的中國學者，對亞洲的政策，在奧巴馬任內，如果都由蘇珊宋塔這一類像霧又像花的知識份子瞎子摸象的誤導，世界怎會有和平。白宮、唐寧街、中南海，人類的前途由一羣吹水的庸人來掌舵，想一想，不知是心寒還是好笑。
再說白龍王的法語
白龍王與世人結緣幾十年，只在進醫院前接受了一次訪問，想來，他是預知時間已到。他說：「在我幾十年的歲月裏，有許多事情、語言感動了我，所以我也很努力地想辦法讓人感動。
感動是一個愛心、菩薩心、菩提心，看到好人好事，要能感動，看到人家得到好處，要歡喜。」有些人看到人家得到好處，便心生妒忌，人家的好處又不是從你的口袋掏的，妒忌什麼？白龍王說：「人的一生都在學習做人，學習做人是一輩子的事，沒有辦法畢業的。」
即使是同一個道理，今天明白了，到明天可能已經忘記，人對事物的理解不是一條直線，不是一通到底，而是曲線向前的。白龍王說：「人生第一要學的是認錯。」人常常不肯認錯，凡事都說是人家的錯，我們在社會上不時會遇到這樣的人，在家庭中也可能有這樣的成員，甚至自己根本就是這樣。遇到這樣的人來算命，問事業、問前途、問家庭或者婚姻，白龍王只是回答：「你的脾氣好不好？」沒有人是完美的，而人生的完美是從懂得認錯開始。
「第二是學習柔和」，心腸硬的人不快樂，也不長壽，好像人的牙齒，人的牙齒是堅硬的，舌頭是柔軟的，人老了，牙齒先掉，但柔軟的舌頭到死也不會掉，對人柔軟是為了對自己慈悲。「第三要學習忍」，忍一口氣風平浪靜，退一步海闊天空，忍一忍，時間自然解決一切，有了忍，可以認清世間的善惡。還有「學習溝通、學習放下，也學習生存」，意即要保持身體健康，不但為自己，也是為家人和朋友。
感動是一個愛心、菩薩心、菩提心，看到好人好事，要能感動，看到人家得到好處，要歡喜。」有些人看到人家得到好處，便心生妒忌，人家的好處又不是從你的口袋掏的，妒忌什麼？白龍王說：「人的一生都在學習做人，學習做人是一輩子的事，沒有辦法畢業的。」
即使是同一個道理，今天明白了，到明天可能已經忘記，人對事物的理解不是一條直線，不是一通到底，而是曲線向前的。白龍王說：「人生第一要學的是認錯。」人常常不肯認錯，凡事都說是人家的錯，我們在社會上不時會遇到這樣的人，在家庭中也可能有這樣的成員，甚至自己根本就是這樣。遇到這樣的人來算命，問事業、問前途、問家庭或者婚姻，白龍王只是回答：「你的脾氣好不好？」沒有人是完美的，而人生的完美是從懂得認錯開始。
「第二是學習柔和」，心腸硬的人不快樂，也不長壽，好像人的牙齒，人的牙齒是堅硬的，舌頭是柔軟的，人老了，牙齒先掉，但柔軟的舌頭到死也不會掉，對人柔軟是為了對自己慈悲。「第三要學習忍」，忍一口氣風平浪靜，退一步海闊天空，忍一忍，時間自然解決一切，有了忍，可以認清世間的善惡。還有「學習溝通、學習放下，也學習生存」，意即要保持身體健康，不但為自己，也是為家人和朋友。
2010-11-17
To+ ing動詞
問： Why not work shoulder to shoulder with teenagers to remove their frustrations so that self-destruction ceases to be an alternative to solving their problems?（為什麼不和十多歲的孩子攜手並肩，消除他們的失意情緒，使他們不再以自戕代替解決問題？）這一句，為什麼不說 to solve而說 to solving？
答：類似問題我答過不止一次，只是不少讀者似乎都未能舉一反三，常見垂問。
按 to有兩個用法：一是作介系詞（ preposition），而介系詞之後必須用名詞、動名詞（ gerund，即 ing動詞）等；一是用來帶出原形動詞（ infinitive）。例如 He went to Macao（他去了澳門）的 to是介系詞， He wanted to go的 to則是用來帶出原形動詞。
Alternative指「替代物」或「別的方法」。要說用甲取代乙，甲當然是 alternative，至於要取代的乙，則須用介系詞 to帶出。請看 Oxford Wordpower Dictionary alternative條下例句： The Minister suggested community service as an alternative to imprisonment（那部長提議用社會服務取代監禁）。這一句的 to之後，假如不用名詞，可改用動名詞： The Minister suggested community service as an alternative to going to prison。文法上，名詞 imprisonment和動名詞 going詞性相同。
昨天拙欄談到以下一句： Parent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our journey to becoming a grown up。句中動名詞 becoming同樣可用一名詞取代： Parent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our journey to adulthood。 Journey to、 alternative to之後用 ing動詞而不用原形動詞，道理是一樣的。
答：類似問題我答過不止一次，只是不少讀者似乎都未能舉一反三，常見垂問。
按 to有兩個用法：一是作介系詞（ preposition），而介系詞之後必須用名詞、動名詞（ gerund，即 ing動詞）等；一是用來帶出原形動詞（ infinitive）。例如 He went to Macao（他去了澳門）的 to是介系詞， He wanted to go的 to則是用來帶出原形動詞。
Alternative指「替代物」或「別的方法」。要說用甲取代乙，甲當然是 alternative，至於要取代的乙，則須用介系詞 to帶出。請看 Oxford Wordpower Dictionary alternative條下例句： The Minister suggested community service as an alternative to imprisonment（那部長提議用社會服務取代監禁）。這一句的 to之後，假如不用名詞，可改用動名詞： The Minister suggested community service as an alternative to going to prison。文法上，名詞 imprisonment和動名詞 going詞性相同。
昨天拙欄談到以下一句： Parent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our journey to becoming a grown up。句中動名詞 becoming同樣可用一名詞取代： Parent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our journey to adulthood。 Journey to、 alternative to之後用 ing動詞而不用原形動詞，道理是一樣的。
知識份子不可治國
英美政府抓到恐怖份子，套取口供，動用一點水刑，不人道嗎？只是幼稚園程度的殘暴，美國的關塔納摩監獄，引起美國左派批判。
瑞典電影《龍紋身的女孩》，就有這樣的爭論。一個納粹家庭，戰後成為企業富豪，其中兩父子，對猶太人的仇恨未消，三年五載，就殘殺一名猶太女子。
雜誌的主編，是知識份子，奉命就這幾件無頭公案報道偵查。他遇上一名年輕的電腦女工程師，女工程師曾遭淫辱，因緣際會，與男知識份子一起追兇。
經歷種種艱險，找到了兇手。女工程師也在復仇，兩人成為朋友。男主編一度險遭毒手，面對兇殘的人魔，不忍反擊，認為不能以暴易暴，應交由「法治」解決，但女工程師不跟他嚕囌，因為她身受其害，她用暴力解決了兇手。
這齣戲，表面是偵探懸疑，改編自小說，實際上探討善與惡的哲學，女工程師冷眼看着心腸柔弱婆婆媽媽的「知識份子」，丟下一句話，是其中的戲眼所在：「為了善而行惡，是必須的。」
「知識份子」眼中的理想很美好，但他們不知人性的醜陋。治國不可以聽隨左派「知識份子」，正如辦一份成功的報紙，也絕不可以聽大學新聞傳播學的教授講師的「諄諄善誘」。一個精明的報紙老闆，當然可以請「學者」一場晚宴，聽他們發表新聞學理論，但結帳恭敬送客之後，一擺手，吩咐下屬：聽到他們剛才的高論嗎？全部照他們所說的相反去做。
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納粹覆亡旦夕。美國總統羅斯福與英國首相邱吉爾，對怎樣處理納粹戰犯，有一場爭論。
羅斯福主張設戰犯法庭審訊，讓全世界看到司法主持公義。邱吉爾反對，認為審訊戰犯，費時失事，抓到希特拉和納粹軍官，不分首從，全部處決。
羅斯福很詫異，覺得邱吉爾失去了紳士的修養，他以為戰犯法庭，可以儆後來者。邱吉爾說：對付兇手，理性和法治不適用，更不必講紳士，要比他更流氓，我就是流氓。
歷史證明，邱吉爾是對的，紐倫堡大審判，沒有阻止六十年來多次的種族屠殺。邱吉爾、曾國藩、曹操，這三個人物，如果能超越時空，聚首一堂，煮酒共話，就是一台好戲了。文人和「知識份子」可以讓他們「監督」時政，讓他們憂國憂民的苦瓜臉孔裝飾一個亂世，絕不可以讓他們治國。
瑞典電影《龍紋身的女孩》，就有這樣的爭論。一個納粹家庭，戰後成為企業富豪，其中兩父子，對猶太人的仇恨未消，三年五載，就殘殺一名猶太女子。
雜誌的主編，是知識份子，奉命就這幾件無頭公案報道偵查。他遇上一名年輕的電腦女工程師，女工程師曾遭淫辱，因緣際會，與男知識份子一起追兇。
經歷種種艱險，找到了兇手。女工程師也在復仇，兩人成為朋友。男主編一度險遭毒手，面對兇殘的人魔，不忍反擊，認為不能以暴易暴，應交由「法治」解決，但女工程師不跟他嚕囌，因為她身受其害，她用暴力解決了兇手。
這齣戲，表面是偵探懸疑，改編自小說，實際上探討善與惡的哲學，女工程師冷眼看着心腸柔弱婆婆媽媽的「知識份子」，丟下一句話，是其中的戲眼所在：「為了善而行惡，是必須的。」
「知識份子」眼中的理想很美好，但他們不知人性的醜陋。治國不可以聽隨左派「知識份子」，正如辦一份成功的報紙，也絕不可以聽大學新聞傳播學的教授講師的「諄諄善誘」。一個精明的報紙老闆，當然可以請「學者」一場晚宴，聽他們發表新聞學理論，但結帳恭敬送客之後，一擺手，吩咐下屬：聽到他們剛才的高論嗎？全部照他們所說的相反去做。
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納粹覆亡旦夕。美國總統羅斯福與英國首相邱吉爾，對怎樣處理納粹戰犯，有一場爭論。
羅斯福主張設戰犯法庭審訊，讓全世界看到司法主持公義。邱吉爾反對，認為審訊戰犯，費時失事，抓到希特拉和納粹軍官，不分首從，全部處決。
羅斯福很詫異，覺得邱吉爾失去了紳士的修養，他以為戰犯法庭，可以儆後來者。邱吉爾說：對付兇手，理性和法治不適用，更不必講紳士，要比他更流氓，我就是流氓。
歷史證明，邱吉爾是對的，紐倫堡大審判，沒有阻止六十年來多次的種族屠殺。邱吉爾、曾國藩、曹操，這三個人物，如果能超越時空，聚首一堂，煮酒共話，就是一台好戲了。文人和「知識份子」可以讓他們「監督」時政，讓他們憂國憂民的苦瓜臉孔裝飾一個亂世，絕不可以讓他們治國。
台灣風景線：扁夫婦罪成與司法改革
台灣前總統陳水扁和妻子吳淑珍涉嫌貪污案共四件，其中龍潭購地案一審判無期徒刑，二審改判二十年，三審本月四日判決二人各十一年徒刑定讞，扁立即發監執行，吳因長年癱瘓，法務部還在商議如何執行中。陳所享有的前總統特勤保護、總統退職金以及其他特權也立即撤除。
但是，扁家五口以及涉及二次金融改案的所有二十一名被告，本月十一日一審宣判全部無罪，令人跌破眼鏡。理由是總統職權沒有管到金融改革這部份；而且也沒有對價關係的證據；那些送給扁珍的錢的金主們都說是政治獻金。
讓人看見官商嘴臉
一般民眾不懂法律，但不免產生常識性的疑惑，如果美國金融界的大富豪們送好幾千萬美金給奧巴馬夫人，就算找不到對價關係，奧巴馬會沒事嗎？當事人都沒罪嗎？老百姓和輿論界會算了嗎？官員拿錢就不對，不管有沒有對價關係，否則金主們為甚麼不給你我巨款，只給他們巨款？就算沒有對價關係，權力關係也是對價關係的一種，怎能縱容這種現象？小警察、小公務員拿個五百一千的，又是坐牢又是罰款，總統夫人一開口就上億，竟可無罪，豈非「竊國者侯，竊鉤者誅」？
台灣的貪官奸商何其奸巧，會留下影音及書面證據給人活逮嗎？以為他們是白癡嗎？總統或夫人或上級只需暗示、提醒，下屬一點就透，馬上辦妥，哪裏去找證據？否則國泰蔡家行賄四億；元大馬家行賄二億，結果國泰整併了世華銀行，元大整併了復華銀行，難道是巧合？他們都說是政治獻金，能讓人相信嗎？無罪判決就是鼓勵大官大貪，小官小貪，只要沒有對價關係的證據，一切ＯＫ。
法官的判決是按照法條和證據做出來的，或許依法的確沒罪，那麼就是法律出問題了。本案就算不違法，但卻違背人民的常識與邏輯以及一般的倫理道德認知。
這件案子雖判眾人無罪，但絕非證明那些人是清白的，無辜的、被寃枉的，而只是證據不足。辜家、馬家、蔡家的賄賂行為，以及扁家貪婪的收賄行為，都讓人看見官商勾結圖利的醜惡嘴臉。
扁家身上背有四大案，要全身而退絕非易事。二次金改案就算三審都無罪，也躲不過其他尚未判決的案子：國務機要費案和南港展覽館案。奇怪的是，龍潭購地也非總統職責，沒有對價關係，為甚麼金改案無罪，龍潭案有罪？兩種天差地別的判決說明了我們法官見解的差異；而同樣性質的案件有很大不同的判決，也應該是司法改革的對象之一。
反貪法變無牙老虎
立法委員擔心反貪法訂得太嚴將會妨礙他們搞錢，甚至被判刑，因此涉及反貪的法條都開了若干後門，故意放水、留漏洞，以備不時之需。像是財產來源不明罪，新加坡、香港、英國等都是廉政署官員可以隨時調閱官員及家人的存款，發現異常即可偵訊並要求該官員解釋來源；解釋不清即可依貪污罪起訴。台灣立委最怕這一條，故意懶驢打滾多年，就是抗拒。直到扁貪污案之後，全民憤怒立委的無恥，立委才心不甘情不願地通過，但閹割成公職人員只在被以貪污罪起訴時，才可調查財產。於是此法就變成了無牙老虎，完全喪失貪污嚇阻力。所以，台灣正在進行的司法改革必須配套把立法改革也同步進行，才能完善整個防貪架構。
卜大中
台灣《蘋果日報》總主筆
但是，扁家五口以及涉及二次金融改案的所有二十一名被告，本月十一日一審宣判全部無罪，令人跌破眼鏡。理由是總統職權沒有管到金融改革這部份；而且也沒有對價關係的證據；那些送給扁珍的錢的金主們都說是政治獻金。
讓人看見官商嘴臉
一般民眾不懂法律，但不免產生常識性的疑惑，如果美國金融界的大富豪們送好幾千萬美金給奧巴馬夫人，就算找不到對價關係，奧巴馬會沒事嗎？當事人都沒罪嗎？老百姓和輿論界會算了嗎？官員拿錢就不對，不管有沒有對價關係，否則金主們為甚麼不給你我巨款，只給他們巨款？就算沒有對價關係，權力關係也是對價關係的一種，怎能縱容這種現象？小警察、小公務員拿個五百一千的，又是坐牢又是罰款，總統夫人一開口就上億，竟可無罪，豈非「竊國者侯，竊鉤者誅」？
台灣的貪官奸商何其奸巧，會留下影音及書面證據給人活逮嗎？以為他們是白癡嗎？總統或夫人或上級只需暗示、提醒，下屬一點就透，馬上辦妥，哪裏去找證據？否則國泰蔡家行賄四億；元大馬家行賄二億，結果國泰整併了世華銀行，元大整併了復華銀行，難道是巧合？他們都說是政治獻金，能讓人相信嗎？無罪判決就是鼓勵大官大貪，小官小貪，只要沒有對價關係的證據，一切ＯＫ。
法官的判決是按照法條和證據做出來的，或許依法的確沒罪，那麼就是法律出問題了。本案就算不違法，但卻違背人民的常識與邏輯以及一般的倫理道德認知。
這件案子雖判眾人無罪，但絕非證明那些人是清白的，無辜的、被寃枉的，而只是證據不足。辜家、馬家、蔡家的賄賂行為，以及扁家貪婪的收賄行為，都讓人看見官商勾結圖利的醜惡嘴臉。
扁家身上背有四大案，要全身而退絕非易事。二次金改案就算三審都無罪，也躲不過其他尚未判決的案子：國務機要費案和南港展覽館案。奇怪的是，龍潭購地也非總統職責，沒有對價關係，為甚麼金改案無罪，龍潭案有罪？兩種天差地別的判決說明了我們法官見解的差異；而同樣性質的案件有很大不同的判決，也應該是司法改革的對象之一。
反貪法變無牙老虎
立法委員擔心反貪法訂得太嚴將會妨礙他們搞錢，甚至被判刑，因此涉及反貪的法條都開了若干後門，故意放水、留漏洞，以備不時之需。像是財產來源不明罪，新加坡、香港、英國等都是廉政署官員可以隨時調閱官員及家人的存款，發現異常即可偵訊並要求該官員解釋來源；解釋不清即可依貪污罪起訴。台灣立委最怕這一條，故意懶驢打滾多年，就是抗拒。直到扁貪污案之後，全民憤怒立委的無恥，立委才心不甘情不願地通過，但閹割成公職人員只在被以貪污罪起訴時，才可調查財產。於是此法就變成了無牙老虎，完全喪失貪污嚇阻力。所以，台灣正在進行的司法改革必須配套把立法改革也同步進行，才能完善整個防貪架構。
卜大中
台灣《蘋果日報》總主筆
蘋論：為甚麼盛會之後會有一場大火
前天，上海冲天大火發生不久，內地青年作家韓寒即在他的博客發表《 2010年，上海大火》的貼文，詳述他在大火發生幾分鐘後就來到起火大樓附近，目睹大火的全過程，並拍下照片鋪到網上。韓寒在貼文上說：「我發現每次盛會之前，會放一場煙花，但每一次的盛會之後，會有一場大火，奧運之後的央視大樓，世博會之後的居民大樓，後者更為慘痛」。韓寒寫此文時，媒體公佈死亡人數是 12人，他根據現場所見，估計遠遠不止此數。筆者執筆時，公佈死者是 53人，另 50多人失蹤。但從 28層全部焚毀來看，這數字恐怕也遠低於事實。
「每一次盛會之後，會有一場大火」，若說這是天意，筆者恐怕又會落入「天譴論」所惹來的萬箭穿心。但如果說正是由於中共當局把幾乎所有的焦點與精力都放在「金玉其外」的盛會之上，從而忽略了內治與民生民安，以致對大火初發時缺乏應急措施，或設施不足以救援，終使可救之小災釀成重大死傷的重災，這天災與人禍之間，應該也有必然性的關聯吧。
起火的是高度排不上號的 28層建築，韓寒現場所見，水槍只能射到六、七層樓，其中一架雲梯可以噴到 20樓以上，其餘雲梯只能到 10幾樓，直升機在天空打轉卻「救援無果」。救援時機也「肯定不算早」，「至少在濃煙升起以後 10多分鐘，才在現場聽到了第一聲警笛。」因此，消防從設施到意識都嚴重不足。是全幢樓「自然燃燒完畢」，火勢才算控制住。
「金玉其外」不僅指奧運、世博這些盛會，更應指城市建設與國家工程的暴發戶心態。城市建築都追求高度，追求外觀的美輪美奐，而不重視人民真正的生活品質與安全。就以起火的 28層建築來說，韓寒說，「這是一棟好好的大樓，外表並不顯得破舊，我並不明白它圍着一圈在翻修甚麼……消防意識的薄弱以及莫名其妙的翻修都是這個災難的原因」。
但這就正正是中國今天的政治現實與社會現實：面子第一，外觀最重要，政府錢最多，掌權者辦盛會辦大事的能力也最大，蟻民們不但沒有政治權利，沒有憲法所承諾的公民權利，甚至連呼寃的權利也沒有。政府聚焦在「金玉其外」，卻任憑內政「敗絮其中」。在汶川地震的無助災民之後，我們又一次在螢幕上看到上海大火的呼天搶地的災民。
韓寒的貼文最後說：「有人說，在災難發生的時候，我們應該全力救災，沉痛的悼念死者，不應該去追問和追究一些問題來添亂和說風凉話，這不合時宜。但你若不追問，這很快就變成不可抗力的天災，然後官方順勢和諧媒體，最後變成他們給自己慶功。在我們大大小小的災難面前，這已成不變的定律。你不能因為永遠得不到答案而遷怒那些提問的人。所以，你的問題是甚麼？」
筆者的問題回到我們更感關切的香港。大亞灣洩輻射事件，是否因為只是「一級」，對公眾安全無影響，因而事隔三星期才在網頁公佈？冠冕堂皇的推托理由就是為免引起恐慌。核電廠的安全涉及香港 700萬市民的生命，特府與中電是否應提供核電的即時透明度，俾市民通過立法會與傳媒監察？香港傳媒是否要追隨中聯辦宣傳部長郝鐵川所說，「媒體有義務協助政府執行應急措施，暫時收窄自己（監察政府）的權利」？如果我們已忘記了 1986年蘇聯切爾諾貝爾核電爆炸所造成的巨大災難的話，那麼上海大火的災難也在在提醒我們：媒體不能被和諧，任何時候都不可放過質疑的權利，尤其是面對一個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國家，和越來越多敗絮的香港。
李怡
「每一次盛會之後，會有一場大火」，若說這是天意，筆者恐怕又會落入「天譴論」所惹來的萬箭穿心。但如果說正是由於中共當局把幾乎所有的焦點與精力都放在「金玉其外」的盛會之上，從而忽略了內治與民生民安，以致對大火初發時缺乏應急措施，或設施不足以救援，終使可救之小災釀成重大死傷的重災，這天災與人禍之間，應該也有必然性的關聯吧。
起火的是高度排不上號的 28層建築，韓寒現場所見，水槍只能射到六、七層樓，其中一架雲梯可以噴到 20樓以上，其餘雲梯只能到 10幾樓，直升機在天空打轉卻「救援無果」。救援時機也「肯定不算早」，「至少在濃煙升起以後 10多分鐘，才在現場聽到了第一聲警笛。」因此，消防從設施到意識都嚴重不足。是全幢樓「自然燃燒完畢」，火勢才算控制住。
「金玉其外」不僅指奧運、世博這些盛會，更應指城市建設與國家工程的暴發戶心態。城市建築都追求高度，追求外觀的美輪美奐，而不重視人民真正的生活品質與安全。就以起火的 28層建築來說，韓寒說，「這是一棟好好的大樓，外表並不顯得破舊，我並不明白它圍着一圈在翻修甚麼……消防意識的薄弱以及莫名其妙的翻修都是這個災難的原因」。
但這就正正是中國今天的政治現實與社會現實：面子第一，外觀最重要，政府錢最多，掌權者辦盛會辦大事的能力也最大，蟻民們不但沒有政治權利，沒有憲法所承諾的公民權利，甚至連呼寃的權利也沒有。政府聚焦在「金玉其外」，卻任憑內政「敗絮其中」。在汶川地震的無助災民之後，我們又一次在螢幕上看到上海大火的呼天搶地的災民。
韓寒的貼文最後說：「有人說，在災難發生的時候，我們應該全力救災，沉痛的悼念死者，不應該去追問和追究一些問題來添亂和說風凉話，這不合時宜。但你若不追問，這很快就變成不可抗力的天災，然後官方順勢和諧媒體，最後變成他們給自己慶功。在我們大大小小的災難面前，這已成不變的定律。你不能因為永遠得不到答案而遷怒那些提問的人。所以，你的問題是甚麼？」
筆者的問題回到我們更感關切的香港。大亞灣洩輻射事件，是否因為只是「一級」，對公眾安全無影響，因而事隔三星期才在網頁公佈？冠冕堂皇的推托理由就是為免引起恐慌。核電廠的安全涉及香港 700萬市民的生命，特府與中電是否應提供核電的即時透明度，俾市民通過立法會與傳媒監察？香港傳媒是否要追隨中聯辦宣傳部長郝鐵川所說，「媒體有義務協助政府執行應急措施，暫時收窄自己（監察政府）的權利」？如果我們已忘記了 1986年蘇聯切爾諾貝爾核電爆炸所造成的巨大災難的話，那麼上海大火的災難也在在提醒我們：媒體不能被和諧，任何時候都不可放過質疑的權利，尤其是面對一個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國家，和越來越多敗絮的香港。
李怡
2010-11-13
不如免收紅隧費算了
紅隧塞車嚴重，市民議論紛紛。我在電台的烽煙節目中聽到不少建議，大多數都是從自己的利益出發，而沒有考慮是否真正能夠解決問題。
塞車的害處是造成時間上的損失，須先找到淤塞點，再安排疏導的途徑，才能真正減少在路上浪費的時間。然而，現時提出的建議，大部分都只關注如何可以少付點隧道費，而非少花點時間。
三條過海隧道，興建的日子與擁有的機構各異，所以收費各不一樣。現時大家都以為紅隧塞車的原因是西隧與東隧收得太貴，只要政府購回西隧與東隧，然後減價，那就可以吸引一部分車輛轉行西隧與東隧，紅隧就不用塞得這麼厲害了。
我很懷疑，作出這樣建議的人，究竟是想少付點隧道費，不是真的想解決塞車問題。他們之中，有些本身就是職業司機，對路面情況應該比政府請來的外國專家還要了解。我住九龍中，返工主要行紅隧，曾因為太塞車而試行西隧與東隧，結果是錢多花了之後，所花的時間卻沒有減少。因為，行西隧只是入隧道前暢通，但一出隧道就已經塞車，一直塞到金鐘，其嚴重的程度，絕不亞於紅隧的港島出口。我的寫字樓在中環，行西隧於花費的時間而言，對我一點也沒有好處。
我亦試過轉行東隧，則未入隧道已塞車，只有塞得沒有紅隧那麼嚴重吧了。但出隧道之後，除非繼續東行，否則未到北角已塞車，一塞就塞到上環，時間一樣省不了，但車程卻長了很多。最後，我還是選擇行紅隧，主要不是為了省錢，而是為了省時。
由此可見，問題根本不是隧道塞車，而是港島北在上班時間塞車。唯一可以徹底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是擴闊東區走廊，並把它延長至西環，成為港島北的外環線。所有跨區的汽車都行外環線，原先的道路系統，只供非進入本區不可的車輛使用。可惜，這個方案必遭環保人士反對。然而，這麼多的車塞在路上噴廢氣又環保嗎？兩害取其輕，我還是傾向在港島北沿海，興建一條不干擾原有道路系統的環迴高速公路。
短暫而言，與其叫政府花公帑去收購東隧與西隧，不如叫政府免收紅隧過海費算了。西隧與東隧是屬於私人機構的，政府想買，人家也有權不賣。但紅隧是屬於政府的。政府完全有自主權。政府可以這樣說：過海塞車，政府一時解決不了，為了謝罪，所以免收紅隧過海費。
其結果將會這樣：有部分原來行西隧與東隧的車輛貪免費改行紅隧，紅隧將更加塞車。但紅隧沒有收錢，免費就無得埋怨。另一方面，東隧與西隧的車少了之後，行車就可以更為暢順；有急事的人就可以花多一些錢去解決時間緊逼的問題，不趕時間的人，則有免費隧道可供選擇；可謂各適其適，皆大歡喜。
塞車的害處是造成時間上的損失，須先找到淤塞點，再安排疏導的途徑，才能真正減少在路上浪費的時間。然而，現時提出的建議，大部分都只關注如何可以少付點隧道費，而非少花點時間。
三條過海隧道，興建的日子與擁有的機構各異，所以收費各不一樣。現時大家都以為紅隧塞車的原因是西隧與東隧收得太貴，只要政府購回西隧與東隧，然後減價，那就可以吸引一部分車輛轉行西隧與東隧，紅隧就不用塞得這麼厲害了。
我很懷疑，作出這樣建議的人，究竟是想少付點隧道費，不是真的想解決塞車問題。他們之中，有些本身就是職業司機，對路面情況應該比政府請來的外國專家還要了解。我住九龍中，返工主要行紅隧，曾因為太塞車而試行西隧與東隧，結果是錢多花了之後，所花的時間卻沒有減少。因為，行西隧只是入隧道前暢通，但一出隧道就已經塞車，一直塞到金鐘，其嚴重的程度，絕不亞於紅隧的港島出口。我的寫字樓在中環，行西隧於花費的時間而言，對我一點也沒有好處。
我亦試過轉行東隧，則未入隧道已塞車，只有塞得沒有紅隧那麼嚴重吧了。但出隧道之後，除非繼續東行，否則未到北角已塞車，一塞就塞到上環，時間一樣省不了，但車程卻長了很多。最後，我還是選擇行紅隧，主要不是為了省錢，而是為了省時。
由此可見，問題根本不是隧道塞車，而是港島北在上班時間塞車。唯一可以徹底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是擴闊東區走廊，並把它延長至西環，成為港島北的外環線。所有跨區的汽車都行外環線，原先的道路系統，只供非進入本區不可的車輛使用。可惜，這個方案必遭環保人士反對。然而，這麼多的車塞在路上噴廢氣又環保嗎？兩害取其輕，我還是傾向在港島北沿海，興建一條不干擾原有道路系統的環迴高速公路。
短暫而言，與其叫政府花公帑去收購東隧與西隧，不如叫政府免收紅隧過海費算了。西隧與東隧是屬於私人機構的，政府想買，人家也有權不賣。但紅隧是屬於政府的。政府完全有自主權。政府可以這樣說：過海塞車，政府一時解決不了，為了謝罪，所以免收紅隧過海費。
其結果將會這樣：有部分原來行西隧與東隧的車輛貪免費改行紅隧，紅隧將更加塞車。但紅隧沒有收錢，免費就無得埋怨。另一方面，東隧與西隧的車少了之後，行車就可以更為暢順；有急事的人就可以花多一些錢去解決時間緊逼的問題，不趕時間的人，則有免費隧道可供選擇；可謂各適其適，皆大歡喜。
馬歇爾計劃（英語：The Marshall Plan）
官方名稱為歐洲復興計劃（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是二戰後美國對被戰爭破壞的西歐各國進行經濟援助、協助重建的計劃，對歐洲國家的發展和世界政治格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二戰歐洲戰場勝利後，美國憑藉其在二戰後的雄厚實力，為幫助其歐洲盟國恢復因世界大戰而瀕臨崩潰的經濟體系，並同時抗衡蘇聯和共產主義勢力在歐洲的進一步滲透和擴張而提出此計劃。該計劃因時任美國國務卿喬治·馬歇爾而得名，但事實上真正提出和策劃該計劃的是美國國務院的眾多官員，特別是威廉·克萊頓和喬治·凱南。
重建計劃於1947年7月在一個由歐洲各個國家普遍參加的會議上首次提出。馬歇爾計劃最初曾考慮給予蘇聯及其在東歐的衛星國以相同的援助，條件是蘇聯必須進行政治改革，並允許西方勢力進入蘇聯的勢力範圍。但事實上，美國擔心蘇聯利用該計劃恢復和發展自身實力，因此美國提出了一些蘇聯較難接受的條款而蘇聯和東歐拒絕了該援助計劃，最終使蘇聯和東歐各國被排除在援助範圍之外。
該計劃於1947年7月正式啟動，並整整持續了4個財政年度之久。在這段時期內，西歐各國通過參加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總共接受了美國包括金融、技術、設備等各種形式的援助合計130億美元。若考慮通貨膨脹因素，那麼這筆援助相當於2006年的1300億美元。
當該計劃臨近結束時，西歐國家中除了德國[註 1]以外的絕大多數參與國的國民經濟都已經恢復到了戰前水平。在接下來的20餘年時間裡，整個西歐經歷了前所未有的高速發展時期，社會經濟呈現出一派繁榮景象，可以說這與馬歇爾計劃有部分的關係。同時馬歇爾計劃長期以來也被認為是促成歐洲一體化的重要因素之一。因為該計劃消除，或者說減弱了歷史上長期存在於西歐各國之間的關稅及貿易壁壘，同時使西歐各國的經濟聯繫日趨緊密並最終走向一體化。該計劃同時也使西歐各國在經濟管理上系統地學習和適應了美國的經驗。
近年來歷史學家又開始注意對於馬歇爾計劃的深層動機及影響的研究。現在一些歷史學家認為，馬歇爾計劃之所以能取得一定的成效，其實應歸功於新的自由放任政策，以及這一政策下市場對經濟增長的穩定作用。而當下也有某種意見認為，美國施行該計劃的本意是為了通過援助使歐洲經濟恢復，並使之成為抗衡蘇聯的重要力量和工具，同時也可使美國更方便地控制和佔領歐洲市場。但事實上歐洲經濟後來的發展趨勢並未使其成為美國的附庸，反而通過一體化等途徑成為了世界經濟舞台上可以和美國抗衡的一支重要力量。同時在美國國內也有不少批評意見認為馬歇爾計劃開了使用本國納稅人金錢援助他國的先例。
二戰歐洲戰場勝利後，美國憑藉其在二戰後的雄厚實力，為幫助其歐洲盟國恢復因世界大戰而瀕臨崩潰的經濟體系，並同時抗衡蘇聯和共產主義勢力在歐洲的進一步滲透和擴張而提出此計劃。該計劃因時任美國國務卿喬治·馬歇爾而得名，但事實上真正提出和策劃該計劃的是美國國務院的眾多官員，特別是威廉·克萊頓和喬治·凱南。
重建計劃於1947年7月在一個由歐洲各個國家普遍參加的會議上首次提出。馬歇爾計劃最初曾考慮給予蘇聯及其在東歐的衛星國以相同的援助，條件是蘇聯必須進行政治改革，並允許西方勢力進入蘇聯的勢力範圍。但事實上，美國擔心蘇聯利用該計劃恢復和發展自身實力，因此美國提出了一些蘇聯較難接受的條款而蘇聯和東歐拒絕了該援助計劃，最終使蘇聯和東歐各國被排除在援助範圍之外。
該計劃於1947年7月正式啟動，並整整持續了4個財政年度之久。在這段時期內，西歐各國通過參加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總共接受了美國包括金融、技術、設備等各種形式的援助合計130億美元。若考慮通貨膨脹因素，那麼這筆援助相當於2006年的1300億美元。
當該計劃臨近結束時，西歐國家中除了德國[註 1]以外的絕大多數參與國的國民經濟都已經恢復到了戰前水平。在接下來的20餘年時間裡，整個西歐經歷了前所未有的高速發展時期，社會經濟呈現出一派繁榮景象，可以說這與馬歇爾計劃有部分的關係。同時馬歇爾計劃長期以來也被認為是促成歐洲一體化的重要因素之一。因為該計劃消除，或者說減弱了歷史上長期存在於西歐各國之間的關稅及貿易壁壘，同時使西歐各國的經濟聯繫日趨緊密並最終走向一體化。該計劃同時也使西歐各國在經濟管理上系統地學習和適應了美國的經驗。
近年來歷史學家又開始注意對於馬歇爾計劃的深層動機及影響的研究。現在一些歷史學家認為，馬歇爾計劃之所以能取得一定的成效，其實應歸功於新的自由放任政策，以及這一政策下市場對經濟增長的穩定作用。而當下也有某種意見認為，美國施行該計劃的本意是為了通過援助使歐洲經濟恢復，並使之成為抗衡蘇聯的重要力量和工具，同時也可使美國更方便地控制和佔領歐洲市場。但事實上歐洲經濟後來的發展趨勢並未使其成為美國的附庸，反而通過一體化等途徑成為了世界經濟舞台上可以和美國抗衡的一支重要力量。同時在美國國內也有不少批評意見認為馬歇爾計劃開了使用本國納稅人金錢援助他國的先例。
貓吃牛奶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麻省理工、維珍尼亞州理工學院，合作一項計劃，研究了三年半。研究什麼？研究貓俯身伸舌頭喝碟子上的牛奶時，為什麼從來不會弄濕下巴的毛？
三家大學的流體力學家和數學家，在想這個問題。原來早在一九四一年，美國的科學家就發現貓喝奶時，伸出的舌頭，像一個反轉過來的字母 J。也就是說：舌尖向下捲，把奶很快撈進嘴巴。
但是自從發明了高速電子攝影，發現貓喝奶的技巧複雜而精緻。貓的舌尖很巧妙地只觸及奶的表面，像龍捲風一樣，先把奶液向下推，利用地心吸力的反作用力，把奶液像真空管一樣吸起來成一個圓筒形，電光石火之間，送進口腔。貓舌與奶汁幾乎不沾邊。
貓一秒鐘，舌頭可高速快舔四次，每次喝進零點一毫升。科學家把貓喝奶的紀錄片每格細看，看了三年半，終於算出了貓舌出擊的速度，和每次貓捲舌頭的頻率之間的一條方程式。
再計算貓舌的大小面積，加進去，就算出了一個叫「佛羅德函數」（ Froude number）的新東西──每一隻貓，每伸一次舌頭，舔進多少奶，與貓舌面積和伸縮速度的關係，物理學家在前看片、紀錄，數學家壓陣分析數據，算出了一條天衣無縫的流體力學新公式。
為什麼有此發現？全因為一個叫史托克的流體力學家，在家裏的廚房餵他的寵物貓吃奶，一面撫摸着牠、欣賞牠的美態，忽然興起研究貓喝奶的學問，像牛頓頭上掉下了一隻蘋果，無意中發現了一項神蹟。
這是一項研究，也是一股激情，來自對生命的好奇和熱愛，對動物的欣賞和呵護，由愛心開始，由敏銳的觸覺到冷靜的深思，成就了西方文明。
這樣的研究，中國人覺得無聊──貓喝牛奶，有什麼好看？許多父母叫小孩立志做太空人，當總統，喜歡大堆頭，不愛在小事上鑽研下功夫。貓喝牛奶，西方的學者研究出大學問來，後面有一股動力，在耶教文明以外是沒有的。
抄襲西方，再抄五百年，效果成疑，因為「西方」的那顆仁心，其他人抄不了。大陸流傳的一段網絡短片，幾個九○後，把一隻小狗活剝皮，嘻嘻哈哈，向鏡頭舉起沾滿血的一雙手。食家惋惜的是，浪費了一條狗，殺來吃掉，不是活剝皮，狗驚駭掙扎，影響肉味的，該亂棍打死，用開水燙。
(陶傑)
三家大學的流體力學家和數學家，在想這個問題。原來早在一九四一年，美國的科學家就發現貓喝奶時，伸出的舌頭，像一個反轉過來的字母 J。也就是說：舌尖向下捲，把奶很快撈進嘴巴。
但是自從發明了高速電子攝影，發現貓喝奶的技巧複雜而精緻。貓的舌尖很巧妙地只觸及奶的表面，像龍捲風一樣，先把奶液向下推，利用地心吸力的反作用力，把奶液像真空管一樣吸起來成一個圓筒形，電光石火之間，送進口腔。貓舌與奶汁幾乎不沾邊。
貓一秒鐘，舌頭可高速快舔四次，每次喝進零點一毫升。科學家把貓喝奶的紀錄片每格細看，看了三年半，終於算出了貓舌出擊的速度，和每次貓捲舌頭的頻率之間的一條方程式。
再計算貓舌的大小面積，加進去，就算出了一個叫「佛羅德函數」（ Froude number）的新東西──每一隻貓，每伸一次舌頭，舔進多少奶，與貓舌面積和伸縮速度的關係，物理學家在前看片、紀錄，數學家壓陣分析數據，算出了一條天衣無縫的流體力學新公式。
為什麼有此發現？全因為一個叫史托克的流體力學家，在家裏的廚房餵他的寵物貓吃奶，一面撫摸着牠、欣賞牠的美態，忽然興起研究貓喝奶的學問，像牛頓頭上掉下了一隻蘋果，無意中發現了一項神蹟。
這是一項研究，也是一股激情，來自對生命的好奇和熱愛，對動物的欣賞和呵護，由愛心開始，由敏銳的觸覺到冷靜的深思，成就了西方文明。
這樣的研究，中國人覺得無聊──貓喝牛奶，有什麼好看？許多父母叫小孩立志做太空人，當總統，喜歡大堆頭，不愛在小事上鑽研下功夫。貓喝牛奶，西方的學者研究出大學問來，後面有一股動力，在耶教文明以外是沒有的。
抄襲西方，再抄五百年，效果成疑，因為「西方」的那顆仁心，其他人抄不了。大陸流傳的一段網絡短片，幾個九○後，把一隻小狗活剝皮，嘻嘻哈哈，向鏡頭舉起沾滿血的一雙手。食家惋惜的是，浪費了一條狗，殺來吃掉，不是活剝皮，狗驚駭掙扎，影響肉味的，該亂棍打死，用開水燙。
(陶傑)
他們的熱淚和冷笑
上月二十七日，香港市民曾敏傑驅車往青海玉樹災區，給小孩子送寒衣，不料雪濃車滑，失事身死。中共國家副主席習近平自言為他哀傷，香港民政局長曾德成當眾為他哽咽。胡錦濤以下，新中國名卿鉅公越來越懂得哭的藝術。
但是，我只希望這些公卿慷慨哽咽之後，回答一個簡單問題：玉樹地震之初，溫家寶當眾向災民保證「黨和政府會幫助你們安排好生活」。現在，大半年過去了，災區孩子怎麼連寒衣都缺乏。中共絕對不是沒有錢。據二○○六年中共中央黨校《學習時報》統計，共幹的公車公宴消費，一年就超過六千億元。又據中國文明網報道：「二○○八年全國公宴開支，達九千八百億元。」
在新中國，真正多愁善感的人，眼淚應該早已乾枯。
廣西柳州牛車坪村有個孩子叫阿龍，才六歲，父母雙亡，還遺傳了愛滋病，獨個兒生活，自己煮飯洗衣，終日相伴的，只有一條黑狗。請不要為這孩子難過：河南駐馬店市民田喜為愛滋病人難過，奔走呼號，月前就被當局拘捕，罪名是「故意損壞公共財物」。
北京市有個孩子叫趙鵬潤，才五歲，幼年吃官商合作生產的三聚氰胺奶粉，兩個腎都壞了，現在還失去父親。請不要為他難過：他父親趙連海為孩子難過，奔走呼號，日前就被判處兩年半徒刑，罪名是「尋釁滋事」。
湖南長沙市也有個六歲孩子，叫周小瓊，患嚴重地中海貧血，天天隨着塵肺病已入膏肓的父親，跪在醫院門外，乞醫藥費。請你也不要為她難過：北京市民劉曉波為這樣的事情難過，草擬民權憲章，就被判處十一年監禁，罪名是「陰謀顛覆國家」。
總之，記者鏡頭之前，胡錦濤探望青海玉樹災民，可以一臉沉痛；溫家寶抱着腎病嬰兒，可以兩眼含淚；李克強慰問愛滋病人，可以萬縷情深。但是，鏡頭之外，他們的哽咽，他們的哀傷，會變做另一回事。判趙鵬潤父親入獄的那位法官，在法院之外，見到這孩子寒風裏拿着「爸爸回家」四字，忍不住的不是熱淚，而是冷笑。
唐朝諫議大夫魏徵有一次正告太宗皇帝：「願陛下俾臣為良臣，毋俾臣為忠臣。」太宗愕然問道：「忠、良異乎？」魏徵解釋說，君明則臣良政美，君惡則忠臣殉國：「良臣身荷美名，君都（居）顯號……忠臣己嬰（遭受）禍誅，君陷昏惡。」太宗連連點頭稱善（《新唐書．魏徵傳》）。
今天，一切都不同了。中國人不要說做良臣，就是想做良民，都要入獄，除非你像曾敏傑那樣，己嬰禍難，死得感人，感人得可以做「黨疼國愛」的宣傳材料。
古德明
專欄作家
但是，我只希望這些公卿慷慨哽咽之後，回答一個簡單問題：玉樹地震之初，溫家寶當眾向災民保證「黨和政府會幫助你們安排好生活」。現在，大半年過去了，災區孩子怎麼連寒衣都缺乏。中共絕對不是沒有錢。據二○○六年中共中央黨校《學習時報》統計，共幹的公車公宴消費，一年就超過六千億元。又據中國文明網報道：「二○○八年全國公宴開支，達九千八百億元。」
在新中國，真正多愁善感的人，眼淚應該早已乾枯。
廣西柳州牛車坪村有個孩子叫阿龍，才六歲，父母雙亡，還遺傳了愛滋病，獨個兒生活，自己煮飯洗衣，終日相伴的，只有一條黑狗。請不要為這孩子難過：河南駐馬店市民田喜為愛滋病人難過，奔走呼號，月前就被當局拘捕，罪名是「故意損壞公共財物」。
北京市有個孩子叫趙鵬潤，才五歲，幼年吃官商合作生產的三聚氰胺奶粉，兩個腎都壞了，現在還失去父親。請不要為他難過：他父親趙連海為孩子難過，奔走呼號，日前就被判處兩年半徒刑，罪名是「尋釁滋事」。
湖南長沙市也有個六歲孩子，叫周小瓊，患嚴重地中海貧血，天天隨着塵肺病已入膏肓的父親，跪在醫院門外，乞醫藥費。請你也不要為她難過：北京市民劉曉波為這樣的事情難過，草擬民權憲章，就被判處十一年監禁，罪名是「陰謀顛覆國家」。
總之，記者鏡頭之前，胡錦濤探望青海玉樹災民，可以一臉沉痛；溫家寶抱着腎病嬰兒，可以兩眼含淚；李克強慰問愛滋病人，可以萬縷情深。但是，鏡頭之外，他們的哽咽，他們的哀傷，會變做另一回事。判趙鵬潤父親入獄的那位法官，在法院之外，見到這孩子寒風裏拿着「爸爸回家」四字，忍不住的不是熱淚，而是冷笑。
唐朝諫議大夫魏徵有一次正告太宗皇帝：「願陛下俾臣為良臣，毋俾臣為忠臣。」太宗愕然問道：「忠、良異乎？」魏徵解釋說，君明則臣良政美，君惡則忠臣殉國：「良臣身荷美名，君都（居）顯號……忠臣己嬰（遭受）禍誅，君陷昏惡。」太宗連連點頭稱善（《新唐書．魏徵傳》）。
今天，一切都不同了。中國人不要說做良臣，就是想做良民，都要入獄，除非你像曾敏傑那樣，己嬰禍難，死得感人，感人得可以做「黨疼國愛」的宣傳材料。
古德明
專欄作家
探針：美國我行我素 各國矯揉虛偽
看到參與 G20峯會的國家一個接一個的痛罵美國第二輪量化寬鬆貨幣政策（ QE2）搞亂檔累街坊後，不得不認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明的評價──他們實在太虛偽了。
為甚麼說中國、德國、日本、巴西、南韓等批評的國家虛偽呢？簡單來說是因為他們既是美國寬鬆貨幣政策的受益者，更是縱容鼓勵美國消費者「洗腳唔抹腳」的人。現在他們才反過來指摘美國亂印鈔票自救除了虛偽還是甚麼呢？
二次大戰前的美國跟現在完全是兩個樣子。那個時候的美國把美元看成跟黃金一樣寶貴，根本不會隨便發鈔讓美元流到海外，反而孜孜於擴展出口，減少入口，製造外貿盈餘，好讓外國的儲備主要是黃金流進美國，增加美國的財力及內部貨幣供應。也因為美國盡力吸金，並以保護主義保護本土市場，自一次大戰以來歐洲以至世界的資金流通非常緊絀，企業及弱勢國家難以舉債周轉，結果歐洲、英國及其他大部份地區經濟長期積弱，失業率高企；而全球貿易額則銳減，比一九一三年（一次大戰爆發前一年）大大不如。正是在這種政經形勢下，經濟大起大落，造就機會讓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及其他極端意識形態冒起。
二次大戰後美國政府吸收了一戰的教訓，加上要應付蘇聯的威脅，決定不再閉關自守，改為積極協助重建歐洲及其他非共產陣營的國家。其中最重要的是刻意為世界市場注入額外的資金，以直接投資及援助的方式解決戰後各國資金緊絀的問題，其中最著名、最重要的自然是數額高達一百億美元（以現時幣值計至少超過二千億美元）的馬歇爾計劃（ Marshall Plan）。此外，美國又不再刻意追求貿易盈餘，容許大量美元在海外流轉方便貿易結算及投資活動。再加上六、七十年代的越戰及福利開支，美元進一步流出，增加全球市場的資金流動，減低了資金緊絀及滙率戰的風險。正是在相對寬鬆的貨幣環境下，德國、法國、日本以至亞洲四小龍才能靠出口帶動一一冒起，成就經濟奇蹟。
不但德國、日本等受惠於美國的寬鬆貨幣政策。中國、印度近十多年來的飛躍發展同樣跟美國的超低利息及寬鬆貨幣環境息息相關。試想想若不是利率長期偏低，美元充斥市場，美國消費者拚命購物，中國、印度的出口不可能連年增長兩、三成，兩國經濟不可能冒升得這樣快。更何況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經濟體把貿易盈餘幾乎全數購入美國國債或其他美元資產，令美國利率不致飆升，令美國政府即使財赤連年仍能一邊打仗一邊減稅，令美國人能碌爆一張卡又一張卡消費。
美國人慣了先使未來錢、「使慣食慣」當然有問題，但這是各國長期「協助及教唆」的結果。今次 QE2只是延續過去幾十年的老路，只是延續一貫以來我行我素（ benign neglect）的做法而已，其他國家現在才投訴不但太遲，更有點矯揉造作的味道。
盧峯
為甚麼說中國、德國、日本、巴西、南韓等批評的國家虛偽呢？簡單來說是因為他們既是美國寬鬆貨幣政策的受益者，更是縱容鼓勵美國消費者「洗腳唔抹腳」的人。現在他們才反過來指摘美國亂印鈔票自救除了虛偽還是甚麼呢？
二次大戰前的美國跟現在完全是兩個樣子。那個時候的美國把美元看成跟黃金一樣寶貴，根本不會隨便發鈔讓美元流到海外，反而孜孜於擴展出口，減少入口，製造外貿盈餘，好讓外國的儲備主要是黃金流進美國，增加美國的財力及內部貨幣供應。也因為美國盡力吸金，並以保護主義保護本土市場，自一次大戰以來歐洲以至世界的資金流通非常緊絀，企業及弱勢國家難以舉債周轉，結果歐洲、英國及其他大部份地區經濟長期積弱，失業率高企；而全球貿易額則銳減，比一九一三年（一次大戰爆發前一年）大大不如。正是在這種政經形勢下，經濟大起大落，造就機會讓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及其他極端意識形態冒起。
二次大戰後美國政府吸收了一戰的教訓，加上要應付蘇聯的威脅，決定不再閉關自守，改為積極協助重建歐洲及其他非共產陣營的國家。其中最重要的是刻意為世界市場注入額外的資金，以直接投資及援助的方式解決戰後各國資金緊絀的問題，其中最著名、最重要的自然是數額高達一百億美元（以現時幣值計至少超過二千億美元）的馬歇爾計劃（ Marshall Plan）。此外，美國又不再刻意追求貿易盈餘，容許大量美元在海外流轉方便貿易結算及投資活動。再加上六、七十年代的越戰及福利開支，美元進一步流出，增加全球市場的資金流動，減低了資金緊絀及滙率戰的風險。正是在相對寬鬆的貨幣環境下，德國、法國、日本以至亞洲四小龍才能靠出口帶動一一冒起，成就經濟奇蹟。
不但德國、日本等受惠於美國的寬鬆貨幣政策。中國、印度近十多年來的飛躍發展同樣跟美國的超低利息及寬鬆貨幣環境息息相關。試想想若不是利率長期偏低，美元充斥市場，美國消費者拚命購物，中國、印度的出口不可能連年增長兩、三成，兩國經濟不可能冒升得這樣快。更何況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經濟體把貿易盈餘幾乎全數購入美國國債或其他美元資產，令美國利率不致飆升，令美國政府即使財赤連年仍能一邊打仗一邊減稅，令美國人能碌爆一張卡又一張卡消費。
美國人慣了先使未來錢、「使慣食慣」當然有問題，但這是各國長期「協助及教唆」的結果。今次 QE2只是延續過去幾十年的老路，只是延續一貫以來我行我素（ benign neglect）的做法而已，其他國家現在才投訴不但太遲，更有點矯揉造作的味道。
盧峯
羅國輝神父 fb留言︰「做沉默驅魔十字架」
香港首富李嘉誠為羅國輝神父指他是魔鬼而感到不快，天主教香港教區為李嘉誠的不快而感到遺憾，羅國輝神父為教區表示遺憾而感到痛苦。「魔鬼論」風波主角羅國輝在 facebook留言：「這一刻，我必須做一座沉默的驅魔十字架。」
「不向不公平鞠躬」
羅國輝神父留言說：「弟兄姊妹，看見這個境況，我感到痛苦。然而，我和我們願意背負愛與公義的十字架，以禱文和摯誠。」長實高層馬勵志表達關注之後，香港教區「提點」了羅國輝。連日來，支持羅國輝的弟兄不斷向神父送上鼓勵。神父說：「我感謝你們在 facebook所說的話，但主教和有關的神父沒法看見或聽見。」
他呼籲大家做點甚麼，設法讓主教和有關的神父看見大家的言詞、聽見大家的聲音：「因為你們愛主和你們的教區……這一刻，我必須做一座沉默的驅魔十字架。我只能祈禱，為貧窮與受壓迫者堅守立場。我不會因為替他們發聲而遺憾，我不會向不公平鞠躬。」
羅國輝神父批評無良企業、諷刺李嘉誠是魔鬼的事件，已收錄入香港網絡大典，外國通訊社及加拿大、澳洲等傳媒都有轉載這宗新聞。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顧問陳滿鴻神父說，教區發表的遺憾啟事，對教區及李嘉誠的聲譽都已造成傷害：「因為一個人捐錢係責任，唔應該係威脅。」
陳滿鴻續說，教區對李嘉誠個人的不快而表示遺憾，這點只是關乎個人的感受與面子問題，公眾不會關心某位商家的個人感受：「大家關心嘅係窮人被迫上絕路，關心貧富不均、富商享有特權嘅狀況，呢點亦都係羅國輝神父言論嘅重點。」雖然教區提出事件已到此為止，但陳神父認為，誰是撒旦、誰是魔鬼，本身具有神學意義，也涉及公共利益，大家應繼續討論。
「不向不公平鞠躬」
羅國輝神父留言說：「弟兄姊妹，看見這個境況，我感到痛苦。然而，我和我們願意背負愛與公義的十字架，以禱文和摯誠。」長實高層馬勵志表達關注之後，香港教區「提點」了羅國輝。連日來，支持羅國輝的弟兄不斷向神父送上鼓勵。神父說：「我感謝你們在 facebook所說的話，但主教和有關的神父沒法看見或聽見。」
他呼籲大家做點甚麼，設法讓主教和有關的神父看見大家的言詞、聽見大家的聲音：「因為你們愛主和你們的教區……這一刻，我必須做一座沉默的驅魔十字架。我只能祈禱，為貧窮與受壓迫者堅守立場。我不會因為替他們發聲而遺憾，我不會向不公平鞠躬。」
羅國輝神父批評無良企業、諷刺李嘉誠是魔鬼的事件，已收錄入香港網絡大典，外國通訊社及加拿大、澳洲等傳媒都有轉載這宗新聞。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顧問陳滿鴻神父說，教區發表的遺憾啟事，對教區及李嘉誠的聲譽都已造成傷害：「因為一個人捐錢係責任，唔應該係威脅。」
陳滿鴻續說，教區對李嘉誠個人的不快而表示遺憾，這點只是關乎個人的感受與面子問題，公眾不會關心某位商家的個人感受：「大家關心嘅係窮人被迫上絕路，關心貧富不均、富商享有特權嘅狀況，呢點亦都係羅國輝神父言論嘅重點。」雖然教區提出事件已到此為止，但陳神父認為，誰是撒旦、誰是魔鬼，本身具有神學意義，也涉及公共利益，大家應繼續討論。
2010-11-11
呢個位有冇人坐？
當你在快餐店中的位子落座之前，你總要習慣性地問同枱的人：「請問呢個位有冇人坐？」得到否定回答，你才心安理得地坐下來用餐。
但是，這句看似彬彬有禮的問話背後，蘊含的潛台詞是，「如果這個位沒有人坐，那麼它就是我的了。就算你與我同枱感到不自在，我也根本不必理會。」這句問話的焦點在於物件的擁有權而不是周遭人的感受，它表達的是佔有的意欲而不是共享的和諧。
忽視持份者權益
不同於港式問法，英國人會說：「你介意我坐在這裏嗎？（ Do you mind my sitting here）」在這樣的問話當中，被關注的並不僅僅只是位子的歸屬，而且還包括同枱人的感受。雖然，同枱人並非那個位子的擁有者，但是他們卻是持份者（ stakeholder），因而其意見應該得到相應的尊重。而在香港人的觀念中，擁有權被視為至高無上，而持份者的權益往往就被忽視了，這才導致「呢個位有冇人坐」這種半文明、半野蠻的快餐店用語。
我們已經習慣了將全數精力投注在搶奪有限的資源上，以為佔有了一件物件就可以為所欲為。例如，地產商投得地皮之後就亂蓋屏風樓，富豪侵佔郊野公園區域作私人花園，電訊商濫用簡易申請程序胡亂在行人道安置網絡設備，罔顧地產項目附近、郊野公園或行人道其他持份者的利益。這種佔山為王、圈地為霸的觀念一日未改變，香港就仍舊是一個披着華服麗飾的野蠻人。
利奧
自由撰稿人
但是，這句看似彬彬有禮的問話背後，蘊含的潛台詞是，「如果這個位沒有人坐，那麼它就是我的了。就算你與我同枱感到不自在，我也根本不必理會。」這句問話的焦點在於物件的擁有權而不是周遭人的感受，它表達的是佔有的意欲而不是共享的和諧。
忽視持份者權益
不同於港式問法，英國人會說：「你介意我坐在這裏嗎？（ Do you mind my sitting here）」在這樣的問話當中，被關注的並不僅僅只是位子的歸屬，而且還包括同枱人的感受。雖然，同枱人並非那個位子的擁有者，但是他們卻是持份者（ stakeholder），因而其意見應該得到相應的尊重。而在香港人的觀念中，擁有權被視為至高無上，而持份者的權益往往就被忽視了，這才導致「呢個位有冇人坐」這種半文明、半野蠻的快餐店用語。
我們已經習慣了將全數精力投注在搶奪有限的資源上，以為佔有了一件物件就可以為所欲為。例如，地產商投得地皮之後就亂蓋屏風樓，富豪侵佔郊野公園區域作私人花園，電訊商濫用簡易申請程序胡亂在行人道安置網絡設備，罔顧地產項目附近、郊野公園或行人道其他持份者的利益。這種佔山為王、圈地為霸的觀念一日未改變，香港就仍舊是一個披着華服麗飾的野蠻人。
利奧
自由撰稿人
盡論中國：政府尋釁滋事 人民奈何？
從北京市民葉國柱因追討拆遷賠償在 2004年被控尋釁滋事，到河南三位年逾花甲的老農因「非正常上訪」在 2007年被裁定尋釁滋事，再到今次趙連海被控尋釁滋事及判囚兩年半，尋釁滋事罪已成為內地政府打壓維權和上訪人士越來越熟練的工具，對人民滋擾之嚴重、對人民權利之侵害，恰恰說明是政府打着維穩的旗號尋釁滋事。
罪魁禍首中央政法委
所謂尋釁滋事罪，在 1979年版的中國《刑法》中原是流氓罪的一部份。內地法學界對流氓罪的主觀意圖一向強調刺激說，即流氓罪的目的是「通過破壞公共秩序的行為來尋求下流無恥的精神刺激，達到某種精神上的滿足」，以此區別於侮辱罪及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
趙連海被指控的四宗罪，包括在街頭接受訪問引致市民圍觀、在法院外展示 A4紙標語、在餐廳聚會紀念毒奶粉事件一周年、替被強姦的李蕊蕊報案時在公安局外滋事，又有哪一宗是為尋求精神刺激？只能說，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政府為甚麼如此打壓以趙連海為代表的毒奶粉受害家庭？如此尋釁滋事就不怕激化更大民怨甚至民變？有內地律師呼籲，記住在判決書上簽名的法官，相信未來他們也將接受審訊。但是，海內外矚目的趙連海案顯然不是大興法院可以作主裁決的，庭上法官只是傀儡而已。真正的罪魁禍首，是指揮公檢法的北京市政法委，甚至是中央政法委。至於其目的，恐怕要等歷史審訊開始才會真相大白。
「司法審判者最不道德」
2004年 11月，維權律師高智晟在東城區法院為葉國柱辯護時說：「中國的國家機器是有力量的，這種力量在限制及剝奪公民的人身自由方面的能量是超乎文明人類想像的。但能量漫無邊際的國家機器也有它無法改變的局限性，諸如其在控制人們的思想及是非價值判斷方面的功能局限……將葉國強、葉國柱這樣無罪的弱者投入監獄是中國（至少是局域）司法審判者最不明智、最不光彩、最不道德及最無能的選擇。」一番義正辭嚴的辯護辭，如今也適用於趙連海案。
(李平)
罪魁禍首中央政法委
所謂尋釁滋事罪，在 1979年版的中國《刑法》中原是流氓罪的一部份。內地法學界對流氓罪的主觀意圖一向強調刺激說，即流氓罪的目的是「通過破壞公共秩序的行為來尋求下流無恥的精神刺激，達到某種精神上的滿足」，以此區別於侮辱罪及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
趙連海被指控的四宗罪，包括在街頭接受訪問引致市民圍觀、在法院外展示 A4紙標語、在餐廳聚會紀念毒奶粉事件一周年、替被強姦的李蕊蕊報案時在公安局外滋事，又有哪一宗是為尋求精神刺激？只能說，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政府為甚麼如此打壓以趙連海為代表的毒奶粉受害家庭？如此尋釁滋事就不怕激化更大民怨甚至民變？有內地律師呼籲，記住在判決書上簽名的法官，相信未來他們也將接受審訊。但是，海內外矚目的趙連海案顯然不是大興法院可以作主裁決的，庭上法官只是傀儡而已。真正的罪魁禍首，是指揮公檢法的北京市政法委，甚至是中央政法委。至於其目的，恐怕要等歷史審訊開始才會真相大白。
「司法審判者最不道德」
2004年 11月，維權律師高智晟在東城區法院為葉國柱辯護時說：「中國的國家機器是有力量的，這種力量在限制及剝奪公民的人身自由方面的能量是超乎文明人類想像的。但能量漫無邊際的國家機器也有它無法改變的局限性，諸如其在控制人們的思想及是非價值判斷方面的功能局限……將葉國強、葉國柱這樣無罪的弱者投入監獄是中國（至少是局域）司法審判者最不明智、最不光彩、最不道德及最無能的選擇。」一番義正辭嚴的辯護辭，如今也適用於趙連海案。
(李平)
「爺」
在北京，如果想認識一下北京人的性情，先得了解一個字，就是「爺」。
許多北京人，都覺得自己是個「爺」，不管哪個階層，都有「爺」。做大生意的，固然是個「爺」，「貓」在胡同大雜院裏，也是個「爺」。
香港人可能不明白這「爺」的意思，那是一種很自覺的架勢。一個人，被人稱為「爺」，就有一定的地位，更多的人，自覺是個「爺」，也就端起個「爺」的架勢。
「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在北京做公司經理的朋友說，同樣是公司加班，如果在上海，給錢員工，員工就留下來加班了。但在北京，就得看「爺們」高不高興了，「爺覺得累了，想回家歇着」，就沒人加班了。
這次我們在北京拍節目，第一天就碰到兩個「爺」，一個是導遊，一個是旅遊巴的司機。前一個「爺」問他什麼都說不知道，後一個「爺」叫他去哪裏都不樂意。後來知道了，原來嫌我們拍攝時間長，不想幹。後來我馬上就把他們炒了魷魚，讓他們回家做「爺」去了。
正宗北京人裏，「爺」太多了，有空就指點江山，評說春秋，關心胡錦濤的前程，說累了就捧着一玻璃瓶茶水，歇着去了。結果，錢都讓外地人掙去了。以至今日在北京做真正大生意的，都是外地人，都不是「爺」。
(李純恩)
許多北京人，都覺得自己是個「爺」，不管哪個階層，都有「爺」。做大生意的，固然是個「爺」，「貓」在胡同大雜院裏，也是個「爺」。
香港人可能不明白這「爺」的意思，那是一種很自覺的架勢。一個人，被人稱為「爺」，就有一定的地位，更多的人，自覺是個「爺」，也就端起個「爺」的架勢。
「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在北京做公司經理的朋友說，同樣是公司加班，如果在上海，給錢員工，員工就留下來加班了。但在北京，就得看「爺們」高不高興了，「爺覺得累了，想回家歇着」，就沒人加班了。
這次我們在北京拍節目，第一天就碰到兩個「爺」，一個是導遊，一個是旅遊巴的司機。前一個「爺」問他什麼都說不知道，後一個「爺」叫他去哪裏都不樂意。後來知道了，原來嫌我們拍攝時間長，不想幹。後來我馬上就把他們炒了魷魚，讓他們回家做「爺」去了。
正宗北京人裏，「爺」太多了，有空就指點江山，評說春秋，關心胡錦濤的前程，說累了就捧着一玻璃瓶茶水，歇着去了。結果，錢都讓外地人掙去了。以至今日在北京做真正大生意的，都是外地人，都不是「爺」。
(李純恩)
有孔子，沒平機
男女有別，不等於男女不平等，這是一個哲學問題。
白人國家的什麼「男女平權」，什麼「反歧視」，硬要抄襲過來，一定製造笑話。
譬如：有錢人找代母產子，精挑一個牙齒齊全，骨骼肥福，基因及格的女人，租用子宮，移配精子，把女人當工具。以西方的男女平權，百分之百歧視。
既然香港有一個仿白人社會的「平機會」，本該挺身執言，但「平機會」沒敢吱聲，因為億萬富豪，得罪不起，在香港，錢最大，有金權，就沒有女權。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平機」兩字，包括男女平權，天生與中華文化為敵。你是中國人嗎？這是最流行的政治交心題，凡中國人，就要支持借肚生子。
大陸各地夜總會舞廳的卡拉 OK貴賓廳，頭五名點唱率最高的愛國名曲，就是劉家昌大師的「我是中國人」。「中國人」的定義是什麼？歌詞甚為精警：「儒家的傳統思想，帶領我們的腳步。」
儒家傳統思想是什麼？千條萬緒，歸納一句話，就是「百行孝為先」。什麼是孝？「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無後」不是沒有女兒意思，是沒有兒子。儒家思想不承認女性的人權，與伊斯蘭的塔利班有相輝映之處，所以富豪借肚產子，「平機會」不敢吭聲，是對的，若敢半句廢話，富豪可以到北京，請「孔子學院」的最高名譽院長胡錦濤國家主席終審定奪。
男女平權，在西方社會，是一切平等之母。然而在中國文化裏，妖、媚、姣、姦，壞的字眼，都有一個女字旁。一切華文課本和傳媒，俱已觸犯平等原則。人家「西方」，就已經推行文字改革，把 Chairman改成 Chairperson了，模仿白人，香港平機會就該發指引，把歧視女性的中國字都改掉。
還有「男主外，女主內」、「男耕女織」、「爸爸上班去，媽媽在家裏燒飯」的小學課文，都在踐踏女權。香港的「平機會」，平得不湯不水，要加大平機力度，特區政府就要多撥三十億，從頭「諮詢」，再行「研究」了。
還是什麼「平機會」，其實是西方的「普世價值觀」？祖國的嚴正立場：決不能把西方的普世價值觀移植到中國。孔子儒家，男尊女卑，上智下愚與「平機」勢不兩立。「平機會」害，不下於西方的普選，完全是「港英」白人給你特區留下的地雷。瞎子都看得出來，常識嘛，對不？
(陶傑)
白人國家的什麼「男女平權」，什麼「反歧視」，硬要抄襲過來，一定製造笑話。
譬如：有錢人找代母產子，精挑一個牙齒齊全，骨骼肥福，基因及格的女人，租用子宮，移配精子，把女人當工具。以西方的男女平權，百分之百歧視。
既然香港有一個仿白人社會的「平機會」，本該挺身執言，但「平機會」沒敢吱聲，因為億萬富豪，得罪不起，在香港，錢最大，有金權，就沒有女權。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平機」兩字，包括男女平權，天生與中華文化為敵。你是中國人嗎？這是最流行的政治交心題，凡中國人，就要支持借肚生子。
大陸各地夜總會舞廳的卡拉 OK貴賓廳，頭五名點唱率最高的愛國名曲，就是劉家昌大師的「我是中國人」。「中國人」的定義是什麼？歌詞甚為精警：「儒家的傳統思想，帶領我們的腳步。」
儒家傳統思想是什麼？千條萬緒，歸納一句話，就是「百行孝為先」。什麼是孝？「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無後」不是沒有女兒意思，是沒有兒子。儒家思想不承認女性的人權，與伊斯蘭的塔利班有相輝映之處，所以富豪借肚產子，「平機會」不敢吭聲，是對的，若敢半句廢話，富豪可以到北京，請「孔子學院」的最高名譽院長胡錦濤國家主席終審定奪。
男女平權，在西方社會，是一切平等之母。然而在中國文化裏，妖、媚、姣、姦，壞的字眼，都有一個女字旁。一切華文課本和傳媒，俱已觸犯平等原則。人家「西方」，就已經推行文字改革，把 Chairman改成 Chairperson了，模仿白人，香港平機會就該發指引，把歧視女性的中國字都改掉。
還有「男主外，女主內」、「男耕女織」、「爸爸上班去，媽媽在家裏燒飯」的小學課文，都在踐踏女權。香港的「平機會」，平得不湯不水，要加大平機力度，特區政府就要多撥三十億，從頭「諮詢」，再行「研究」了。
還是什麼「平機會」，其實是西方的「普世價值觀」？祖國的嚴正立場：決不能把西方的普世價值觀移植到中國。孔子儒家，男尊女卑，上智下愚與「平機」勢不兩立。「平機會」害，不下於西方的普選，完全是「港英」白人給你特區留下的地雷。瞎子都看得出來，常識嘛，對不？
(陶傑)
2010-11-10
愛爾蘭按揭欠款增,恐現希臘式危機
歐洲債務問題再起波瀾。愛爾蘭住宅按揭欠供比率急增，引起市場擔心該國銀行可能陷入新一波信貸危機，隨時步希臘後塵，要靠歐盟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打救，愛爾蘭債券遭拋售，國債孳息升至新高，歐洲其他高風險負債國的債務違約風險亦上升。
愛爾蘭債價連續11天下跌，是自去年1月以來最長下跌期，10年期愛爾蘭國債孳息昨升至8.08％，與同年期德國國債孳息的息差，拉闊至破紀錄的553個基點。分析員相信，隨市場避險情緒升溫，愛爾蘭與德國國債息差將進一步擴大。與愛爾蘭同病相憐的，還有正為削赤而煩惱的葡萄牙，其債券與德債孳息息差，昨亦拉闊至歷來最高的449個基點。
與德國債孳息息差創新高
愛爾蘭政府今年3月出手打救3大陷入財困的銀行，這些銀行因肆意放貸而在商業房產和建築業泡沫爆破後遭受重挫。如今，住宅按揭問題成為威脅銀行業的新火頭，引起市場憂慮愛爾蘭銀行業受第2波巨額虧蝕潮侵襲，即使財政最健全的銀行亦可能無法避過。
截至今年6月底，愛爾蘭有逾3.6萬住宅按揭借貸者拖欠供款至少90天，佔整體按揭貸款4.6％，較9個月前增加了1.3個百分點。分析員相信，下月公布的9月數據將進一步攀升。都柏林經濟與社會研究所研究員David Duffy今年較早前估計，到今年底，愛爾蘭有多達20萬供樓者將淪為「負資產」，佔房貸市場四分一，這恐令供樓人士違約比例增加。
末日博士：按揭違約推愛爾蘭向懸崖
都柏林學院大學經濟學教授凱利（Morgan Kelly）周一警告，按揭違約問題正把愛爾蘭推向金融懸崖。愛爾蘭政府上月估計，拯救5家銀行總支出將介乎450億至500億歐元之間，但凱利認為納納稅人最終需額外再付出300億歐元。凱利曾準確預測愛爾蘭經濟泡沫爆破，有「愛爾蘭末日博士」之稱，其言論激化市場恐慌，3家上市銀行的股價應聲跌至歷來新低，其中兩家跌幅一度達12％與19％。
愛爾蘭政府正絞盡腦汁，圖令投資者相信該國有能力自行度過金融困局，但財長上周把2011年削赤目標調高一倍至60億歐元，卻增加了市場對愛爾蘭財政能力的憂慮。雖然當局強調目前持有的現金，足以維持正常運作至明年中，但高盛首席歐洲經濟師Erik Nielsen周一表示，愛爾蘭「很大可能」會步希臘後塵，向歐盟與IMF求援。匯控固定收益研究部門主管Steven Major則建議投資者沽售5年期西班牙債券。他說﹕「（當債務問題）進一步傳染時，最危險的西班牙、意大利與比利時的市場，因這些國家不太可能有足夠能力避過日益嚴峻的財政挑戰。」
歐盟經濟與貨幣事務專員強調，愛爾蘭仍未向歐盟求援，但重申愛爾蘭無法再沿用靠低稅率推動經濟增長的政策，當局應放棄現行稅率政策。債務危機陰霾重現，加上美國QE2令通脹預期升溫，金價昨再創新高，升穿每盎司1420美元水平。歐元周一受壓下跌，周二早段跌勢持續，稍後回穩。
愛爾蘭債價連續11天下跌，是自去年1月以來最長下跌期，10年期愛爾蘭國債孳息昨升至8.08％，與同年期德國國債孳息的息差，拉闊至破紀錄的553個基點。分析員相信，隨市場避險情緒升溫，愛爾蘭與德國國債息差將進一步擴大。與愛爾蘭同病相憐的，還有正為削赤而煩惱的葡萄牙，其債券與德債孳息息差，昨亦拉闊至歷來最高的449個基點。
與德國債孳息息差創新高
愛爾蘭政府今年3月出手打救3大陷入財困的銀行，這些銀行因肆意放貸而在商業房產和建築業泡沫爆破後遭受重挫。如今，住宅按揭問題成為威脅銀行業的新火頭，引起市場憂慮愛爾蘭銀行業受第2波巨額虧蝕潮侵襲，即使財政最健全的銀行亦可能無法避過。
截至今年6月底，愛爾蘭有逾3.6萬住宅按揭借貸者拖欠供款至少90天，佔整體按揭貸款4.6％，較9個月前增加了1.3個百分點。分析員相信，下月公布的9月數據將進一步攀升。都柏林經濟與社會研究所研究員David Duffy今年較早前估計，到今年底，愛爾蘭有多達20萬供樓者將淪為「負資產」，佔房貸市場四分一，這恐令供樓人士違約比例增加。
末日博士：按揭違約推愛爾蘭向懸崖
都柏林學院大學經濟學教授凱利（Morgan Kelly）周一警告，按揭違約問題正把愛爾蘭推向金融懸崖。愛爾蘭政府上月估計，拯救5家銀行總支出將介乎450億至500億歐元之間，但凱利認為納納稅人最終需額外再付出300億歐元。凱利曾準確預測愛爾蘭經濟泡沫爆破，有「愛爾蘭末日博士」之稱，其言論激化市場恐慌，3家上市銀行的股價應聲跌至歷來新低，其中兩家跌幅一度達12％與19％。
愛爾蘭政府正絞盡腦汁，圖令投資者相信該國有能力自行度過金融困局，但財長上周把2011年削赤目標調高一倍至60億歐元，卻增加了市場對愛爾蘭財政能力的憂慮。雖然當局強調目前持有的現金，足以維持正常運作至明年中，但高盛首席歐洲經濟師Erik Nielsen周一表示，愛爾蘭「很大可能」會步希臘後塵，向歐盟與IMF求援。匯控固定收益研究部門主管Steven Major則建議投資者沽售5年期西班牙債券。他說﹕「（當債務問題）進一步傳染時，最危險的西班牙、意大利與比利時的市場，因這些國家不太可能有足夠能力避過日益嚴峻的財政挑戰。」
歐盟經濟與貨幣事務專員強調，愛爾蘭仍未向歐盟求援，但重申愛爾蘭無法再沿用靠低稅率推動經濟增長的政策，當局應放棄現行稅率政策。債務危機陰霾重現，加上美國QE2令通脹預期升溫，金價昨再創新高，升穿每盎司1420美元水平。歐元周一受壓下跌，周二早段跌勢持續，稍後回穩。
蔡子強：「放下」，就能成佛
禪門公案裏，有我很喜歡的一則佛家故事：
有兩位僧人正準備涉水過河，恰巧有一位美麗的女子也在河邊，卻因水勢湍急而裹足。於是其中一位，便微笑着將她背在肩上，幫她渡河。不料，他的同伴看到後心裏卻十分憤怒，不是說男女授受不親嗎﹖更何況是出家人！心裏不禁悶了一肚子氣。
一個時辰後，當兩人回到佛寺，後者愈想愈不忿，終於按捺不住，責備對方，說他的行為可恥，違反了戒律。前者驚訝的說：「甚麼事可恥？我究竟違反了甚麼戒律？」
後者更加憤怒，說：「你竟然裝傻扮懵，你剛剛把一位年輕貌美的女子背在肩上呀﹗」
「噢﹗原來如此。」僧人終於恍然大悟，遂笑說：「我早已把這位女施主放低在河邊了，但相反，你卻一直背負着她呀！」
「放下」，對於很多人來說，都是一件說易行難的事。人往往會被心裏的不忿，折磨半生，甚至最終毀掉自己。
很多時，旁人大惑不解的，就是一些看似小事，卻會令某些人，人心變異，鬱結成恨，又甚至自尋短見，原因就是當事人放不低，想得太多，愈想愈鑽進了牛角尖、死胡同。
大家或許會有過以下經驗。有一天，終於痛下決心，整理積存的舊物。當中偶然翻出幾本封塵的日記。日記的紙質早已發黃，但你仍然饒有趣味，逐頁逐頁的翻看。在那些潦草的字體中，記錄了你的青葱歲月：
「今天，學校派發了成績表，萬萬沒有想到，自己竟然三甲不入。這是讀書以來的頭一趟，我難過得哭了出來。這是我畢生最失敗的一天，於是我懲罰自己，不讓自己吃飯。我發誓，要永遠記住這恥辱的一天，好讓自己日後有所警惕。」
「今天，我十分難過，剛剛與母親吵了一頓。我不明白她為何如此對待我，或許，我根本不是她親生的！我永遠不會原諒她。這個家已經沒有絲毫的溫暖，總有一天，我會離家出走！」
「我終於遇上命中注定的那一個，我將執子之手，與子終老；海枯石爛，永不變心。我知道終我餘生，將無可能會愛上其他女子。」……
看到這裏，或許，你已經忍不住莞爾。但至為尷尬的是，你甚至已經記不起，當日為甚麼會與母親吵架；那個曾經以為是自己生命全部的女孩子，如今印象、輪廓已經十分模糊；又或者，比起大學畢業後這十幾年所遇到的挫折和創傷，當天的所謂失敗，根本算不上怎樣一回事。
原來當年一度令你要生要死的，若干年後，才發現竟然原來是如此微不足道。
學習「放下」，是讓自己得到幸福的不二法門。
有兩位僧人正準備涉水過河，恰巧有一位美麗的女子也在河邊，卻因水勢湍急而裹足。於是其中一位，便微笑着將她背在肩上，幫她渡河。不料，他的同伴看到後心裏卻十分憤怒，不是說男女授受不親嗎﹖更何況是出家人！心裏不禁悶了一肚子氣。
一個時辰後，當兩人回到佛寺，後者愈想愈不忿，終於按捺不住，責備對方，說他的行為可恥，違反了戒律。前者驚訝的說：「甚麼事可恥？我究竟違反了甚麼戒律？」
後者更加憤怒，說：「你竟然裝傻扮懵，你剛剛把一位年輕貌美的女子背在肩上呀﹗」
「噢﹗原來如此。」僧人終於恍然大悟，遂笑說：「我早已把這位女施主放低在河邊了，但相反，你卻一直背負着她呀！」
「放下」，對於很多人來說，都是一件說易行難的事。人往往會被心裏的不忿，折磨半生，甚至最終毀掉自己。
很多時，旁人大惑不解的，就是一些看似小事，卻會令某些人，人心變異，鬱結成恨，又甚至自尋短見，原因就是當事人放不低，想得太多，愈想愈鑽進了牛角尖、死胡同。
大家或許會有過以下經驗。有一天，終於痛下決心，整理積存的舊物。當中偶然翻出幾本封塵的日記。日記的紙質早已發黃，但你仍然饒有趣味，逐頁逐頁的翻看。在那些潦草的字體中，記錄了你的青葱歲月：
「今天，學校派發了成績表，萬萬沒有想到，自己竟然三甲不入。這是讀書以來的頭一趟，我難過得哭了出來。這是我畢生最失敗的一天，於是我懲罰自己，不讓自己吃飯。我發誓，要永遠記住這恥辱的一天，好讓自己日後有所警惕。」
「今天，我十分難過，剛剛與母親吵了一頓。我不明白她為何如此對待我，或許，我根本不是她親生的！我永遠不會原諒她。這個家已經沒有絲毫的溫暖，總有一天，我會離家出走！」
「我終於遇上命中注定的那一個，我將執子之手，與子終老；海枯石爛，永不變心。我知道終我餘生，將無可能會愛上其他女子。」……
看到這裏，或許，你已經忍不住莞爾。但至為尷尬的是，你甚至已經記不起，當日為甚麼會與母親吵架；那個曾經以為是自己生命全部的女孩子，如今印象、輪廓已經十分模糊；又或者，比起大學畢業後這十幾年所遇到的挫折和創傷，當天的所謂失敗，根本算不上怎樣一回事。
原來當年一度令你要生要死的，若干年後，才發現竟然原來是如此微不足道。
學習「放下」，是讓自己得到幸福的不二法門。
白人面具
特區政府崇洋，喜歡以「外國有先例」來抄襲治港。由於缺乏文化深度，「外國」（當然是指英美歐洲等西方文明國家，而不是北韓和緬甸）的許多垃圾，通通扛抬過來，擺在自家廳堂。
譬如「平等機會委員會」，其中一樣職責，是促進男女平等，同工同酬。
男女怎樣「平等」法？上帝當初造出兩種性別，就是要令男女不一樣。不一樣，不表示不平等。
像男女「同工同酬」─世界上許多行業，先天註定，適合男人做，男僱員是多數，像消防員、警察、軍隊。爭男女「同工同酬」，非立例要消防隊裏男女各佔百分之五十，這個世界就開始亂了。
這就是「男性霸權」嗎？廢話。許多行業，也先天註定，女性是多數，像幼稚園教師、空姐、護士。這些行業，比較適合女人做。
平機左派份子，這時就開始喧嚷：消防員、警察、軍隊都是戰場對外的武職，幼稚園教師、空姐、護士，都是社會對內的文職，「男主外、女主內」，還不是歧視女性？
這又廢話了。俗話說文武雙全，中國文化中文師孔子與武聖關公，地位相同，甚至主文的孔子還高一點點。男人當差人、消防員、大兵，生命沒保障，隨時一去不回。此一風險，即是對男性的歧視？女人做幼稚園教師、空姐、護士，都是安全職業，受到呵護，證明女性其實高一等，內外也無分別，英國的內政大臣，管監獄、移民，管國內的反恐防諜，薪金與外相一樣。男主外，女主內，何來的歧視？
一個社會，從生理和心理的特徵為性別劃分職業，好端端的行之有效，非要從西方白人世界那裏抄襲什麼「平等機會」製造無聊紛爭，就是廣東人說的「捉蟲入×窟」。
西方可以這樣搞，因為人家是白人─不錯，就是強調種族─白種鬼婆，睾丸酮比亞洲男人還高，三四十歲下巴就長出有倒刺的毛毛，粗聲大氣，鬼婆向鬼佬爭婦權，是他們生理基因躁動的內政。日本、韓國、哈爾濱和青島的黃種女子，生來嬌俏溫柔，不必跟西方鬼婆一起瘋。
戴一隻白人面具，企圖偷渡，溜進西方，遲早在移民局穿崩，給打兩耳光，踢回中國。香港特區政府模仿白人國家，人家發明這個，他非也抄襲盜版不可，就是把一隻白皮面具往頭上黏戴，以為就成什麼紐倫港、國際都會了。真那麼容易混？人種有異，性別不同，上帝就是有點歧視你。哈哈。
(陶傑)
譬如「平等機會委員會」，其中一樣職責，是促進男女平等，同工同酬。
男女怎樣「平等」法？上帝當初造出兩種性別，就是要令男女不一樣。不一樣，不表示不平等。
像男女「同工同酬」─世界上許多行業，先天註定，適合男人做，男僱員是多數，像消防員、警察、軍隊。爭男女「同工同酬」，非立例要消防隊裏男女各佔百分之五十，這個世界就開始亂了。
這就是「男性霸權」嗎？廢話。許多行業，也先天註定，女性是多數，像幼稚園教師、空姐、護士。這些行業，比較適合女人做。
平機左派份子，這時就開始喧嚷：消防員、警察、軍隊都是戰場對外的武職，幼稚園教師、空姐、護士，都是社會對內的文職，「男主外、女主內」，還不是歧視女性？
這又廢話了。俗話說文武雙全，中國文化中文師孔子與武聖關公，地位相同，甚至主文的孔子還高一點點。男人當差人、消防員、大兵，生命沒保障，隨時一去不回。此一風險，即是對男性的歧視？女人做幼稚園教師、空姐、護士，都是安全職業，受到呵護，證明女性其實高一等，內外也無分別，英國的內政大臣，管監獄、移民，管國內的反恐防諜，薪金與外相一樣。男主外，女主內，何來的歧視？
一個社會，從生理和心理的特徵為性別劃分職業，好端端的行之有效，非要從西方白人世界那裏抄襲什麼「平等機會」製造無聊紛爭，就是廣東人說的「捉蟲入×窟」。
西方可以這樣搞，因為人家是白人─不錯，就是強調種族─白種鬼婆，睾丸酮比亞洲男人還高，三四十歲下巴就長出有倒刺的毛毛，粗聲大氣，鬼婆向鬼佬爭婦權，是他們生理基因躁動的內政。日本、韓國、哈爾濱和青島的黃種女子，生來嬌俏溫柔，不必跟西方鬼婆一起瘋。
戴一隻白人面具，企圖偷渡，溜進西方，遲早在移民局穿崩，給打兩耳光，踢回中國。香港特區政府模仿白人國家，人家發明這個，他非也抄襲盜版不可，就是把一隻白皮面具往頭上黏戴，以為就成什麼紐倫港、國際都會了。真那麼容易混？人種有異，性別不同，上帝就是有點歧視你。哈哈。
(陶傑)
2010-11-09
世博是成功還是失敗
中國二○一○年上海世博會是一個巨大的成功。這是中國的成功。這是上海市的成功。」隨着國際展覽局主席藍峰的致辭，轟轟烈烈的上海世博會於十月的最後一天落下帷幕。
無可否認，此次世博會創造了「參觀人數之最」、「規模最大」等多項紀錄，國內大部份媒體都用「成功」一詞來形容它，但從老百姓權利角度來看，世博會的成功是建立在百姓權利失敗基礎上的。以國家利益之名奪民產上海世博會場館佔用大量的用地，使眾多的民宅和事業單位被拆遷。按照官方和媒體的說法，拆遷工作順利完成，但是民間版本卻讓人見到了世博會動遷過程中的黑暗與暴力。一部部血淚交織的城市拆遷史和上訪史隨處可見，掌權者以「國家利益」、「集體利益」之名，行官商勾結、權錢交易之實，無情地剝奪了城市小市民的棲息地。
在受到強權威迫和脅迫的情況下，大多數人只好選擇沉默，僅有小部份人勇敢地站起來捍衞自己的權益。但他們的下場卻十分悽慘，正如《紐約時報》攝影記者杜斌出版的《上海骷髏地》所展示的：他們如何被強權剝奪尊嚴乃至生命：欺凌、追蹤、綁架、秘密監獄、勞教、酷刑、精神病院和肉體滅絕。與拆遷戶被迫得家破人亡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政府為了面子，無償地為非洲聯合館提供了一億美元的援助，只要想想這些援助的款項中有大量拆遷戶的血淚錢，就會對中國政府這種「寧贈友邦，不予家奴」的「慷慨」產生痛恨與鄙視。在世博會舉辦期間，全國各地的維權人士、異議人士和宗教人士的言論自由和行動自由受到當地政府的嚴格限制，相關人員遭到嚴格的監管，不准隨意串門，不得自由走動，所有訪民不允許進京上訪、伸寃。
不僅如此，連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都受到各種各樣的干擾。民眾搭乘地鐵「逢包必檢」、外地車輛進入上海「逢車必檢」，普通民眾買菜刀或者水果刀必須攜帶身份證進行登記……，這一切都證明了中共政府為維護上海世博會的安全已經到了草木皆兵以致過份限制民眾自由的地步；上海世博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國公民的生存權利與人格尊嚴被中共制度化地踐踏和劫奪」。
被扭曲為展示黨力工具一直以來，中國當局都希望通過舉辦一些大型盛世活動來對內凝聚民心、對外改善國際形象，但往往事與願違，世博會讓上海這個城市的生活變得更糟糕，和平時期對城市居民的盤問、搜包、驗證，讓人平添緊張的政治恐怖感。本應為公民服務的世博會，卻被中共當局扭曲成「展示黨力，揚我國威」的政治工具。這樣的世博會，是成功還是失敗
曾令俊
內地大學生
無可否認，此次世博會創造了「參觀人數之最」、「規模最大」等多項紀錄，國內大部份媒體都用「成功」一詞來形容它，但從老百姓權利角度來看，世博會的成功是建立在百姓權利失敗基礎上的。以國家利益之名奪民產上海世博會場館佔用大量的用地，使眾多的民宅和事業單位被拆遷。按照官方和媒體的說法，拆遷工作順利完成，但是民間版本卻讓人見到了世博會動遷過程中的黑暗與暴力。一部部血淚交織的城市拆遷史和上訪史隨處可見，掌權者以「國家利益」、「集體利益」之名，行官商勾結、權錢交易之實，無情地剝奪了城市小市民的棲息地。
在受到強權威迫和脅迫的情況下，大多數人只好選擇沉默，僅有小部份人勇敢地站起來捍衞自己的權益。但他們的下場卻十分悽慘，正如《紐約時報》攝影記者杜斌出版的《上海骷髏地》所展示的：他們如何被強權剝奪尊嚴乃至生命：欺凌、追蹤、綁架、秘密監獄、勞教、酷刑、精神病院和肉體滅絕。與拆遷戶被迫得家破人亡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政府為了面子，無償地為非洲聯合館提供了一億美元的援助，只要想想這些援助的款項中有大量拆遷戶的血淚錢，就會對中國政府這種「寧贈友邦，不予家奴」的「慷慨」產生痛恨與鄙視。在世博會舉辦期間，全國各地的維權人士、異議人士和宗教人士的言論自由和行動自由受到當地政府的嚴格限制，相關人員遭到嚴格的監管，不准隨意串門，不得自由走動，所有訪民不允許進京上訪、伸寃。
不僅如此，連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都受到各種各樣的干擾。民眾搭乘地鐵「逢包必檢」、外地車輛進入上海「逢車必檢」，普通民眾買菜刀或者水果刀必須攜帶身份證進行登記……，這一切都證明了中共政府為維護上海世博會的安全已經到了草木皆兵以致過份限制民眾自由的地步；上海世博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國公民的生存權利與人格尊嚴被中共制度化地踐踏和劫奪」。
被扭曲為展示黨力工具一直以來，中國當局都希望通過舉辦一些大型盛世活動來對內凝聚民心、對外改善國際形象，但往往事與願違，世博會讓上海這個城市的生活變得更糟糕，和平時期對城市居民的盤問、搜包、驗證，讓人平添緊張的政治恐怖感。本應為公民服務的世博會，卻被中共當局扭曲成「展示黨力，揚我國威」的政治工具。這樣的世博會，是成功還是失敗
曾令俊
內地大學生
一句話影響一生
有人說，就像我們每天都需要攝取食物一樣，我們每天也必須吸取讚美，有人說，「全世界有四十億人帶着空虛感入睡，因為整天未曾得到一句鼓勵或肯定的話。」
這番話有沒有說到你心裏？戴爾．卡耐基（ Dale Carnegie， 1888-1955）是美國著名的成人教育家，在美國和全世界影響廣泛。他曾經談到一件影響了他一生的小事。小時候他被家人和鄰居公認為是非常淘氣的壞男孩。九歲時，他父親娶了一個女子，就是戴爾的繼母。他父親向她介紹戴爾，並對她說：「希望你注意這個全郡最壞的男孩，他可讓我頭痛死了，他說不定明天早晨會把石頭扔向你，或者做出別的壞事，總之你防不勝防。」
出乎戴爾意料的是，繼母微笑着走到他面前，托起他的頭看看他，接着對丈夫說，「你錯了，他不是全郡最壞的男孩，而是最聰明，但還沒有找到宣泄他的熱忱的地方的男孩。」繼母說得戴爾心裏熱呼呼的，眼淚幾乎要掉下來。就憑這一句話，他和繼母建立友誼。也就是這句話，成為激勵他的動力。在這之前，沒有人稱讚過他聰明，他的父親和鄰居只把他看成壞男孩。繼母這句話，改變了他的生命。
台灣作家黑幼龍說，「一句話會影響人一輩子，很多人都能對別人發揮影響力，永遠受人感激。」你晚上坐在電視機前，握着遙控器一個一個頻道跳過去，沒有，沒有你要看的東西。打開雪櫃無意識的瀏覽食物，還是沒有什麼需要的……。你的心靈饑渴地想知道，你每天努力的活着，不是只為銀行存款，而是你個人在這個地球上的價值和意義。我們都希望得到別人肯定和讚美，因此我們也不要吝於讚美別人。但過度的、有個人利益目的的讚美，就變成恭維，變成擦鞋了。
(李怡)
2010-11-08
獅虎混合變 Liger
牠的頭像雌性獅子，但身上的紋像老虎，因為牠是一隻獅虎（ liger）。美國這隻獅虎名叫「大力神」（ Hercules），體重超過 406.4公斤，是全球最巨型的混種貓科動物。大力神體形龐大，但性格不太兇猛。
四個月大的弟弟埃里斯（ Aries）在牠頭上爬來爬去，牠也不會發脾氣。牠們的父親是獅子，母親是老虎。在野生環境下，獅虎交配並誕下孩子的機會極低，歷來僅三宗個案。因為獅子多數在非洲生活，而老虎則在亞洲。
大力神兩兄弟，是南卡羅萊納州一個野生動物保護區刻意安排雄獅和雌虎交配下誕生，牠們還有兩名兄弟。美女訓練員拜比指出，獅虎很可愛，牠們原應有獅子的侵略性，但由於母親是老虎，令脾氣有所調節，「社交能力很高，喜歡將身體捲向你，又想你撫摸牠和跟牠玩。」英國《星期日郵報》
了不起的爸爸
曾家兩位小朋友，哥哥六歲，妹妹四歲，媽媽馬菁很傷心，告訴小兄妹爸爸的死訊。爸爸是開着四驅車，把寒衣送到玉樹囊謙縣去，在崎嶇的山路的最後一個急彎中，汽車失事，墜落山坡重傷身亡的。救災送暖到青海，九月已經辦過一次了，爸爸曾敏傑念着天氣這麼冷，那邊的孩子怎麼捱呢。用募捐的善款購買了足夠兩所小學用的棉鞋寒衣後，曾敏傑決定盡快起程，趕在嚴冬前行動。
爸爸曾敏傑出意外後，媽媽馬菁從北京趕到青海，堅強地把兩個孩子的爸爸送上靈車，往北京一路好走。她留下來，跟一大車物資往目的地進發，把寒衣親手交託到學校。天氣真的很冷啊，曾敏傑的送暖任務，由太太馬菁接棒，她把現場找到的丈夫的一雙鞋子穩穩帶好，說就這樣，要把丈夫行善的路，一直走下去。孩子，你看看你聽聽，曾敏傑叔叔和馬菁姨姨，心地多麼好，身體力行，關愛送暖。他們在北京經營的兒童教育中心，名字叫「家盒子」，常常幫忙民工的孩子。
曾家兩位小朋友，很快就會知道，你們的爸爸多麼了不起，你們的媽媽多麼堅強。或者，你們會問，為什麼離去的是我爸爸而不是別人的爸爸。嗯，你們抬頭看看，爸爸就是那顆比別的更閃比別的更亮的星星，他在那邊發光。孩子會問為什麼爸爸不乾脆在我們身邊發光。嗯，他一發光發熱，你們就以為他發火。孩子搶着說，我們爸爸從來不會發火，我們爸爸是了不起的好爸爸。嗯，好孩子，你們說對了。
(陳也)
2010-11-03
陳家洛﹕蘇聯是怎樣對付諾貝爾獎得主的？
前蘇聯領袖戈爾巴喬夫（Gorbachev）在《回憶錄》中有一段關於諾貝爾和平獎的有趣故事。
他在1990年10月得悉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後，處境尷尬不已，因為蘇聯官方宣傳機關長年累月指摘「諾貝爾獎是西方帝國主義利益的喉舌」，而且蘇聯人民經過多年的潛移默化，總會覺得得獎人的光榮背後還有不可告人的陰謀詭計，獲獎的人很容易被塑造成人民的公敵。
在諾貝爾和平獎遴選委員眼中，戈爾巴喬夫是釋放東歐、結束冷戰時代的英雄，戈爾巴喬夫樂觀地估計和平獎可以曲線聲援他的「新思維」漸進變革政策，所以沒有斷然拒絕諾貝爾和平獎，在國內的政敵眼中，和平獎卻成了戈爾巴喬夫喪權辱國的佐證。最後，在痛恨的目光和謾罵聲中，他決定不出席12月10日的頒獎典禮，還得迴避或推遲有關的公開演講。
《齊瓦哥醫生》作家不接受文學獎
在《回憶錄》中，戈爾巴喬夫字裏行間對這些不公道的遭遇和抹黑不時表達委屈和無奈。可是，在蘇聯共產時期「持不同政見人士」要面對的政治批鬥、人格謀殺和長期迫害，遠比戈爾巴喬夫的待遇惡劣。
1958年，《齊瓦哥醫生》的作家帕斯捷爾納克（Pasternak），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表達「感謝、感動、驕傲、驚訝、慚愧」的複雜心情。蘇維埃作家協會聞訊後公開譴責帕斯捷爾納克「如猶大般為了30個銀幣而背叛人民」。
諷刺地，《齊瓦哥醫生》在蘇聯未能通過審查而成為禁書，但文稿被偷運出境並在20多個國家翻譯後成為暢銷作品。蘇維埃作家協會袞袞諸公沒有人可以說出作品本身出了什麼問題就盲目鞭韃帕斯捷爾納克，鬧出「我們沒有讀過《齊瓦哥醫生》，但我們必須譴責帕斯捷爾納克」這樣的笑話。
白色恐怖令作者及家人朋友感到人身安全受威脅，帕斯捷爾納克親自去信當局請求不要逼他離開蘇聯。在輿論壓力下，帕斯捷爾納克4天內發電報給遴選委員會，表示「鑑於社會高度關注這個獎項」，宣布改變主意，不會接受文學獎。遴選委員會則維持原來決定，並把該年的文學獎列為「待領獎項」。帕斯捷爾納克兩年後因肺癌離世，《齊瓦哥醫生》這部「地下」作品，卻要等到1988年解禁才得見天日。
作家索爾仁尼琴被強行送往西德
索爾仁尼琴（Solzhenitsyn）是另一位「未能出席」接受1970年諾貝爾文學獎的蘇聯作家。他的作品道盡極權政治殘暴真相，早就是蘇聯政權的眼中釘。KGB主管安德羅波夫（Andropov）給蘇共中央政治局的文件中，就毫不保留地指出索爾仁尼琴的「反蘇反社會立場無可抵賴」，「一日他不離開蘇聯，諾貝爾文學獎只會助長他的氣焰，增加他的知名度和政治本錢」。
政治局就這個「索爾仁尼琴問題」持續爭論了數年，起初的主流意見是為了大局想「不好公開打擊這些敵人，可以的話用善意的姿態令其軟化」，但到了1974年當局終於接受安德羅波夫的要求，將索爾仁尼琴拘捕後強行送上開往西德法蘭克福的航機。
不過，索爾仁尼琴從來沒有完全擺脫蘇聯的掌控，KGB特工早已滲透海外「異見分子」的圈子，扮成「反蘇」人士贏取信任，近距離監視索爾仁尼琴和他的支持者的活動。索爾仁尼琴在蘇聯解體後回國，因支持前總統普京的強硬路線惹來批評。
KGB逾30項行動打擊沙卡洛夫
1975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是蘇聯氫彈之父兼人權分子沙卡洛夫（Sakarov）。沙卡洛夫的特殊地位一直令KGB頭痛不已，最多只能夠派出特工滲透沙卡洛夫和同是人權分子的妻子邦納（Bonner）的生活圈子，蒐搜集他們與「反動帝國主義勢力和西方情報特工勾結」的罪證。
當諾貝爾委員會把1975年的和平獎頒予沙卡洛夫後，安德羅波夫數年內授權KGB展開30幾項行動和措施打擊這個「蘇聯第一號公敵」，包括：
1. 企圖影響外地社會輿論，揭發和平獎如何密謀破壞美蘇和談的進程；
2. 在外地社會組織文章和輿論宣傳攻勢，抗議諾貝爾和平獎頒予沙卡洛夫；
3. 有組織地披露沙卡洛夫跟歐美情報機關的往來；
4. 爭取更多外地輿論抨擊諾貝爾和平獎的決定；
5. 挑撥離間，特別是製造沙卡洛夫與索爾仁尼琴爭名逐利的負面消息；
6. 製造智利獨裁者皮諾切特恭賀沙卡洛夫的假消息，誘使智利人權分子質疑沙卡洛夫的操守；
7. 動員阿拉伯世界反以色列、反猶太人的輿論來攻擊沙卡洛夫；
8. 假冒沙卡洛夫去信支持美國同志組織，企圖製造雙方「交往」的證據；
9. 向外地傳媒提供沙卡洛夫「精神有問題」的健康報告；
10. 拘捕其他活躍分子，殺一儆百，孤立沙卡洛夫；
11. 向沙卡洛夫寄出大量來自蘇聯各地的「求助信」，進行疲勞轟炸；
12. 蘇聯官方加強針對沙卡洛夫的妻子邦納，向她進行人格謀殺、揭發各式各樣的「醜聞」、散布關於她的謊言，進而打壓其餘家人的生活、逼使他們的家人離開蘇聯；
13. 沙卡洛夫因反對蘇聯出兵阿富汗，於1980年被捕後與邦納遭長期軟禁在戈爾基鎮，直至蘇聯解體前夕才獲得自由。
劉曉波獲本年度諾貝爾和平獎，劉曉波夫人劉霞和《零八憲章》的聯署人自然成為大力打擊對象。只有憑良心講真心話的人，才能頂住野心、權力和意識形態對人性的玩弄和扭曲。翻閱蘇聯的歷史，喜愛弄權、視人民如糞土的在位者和爭取上位的人都曾對諾貝爾獎恨之入骨，這些人對獲獎的「異己」文鬥武鬥有之，驅逐出境有之，軟禁隔離有之，孤立抹黑有之。
帕斯捷爾納克、索爾仁尼琴、沙卡洛夫、戈爾巴喬夫見證了不同程度的打擊，有源自獨裁制度的，也有源自意識形態的，不少源自當權者的心胸狹窄和自信不足。他們都是「有爭議性」的人物，沒有完美無瑕的一生，可他們都曾奉上自己的自由和尊嚴來喚醒我們對真理、和平、公義的追求。
作者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
他在1990年10月得悉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後，處境尷尬不已，因為蘇聯官方宣傳機關長年累月指摘「諾貝爾獎是西方帝國主義利益的喉舌」，而且蘇聯人民經過多年的潛移默化，總會覺得得獎人的光榮背後還有不可告人的陰謀詭計，獲獎的人很容易被塑造成人民的公敵。
在諾貝爾和平獎遴選委員眼中，戈爾巴喬夫是釋放東歐、結束冷戰時代的英雄，戈爾巴喬夫樂觀地估計和平獎可以曲線聲援他的「新思維」漸進變革政策，所以沒有斷然拒絕諾貝爾和平獎，在國內的政敵眼中，和平獎卻成了戈爾巴喬夫喪權辱國的佐證。最後，在痛恨的目光和謾罵聲中，他決定不出席12月10日的頒獎典禮，還得迴避或推遲有關的公開演講。
《齊瓦哥醫生》作家不接受文學獎
在《回憶錄》中，戈爾巴喬夫字裏行間對這些不公道的遭遇和抹黑不時表達委屈和無奈。可是，在蘇聯共產時期「持不同政見人士」要面對的政治批鬥、人格謀殺和長期迫害，遠比戈爾巴喬夫的待遇惡劣。
1958年，《齊瓦哥醫生》的作家帕斯捷爾納克（Pasternak），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表達「感謝、感動、驕傲、驚訝、慚愧」的複雜心情。蘇維埃作家協會聞訊後公開譴責帕斯捷爾納克「如猶大般為了30個銀幣而背叛人民」。
諷刺地，《齊瓦哥醫生》在蘇聯未能通過審查而成為禁書，但文稿被偷運出境並在20多個國家翻譯後成為暢銷作品。蘇維埃作家協會袞袞諸公沒有人可以說出作品本身出了什麼問題就盲目鞭韃帕斯捷爾納克，鬧出「我們沒有讀過《齊瓦哥醫生》，但我們必須譴責帕斯捷爾納克」這樣的笑話。
白色恐怖令作者及家人朋友感到人身安全受威脅，帕斯捷爾納克親自去信當局請求不要逼他離開蘇聯。在輿論壓力下，帕斯捷爾納克4天內發電報給遴選委員會，表示「鑑於社會高度關注這個獎項」，宣布改變主意，不會接受文學獎。遴選委員會則維持原來決定，並把該年的文學獎列為「待領獎項」。帕斯捷爾納克兩年後因肺癌離世，《齊瓦哥醫生》這部「地下」作品，卻要等到1988年解禁才得見天日。
作家索爾仁尼琴被強行送往西德
索爾仁尼琴（Solzhenitsyn）是另一位「未能出席」接受1970年諾貝爾文學獎的蘇聯作家。他的作品道盡極權政治殘暴真相，早就是蘇聯政權的眼中釘。KGB主管安德羅波夫（Andropov）給蘇共中央政治局的文件中，就毫不保留地指出索爾仁尼琴的「反蘇反社會立場無可抵賴」，「一日他不離開蘇聯，諾貝爾文學獎只會助長他的氣焰，增加他的知名度和政治本錢」。
政治局就這個「索爾仁尼琴問題」持續爭論了數年，起初的主流意見是為了大局想「不好公開打擊這些敵人，可以的話用善意的姿態令其軟化」，但到了1974年當局終於接受安德羅波夫的要求，將索爾仁尼琴拘捕後強行送上開往西德法蘭克福的航機。
不過，索爾仁尼琴從來沒有完全擺脫蘇聯的掌控，KGB特工早已滲透海外「異見分子」的圈子，扮成「反蘇」人士贏取信任，近距離監視索爾仁尼琴和他的支持者的活動。索爾仁尼琴在蘇聯解體後回國，因支持前總統普京的強硬路線惹來批評。
KGB逾30項行動打擊沙卡洛夫
1975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是蘇聯氫彈之父兼人權分子沙卡洛夫（Sakarov）。沙卡洛夫的特殊地位一直令KGB頭痛不已，最多只能夠派出特工滲透沙卡洛夫和同是人權分子的妻子邦納（Bonner）的生活圈子，蒐搜集他們與「反動帝國主義勢力和西方情報特工勾結」的罪證。
當諾貝爾委員會把1975年的和平獎頒予沙卡洛夫後，安德羅波夫數年內授權KGB展開30幾項行動和措施打擊這個「蘇聯第一號公敵」，包括：
1. 企圖影響外地社會輿論，揭發和平獎如何密謀破壞美蘇和談的進程；
2. 在外地社會組織文章和輿論宣傳攻勢，抗議諾貝爾和平獎頒予沙卡洛夫；
3. 有組織地披露沙卡洛夫跟歐美情報機關的往來；
4. 爭取更多外地輿論抨擊諾貝爾和平獎的決定；
5. 挑撥離間，特別是製造沙卡洛夫與索爾仁尼琴爭名逐利的負面消息；
6. 製造智利獨裁者皮諾切特恭賀沙卡洛夫的假消息，誘使智利人權分子質疑沙卡洛夫的操守；
7. 動員阿拉伯世界反以色列、反猶太人的輿論來攻擊沙卡洛夫；
8. 假冒沙卡洛夫去信支持美國同志組織，企圖製造雙方「交往」的證據；
9. 向外地傳媒提供沙卡洛夫「精神有問題」的健康報告；
10. 拘捕其他活躍分子，殺一儆百，孤立沙卡洛夫；
11. 向沙卡洛夫寄出大量來自蘇聯各地的「求助信」，進行疲勞轟炸；
12. 蘇聯官方加強針對沙卡洛夫的妻子邦納，向她進行人格謀殺、揭發各式各樣的「醜聞」、散布關於她的謊言，進而打壓其餘家人的生活、逼使他們的家人離開蘇聯；
13. 沙卡洛夫因反對蘇聯出兵阿富汗，於1980年被捕後與邦納遭長期軟禁在戈爾基鎮，直至蘇聯解體前夕才獲得自由。
劉曉波獲本年度諾貝爾和平獎，劉曉波夫人劉霞和《零八憲章》的聯署人自然成為大力打擊對象。只有憑良心講真心話的人，才能頂住野心、權力和意識形態對人性的玩弄和扭曲。翻閱蘇聯的歷史，喜愛弄權、視人民如糞土的在位者和爭取上位的人都曾對諾貝爾獎恨之入骨，這些人對獲獎的「異己」文鬥武鬥有之，驅逐出境有之，軟禁隔離有之，孤立抹黑有之。
帕斯捷爾納克、索爾仁尼琴、沙卡洛夫、戈爾巴喬夫見證了不同程度的打擊，有源自獨裁制度的，也有源自意識形態的，不少源自當權者的心胸狹窄和自信不足。他們都是「有爭議性」的人物，沒有完美無瑕的一生，可他們都曾奉上自己的自由和尊嚴來喚醒我們對真理、和平、公義的追求。
作者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
2010-11-02
始作俑者現在再渾水摸魚 美介入中日釣島糾結更深
俄羅斯總統梅德韋杰夫到南千島群島（日稱北方四島）視察，日本對此大表不滿，但是梅德韋杰夫這次舉措，充分說明實際控制有主權爭議地區的重要，反映中國在釣魚島主權爭議，必須改弦更張，不能單靠口頭宣示，必須有切實行動體現主權；另外，美國國務卿希拉里近日高調介入釣島紛爭，主動提出願做調解人，表面上美國欲緩解中日緊張關係，實際上加入了「美國因素」之後，釣島問題將更複雜，此乃反映美國利用每一個機會體現其重返亞洲的戰略部署，以遏制中國的崛起而已。
俄國實質控制南千島群島
梅德韋杰夫才可來去自如
南千島群島是指俄羅斯堪察加半島以南、與日本北海道之間的齒舞、色丹、國後和擇捉四島，總面積4996平方公里。日俄長期以來，就南千島群島主權爭議不斷，由1945年二次大戰之後，由前蘇聯和俄羅斯實質控制，俄國政令可以在這裏推行，俄國也投入資源發展當地經濟。梅德韋杰夫是首名到南千島群島視察的俄國元首，此一做法，不無提高個人聲望，為兩年後爭取連任鋪路的考慮，不過，前提是俄國完全控制南千島群島，他才可以來去自如。
梅德韋杰夫在南千島群島的國後島視察約3小時後離去，消息傳出後，日本首相菅直人表示「非常遺憾」，日本外相前原誠司傳召俄羅斯駐日大使，提出抗議。不過，明顯地，日本對他們所稱北方四島的無奈，與中國政府之於釣魚島的感受，極其相似。
日本與俄羅斯、韓國和中國都有領土糾紛，其中只有釣魚島，日本近40年來不斷營造實際控制局面而佔優勢以外，對俄國和韓國獨島（日稱竹島）的爭議，日本都處於下風。至於釣魚島的紛爭，始作俑者是美國，現在，日本海上保安廳船艦雖云在附近海域執勤，但是釣魚島是無人島，除了日本右翼人士曾在島上豎起燈塔和所謂界碑以外，據知島上並無其他設施。這一點，對於中國捍衛釣島主權而言，情並非絕望。
中日撞船事件之後，中國曾經宣示派遣漁政船到釣魚島海域執勤、護漁，將會常規化。起初，漁政船確曾馳赴釣島，亦有隨船記者報道海上保安廳船艦攔截和包圍漁政船，此後，內地官方和傳媒未有再提及此事。除非中國另有打算，例如直接空降釣魚島等行動，否則漁政船或其他具有中國公權力的船舶到釣魚島海域，是扭轉日本實際控制釣島的唯一可行之法，中國政府應該透露更多意向和具體行動，使海內外炎黃子孫知道中國政府捍衛領土主權的決心。
中日就釣魚島主權紛爭，美國過去盡量置身事外，鮮有表態，不過，這次撞船事件之後，美國一再表示日美安保條約適用於釣魚島，明顯為日本撐腰。近日，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在海南島與中國國務委員戴秉國會晤時，提出願意居中調停，舉行中美日會議，協調中日關係云云。美日軍事聯盟，日本接受美國核子傘的保護，肯定非常願意美國介入，以促成聯手向中國施壓，迫使中國讓步；中國方面，若接受美國斡旋，則是在釣魚島問題正式引入「美國因素」，這樣一來，有關釣島爭議，美國就順理成章有了角色，就中國而言這是後患無窮；試想想，美國（包括希拉里在內）高調表明日美安保條約適用於釣魚島在先，由希拉里做東，「召集」中國和日本外長商討釣魚島事件，美國角色傾向至為明顯，這算是哪門子的居中斡旋？無非是日美聯手壓制中國而已。
美國藉南海主權爭議
離間中國與東盟關係
不過，若中國拒絕美國調停，則可能讓國際認為中國不欲緩解與日本的關係，對中國的形象會造成負面影響。中國如何化解美國此一招數，考驗中國駕馭複雜外交事務的能力。美國這次出招，無論事成事敗，都顯示她想繼續成為全球霸主的心不息。美國及時利用撞船事件，乃美國重返亞洲戰略部署的借勢運用，因此，中國對希拉里的建議，要多從後遺症估量，若拒絕，則中國要掌握主動，爭取國際理解原則立場，使國際不致有中國拒人千里的印象。國際觀瞻，是中國在這波次外交博弈中要處理好的問題。
數月前，希拉里宣示南海有美國國家利益，其後在東盟會議上，就南海主權問題爭議上，離間一些國家與中國之間的關係，至於與中國並無領土問題的柬埔寨，希拉里近日在當地訪問時，則乾脆表示柬埔寨要尋求平衡，不要過於依賴某一個國家。中國與柬埔寨關係密切，目前有近400家中國企業在柬設廠，包括興建水力發電站、煤電廠等基本設施。希拉里的說法其實極其出格，可見她為了遏制中國，連起碼的外交禮貌也不顧了。
按照《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中國可以主張管轄海域的面積，約為300萬平方公里，為中國陸地面積的近三分之一。由於歷史和現實的複雜原因，在中國主張管轄的海域中，三分之一以上處於爭議中，包括島嶼爭端、海域劃界、資源開發糾紛及漁業衝突等。由美國介入釣魚島爭議，可見中國的管轄海域，對別有用心國家而言，可資利用的機會甚多，中國政府除了小心應對以外，對於建立足夠的海上力量以保護海疆，也應該盡快付諸實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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