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質疏鬆症（ Osteoporosis）不是女士獨有的病，根據美國國家衞生院骨骼疏鬆症及相關骨骼疾病（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Osteoporosis and Related Bone Diseases）資料顯示，此病對美國逾 200萬男性造成巨大威脅，因 50歲之後的男性，每四人之中就有一人會在其餘生中出現骨質疏鬆症相關的骨折。
骨質疏鬆症的成因是身體新造的骨組織比不上舊骨組織的分解，導致骨骼變弱，容易發生骨折。變弱的骨骼起初並不會令人感到疼痛，因此骨質疏鬆症又被稱作「沉默的疾病」。逾 50歲的男性不會出現女性更年期後骨質迅速流失的現象，但是到 65歲或 70歲後，男性與女性的骨質流失速度相同，身體對鈣的吸收均會減少。
治療包括運動及藥物
男性骨質疏鬆症通常是在病人感覺背部疼痛或出現骨折求醫時才被診斷，如在骨折後要再讓骨骼重新變得強壯是比較困難的。
骨質疏鬆症風險因素包括酗酒、吸煙、缺乏運動或長時間不能活動、營養不良、缺乏鈣質、藥物（如類固醇、化療、抗痙攣劑）、內分泌疾病（如甲狀腺亢奮）、癌症及發炎性腸疾等。
診斷的方法包括完整的病史、 X光檢查、及血液檢查。骨質密度（ Bone Mass Density）檢查能夠查出骨質疏鬆症，確定骨折風險。雙能 X光吸收測定法（ DEXA）是目前最廣泛認可的骨質密度檢查，主要是量度髖關節及脊椎的骨質密度。男性一旦被診斷患有骨質疏鬆症，治療方案包括營養補充、定期運動鍛煉以及藥物如鈣片、維他命 D、雙磷酸等治療。
撰文：東華三院綜合診斷及醫療中心榮譽顧問徐頌勤醫生
2010-12-24
酒店是集中營？
看見那位頭戴絨帽，繫着頸巾，裝扮的入時整齊的留英學生陰聲細氣的在訴說被困倫敦機場的苦況，力數政府及航空公司的不是之處時，心裏即時冒起的感覺是：港孩不但驕生慣養，更是只懂等人餵，不懂感恩的一群怪東西。
歐洲大風雪是天災，倫敦機場應變不佳而癱瘓是人禍。在天災人禍夾擊下，被困未能離開的旅客、學生當然大感不便，當然不好受。但不好受歸不好受，遠離家鄉遊學異地就要準備面對各種各樣陌生的挑戰，突發的轉變；就要學習在沒有家人在旁時自力更生，找辦法解決問題。不然，留學生活就是白過，留學的高昂開支就是浪費。
偏偏，滯留在倫敦機場的學生第一時間想到的就是打電話「喊媽咪，我好慘」，接着就是投訴航空公司、特區政府幫不到忙，令他們未能如期回來過聖誕，吃大餐。可是，這些十五、六歲的高中學生不但長得「牛高馬大」，在英國已獃了不少日子，身上又有大量先進的電子產品： iPhone、 iPad、手提電腦……。他們大可以找朋友、舍監、監護人看看有沒有其他辦法，看看有沒有可以暫時留宿的地方，不用擠在機場苦等，把自己變成難民。
好了，到人家努力提供了酒店會議廳讓他們棲息，不用跟其他旅客一樣留在機場大堂人逼人，有瓦遮頭，有熱食有熱水洗澡，學生哥仍然不滿意。罵地方太擠逼，罵政府人員幫不到忙，罵地方像個「集中營」。我不知道學生哥有沒有到奧斯威辛或其他地方的集中營見識過；若果沒有的話，他們的父母該及早帶他們看一看，讓他們知道集中營是甚麼一回事，讓他們知道大風雪下可以在酒店棲身已是非常幸運的事！
(盧峯)
歐洲大風雪是天災，倫敦機場應變不佳而癱瘓是人禍。在天災人禍夾擊下，被困未能離開的旅客、學生當然大感不便，當然不好受。但不好受歸不好受，遠離家鄉遊學異地就要準備面對各種各樣陌生的挑戰，突發的轉變；就要學習在沒有家人在旁時自力更生，找辦法解決問題。不然，留學生活就是白過，留學的高昂開支就是浪費。
偏偏，滯留在倫敦機場的學生第一時間想到的就是打電話「喊媽咪，我好慘」，接着就是投訴航空公司、特區政府幫不到忙，令他們未能如期回來過聖誕，吃大餐。可是，這些十五、六歲的高中學生不但長得「牛高馬大」，在英國已獃了不少日子，身上又有大量先進的電子產品： iPhone、 iPad、手提電腦……。他們大可以找朋友、舍監、監護人看看有沒有其他辦法，看看有沒有可以暫時留宿的地方，不用擠在機場苦等，把自己變成難民。
好了，到人家努力提供了酒店會議廳讓他們棲息，不用跟其他旅客一樣留在機場大堂人逼人，有瓦遮頭，有熱食有熱水洗澡，學生哥仍然不滿意。罵地方太擠逼，罵政府人員幫不到忙，罵地方像個「集中營」。我不知道學生哥有沒有到奧斯威辛或其他地方的集中營見識過；若果沒有的話，他們的父母該及早帶他們看一看，讓他們知道集中營是甚麼一回事，讓他們知道大風雪下可以在酒店棲身已是非常幸運的事！
(盧峯)
SUN視野：軍控成真靠妥協無核世界路遙遠
美國總統奧巴馬致力推動無核世界，為他贏得○九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奧巴馬打鐵趁熱，本年四月與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簽署新的核裁軍條約，以取代去年底期滿的《第一階段裁減戰略性武器條約》（START I）。過去一段時間，奧巴馬政府既要就裁核條約的具體細節與俄方討價還價，又要說服共和黨陣營裁核無損美國核軍備優勢，左右為難，國會參院日前給美俄新裁核條約開綠燈，對失落中選的奧巴馬來說，這場立法勝仗有助他一洗頹氣。
美俄新裁核條約日前以七十一票贊成對二十六票反對獲國會參院通過，奧巴馬於記者會上形容，這是近二十年來最重要的軍備控制條約，它促成美俄削減彼此核武備之同時，也令美國變得更安全。
歷任民主黨總統與蘇俄磋商裁核總是無功而還，卡特任內與蘇聯簽署《第二階段限制戰略武器條約》，參院因蘇聯入侵阿富汗未有批准該條約，而克林頓也未能在任內促成國會參院通過《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美國與蘇俄之間的裁核成果，主要由尼克遜、列根和老布殊這些共和黨總統達成，奧巴馬以民主黨總統的身份促使參院通過START I的替補條約，非但為自己吐一口烏氣，也令民主黨人引以為榮。
美俄新裁核條約，是推動無核世界和重啟美俄關係的重頭戲，奧巴馬過了這一關，代表這兩大外交目標仍有戲可唱。有分析認為，奧巴馬促成START I後續條約已是如此艱困，明年參院共和黨陣營更為強大，民主黨提出加入《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來自共和黨的阻力相信更為巨大。
奧巴馬稱新裁核條約通過，有助加強美國「遏止核武擴散、打造無核世界」的號召力。需要指出的是，民主黨能說服一些共和黨參議員支持新裁核條約，很大程度上因為該黨做出與無核世界背道而馳的巨大妥協。華府向共和黨參院領袖凱爾開出「未來十年投資八百五十億美元維護核武」的期票，惟凱爾不為所動投了反對票，但此一承諾就像潑出去的水一樣收不回來，十三名共和黨參議員敢與凱爾作對投贊成票，與此不無關係。
對那些亟欲加入核武俱樂部的新興國家來說，奧巴馬一方面推動裁核，另一方面卻大灑金錢給現存核武進行升級，她們不禁會問，所謂美俄裁核會否是兩國將手頭核武「去蕪存菁、更新換代」的美麗掩飾？此外，圍繞美國新世代反導系統攔截能力可靠性的質疑聲音不絕於耳，美國於未來十年維持一定數量的核武，該國對動用反導系統消除伊朗和北韓核威脅存有多大信心，令人頗感懷疑。奧巴馬拖着核霸權的身影談無核世界，教人如何信服！
美俄新裁核條約日前以七十一票贊成對二十六票反對獲國會參院通過，奧巴馬於記者會上形容，這是近二十年來最重要的軍備控制條約，它促成美俄削減彼此核武備之同時，也令美國變得更安全。
歷任民主黨總統與蘇俄磋商裁核總是無功而還，卡特任內與蘇聯簽署《第二階段限制戰略武器條約》，參院因蘇聯入侵阿富汗未有批准該條約，而克林頓也未能在任內促成國會參院通過《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美國與蘇俄之間的裁核成果，主要由尼克遜、列根和老布殊這些共和黨總統達成，奧巴馬以民主黨總統的身份促使參院通過START I的替補條約，非但為自己吐一口烏氣，也令民主黨人引以為榮。
美俄新裁核條約，是推動無核世界和重啟美俄關係的重頭戲，奧巴馬過了這一關，代表這兩大外交目標仍有戲可唱。有分析認為，奧巴馬促成START I後續條約已是如此艱困，明年參院共和黨陣營更為強大，民主黨提出加入《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來自共和黨的阻力相信更為巨大。
奧巴馬稱新裁核條約通過，有助加強美國「遏止核武擴散、打造無核世界」的號召力。需要指出的是，民主黨能說服一些共和黨參議員支持新裁核條約，很大程度上因為該黨做出與無核世界背道而馳的巨大妥協。華府向共和黨參院領袖凱爾開出「未來十年投資八百五十億美元維護核武」的期票，惟凱爾不為所動投了反對票，但此一承諾就像潑出去的水一樣收不回來，十三名共和黨參議員敢與凱爾作對投贊成票，與此不無關係。
對那些亟欲加入核武俱樂部的新興國家來說，奧巴馬一方面推動裁核，另一方面卻大灑金錢給現存核武進行升級，她們不禁會問，所謂美俄裁核會否是兩國將手頭核武「去蕪存菁、更新換代」的美麗掩飾？此外，圍繞美國新世代反導系統攔截能力可靠性的質疑聲音不絕於耳，美國於未來十年維持一定數量的核武，該國對動用反導系統消除伊朗和北韓核威脅存有多大信心，令人頗感懷疑。奧巴馬拖着核霸權的身影談無核世界，教人如何信服！
基思more人——想要的東西不重要
家中正在裝修，我暫居於酒店式服務住宅。為減省麻煩，隨身行李只有六、七件衣服、幾條褲和兩套西裝，差點連出席公司聖誕晚宴的服飾都沒有。想深一層，在服務住宅住了兩個月，這包小小行李為我提供足夠衣。為甚麼我家中需要有這麼多衣服、為甚麼我要有八、九條皮帶、為甚麼要有十多對皮鞋呢？
聖誕節是歡天喜地的日子，大家收到不少聖誕禮物。當中有些是很有心思的，但其餘的手袋、手錶、銀包、頸鏈，又是否真有需要？這令我想起聖嚴大師所說的：「想要的東西很多，需要的東西很少；需要的東西應該要，想要的東西不重要。」很多人說保護地球，推動環保對付氣候暖化問題。這是一句口號，大家有沒有犧牲一些，購物時先想清楚呢？
在經濟制度之下，只要有錢，就可以在商品市場得到你想要的；大家並沒有真正關心你想要的商品，用了地球上多少有限的資源去製造呢？要知道，部份有限的資源是不能再造的，它們不像能源，雖然耗用了，但一天還有太陽，人類的科技不斷先進，我們仍然有能力發展太陽能、風力和水力能再生能源。但有些物資，尤其是金屬資源，是需要數以十萬甚至是億年去形成的。我們使用商品一兩年之後，就把這些丟到堆填區；然而，這些資源其實是需要另一段長時間才可以再形成。
一直致力挽救亞馬遜雨林的前任巴西環境部長說過：現代工業社會是一種瘋狂的宗教。我們正在剷除、毒害、摧毀地球上的一切生命系統。我們正在透支我們子孫無法償付的支票……我們的作為，好像我們就是地球上的最後一代。如果我們不從心理、心靈、見解上做一番徹底的改變，地球將像金星一般變成焦炭而死亡。
聖誕節紀念耶穌降世拯救世界的日子，普天同慶，但我們是在保護還是破壞地球呢？
王維基
聖誕節是歡天喜地的日子，大家收到不少聖誕禮物。當中有些是很有心思的，但其餘的手袋、手錶、銀包、頸鏈，又是否真有需要？這令我想起聖嚴大師所說的：「想要的東西很多，需要的東西很少；需要的東西應該要，想要的東西不重要。」很多人說保護地球，推動環保對付氣候暖化問題。這是一句口號，大家有沒有犧牲一些，購物時先想清楚呢？
在經濟制度之下，只要有錢，就可以在商品市場得到你想要的；大家並沒有真正關心你想要的商品，用了地球上多少有限的資源去製造呢？要知道，部份有限的資源是不能再造的，它們不像能源，雖然耗用了，但一天還有太陽，人類的科技不斷先進，我們仍然有能力發展太陽能、風力和水力能再生能源。但有些物資，尤其是金屬資源，是需要數以十萬甚至是億年去形成的。我們使用商品一兩年之後，就把這些丟到堆填區；然而，這些資源其實是需要另一段長時間才可以再形成。
一直致力挽救亞馬遜雨林的前任巴西環境部長說過：現代工業社會是一種瘋狂的宗教。我們正在剷除、毒害、摧毀地球上的一切生命系統。我們正在透支我們子孫無法償付的支票……我們的作為，好像我們就是地球上的最後一代。如果我們不從心理、心靈、見解上做一番徹底的改變，地球將像金星一般變成焦炭而死亡。
聖誕節紀念耶穌降世拯救世界的日子，普天同慶，但我們是在保護還是破壞地球呢？
王維基
2010-12-23
鄧景﹕港孩是怎樣煉成的
很對不起，就目前的新聞報道看來，我真的看不到理由，要港府派3架專機接載在英滯留的香港留學生。
英倫以至歐洲大陸天氣惡劣，港府本來就是鞭長莫及。而且天氣不似人，不會故意選擇飛香港的班機才「惡劣」，即使是飛其他地方的飛機，也是一樣延誤。
同一時間，歐洲其他地區如柏林等地的機場，在暴雪下雖然也有手忙腳亂的情，但是機場仍能維持基本的運作，未見如倫敦的亂象。倫敦希斯魯機場內的積雪由機場管理當局清理，可是工人由於不滿薪酬，都不肯加班，而且航機上的積雪又要由航空公司負責。
派出包機 是過分要求
不少港生都投訴航空公司的職員態度愛理不理，事實上歐洲公司的服務態度向來不是將客人奉若父母，而事實上惡劣天氣下航空公司能提供的協助也少之又少。如果說港府派員前往當地協助滯留港人聯絡溝通，與航空公司協商，安排暫時的住宿飲食等，那是港府的應有之義，實際上港府也已派出8名入境處職員到當地協助，駐當地的港府職員也已提供協助。但是要求港府派出包機，則是過分的要求。
倫敦不是香港，港府原本就沒有任何權力去影響當地的服務。再者，惡劣天氣一視同仁，即使派出包機也未必能順利升降。這樣的港人提出無理要求，港府竟然答允，將納稅人的稅款送給有錢放洋留學的子弟，是慷納稅人之慨。
留學外國，學的應該是如何在外地照顧自己，而不是事事回電要求他人協助。香港人近年習慣提出各樣不合理的要求，背後沒有合理的原因支持，一旦要求得不到滿足便破口大罵，彷彿千錯萬錯都是特區政府的錯。這樣的香港人不會想想政府應該怎樣提供公平合理的協助，只是從一己之方便與私利出發，只要惡形惡相，自己的要求得到滿足，那即使程序不合理也不在他們考慮之列。
港孩事事諉過他人
而可悲的是特區政府枉作好人，滿足了不合理的要求後，這些香港人不會感激，不會感謝，只會悶聲發大財。而傳媒的任務只在取得讀者的視線，有新聞，有大新聞便是好新聞。因此在傳媒壓力下政府作出這樣的決定，其實並不合理。
而留英港生的父母大多家境不錯，父母社會身分顯貴，是否就因為父母的社會地位顯貴，就能繞過合理的既定程序，運用公共資源滿足他們不合理的要求？港孩那種事事諉過他人，出了事要求別人替自己負責的性格，就是這樣培養出來的。港府為求一時之「民意」，輕率作出不負責任的決定，為不負責任的家長和學生善後，這樣的學生長大後，又怎可能明白社會公共資源的公平是如何重要，又怎可能明白公開公正的行事程序是如何重要？不過也許那都不重要了，很可能他們取了香港納稅人的資源，最後也心向外國，移民去也。
英倫以至歐洲大陸天氣惡劣，港府本來就是鞭長莫及。而且天氣不似人，不會故意選擇飛香港的班機才「惡劣」，即使是飛其他地方的飛機，也是一樣延誤。
同一時間，歐洲其他地區如柏林等地的機場，在暴雪下雖然也有手忙腳亂的情，但是機場仍能維持基本的運作，未見如倫敦的亂象。倫敦希斯魯機場內的積雪由機場管理當局清理，可是工人由於不滿薪酬，都不肯加班，而且航機上的積雪又要由航空公司負責。
派出包機 是過分要求
不少港生都投訴航空公司的職員態度愛理不理，事實上歐洲公司的服務態度向來不是將客人奉若父母，而事實上惡劣天氣下航空公司能提供的協助也少之又少。如果說港府派員前往當地協助滯留港人聯絡溝通，與航空公司協商，安排暫時的住宿飲食等，那是港府的應有之義，實際上港府也已派出8名入境處職員到當地協助，駐當地的港府職員也已提供協助。但是要求港府派出包機，則是過分的要求。
倫敦不是香港，港府原本就沒有任何權力去影響當地的服務。再者，惡劣天氣一視同仁，即使派出包機也未必能順利升降。這樣的港人提出無理要求，港府竟然答允，將納稅人的稅款送給有錢放洋留學的子弟，是慷納稅人之慨。
留學外國，學的應該是如何在外地照顧自己，而不是事事回電要求他人協助。香港人近年習慣提出各樣不合理的要求，背後沒有合理的原因支持，一旦要求得不到滿足便破口大罵，彷彿千錯萬錯都是特區政府的錯。這樣的香港人不會想想政府應該怎樣提供公平合理的協助，只是從一己之方便與私利出發，只要惡形惡相，自己的要求得到滿足，那即使程序不合理也不在他們考慮之列。
港孩事事諉過他人
而可悲的是特區政府枉作好人，滿足了不合理的要求後，這些香港人不會感激，不會感謝，只會悶聲發大財。而傳媒的任務只在取得讀者的視線，有新聞，有大新聞便是好新聞。因此在傳媒壓力下政府作出這樣的決定，其實並不合理。
而留英港生的父母大多家境不錯，父母社會身分顯貴，是否就因為父母的社會地位顯貴，就能繞過合理的既定程序，運用公共資源滿足他們不合理的要求？港孩那種事事諉過他人，出了事要求別人替自己負責的性格，就是這樣培養出來的。港府為求一時之「民意」，輕率作出不負責任的決定，為不負責任的家長和學生善後，這樣的學生長大後，又怎可能明白社會公共資源的公平是如何重要，又怎可能明白公開公正的行事程序是如何重要？不過也許那都不重要了，很可能他們取了香港納稅人的資源，最後也心向外國，移民去也。
2010-12-22
七分鐘定律
美國人做過一個實驗，在酒吧裏，統計男女不相識而又勾搭上，其中須要多久。
統計發現：在酒吧裏，男人看中一個陌生而吸引人的女人，心動了，決定提起一杯酒，走過去主動挑逗，平均只需要七分鐘。
美國的女人，由於婦權思想影響，也很主動。美國女人在酒吧裏看見令自己心動的男人，主動走上前搭訕，卻需要二十七分鐘。
為什麼相差二十分鐘？心理學家解答：因為男人盯上女人，純粹以視覺上的性感取捨：女性年輕、身材性感，成為男人性荷爾蒙激化時出手攫取的目標。男人是天生的「掠食型」動物，即所謂的 Predator。
女人不同。女人看男人，不止是視覺的引力，男人長得英俊、魁梧，固然吸引她的注意。
但她不可以即刻出手，她還要多觀察一陣：這個男人，除了外表的健壯和性感，她還要看看他許多小動作，像跟身邊的人交談的風度，以及他有沒有把眼神投到自己這一方。
因為女人天生不是掠食者，而是獵物。掠食者看獵物，只憑一時的衝動，像一頭花豹，看見一隻羔羊。但女人看男人，想到的要比掠食多許多，她想到繁殖後代，要觀察男人的品格和氣質，想到跟他如果有了家庭、生孩子，會不會保障幸福。
所以電視選美節目，一定是選美女受歡迎，選什麼港男，永遠是異類。因為男人看女人，視角很狹隘，美貌和身材；女人看男人，樣貌和身材不重要，她需要多一點時間，審視他的內涵和修養。
男人和女人不一樣。不一樣，不表示不平等。男主外，因為三萬年前穴居的時代，男人要出外獵食；女主內，因為女人要留在洞穴裏把一個窩搭得暖而美好。「主外」不等於比「主內」優越，只是公司不同的職務。這是西方女權份子暴躁喧嘩時的思維盲點。回到人性的基因，一切即清楚而合理，基因就是天意，不要妄想人定勝天：勝不了的，東方的一些盲愚大國，曾有此狂逆之想，都碰了大釘子。男人做回男人，女人當好女人，在酒吧裏看中一位，記住，不要超過七分鐘。
陶傑
統計發現：在酒吧裏，男人看中一個陌生而吸引人的女人，心動了，決定提起一杯酒，走過去主動挑逗，平均只需要七分鐘。
美國的女人，由於婦權思想影響，也很主動。美國女人在酒吧裏看見令自己心動的男人，主動走上前搭訕，卻需要二十七分鐘。
為什麼相差二十分鐘？心理學家解答：因為男人盯上女人，純粹以視覺上的性感取捨：女性年輕、身材性感，成為男人性荷爾蒙激化時出手攫取的目標。男人是天生的「掠食型」動物，即所謂的 Predator。
女人不同。女人看男人，不止是視覺的引力，男人長得英俊、魁梧，固然吸引她的注意。
但她不可以即刻出手，她還要多觀察一陣：這個男人，除了外表的健壯和性感，她還要看看他許多小動作，像跟身邊的人交談的風度，以及他有沒有把眼神投到自己這一方。
因為女人天生不是掠食者，而是獵物。掠食者看獵物，只憑一時的衝動，像一頭花豹，看見一隻羔羊。但女人看男人，想到的要比掠食多許多，她想到繁殖後代，要觀察男人的品格和氣質，想到跟他如果有了家庭、生孩子，會不會保障幸福。
所以電視選美節目，一定是選美女受歡迎，選什麼港男，永遠是異類。因為男人看女人，視角很狹隘，美貌和身材；女人看男人，樣貌和身材不重要，她需要多一點時間，審視他的內涵和修養。
男人和女人不一樣。不一樣，不表示不平等。男主外，因為三萬年前穴居的時代，男人要出外獵食；女主內，因為女人要留在洞穴裏把一個窩搭得暖而美好。「主外」不等於比「主內」優越，只是公司不同的職務。這是西方女權份子暴躁喧嘩時的思維盲點。回到人性的基因，一切即清楚而合理，基因就是天意，不要妄想人定勝天：勝不了的，東方的一些盲愚大國，曾有此狂逆之想，都碰了大釘子。男人做回男人，女人當好女人，在酒吧裏看中一位，記住，不要超過七分鐘。
陶傑
2010年最熱搜單字
債務危機籠罩正個歐洲，「 austerity」（緊縮開支）順理成章成為 2010年度最熱搜單字。
美國《韋氏辭典》（ Merriam-Webster Dictionary）網站統計網民在該站的搜索詞條後，前天公佈「 austerity」是本年度最多人搜索十大熱門字之首。（見附表）
辭典將「 austerity」解釋為「強制或極度節約」；《韋氏辭典》總編輯索科洛夫斯基指，這個字顯然引起很多人共鳴，生活中常常用到這個字，「在危急的這一年，熱搜字也偏向嚴肅」。
路透社
2010年十大熱門字
1) austerity 緊縮開支
2) pragmatic 務實的
3) moratorium 延期償付
4) socialism 社會主義
5) bigot 偏執、頑固的人
6) doppelganger 相貌極相似的人
7) shellacking 鞭打/徹底失敗
8) ebullient 興高采烈的
9) dissident 異見人士
10) furtive 鬼鬼祟祟的
美國《韋氏辭典》（ Merriam-Webster Dictionary）網站統計網民在該站的搜索詞條後，前天公佈「 austerity」是本年度最多人搜索十大熱門字之首。（見附表）
辭典將「 austerity」解釋為「強制或極度節約」；《韋氏辭典》總編輯索科洛夫斯基指，這個字顯然引起很多人共鳴，生活中常常用到這個字，「在危急的這一年，熱搜字也偏向嚴肅」。
路透社
2010年十大熱門字
1) austerity 緊縮開支
2) pragmatic 務實的
3) moratorium 延期償付
4) socialism 社會主義
5) bigot 偏執、頑固的人
6) doppelganger 相貌極相似的人
7) shellacking 鞭打/徹底失敗
8) ebullient 興高采烈的
9) dissident 異見人士
10) furtive 鬼鬼祟祟的
2010-12-21
聖誕與起錨的錯配
特區政府最擅長的一件事，就是化神奇為腐朽，把美麗的事物搞成品味低俗的次貨。大如民主、法治、申亞，小如年初的麥兜賀年廣告，每當政府一插手，便會馬上變質，輕則失去原有特色，重則意義盡毀。
聖誕將近，特區政府又獻新猷，與歌手歐陽靖（ MC Jin）合作，推出一首名為《 Rap Now 2010》的 Hip hop聖誕歌，說要為市民送上祝福。
兩者本質背道而馳
歌曲中，「起錨」二字出現了十五次，比「聖誕」還要多，讓人質疑這首歌的意圖，是以聖誕的名義來推銷政改。特區政府常把「不要把××政治化」掛在口邊，現在卻把一個普天同慶的節日政治化。將聖誕與政改並置，是一個錯配，因為聖誕所代表的人文價值，如愛與包容，是西方文明的核心，這種人文關懷衍生了民主與法治。可是政改方案被指為「超錯」，魔鬼在細節中，包括保留區議會委任制、「超級區議員」提名門檻過高，把功能組別合理化，其實就是一個反民主的方案。民主是天賦人權，政府公然剝奪香港人的權利，本質上就與聖誕的價值背道而馳。
還有多句歌詞直接提到曾蔭權，如：「上網 chit chat，可以搵到曾蔭權/我同特首估唔到咁有緣」、「聖誕老人你知我幾乖/好想要一條特首的 bow tie」等。若非有聖誕音樂作襯托，不難讓人誤解這是歌者對當權者露骨地獻媚，及為其宣傳政績的擦鞋歌曲。
沒有靈魂的 Hip hop
MC Jin唱道：「 Hip hop希望你啱聽」，以 Hip hop唱好政府，這是又一錯配，因為 Hip hop與建制本身就是不相容的。 Hip hop源於七十年代的紐約市布朗克斯區，當時黑人社區貧窮，失業率高企，青少年無所事事，有些便加入黑幫。在當地，搶劫、販毒、幫派仇殺時有發生。直到 Hip hop出現，青少年馬上迷上，認為找到新的途徑來表達自己。 Hip hop以說唱風格為主，配上極強的節奏感，歌詞罵父母、學校、政府、社會，甚至上帝，基本上就是一種反權威的音樂，其精神就是反叛，歌者透過音樂表達對世界的不滿，控訴社會的不公義。沒有了叛逆的內涵，就不是 Hip hop，只是拙劣的偽作。就像人沒有了靈魂，剩下的只是軀殼，是不完整的。
心理學家說，藝術是潛意識的產物，是正面能量的昇華。音樂是解放靈魂的工具，讓人表達各種情感，能洗滌心靈，以獲得身心的自由，而非反其道而行，用來為獨裁政權粉飾太平，作繭自縛。
容向懷
自由撰稿人
聖誕將近，特區政府又獻新猷，與歌手歐陽靖（ MC Jin）合作，推出一首名為《 Rap Now 2010》的 Hip hop聖誕歌，說要為市民送上祝福。
兩者本質背道而馳
歌曲中，「起錨」二字出現了十五次，比「聖誕」還要多，讓人質疑這首歌的意圖，是以聖誕的名義來推銷政改。特區政府常把「不要把××政治化」掛在口邊，現在卻把一個普天同慶的節日政治化。將聖誕與政改並置，是一個錯配，因為聖誕所代表的人文價值，如愛與包容，是西方文明的核心，這種人文關懷衍生了民主與法治。可是政改方案被指為「超錯」，魔鬼在細節中，包括保留區議會委任制、「超級區議員」提名門檻過高，把功能組別合理化，其實就是一個反民主的方案。民主是天賦人權，政府公然剝奪香港人的權利，本質上就與聖誕的價值背道而馳。
還有多句歌詞直接提到曾蔭權，如：「上網 chit chat，可以搵到曾蔭權/我同特首估唔到咁有緣」、「聖誕老人你知我幾乖/好想要一條特首的 bow tie」等。若非有聖誕音樂作襯托，不難讓人誤解這是歌者對當權者露骨地獻媚，及為其宣傳政績的擦鞋歌曲。
沒有靈魂的 Hip hop
MC Jin唱道：「 Hip hop希望你啱聽」，以 Hip hop唱好政府，這是又一錯配，因為 Hip hop與建制本身就是不相容的。 Hip hop源於七十年代的紐約市布朗克斯區，當時黑人社區貧窮，失業率高企，青少年無所事事，有些便加入黑幫。在當地，搶劫、販毒、幫派仇殺時有發生。直到 Hip hop出現，青少年馬上迷上，認為找到新的途徑來表達自己。 Hip hop以說唱風格為主，配上極強的節奏感，歌詞罵父母、學校、政府、社會，甚至上帝，基本上就是一種反權威的音樂，其精神就是反叛，歌者透過音樂表達對世界的不滿，控訴社會的不公義。沒有了叛逆的內涵，就不是 Hip hop，只是拙劣的偽作。就像人沒有了靈魂，剩下的只是軀殼，是不完整的。
心理學家說，藝術是潛意識的產物，是正面能量的昇華。音樂是解放靈魂的工具，讓人表達各種情感，能洗滌心靈，以獲得身心的自由，而非反其道而行，用來為獨裁政權粉飾太平，作繭自縛。
容向懷
自由撰稿人
吳康民﹕「歷史將宣判我無罪﹗」
前年我曾在本版寫過一篇讚揚卡斯特羅的文章（見2008.03.04），引來不少不同的回應。特別有一位學者，引述某作家的判斷，認為卡斯特羅是一個專權獨裁的領導人，不值得歌頌。兩年過去了，卡氏因病退下，由他的弟弟掌權，似乎又有點封建傳位的味道。但是直到今天，我認為，對他仍應該七三開，功大於過。
大家試想想，古巴是一個小國，一個島國，處於美國這個強大的霸權主義大國的近鄰。美國對它全面封鎖，想方設法從滲透、陰謀顛覆以至採用過武裝入侵（豬灣登陸）、暗殺卡斯特羅的種種見不得光的卑鄙行徑，這個「獨裁專制」的政權，仍然屹立不倒，為什麼？
正是這種好奇心，在上世紀末，我曾赴古巴短暫旅行。看到的表面印象，第一是很窮，新建築物很少，汽車十分殘舊，物質也短缺；第二，人民是快樂的，海灘上不少人在游泳野餐，酒吧上不少人在唱歌飲酒；第三，社會上並沒有肅殺的氣氛，對外來人相當友善，沒有什麼干擾和監視，街頭並沒有軍警林立，一派和平景象。
古巴窮得有志氣
此外，從書刊上知道，古巴並沒有貧富懸殊，也沒有官僚貪腐。相反，高層領導廉潔，以身作則，沒有人住豪宅，用豪華公車，一擲千金，夜夜笙歌。
古巴的社會福利很好，福利保障達百分之一百，醫療、教育免費，醫學教育發達（向南美洲輸出許多醫生），大學教育普及。
卡斯特羅也不搞個人崇拜，古巴各處街頭並不掛他的像片。有大幅像片的只是已逝去的革命英雄切‧格瓦拉（港譯捷古華拉），或者100多年前的民族英雄何塞‧馬蒂。
50年前古巴革命的成功，逐漸影響了拉丁美洲向左轉，擺脫美國的壓迫和控制。近10年來委內瑞拉、玻利維亞、巴西等國家，都倡導社會主義，與古巴有密切的來往和貿易關係，打破了美國對古巴的長期封鎖。
不屈服於美國霸權
我欣賞卡斯特羅的還有兩點﹕
第一，他不對美國的霸權主義屈服。
1960年9月，他以國家首腦身分，去聯合國參加大會。古巴既是聯合國的成員，他當然有去美國這個權利。但美國當局卑鄙到限制他的行動不能離開聯合國所在地紐約曼哈頓島，而且命令紐約的所有旅館不租給他和隨員房間，以致他揚言將在聯合國的廣場上搭上帳篷留宿。
他在大會上發表長篇演說，指摘美國對古巴代表團的惡意和粗暴的行徑，也指摘美國挑動在美國的古巴僑民的衝突。他自嘲以講話太長出名的演說，得到了熱烈的掌聲和歡呼。
第二，卡斯特羅在上世紀50年代，為推翻巴蒂斯塔的獨裁政權發動的武裝起義，一次攻打兵營的行動失敗，卡斯特羅被捕，面臨法庭的審判。他在法庭上滔滔自辯，自稱「辯護律師和被告是同一個人」。因為古巴哈瓦那的律師公會指定該會主席帕格列里博士為他辯護，但他既不能執行任務，甚至也不能去監獄中探望卡斯特羅。
多響亮的宣言
卡斯特羅的辯護詞就是著名的《歷史將宣判我無罪》。這篇辯護詞的題名半個多世紀來一直留在我的腦際，這是多麼響亮的宣言﹗這是多麼正義的控訴﹗
辯護詞中講道﹕「告人的，結果成了被告，而被告卻成為原告。在這裏受審的不是革命者，而是一位叫做巴蒂斯塔的先生——殺人魔王﹗」
卡斯特羅學過法律，精通法律，所以他的辯護詞也充滿法律語言。他說﹕「刑法的一個基本原則是，被指控的罪行必須確切地符合法典上的明文規定，如果沒有可適用的條款，就不構成罪行。」他高聲說，「現政權將用盡一切手段掩蓋事實真相，我知道他們將玩弄陰謀，但我的聲音不會因此被壓下去。哪怕我最感到孤獨的時候，我的胸中也聚集蓬勃的力量。」
他批評法官知法犯法﹕「當它違背憲法作出有利於法規的裁決時，這並不等於我們的憲法廢除了，而是法庭放棄了它的獨立地位，在法律上自殺了。」
卡斯特羅的雄辯是與他的博學有關。他在慷慨陳詞中，講到17世紀英國有兩位君主查理一世和詹姆士二世由於專制行為被廢黜，這些事發生在自由主義政治哲學產生的時代，為新的社會階級的產生提供了思想基礎，影響了1688年的英國革命、1775年的美國革命和1789年的法國革命。他說，這一革命進程的最後一程就是古巴。
卡斯特羅最後說﹕「判決我吧，沒有關係。歷史將宣判我無罪。」
「歷史將宣判我無罪」，多麼鏗鏘的語言﹗
大家試想想，古巴是一個小國，一個島國，處於美國這個強大的霸權主義大國的近鄰。美國對它全面封鎖，想方設法從滲透、陰謀顛覆以至採用過武裝入侵（豬灣登陸）、暗殺卡斯特羅的種種見不得光的卑鄙行徑，這個「獨裁專制」的政權，仍然屹立不倒，為什麼？
正是這種好奇心，在上世紀末，我曾赴古巴短暫旅行。看到的表面印象，第一是很窮，新建築物很少，汽車十分殘舊，物質也短缺；第二，人民是快樂的，海灘上不少人在游泳野餐，酒吧上不少人在唱歌飲酒；第三，社會上並沒有肅殺的氣氛，對外來人相當友善，沒有什麼干擾和監視，街頭並沒有軍警林立，一派和平景象。
古巴窮得有志氣
此外，從書刊上知道，古巴並沒有貧富懸殊，也沒有官僚貪腐。相反，高層領導廉潔，以身作則，沒有人住豪宅，用豪華公車，一擲千金，夜夜笙歌。
古巴的社會福利很好，福利保障達百分之一百，醫療、教育免費，醫學教育發達（向南美洲輸出許多醫生），大學教育普及。
卡斯特羅也不搞個人崇拜，古巴各處街頭並不掛他的像片。有大幅像片的只是已逝去的革命英雄切‧格瓦拉（港譯捷古華拉），或者100多年前的民族英雄何塞‧馬蒂。
50年前古巴革命的成功，逐漸影響了拉丁美洲向左轉，擺脫美國的壓迫和控制。近10年來委內瑞拉、玻利維亞、巴西等國家，都倡導社會主義，與古巴有密切的來往和貿易關係，打破了美國對古巴的長期封鎖。
不屈服於美國霸權
我欣賞卡斯特羅的還有兩點﹕
第一，他不對美國的霸權主義屈服。
1960年9月，他以國家首腦身分，去聯合國參加大會。古巴既是聯合國的成員，他當然有去美國這個權利。但美國當局卑鄙到限制他的行動不能離開聯合國所在地紐約曼哈頓島，而且命令紐約的所有旅館不租給他和隨員房間，以致他揚言將在聯合國的廣場上搭上帳篷留宿。
他在大會上發表長篇演說，指摘美國對古巴代表團的惡意和粗暴的行徑，也指摘美國挑動在美國的古巴僑民的衝突。他自嘲以講話太長出名的演說，得到了熱烈的掌聲和歡呼。
第二，卡斯特羅在上世紀50年代，為推翻巴蒂斯塔的獨裁政權發動的武裝起義，一次攻打兵營的行動失敗，卡斯特羅被捕，面臨法庭的審判。他在法庭上滔滔自辯，自稱「辯護律師和被告是同一個人」。因為古巴哈瓦那的律師公會指定該會主席帕格列里博士為他辯護，但他既不能執行任務，甚至也不能去監獄中探望卡斯特羅。
多響亮的宣言
卡斯特羅的辯護詞就是著名的《歷史將宣判我無罪》。這篇辯護詞的題名半個多世紀來一直留在我的腦際，這是多麼響亮的宣言﹗這是多麼正義的控訴﹗
辯護詞中講道﹕「告人的，結果成了被告，而被告卻成為原告。在這裏受審的不是革命者，而是一位叫做巴蒂斯塔的先生——殺人魔王﹗」
卡斯特羅學過法律，精通法律，所以他的辯護詞也充滿法律語言。他說﹕「刑法的一個基本原則是，被指控的罪行必須確切地符合法典上的明文規定，如果沒有可適用的條款，就不構成罪行。」他高聲說，「現政權將用盡一切手段掩蓋事實真相，我知道他們將玩弄陰謀，但我的聲音不會因此被壓下去。哪怕我最感到孤獨的時候，我的胸中也聚集蓬勃的力量。」
他批評法官知法犯法﹕「當它違背憲法作出有利於法規的裁決時，這並不等於我們的憲法廢除了，而是法庭放棄了它的獨立地位，在法律上自殺了。」
卡斯特羅的雄辯是與他的博學有關。他在慷慨陳詞中，講到17世紀英國有兩位君主查理一世和詹姆士二世由於專制行為被廢黜，這些事發生在自由主義政治哲學產生的時代，為新的社會階級的產生提供了思想基礎，影響了1688年的英國革命、1775年的美國革命和1789年的法國革命。他說，這一革命進程的最後一程就是古巴。
卡斯特羅最後說﹕「判決我吧，沒有關係。歷史將宣判我無罪。」
「歷史將宣判我無罪」，多麼鏗鏘的語言﹗
2010-12-20
重振西方經濟力
在二○○八年那充滿金融危機的年月，全世界都聯合起來，重新整頓了整個銀行系統。到了二○○九年，貿易一蹶不振，失業率急劇上升，全世界第一次在Ｇ 20會議上聚首一堂，共同阻止這場大衰退滑向大蕭條的深淵。
如今面對着一個低增長和財政緊縮的未來十年，加上無法擺脫的長期失業和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全世界國家都應當在二○一一年上半年一起坐下來，共同議定並推動財政和經濟戰略。
留給西方的時間已經不多了，因為無論是歐洲還是美國都尚未能完全明白一個事實：過去這幾年內的所有危機──從次按危機、雷曼兄弟倒閉、希臘財政緊縮再到愛爾蘭幾乎破產──都是一個更深層次問題的表面症狀，說明這個世界正在經歷一場影響深遠，不可逆轉，而且史無前例的經濟力量重構。
亞洲崛起 提供全球機遇
我們都已經見證了亞洲的崛起，中國的出口額已超過美國，且生產和投資正不斷增加。西方的經濟統治地位──佔世界百分之十的人口創造了全世界大部份出口和投資──已經一去不返了。在歐美獨霸全球主要經濟活動整整兩個世紀後，西方現在無論是在生產、製造、貿易還是投資方面，都被世界其他地區所超越了。
如果西方不能意識到當今真正的問題，就是通過改革自身來應對東方崛起的話，它將陷入持續衰退的灰暗前景中，中間夾雜着幾次短暫的復蘇──接着迎來下一次金融危機。在這個過程中，數百萬人將丟掉飯碗。
在這個新的現實之下，我為何能確信二十一世紀的美國能通過重塑新一代美國夢而成為大公司趨之若鶩的聖地，而歐洲又能實現一個高就業的經濟呢？
這是因為不但是我們，很快還有超過十億的亞洲生產者將成為新的中產階級消費者。目前中國消費者的消費行為只佔世界經濟的區區百分之三，而歐洲和美國則一共佔了百分之三十六。到二○二○年左右，亞洲和新興市場國家的消費能力將達到美國的兩倍。許多韓國、印度和亞洲跨國企業都在國外（包括美國）擁有合資企業。世界經濟增長的新驅動力為美國創造了一個機會，使其能夠利用優秀的創新能力及企業家精神來為美國勞動者創造更多嶄新的高技術崗位。
亞洲消費者的增長，以及全球經濟的重新平衡，將可以成為擺脫當前經濟危機的戰略。但西方只有在那些最重大的經濟問題（包括如何處理赤字、金融機構、貿易戰和全球合作）上制訂了正確的長期決策之後，才能受益於此。
首先，赤字削減將以一種增加對科學、技術、創新和教育方面投資的方式來實現。在實現全世界最尖端的科學和教育方面，公共和私人投資都必不可少。
其次，如果西方繼續屈服於貿易保護主義的壓力之下，新的市場將無法被打開。禁止跨國收購、限制貿易和發動貨幣戰爭的行為對美國自身造成的傷害要比其他國家更大。隨着亞洲逐漸成為史上最大的消費市場，美國的出口商，也就是最大的潛在收益者，將比以往更逼切渴望自由貿易。如果各國都龜縮在保護主義的壁壘之中，未來十年的全球機遇就將白白溜走。
美國牽頭 協調各國經濟
美國應當立刻帶領並號召全世界達成協議，將各國的貿易和微觀經濟政策協調起來以刺激全球增長。美國應該與新任Ｇ 20集團主席的法國總統薩爾科齊通力合作，通過為銀行樹立標準和守則來贏回全球市場的信心，最終令私人信貸重新活躍起來。
協定同時也需要各國的長期削減赤字計劃與東方消費者的增長以及西方對教育和創新的投資同步推進，西方則必須加快結構轉型，確保在財政穩固政策不影響經濟增長的情況下增加競爭力。
通過聯合行動，Ｇ 20經濟體能在二○一四年實現百分之五的增長。我們將看到三萬億的增長轉變為二千五百萬至三千萬個新職位，以及超過四千萬擺脫貧困的人們。
白高敦
英國前首相
如今面對着一個低增長和財政緊縮的未來十年，加上無法擺脫的長期失業和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全世界國家都應當在二○一一年上半年一起坐下來，共同議定並推動財政和經濟戰略。
留給西方的時間已經不多了，因為無論是歐洲還是美國都尚未能完全明白一個事實：過去這幾年內的所有危機──從次按危機、雷曼兄弟倒閉、希臘財政緊縮再到愛爾蘭幾乎破產──都是一個更深層次問題的表面症狀，說明這個世界正在經歷一場影響深遠，不可逆轉，而且史無前例的經濟力量重構。
亞洲崛起 提供全球機遇
我們都已經見證了亞洲的崛起，中國的出口額已超過美國，且生產和投資正不斷增加。西方的經濟統治地位──佔世界百分之十的人口創造了全世界大部份出口和投資──已經一去不返了。在歐美獨霸全球主要經濟活動整整兩個世紀後，西方現在無論是在生產、製造、貿易還是投資方面，都被世界其他地區所超越了。
如果西方不能意識到當今真正的問題，就是通過改革自身來應對東方崛起的話，它將陷入持續衰退的灰暗前景中，中間夾雜着幾次短暫的復蘇──接着迎來下一次金融危機。在這個過程中，數百萬人將丟掉飯碗。
在這個新的現實之下，我為何能確信二十一世紀的美國能通過重塑新一代美國夢而成為大公司趨之若鶩的聖地，而歐洲又能實現一個高就業的經濟呢？
這是因為不但是我們，很快還有超過十億的亞洲生產者將成為新的中產階級消費者。目前中國消費者的消費行為只佔世界經濟的區區百分之三，而歐洲和美國則一共佔了百分之三十六。到二○二○年左右，亞洲和新興市場國家的消費能力將達到美國的兩倍。許多韓國、印度和亞洲跨國企業都在國外（包括美國）擁有合資企業。世界經濟增長的新驅動力為美國創造了一個機會，使其能夠利用優秀的創新能力及企業家精神來為美國勞動者創造更多嶄新的高技術崗位。
亞洲消費者的增長，以及全球經濟的重新平衡，將可以成為擺脫當前經濟危機的戰略。但西方只有在那些最重大的經濟問題（包括如何處理赤字、金融機構、貿易戰和全球合作）上制訂了正確的長期決策之後，才能受益於此。
首先，赤字削減將以一種增加對科學、技術、創新和教育方面投資的方式來實現。在實現全世界最尖端的科學和教育方面，公共和私人投資都必不可少。
其次，如果西方繼續屈服於貿易保護主義的壓力之下，新的市場將無法被打開。禁止跨國收購、限制貿易和發動貨幣戰爭的行為對美國自身造成的傷害要比其他國家更大。隨着亞洲逐漸成為史上最大的消費市場，美國的出口商，也就是最大的潛在收益者，將比以往更逼切渴望自由貿易。如果各國都龜縮在保護主義的壁壘之中，未來十年的全球機遇就將白白溜走。
美國牽頭 協調各國經濟
美國應當立刻帶領並號召全世界達成協議，將各國的貿易和微觀經濟政策協調起來以刺激全球增長。美國應該與新任Ｇ 20集團主席的法國總統薩爾科齊通力合作，通過為銀行樹立標準和守則來贏回全球市場的信心，最終令私人信貸重新活躍起來。
協定同時也需要各國的長期削減赤字計劃與東方消費者的增長以及西方對教育和創新的投資同步推進，西方則必須加快結構轉型，確保在財政穩固政策不影響經濟增長的情況下增加競爭力。
通過聯合行動，Ｇ 20經濟體能在二○一四年實現百分之五的增長。我們將看到三萬億的增長轉變為二千五百萬至三千萬個新職位，以及超過四千萬擺脫貧困的人們。
白高敦
英國前首相
2010-12-17
神州觀察:龍象共舞空幻想 兩虎相爭必一戰
中印兩國領導人熱烈擁抱，舉杯相慶，龍象共舞跨越珠峰的豪言壯語成為時下流行語，早前「中印十年之內必有一戰」的戰爭恐嚇，似乎早已煙消雲散。可惜，這不過是中國人自欺欺人的政治幻覺而已。
今次中國領導人訪印，簽訂一百六十億美元大單，建立總理熱線和領導人定期互訪機制，兩國從明年開始進行戰略經濟對話。看起來訪問成果豐碩，兩國間的政治互信也大有進步，但實際上，這不過是做政治騷。
中印之間雖然有不少合作空間，譬如重建國際金融新秩序、在聯合國氣候談判中有很多共同語言，但在戰略上卻南轅北轍。中印既有歷史恩怨，又有領土爭議，更有現實爭端。印度至今仍然強佔中國藏南十萬平方公里土地，對藏獨勢力明縱暗護，尤其是對六十年代的邊界戰爭失敗仍耿耿於懷，早就想報一箭之仇。應該說，印度對華仇恨舉世皆知，其軍備武力一直就以中國為假想敵。印度軍方稱「中印十年之內必有一戰」，是實話實說。
日前中印邊界問題特別代表在北京舉行第十四次會晤，與此同時，印度軍方卻在雙方有爭議的藏南地區成立「阿魯納恰爾邦偵察營」，還宣布再向中印邊境增派兩個山地師。印度在與中國接壤的東翼邊境地區部署的軍力多達五個師，規模達到中印兩國差點爆發戰爭的一九八六年和一九八七年的水平。如果龍象共舞，印度又何必頻頻增兵中印邊界呢？
自我麻痹 以己度人
印度不僅在邊界挑釁中國，還積極拉攏越南和日本結成反華同盟。這三國與中國均有領土爭議，背後都有美國黑手指使，都期望在與中國爭鬥時聯手合作，遙相呼應，東西策應，避免單打獨鬥，被中國各個擊破。
當印度將刀架在中國脖子上時，中國仍然大談所謂的「和平友誼」，這實在讓人驚訝。也許有人說，中國這樣做只是故作姿態，是疑兵之計。但事實上，中國目前雖然國力強大，卻是文恬武嬉，根本無心備戰。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捍衞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的力量雖然不斷提高，但決心與意志卻仍然衰弱。
孟子稱，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中國最近幾十年，歌舞昇平，早已忘記國恥和羞辱，漠視邊患和內亂，自以為站在世界的最中央，天朝大國和諧盛世，以敵為友，毫無危機意識，這與清朝的道光、咸豐年間是何其相似！相反，類似印度這些國家，表面與中國虛與委蛇，但實際上虎視眈眈、整軍備戰，無時無刻不在尋找機會與中國一決雌雄。
毛澤東當年曾說過，要丟掉幻想，準備戰鬥。現在的中國自我麻痹，以己度人，以為孔夫子的那套仁義道德真能化干戈為玉帛，放諸四海構建和諧世界。
今次中國領導人訪印，簽訂一百六十億美元大單，建立總理熱線和領導人定期互訪機制，兩國從明年開始進行戰略經濟對話。看起來訪問成果豐碩，兩國間的政治互信也大有進步，但實際上，這不過是做政治騷。
中印之間雖然有不少合作空間，譬如重建國際金融新秩序、在聯合國氣候談判中有很多共同語言，但在戰略上卻南轅北轍。中印既有歷史恩怨，又有領土爭議，更有現實爭端。印度至今仍然強佔中國藏南十萬平方公里土地，對藏獨勢力明縱暗護，尤其是對六十年代的邊界戰爭失敗仍耿耿於懷，早就想報一箭之仇。應該說，印度對華仇恨舉世皆知，其軍備武力一直就以中國為假想敵。印度軍方稱「中印十年之內必有一戰」，是實話實說。
日前中印邊界問題特別代表在北京舉行第十四次會晤，與此同時，印度軍方卻在雙方有爭議的藏南地區成立「阿魯納恰爾邦偵察營」，還宣布再向中印邊境增派兩個山地師。印度在與中國接壤的東翼邊境地區部署的軍力多達五個師，規模達到中印兩國差點爆發戰爭的一九八六年和一九八七年的水平。如果龍象共舞，印度又何必頻頻增兵中印邊界呢？
自我麻痹 以己度人
印度不僅在邊界挑釁中國，還積極拉攏越南和日本結成反華同盟。這三國與中國均有領土爭議，背後都有美國黑手指使，都期望在與中國爭鬥時聯手合作，遙相呼應，東西策應，避免單打獨鬥，被中國各個擊破。
當印度將刀架在中國脖子上時，中國仍然大談所謂的「和平友誼」，這實在讓人驚訝。也許有人說，中國這樣做只是故作姿態，是疑兵之計。但事實上，中國目前雖然國力強大，卻是文恬武嬉，根本無心備戰。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捍衞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的力量雖然不斷提高，但決心與意志卻仍然衰弱。
孟子稱，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中國最近幾十年，歌舞昇平，早已忘記國恥和羞辱，漠視邊患和內亂，自以為站在世界的最中央，天朝大國和諧盛世，以敵為友，毫無危機意識，這與清朝的道光、咸豐年間是何其相似！相反，類似印度這些國家，表面與中國虛與委蛇，但實際上虎視眈眈、整軍備戰，無時無刻不在尋找機會與中國一決雌雄。
毛澤東當年曾說過，要丟掉幻想，準備戰鬥。現在的中國自我麻痹，以己度人，以為孔夫子的那套仁義道德真能化干戈為玉帛，放諸四海構建和諧世界。
探針：劉曉波與慈禧太后
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台上那張原應坐着劉曉波的空凳，在符號學上，已代表中共當局的專制、橫蠻，將永載諾貝爾和平獎史冊。當晚，國內互聯網到處都是空凳，還有大量空凳圖片。
兩天後，《南方都市報》頭版也用了一張饒有深意的「亞殘會」圖片──三張空凳前走一群鶴，一名男子伸手攔鶴。「鶴」與「和」同音，加上平伸手掌，意即「空凳的和平獎」。這些空凳，不就是人心所向嗎？
諾貝爾獎頒台、互聯網及《南方都市報》上的空凳，更明白指出，今日的中國，違憲侵犯公民權利，到了何等喪心病狂地步。如果劉曉波「犯罪」被囚而不能出境，那麼，他的妻子劉霞、哥哥弟弟、艾未未、律師莫少平等百多名公民又犯了甚麼罪，被剝奪出境自由及非法禁錮呢？劉曉波無法赴會，就連代表也被禁出國，以致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台上首度要以空凳代替得獎者，不就是對這種無法無天的制度的無情控訴嗎？
劉曉波獲獎，國人本有不同看法，但所有中國人都無法表達支持與否的意見，千篇一律只能閱讀新華社批評劉曉波及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的文章，看外交部發言人姜瑜拙劣的表演。最後，大家只能在網上貼出各種「空凳」支持劉曉波。這不就是對侵犯言論及出版自由的控訴嗎？
那張空凳，也代表着中國人空等百多年的憲政夢。中國人對憲政改革的嘗試，始於一八九八年滿清光緒皇帝，他支持康有為、梁啟超等人推行「戊戌維新」，廢科舉、改官制、裁冗員、開言路及開放新聞自由等，目的就是建立君主立憲政體，惜一百零三天後就被慈禧太后等捍衞「一族專政」的守舊派腰斬。
數年後日本戰勝俄國，大清帝國朝野有識之士危機意識大增，諸侯、士紳及洋人紛紛要求政治改革，慈禧太后迫於壓力，終於同意立憲，並於一九○八年參照日本憲法，頒佈二十三條《欽定憲法大綱》，準備用九年時間，由帝制過渡到君主立憲體制。但滿清一心想保住「一族專政」，追不上民眾求變、求民主的步伐，三年後在辛亥革命徹底覆亡。
百多年前的光緒、康梁，之後的諸侯士紳，甚至慈禧，也明白到憲政改革乃大勢所趨，為何今日廟堂之上的中共要員，執迷不悟？頒獎禮當晚新華社發表署名文章〈公道自在人心〉：「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主持正義的人們心中自有評判是非的標準。」文章批評的雖是諾獎委員會，早年納粹、蘇聯及緬甸軍政府也曾以此抨擊諾貝爾獎，但歷史早已昭示，誰是「得道者」了！
張華
兩天後，《南方都市報》頭版也用了一張饒有深意的「亞殘會」圖片──三張空凳前走一群鶴，一名男子伸手攔鶴。「鶴」與「和」同音，加上平伸手掌，意即「空凳的和平獎」。這些空凳，不就是人心所向嗎？
諾貝爾獎頒台、互聯網及《南方都市報》上的空凳，更明白指出，今日的中國，違憲侵犯公民權利，到了何等喪心病狂地步。如果劉曉波「犯罪」被囚而不能出境，那麼，他的妻子劉霞、哥哥弟弟、艾未未、律師莫少平等百多名公民又犯了甚麼罪，被剝奪出境自由及非法禁錮呢？劉曉波無法赴會，就連代表也被禁出國，以致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台上首度要以空凳代替得獎者，不就是對這種無法無天的制度的無情控訴嗎？
劉曉波獲獎，國人本有不同看法，但所有中國人都無法表達支持與否的意見，千篇一律只能閱讀新華社批評劉曉波及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的文章，看外交部發言人姜瑜拙劣的表演。最後，大家只能在網上貼出各種「空凳」支持劉曉波。這不就是對侵犯言論及出版自由的控訴嗎？
那張空凳，也代表着中國人空等百多年的憲政夢。中國人對憲政改革的嘗試，始於一八九八年滿清光緒皇帝，他支持康有為、梁啟超等人推行「戊戌維新」，廢科舉、改官制、裁冗員、開言路及開放新聞自由等，目的就是建立君主立憲政體，惜一百零三天後就被慈禧太后等捍衞「一族專政」的守舊派腰斬。
數年後日本戰勝俄國，大清帝國朝野有識之士危機意識大增，諸侯、士紳及洋人紛紛要求政治改革，慈禧太后迫於壓力，終於同意立憲，並於一九○八年參照日本憲法，頒佈二十三條《欽定憲法大綱》，準備用九年時間，由帝制過渡到君主立憲體制。但滿清一心想保住「一族專政」，追不上民眾求變、求民主的步伐，三年後在辛亥革命徹底覆亡。
百多年前的光緒、康梁，之後的諸侯士紳，甚至慈禧，也明白到憲政改革乃大勢所趨，為何今日廟堂之上的中共要員，執迷不悟？頒獎禮當晚新華社發表署名文章〈公道自在人心〉：「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主持正義的人們心中自有評判是非的標準。」文章批評的雖是諾獎委員會，早年納粹、蘇聯及緬甸軍政府也曾以此抨擊諾貝爾獎，但歷史早已昭示，誰是「得道者」了！
張華
醫生與國王
一個民族有了奴才這個品種，是沒得救的。
特別是當奴才，上位成功，榮華富貴，就成為下一代仿效的對象。一切教育都白費，小孩漸漸知道，恭侍權貴，要兩手垂立，揣摸主子的心意，一個國家，就從靈魂的深處腐爛起。
英王喬治六世，是英女王伊利沙白二世的父親。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因為他哥哥「不愛江山愛美人」，跟了一個美國婆娘，國王的寶座，由喬治六世臨時頂上。
喬治六世不想當國王，他有自卑感。他的自卑，來自小時候嚴重的口吃病，他生來是左撇子，用左手，但由於皇室的嚴格，他被迫要用右手，喬治從小就心理恐懼，出現了語障症。
喬治實在當不了國王，因為國王是要演說的，像一年一度的國會開幕禮。喬治的口吃，嚴重到私下連一個 King字也說不出來。人山人海的場合，更加成了啞巴。
連一個 King字也說不來，怎麼辦？政府和皇室，為他請語言治療師。找到一個澳洲人，叫做羅克。羅克是語言發音的專家，曾專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退役軍人做過治療──戰爭太慘酷，許多士兵九死一生回來，驚駭得失語──羅克在倫敦著名的哈利街開診所。
有一天，有人來敲他的門，告訴他有一個很特殊的病人，請他緊急幫忙。羅克問是誰，對方說，就是即將登位的新國王喬治。
白金漢宮的人請他進宮。但羅克不答應，他說：就算國王，也不能有特權，他要治病，請他敬移玉步，自己來我的診所，因為口吃的人多有心理障礙，首先要拿他當普通人平等對待。
皇室的人最初不肯，說身份太敏感，還有安全理由，但羅克堅持：如果不答應，就此拉倒。皇室沒辦法，只有讓喬治上門。
羅克發現英王的口吃，只因為呼吸管道問題，教他氣沉丹田，先運用橫膈膜，調理好呼吸，經過六個月沉悶刻板的課程，喬治終於能順暢地說出一個 King字。能不結巴清楚說出自己的身份，就可以登基了。
當太醫，怎可以不進宮，要皇帝出門？在中國，這樣的醫生腦袋早搬了家，當奴才，一要向主子諱疾，二不可拂逆上意，叫主人上門來遷就自己？不可能的，一個國家有沒有明天，看這些小事情，喬治學會了說一個字： King，但他要上醫生的門，而不是醫生三跪九叩的進宮，這一點，就是人權、自由、平等的精神。
(陶傑)
特別是當奴才，上位成功，榮華富貴，就成為下一代仿效的對象。一切教育都白費，小孩漸漸知道，恭侍權貴，要兩手垂立，揣摸主子的心意，一個國家，就從靈魂的深處腐爛起。
英王喬治六世，是英女王伊利沙白二世的父親。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因為他哥哥「不愛江山愛美人」，跟了一個美國婆娘，國王的寶座，由喬治六世臨時頂上。
喬治六世不想當國王，他有自卑感。他的自卑，來自小時候嚴重的口吃病，他生來是左撇子，用左手，但由於皇室的嚴格，他被迫要用右手，喬治從小就心理恐懼，出現了語障症。
喬治實在當不了國王，因為國王是要演說的，像一年一度的國會開幕禮。喬治的口吃，嚴重到私下連一個 King字也說不出來。人山人海的場合，更加成了啞巴。
連一個 King字也說不來，怎麼辦？政府和皇室，為他請語言治療師。找到一個澳洲人，叫做羅克。羅克是語言發音的專家，曾專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退役軍人做過治療──戰爭太慘酷，許多士兵九死一生回來，驚駭得失語──羅克在倫敦著名的哈利街開診所。
有一天，有人來敲他的門，告訴他有一個很特殊的病人，請他緊急幫忙。羅克問是誰，對方說，就是即將登位的新國王喬治。
白金漢宮的人請他進宮。但羅克不答應，他說：就算國王，也不能有特權，他要治病，請他敬移玉步，自己來我的診所，因為口吃的人多有心理障礙，首先要拿他當普通人平等對待。
皇室的人最初不肯，說身份太敏感，還有安全理由，但羅克堅持：如果不答應，就此拉倒。皇室沒辦法，只有讓喬治上門。
羅克發現英王的口吃，只因為呼吸管道問題，教他氣沉丹田，先運用橫膈膜，調理好呼吸，經過六個月沉悶刻板的課程，喬治終於能順暢地說出一個 King字。能不結巴清楚說出自己的身份，就可以登基了。
當太醫，怎可以不進宮，要皇帝出門？在中國，這樣的醫生腦袋早搬了家，當奴才，一要向主子諱疾，二不可拂逆上意，叫主人上門來遷就自己？不可能的，一個國家有沒有明天，看這些小事情，喬治學會了說一個字： King，但他要上醫生的門，而不是醫生三跪九叩的進宮，這一點，就是人權、自由、平等的精神。
(陶傑)
2010-12-15
台灣風景線：人權自由都退步
台灣的兒童與少年做夢都沒有想到，他們竟被拿來當作一群保守落後，威權衝腦的所謂學者專家們限制言論自由的遮羞布。就像所有包括左翼右翼的法西斯國家一樣，永遠拿社會安寧、兒少福利、國家安全、和諧秩序當藉口，進行管制言論自由。
上個月，台灣立法院初審通過《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修正草案，報紙不得刊載描述犯罪細節的文字或圖片。如果三讀通過，連勝文的新聞將只能寫：「連勝文昨晚在為陳鴻源站台助選時遭槍擊臉部，送台大醫院急救中。」完了！至於兇手如何衝上台、如何對連開槍、如何遭到制伏、子彈如何貫穿臉上哪些部位……一概不能描述。這樣的新聞能看嗎？是負責任的新聞報道嗎？對得起閱聽大眾嗎？
約翰甘迺迪總統遭到狙擊喪命時，報紙電視細節報道，電視更是長期一再倒帶重播，美國兒少都成了神經病？殺人狂？都得了創傷症候群？羅拔甘迺迪、列根遇刺、戴安娜王妃車禍死亡……也都被詳盡報道，歐美兒少都成了變態狂？精神病患嗎？有任何數據與理論證實媒體的新聞報道導致兒少模仿行兇、或心靈受創嗎？如果當時的《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按台灣官僚、立委的標準，甘迺迪總統被刺的新聞只能這樣報道：「甘迺迪總統今天在達拉斯遭狙擊頭部死亡」。完了。戴安娜的新聞是：「英國王妃戴安娜與男友開車在隧道中撞車死亡」。完了。
除了《刑法》，「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ＮＣＣ）還可引用《廣電三法》、《個資法》以及《兒少法》來壓迫媒體的言論自由。用四種法律對付言論自由，比中國還多，有臉自稱民主國家嗎？在法條中埋伏「犯罪」、「細節」等地雷，又不加以定義，等待媒體踩到地雷即如獲至寶，罰款禁播，展示威權，算是個甚麼東西？當年美國「五角大廈報告」的越戰秘密被《紐時》曝光，最高法院判媒體獲勝，彰顯言論自由超越國家安全；現在的「維基解密」奧巴馬政府很難控告維基，也基於同樣的理由。國家安全遠比兒少福利重要吧，都不能侵犯言論自由，可惜馬總統就像所有傳統的中國式領導人，對人民的個人的自由人權沒太大興趣，只看重國家集體的具體成果，比如經濟成長率。這點跟中國的領導人完全一樣，認為集體的成果可以合理化統治的正當性，並且可以為壓迫個人找到類似正義的藉口。
台灣民主基金會委託世新大學進行「台灣民主自由人權指標調查」，上周公佈調查結果：在社會領袖菁英部份，給台灣整體人權打六十七分；而一般民眾只打五十六分。其中弱勢人權五十九分，環境權利五十三分，分數最低。弱勢人權中又以外籍配偶的五十五分，外勞五十三分的人權分數最低。此外，司法保障、選舉買票及暴力、政府清廉與效率都不及格。
社會領袖部份的分數（六十七）不太可靠，因為他們都享受有形無形的特權，難知民間疾苦；一般民眾打的分數（五十六）比較可靠。中華人權協會榮譽理事長柴松林也批評政府有違反兩人權公約施行法之虞。他還說：政府管太多，很像共產國家……爭取人權要向統治者爭取，例如集會結社的自由，尤其對外勞、外配的歧視，證明台灣還不是正義社會。
馬當局的迷思是經濟成長決定一切，所以眼裏只有經濟，較少關懷環境、個人權利與各類自由。這種偏頗施政、不對稱施政，即使經濟很好又怎樣？不過成就了一個滿佈地雷、貧富極化的不安社會罷了。
文：卜大中
台灣《蘋果日報》總主筆
上個月，台灣立法院初審通過《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修正草案，報紙不得刊載描述犯罪細節的文字或圖片。如果三讀通過，連勝文的新聞將只能寫：「連勝文昨晚在為陳鴻源站台助選時遭槍擊臉部，送台大醫院急救中。」完了！至於兇手如何衝上台、如何對連開槍、如何遭到制伏、子彈如何貫穿臉上哪些部位……一概不能描述。這樣的新聞能看嗎？是負責任的新聞報道嗎？對得起閱聽大眾嗎？
約翰甘迺迪總統遭到狙擊喪命時，報紙電視細節報道，電視更是長期一再倒帶重播，美國兒少都成了神經病？殺人狂？都得了創傷症候群？羅拔甘迺迪、列根遇刺、戴安娜王妃車禍死亡……也都被詳盡報道，歐美兒少都成了變態狂？精神病患嗎？有任何數據與理論證實媒體的新聞報道導致兒少模仿行兇、或心靈受創嗎？如果當時的《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按台灣官僚、立委的標準，甘迺迪總統被刺的新聞只能這樣報道：「甘迺迪總統今天在達拉斯遭狙擊頭部死亡」。完了。戴安娜的新聞是：「英國王妃戴安娜與男友開車在隧道中撞車死亡」。完了。
除了《刑法》，「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ＮＣＣ）還可引用《廣電三法》、《個資法》以及《兒少法》來壓迫媒體的言論自由。用四種法律對付言論自由，比中國還多，有臉自稱民主國家嗎？在法條中埋伏「犯罪」、「細節」等地雷，又不加以定義，等待媒體踩到地雷即如獲至寶，罰款禁播，展示威權，算是個甚麼東西？當年美國「五角大廈報告」的越戰秘密被《紐時》曝光，最高法院判媒體獲勝，彰顯言論自由超越國家安全；現在的「維基解密」奧巴馬政府很難控告維基，也基於同樣的理由。國家安全遠比兒少福利重要吧，都不能侵犯言論自由，可惜馬總統就像所有傳統的中國式領導人，對人民的個人的自由人權沒太大興趣，只看重國家集體的具體成果，比如經濟成長率。這點跟中國的領導人完全一樣，認為集體的成果可以合理化統治的正當性，並且可以為壓迫個人找到類似正義的藉口。
台灣民主基金會委託世新大學進行「台灣民主自由人權指標調查」，上周公佈調查結果：在社會領袖菁英部份，給台灣整體人權打六十七分；而一般民眾只打五十六分。其中弱勢人權五十九分，環境權利五十三分，分數最低。弱勢人權中又以外籍配偶的五十五分，外勞五十三分的人權分數最低。此外，司法保障、選舉買票及暴力、政府清廉與效率都不及格。
社會領袖部份的分數（六十七）不太可靠，因為他們都享受有形無形的特權，難知民間疾苦；一般民眾打的分數（五十六）比較可靠。中華人權協會榮譽理事長柴松林也批評政府有違反兩人權公約施行法之虞。他還說：政府管太多，很像共產國家……爭取人權要向統治者爭取，例如集會結社的自由，尤其對外勞、外配的歧視，證明台灣還不是正義社會。
馬當局的迷思是經濟成長決定一切，所以眼裏只有經濟，較少關懷環境、個人權利與各類自由。這種偏頗施政、不對稱施政，即使經濟很好又怎樣？不過成就了一個滿佈地雷、貧富極化的不安社會罷了。
文：卜大中
台灣《蘋果日報》總主筆
《時代周報》勒令回收
廣東《時代周報》日前選出結石寶寶之家創辦人趙連海為「有影響力的時代一百人」之一；《南方都市報》在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典禮後，其封面刊出空椅圖片，均觸動廣東省宣傳部門的敏感神經。據悉，當局已下令回收《時代周報》，並整頓報社，而廣東省委書記汪洋亦下令低調處理《南都》。
前日正式出版的《時代周報》，選出「有影響力的時代一百人」，除被中共以「尋釁滋事罪」判處兩年半的趙連海獲選年度民間人士外，劉霞好友、被禁前往挪威參加諾貝爾和平獎的北京電影學院教授崔衞平等亦入選。
由於獲選者均屬敏感人物，故周報出版後遭廣東省宣傳部門勒令回收，該刊物網站上的相關內容及電子版亦統統被刪除。據悉，廣東省委宣傳部一名副部長要求，整頓周報的工作要低調進行，以免引起外界更大的關注。
消息傳出後，網民即時四出搜購《時代周報》，絕大部份網民都買不到，有幸買到的網民稱：「這一期的《時代周報》，你值得擁有！」亦有網民認為當局因為這個專題而被「河蟹」，十分感慨。
《南都》撐劉曉波被整頓
至於在周日（ 12日）在頭版刊登有丹頂鶴、空椅子的《南方都市報》，同樣被當局關切，特別是被境外媒體將圖片解讀為諾貝爾和平獎頒獎禮上、預留給劉曉波的空椅子後，汪洋下令低調處理，避免驚動中央，影響正在廣東舉行的亞殘運。
雖然中國對挪威諾貝爾委員會將和平獎頒予劉曉波表示強烈不滿，一度中斷與挪威所有的商業和外交往來，但是在上周五（ 10日）、即諾貝爾和平獎頒獎禮的同一日，中海油子公司中海油田服務，與挪威國家石油公司簽訂為期五年的開採合約，並且向挪威提供一座先進的石油鑽井平台。報道認為，中國對挪威把和平獎頒給劉曉波的憤怒「顯然是有限的」。
此外，本報日前揭露新華網黑龍江分社女記者顏秉光，數十篇報道均是以自己家人親友做主角事件，引起當局重視，黑龍江分社前日決定，停止顏秉光採訪報道工作，調離記者崗位。
博訊網/新華網/美國之音
不喝牛奶便等死？
大概 7、 8年前，有個朋友知道我不喝牛奶，笑說：不喝牛奶便等死去吧！他是引用當時一個中國醫生說的話，那個醫生提倡國人學習外國人的飲食，把喝牛奶放在第一位。時間過去，這位朋友得了癌症。不敢說他的癌症和每天忠實地喝奶有直接關係，但是美國的坎貝爾博士在他的《中國健康調查報告─膳食與疾病關係的驚人發現》一書上說，牛奶含有蛋白質，但不幸的是，這些蛋白質和產生胰島素的胰腺細胞完全相同。「免疫系統喪失了識別牛奶蛋白質和胰腺細胞的能力，開始攻擊兩者。
在 12到 14歲以下兒童中可以看到，牛奶攝入量越多， I型糖尿病患病率越高。在芬蘭， I型糖尿病的發病率是日本的 36倍。日本是一個以穀類為主的國家。」 1994年美國兒科協會強烈建議：如果家族成員糖尿病比較常見的話，那麼這個家庭中出生的嬰兒最好兩年內不要服用任何牛奶。坎貝爾說：「科學證據令人震驚：動物蛋白，尤其是牛奶蛋白，能顯著增加癌症、心臟病、糖尿病、多發性硬化病、腎結石、骨質疏鬆症、高血壓，白內障和老年癡呆症等。不喝牛奶的民族反而不缺鈣。三十年前中國人很少喝牛奶，特別是農村人口從來不喝牛奶，而缺鈣的情況聞所未聞。八十歲的老農民能挑很重的擔子，腰膀硬朗，骨硬牙堅。
喝牛奶或吃肉食，人的體液、血液變酸性，呈鹼性的鈣元素便從骨頭中被釋放出來，以中和酸性，鈣完成使命後，變成廢物從尿道排出來，鈣就這樣流失了。」
(嚴浩)
在 12到 14歲以下兒童中可以看到，牛奶攝入量越多， I型糖尿病患病率越高。在芬蘭， I型糖尿病的發病率是日本的 36倍。日本是一個以穀類為主的國家。」 1994年美國兒科協會強烈建議：如果家族成員糖尿病比較常見的話，那麼這個家庭中出生的嬰兒最好兩年內不要服用任何牛奶。坎貝爾說：「科學證據令人震驚：動物蛋白，尤其是牛奶蛋白，能顯著增加癌症、心臟病、糖尿病、多發性硬化病、腎結石、骨質疏鬆症、高血壓，白內障和老年癡呆症等。不喝牛奶的民族反而不缺鈣。三十年前中國人很少喝牛奶，特別是農村人口從來不喝牛奶，而缺鈣的情況聞所未聞。八十歲的老農民能挑很重的擔子，腰膀硬朗，骨硬牙堅。
喝牛奶或吃肉食，人的體液、血液變酸性，呈鹼性的鈣元素便從骨頭中被釋放出來，以中和酸性，鈣完成使命後，變成廢物從尿道排出來，鈣就這樣流失了。」
(嚴浩)
C觀點 - 施永青 - 從英國大學加費想起
英國政府為了削減財政赤字，決定大幅削減對大學的撥款，以致大學不得不大幅增加對學生的收費。有些大學，加幅高達兩倍，這叫一般家庭如何承擔得起？因此，學生在示威抗議時，行為比較激烈，不但與警方爆發了衝突，連誤闖示威區的皇室人員的汽車也給砸了。英國政府決定對暴動的學生作刑事檢控。事件令我聯想起很多問題。
(一)英國政府已著手以實際行動──減少開支去削赤，但同樣財赤嚴重的美國，卻寧願大印鈔票，也不肯增加徵稅，究竟哪種方法更負責任？
(二)亞洲金融風暴時，韓國所受打擊很大，但韓國人民沒有暴動，反而把家裏的金飾也拿出來獻給國家。當其時，我剛好有機會去首爾出席一個會議，深夜仍見到學生，冒著寒風在地鐵站門口，賣自製的糕點，以幫補家計。我見她手上仍拿著一本書，沒有生意時，不忘溫習功課。當時我深受感動。我心想，韓國有這樣的人民，國家應該很快會恢復元氣。事實證明，韓國在金融風暴之後，經濟復甦得很快，已追貼了日本。我不明白，為何西方國家的人民會這樣不理性，明知國家欠債纍纍，仍要求政府維持高開支？這樣發展下去，將如何收拾呢？
(三)英國政府為甚麼選擇先向大學開刀呢？香港的輿論不是認為大學撥款是最不應削減的開支嗎？英國一削就削這麼多，不怕對社會有不良影響嗎？
(四)從電視直播畫面所見，英國警方在對付示威者時的表現，遠不如香港警方克制，予人有刻意令衝突升溫的感覺。事後，警方更表態會對學生作刑事調查，有意秋後算帳。英國政府是否已下定決心，要以嚴厲的手段把學生的不滿壓下去？
(五)英國大學生的處境，令我覺得香港的大學生身在福中不知福。世上並非所有的政府都有能力供子民上學。香港的大學生，不用任何審查已可借到低息貸款，但大學生仍埋怨一畢業就欠下一筆債，害得他們沒法儲首期買樓，前途無望。他們認為學生貸款應該可以不用計息，在特殊的環境下，甚至可以一筆勾銷。
想不到竟有輿論同情大學生的這種想法，借了社會的錢怎可以不還？這樣不負責任的大學生，將來怎有條件支撐我們的社會？靠這樣的大學生，我們的下一代可能真的再沒有低息貸款可借。
(六)我接觸過一些大學生，以他們的程度，我真不明白他們是怎樣升上去的？大學是否為了填滿學位，就甚麼水平的學生都收？用公帑勉強供他們讀到畢業，真的可以當已為社會培養了人才嗎？我擔心，花了這樣多錢的效果，只是在統計上提升了能入讀大學的學生比例，並令社會上多了一批自以為有大學資歷，不再甘心做基層工作的大學生。這對社會有甚麼好處？我寧願大學對收生的標準有一定的要求，這樣雖然令大學難入一點，但學生應會更珍惜入大學的機會。
(一)英國政府已著手以實際行動──減少開支去削赤，但同樣財赤嚴重的美國，卻寧願大印鈔票，也不肯增加徵稅，究竟哪種方法更負責任？
(二)亞洲金融風暴時，韓國所受打擊很大，但韓國人民沒有暴動，反而把家裏的金飾也拿出來獻給國家。當其時，我剛好有機會去首爾出席一個會議，深夜仍見到學生，冒著寒風在地鐵站門口，賣自製的糕點，以幫補家計。我見她手上仍拿著一本書，沒有生意時，不忘溫習功課。當時我深受感動。我心想，韓國有這樣的人民，國家應該很快會恢復元氣。事實證明，韓國在金融風暴之後，經濟復甦得很快，已追貼了日本。我不明白，為何西方國家的人民會這樣不理性，明知國家欠債纍纍，仍要求政府維持高開支？這樣發展下去，將如何收拾呢？
(三)英國政府為甚麼選擇先向大學開刀呢？香港的輿論不是認為大學撥款是最不應削減的開支嗎？英國一削就削這麼多，不怕對社會有不良影響嗎？
(四)從電視直播畫面所見，英國警方在對付示威者時的表現，遠不如香港警方克制，予人有刻意令衝突升溫的感覺。事後，警方更表態會對學生作刑事調查，有意秋後算帳。英國政府是否已下定決心，要以嚴厲的手段把學生的不滿壓下去？
(五)英國大學生的處境，令我覺得香港的大學生身在福中不知福。世上並非所有的政府都有能力供子民上學。香港的大學生，不用任何審查已可借到低息貸款，但大學生仍埋怨一畢業就欠下一筆債，害得他們沒法儲首期買樓，前途無望。他們認為學生貸款應該可以不用計息，在特殊的環境下，甚至可以一筆勾銷。
想不到竟有輿論同情大學生的這種想法，借了社會的錢怎可以不還？這樣不負責任的大學生，將來怎有條件支撐我們的社會？靠這樣的大學生，我們的下一代可能真的再沒有低息貸款可借。
(六)我接觸過一些大學生，以他們的程度，我真不明白他們是怎樣升上去的？大學是否為了填滿學位，就甚麼水平的學生都收？用公帑勉強供他們讀到畢業，真的可以當已為社會培養了人才嗎？我擔心，花了這樣多錢的效果，只是在統計上提升了能入讀大學的學生比例，並令社會上多了一批自以為有大學資歷，不再甘心做基層工作的大學生。這對社會有甚麼好處？我寧願大學對收生的標準有一定的要求，這樣雖然令大學難入一點，但學生應會更珍惜入大學的機會。
2010-12-14
書信結尾
問：從前讀書，學過英文書信結尾的 Yours sincerely和 Yours faithfully用法不同，但 Yours truly卻是怎樣用的？又為什麼不說 Your而說 Yours？
答：從前書信的寫法，是信件以 Dear Sir/ Madam開始，就以 Yours faithfully作結，表示雙方沒有任何交情；以 Dear Mr Lee/ Mrs Lee等開始，就以 Yours truly作結，表示雙方有點認識；以 Dear Tom/ Mary等開始，則以 Yours sincerely作結，表示雙方十分稔熟。 Yours very truly比 Yours truly客氣一點， Yours very sincerely則比 Yours sincerely親切一點。
不過，今天很多人不喜歡拘謹的形式，上述書信規則漸見廢棄。例如商務公函往往以 Yours sincerely作結，即使寫信人和收信人沒有半點交情，即使信件內容是「再不付帳就法庭相見」，都不例外。換言之，書信下款今天一般都可用 Yours sincerely帶出。有些人甚至只用 Best wishes、 Warm regards等表示「祝好」、「問候」的字眼，連 Yours sincerely等都略去。這寫法，今天的電郵最為常見。
不過，致宗教人物、使節、法官等的正式公函，結束語有其特定寫法，不宜隨便用 Yours sincerely取代。而致「讀者來鴻」版編輯的信件，多數還是用 Yours faithfully作結。至於 Yours faithfully等，其實是 I am faithfully your servant等的簡寫，正如 I am not your girl（我不是你的女人）可略作 I am not yours。所以 Yours faithfully/ sincerely不可改作 Your faithfully/ sincerely。
(古德明)
答：從前書信的寫法，是信件以 Dear Sir/ Madam開始，就以 Yours faithfully作結，表示雙方沒有任何交情；以 Dear Mr Lee/ Mrs Lee等開始，就以 Yours truly作結，表示雙方有點認識；以 Dear Tom/ Mary等開始，則以 Yours sincerely作結，表示雙方十分稔熟。 Yours very truly比 Yours truly客氣一點， Yours very sincerely則比 Yours sincerely親切一點。
不過，今天很多人不喜歡拘謹的形式，上述書信規則漸見廢棄。例如商務公函往往以 Yours sincerely作結，即使寫信人和收信人沒有半點交情，即使信件內容是「再不付帳就法庭相見」，都不例外。換言之，書信下款今天一般都可用 Yours sincerely帶出。有些人甚至只用 Best wishes、 Warm regards等表示「祝好」、「問候」的字眼，連 Yours sincerely等都略去。這寫法，今天的電郵最為常見。
不過，致宗教人物、使節、法官等的正式公函，結束語有其特定寫法，不宜隨便用 Yours sincerely取代。而致「讀者來鴻」版編輯的信件，多數還是用 Yours faithfully作結。至於 Yours faithfully等，其實是 I am faithfully your servant等的簡寫，正如 I am not your girl（我不是你的女人）可略作 I am not yours。所以 Yours faithfully/ sincerely不可改作 Your faithfully/ sincerely。
(古德明)
C觀點 - 施永青 - 中原指數為何繼續升
政府推出以徵收額外印花稅去打擊樓宇炒賣的政策後，樓市明顯冷卻下來，傳媒上更充斥著炒家削價求售的成交案例。據地產代理的反映，市場上的成交量跌了超過百分之五十，個別地區更高達百分之八十。生意量的劇跌，令部分代理揚言會組織遊行向政府請願，希望政府能把措施調校得溫和一些，以免斷了他們的生計。
市民看到以上的情況，心中都覺得政府今次的措施該已有效用了。期望很快就可以看到樓價全面下跌，令他們有機會入市買平樓了。然而，反映二手樓價的中原地市領先指數，在措施公布後仍連升了三個星期，這究竟是甚麼原因呢？
首先，讀者必須明白，「中原城市指數」是以實際成交為基礎，經過科學方法統計出來的加權指數。我們的統計方式與背後理念是一貫的。城市大學的教授們對如何計算「中原城市指數」，在網頁裏有清楚的解釋，有興趣的讀者可上網一看。因此，我們的指數是不會受市場的情緒所影響的，亦不會為政府的施政所需而服務。除了成交數據，再沒有其他因素足以影響中原城市指數。它是絕對可以反映真正市況的。
相反，傳媒上的成交案例，卻是編採部門刻意地挑選出來的。當記者覺得政府的措施應該起作用的時候，他們就不自覺地會找一些偏低的成交紀錄去印證自己的觀察。這種以偏概全的報道方式，很容易令我們對實際的市況產生錯覺。中原城市指數正好以科學的統計方式，補充了抽樣報道的不足。
當我發覺最近公布的中原城市領先指數與市場的預期不一致的時候，我曾親自致電不同分行的前線工作同事作廣泛的了解。我發覺市場上的確存在著一些低價的成交，但並非主流；大多數業主的心態都沒有因新政策而軟弱下來，如果業主是用家的話，他們擔心賣了樓之後，不一定可以用同等的價錢，買到其他更適用的樓宇。當業主是投資者的時候，他們又覺得把賣樓得來的錢放在銀行幾乎沒有利息收，還是收租的回報較吸引。
因此，那些以為市場上會有平樓買的人都很失望。他們很快已發現，賣方市場的基本形勢並沒有怎樣改變，急於套現的「筍盤」，在措施公布之後的頭二十天裏已經消耗得七七八八，等下去可能會愈等愈貴。
我並不是想說政府的新措施沒有效用，這些措施在遏抑投機活動方面仍是十分有效的，但今次樓價上升並非全是炒家造成的，所以沒有炒家不等於樓價就不會繼續升。今次樓價上升的主要原因有兩大方面：第一個是美國推行寬鬆的貨幣政策，令與美元掛鈎的港元不得不跟隨美元貶值，有資金的人只好投資實物求自保。第二個是內地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先富起來的人都來香港買樓，以致政府再增加供應，也不易滿足他們的胃口。這兩大問題都不是特區政府可以輕易解決的。
市民看到以上的情況，心中都覺得政府今次的措施該已有效用了。期望很快就可以看到樓價全面下跌，令他們有機會入市買平樓了。然而，反映二手樓價的中原地市領先指數，在措施公布後仍連升了三個星期，這究竟是甚麼原因呢？
首先，讀者必須明白，「中原城市指數」是以實際成交為基礎，經過科學方法統計出來的加權指數。我們的統計方式與背後理念是一貫的。城市大學的教授們對如何計算「中原城市指數」，在網頁裏有清楚的解釋，有興趣的讀者可上網一看。因此，我們的指數是不會受市場的情緒所影響的，亦不會為政府的施政所需而服務。除了成交數據，再沒有其他因素足以影響中原城市指數。它是絕對可以反映真正市況的。
相反，傳媒上的成交案例，卻是編採部門刻意地挑選出來的。當記者覺得政府的措施應該起作用的時候，他們就不自覺地會找一些偏低的成交紀錄去印證自己的觀察。這種以偏概全的報道方式，很容易令我們對實際的市況產生錯覺。中原城市指數正好以科學的統計方式，補充了抽樣報道的不足。
當我發覺最近公布的中原城市領先指數與市場的預期不一致的時候，我曾親自致電不同分行的前線工作同事作廣泛的了解。我發覺市場上的確存在著一些低價的成交，但並非主流；大多數業主的心態都沒有因新政策而軟弱下來，如果業主是用家的話，他們擔心賣了樓之後，不一定可以用同等的價錢，買到其他更適用的樓宇。當業主是投資者的時候，他們又覺得把賣樓得來的錢放在銀行幾乎沒有利息收，還是收租的回報較吸引。
因此，那些以為市場上會有平樓買的人都很失望。他們很快已發現，賣方市場的基本形勢並沒有怎樣改變，急於套現的「筍盤」，在措施公布之後的頭二十天裏已經消耗得七七八八，等下去可能會愈等愈貴。
我並不是想說政府的新措施沒有效用，這些措施在遏抑投機活動方面仍是十分有效的，但今次樓價上升並非全是炒家造成的，所以沒有炒家不等於樓價就不會繼續升。今次樓價上升的主要原因有兩大方面：第一個是美國推行寬鬆的貨幣政策，令與美元掛鈎的港元不得不跟隨美元貶值，有資金的人只好投資實物求自保。第二個是內地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先富起來的人都來香港買樓，以致政府再增加供應，也不易滿足他們的胃口。這兩大問題都不是特區政府可以輕易解決的。
2010-12-13
劉曉波的文章：我沒有敵人。
挪威著名女演員烏曼在2010年12月10日在挪威奧斯陸市政廳舉行的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儀式上充滿激情地朗誦了
之前挪威諾貝爾委員會主席亞格蘭德發言向劉曉波授獎。發言後亞格蘭德把和平獎獎章和證書放在劉曉波的空椅子上。
劉曉波：我沒有敵人— 我的最後陳述（2009年12月23日）
在我已過半百的人生道路上，1989年6月是我生命的重大轉折時刻。那之前，我是文革後恢復高考的第一屆大學生（七七級），從學士到碩士再到博士，我的讀書生涯是一帆風順，畢業後留在北京師範大學任教。在講台上，我是一名頗受學生歡迎的教師。同時，我又是一名公共知識分子，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發表過引起轟動的文章與著作，經常受邀去各地演講，還應歐美國家之邀出國做訪問學者。我給自己提出的要求是：無論做人還是為文，都要活得誠實、負責、有尊嚴。那之後，因從美國回來參加八九運動，我被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投入監獄，也失去了我酷愛的講台，再也不能在國內發表文章和演講。僅僅因為發表不同政見和參加和平民主運動，一名教師就失去了講台，一個作家就失去了發表的權利，一位公共知識人就失去公開演講的機會，這，無論之於我個人還是之於改革開放已經三十年的中國，都是一種悲哀。
想起來，六•四後我最富有戲劇性的經歷，居然都與法庭相關；我兩次面對公眾講話的機會都是北京市中級法院的開庭提供的，一次是1991年1月，一次是現在。雖然兩次被指控的罪名不同，但其實質基本相同，皆是因言獲罪。
二十年過去了，六•四冤魂還未瞑目，被六•四情結引向持不同政見者之路的我，在1991年走出秦城監獄之後，就失去了在自己的祖國公開發言的權利，而只能通過境外媒體發言，並因此而被長年監控，被監視居住（1995年5月-1996年1月），被勞動教養（1996年10月-1999年10月），現在又再次被政權的敵人意識推上了被告席，但我仍然要對這個剝奪我自由的政權說，我堅守著二十年前我在《六•二絕食宣言》中所表達的信念——我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所有監控過我，捉捕過我、審訊過我的警察，起訴過我的檢察官，判決過我的法官，都不是我的敵人。雖然我無法接受你們的監控、逮捕、起訴和判決，但我尊重你的職業與人格，包括現在代表控方起訴我的張榮革和潘雪晴兩位檢察官。在12月3日兩位對我的詢問中，我能感到你們的尊重和誠意。
因為，仇恨會腐蝕一個人的智慧和良知，敵人意識將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煽動起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毀掉一個社會的寬容和人性，阻礙一個國家走向自由民主的進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夠超越個人的遭遇來看待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以最大的善意對待政權的敵意，以愛化解恨。
眾所周知，是改革開放帶來了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在我看來，改革開放始於放棄毛時代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執政方針。轉而致力於經濟發展和社會和諧。放棄「鬥爭哲學」的過程也是逐步淡化敵人意識、消除仇恨心理的過程，是一個擠掉浸入人性之中的「狼奶」的過程。正是這一進程，為改革開放提供了一個寬鬆的國內外環境，為恢復人與人之間的互愛，為不同利益不同價值的和平共處提供了柔軟的人性土壤，從而為國人的創造力之迸發和愛心之恢復提供了符合人性的激勵。可以說，對外放棄「反帝反修」，對內放棄「階級鬥爭」，是中國的改革開放得以持續至今的基本前提。經濟走向市場，文化趨於多元，秩序逐漸法治，皆受益於「 敵人意識」的淡化。即使在進步最為緩慢的政治領域，敵人意識的淡化也讓政權對社會的多元化有了日益擴大的包容性，對不同政見者的迫害之力度也大幅度下降，對八九運動的定性也由「動暴亂」改為「政治風波」。敵人意識的淡化讓政權逐步接受了人權的普世性，1998年，中國政府向世界做出簽署聯合國的兩大國際人權公約的承諾，標誌著中國對普世人權標準的承認；2004年，全國人大修憲首次把「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進了憲法，標誌著人權已經成為中國法治的根本原則之一。與此同時，現政權又提出「以人為本」、「創建和諧社會」，標誌著中共執政理念的進步。
這些宏觀方面的進步，也能從我被捕以來的親身經歷中感受到。
儘管我堅持認為自己無罪，對我的指控是違憲的，但在我失去自由的一年多時間裏，先後經歷了兩個關押地點、四位預審警官、三位檢察官、二位法官，他們的辦案，沒有不尊重，沒有超時，沒有逼供。他們的態度平和、理性，且時時流露出善意。6月23日，我被從監視居住處轉到北京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簡稱「北看 」。在北看的半年時間裏，我看到了監管上的進步。
1996年，我曾在老北看（半步橋）呆過，與十幾年前半步橋時的北看相比，現在的北看，在硬件設施和軟件管理上都有了極大的改善。特別是北看首創的人性化管理，在尊重在押人員的權利和人格的基礎上，將柔性化的管理落實到管教們的一言一行中，體現在「溫馨廣播」、「悔悟」雜誌、飯前音樂、起床睡覺的音樂中，這種管理，讓在押人員感到了尊嚴與溫暖，激發了他們維持監室秩序和反對牢頭獄霸的自覺性，不但為在押人員提供了人性化的生活環境，也極大地改善了在押人員的訴訟環境和心態，我與主管我所在監室的劉崢管教有著近距離的接觸，他對在押人員的尊重和關心，體現在管理的每個細節中，滲透到他的一言一行中，讓人感到溫暖。結識這位真誠、正直、負責、善心的劉管教，也可以算作我在北看的幸運吧。
正是基於這樣的信念和親歷，我堅信中國的政治進步不會停止，我對未來自由中國的降臨充滿樂觀的期待，因為任何力量也無法阻攔心向自由的人性慾求，中國終將變成人權至上的法治國。我也期待這樣的進步能體現在此案的審理中，期待合議庭的公正裁決——經得起歷史檢驗的裁決。
如果讓我說出這二十年來最幸運的經歷，那就是得到了我的妻子劉霞的無私的愛。今天，我妻子無法到庭旁聽，但我還是要對你說，親愛的，我堅信你對我的愛將一如既往。這麼多年來，在我的無自由的生活中，我們的愛飽含著外在環境所強加的苦澀，但回味起來依然無窮。我在有形的監獄中服刑，你在無形的心獄中等待，你的愛，就是超越高牆、穿透鐵窗的陽光，扶摸我的每寸皮膚，溫暖我的每個細胞，讓我始終保有內心的平和、坦蕩與明亮，讓獄中的每分鐘都充滿意義。而我對你的愛，充滿了負疚和歉意，有時沉重得讓我腳步蹣跚。我是荒野中的頑石，任由狂風暴雨的抽打，冷得讓人不敢觸碰。但我的愛是堅硬的、鋒利的，可以穿透任何阻礙。即使我被碾成粉末，我也會用灰燼擁抱你。
親愛的，有你的愛，我就會坦然面對即將到來的審判，無悔於自己的選擇，樂觀地期待著明天。我期待我的國家是一片可以自由表達的土地，在這裏，每一位國民的發言都會得到同等的善待；在這裏，不同的價值、思想、信仰、政見……既相互競爭又和平共處；在這裏，多數的意見和少數的儀意見都會得到平等的保障，特別是那些不同於當權者的政見將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護；在這裏，所有的政見都將攤在陽光下接受民眾的選擇，每個國民都能毫無恐懼地發表政見，決不會因發表不同政見而遭受政治迫害；我期待，我將是中國綿綿不絕的文字獄的最後一個受害者，從此之後不再有人因言獲罪。
表達自由，人權之基，人性之本，真理之母。封殺言論自由，踐踏人權，窒息人性，壓抑真理。
為踐行憲法賦予的言論自由之權利，當盡到一個中國公民的社會責任，我的所作所為無罪，即便為此被指控，也無怨言。
謝謝各位！
之前挪威諾貝爾委員會主席亞格蘭德發言向劉曉波授獎。發言後亞格蘭德把和平獎獎章和證書放在劉曉波的空椅子上。
劉曉波：我沒有敵人— 我的最後陳述（2009年12月23日）
在我已過半百的人生道路上，1989年6月是我生命的重大轉折時刻。那之前，我是文革後恢復高考的第一屆大學生（七七級），從學士到碩士再到博士，我的讀書生涯是一帆風順，畢業後留在北京師範大學任教。在講台上，我是一名頗受學生歡迎的教師。同時，我又是一名公共知識分子，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發表過引起轟動的文章與著作，經常受邀去各地演講，還應歐美國家之邀出國做訪問學者。我給自己提出的要求是：無論做人還是為文，都要活得誠實、負責、有尊嚴。那之後，因從美國回來參加八九運動，我被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投入監獄，也失去了我酷愛的講台，再也不能在國內發表文章和演講。僅僅因為發表不同政見和參加和平民主運動，一名教師就失去了講台，一個作家就失去了發表的權利，一位公共知識人就失去公開演講的機會，這，無論之於我個人還是之於改革開放已經三十年的中國，都是一種悲哀。
想起來，六•四後我最富有戲劇性的經歷，居然都與法庭相關；我兩次面對公眾講話的機會都是北京市中級法院的開庭提供的，一次是1991年1月，一次是現在。雖然兩次被指控的罪名不同，但其實質基本相同，皆是因言獲罪。
二十年過去了，六•四冤魂還未瞑目，被六•四情結引向持不同政見者之路的我，在1991年走出秦城監獄之後，就失去了在自己的祖國公開發言的權利，而只能通過境外媒體發言，並因此而被長年監控，被監視居住（1995年5月-1996年1月），被勞動教養（1996年10月-1999年10月），現在又再次被政權的敵人意識推上了被告席，但我仍然要對這個剝奪我自由的政權說，我堅守著二十年前我在《六•二絕食宣言》中所表達的信念——我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所有監控過我，捉捕過我、審訊過我的警察，起訴過我的檢察官，判決過我的法官，都不是我的敵人。雖然我無法接受你們的監控、逮捕、起訴和判決，但我尊重你的職業與人格，包括現在代表控方起訴我的張榮革和潘雪晴兩位檢察官。在12月3日兩位對我的詢問中，我能感到你們的尊重和誠意。
因為，仇恨會腐蝕一個人的智慧和良知，敵人意識將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煽動起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毀掉一個社會的寬容和人性，阻礙一個國家走向自由民主的進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夠超越個人的遭遇來看待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以最大的善意對待政權的敵意，以愛化解恨。
眾所周知，是改革開放帶來了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在我看來，改革開放始於放棄毛時代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執政方針。轉而致力於經濟發展和社會和諧。放棄「鬥爭哲學」的過程也是逐步淡化敵人意識、消除仇恨心理的過程，是一個擠掉浸入人性之中的「狼奶」的過程。正是這一進程，為改革開放提供了一個寬鬆的國內外環境，為恢復人與人之間的互愛，為不同利益不同價值的和平共處提供了柔軟的人性土壤，從而為國人的創造力之迸發和愛心之恢復提供了符合人性的激勵。可以說，對外放棄「反帝反修」，對內放棄「階級鬥爭」，是中國的改革開放得以持續至今的基本前提。經濟走向市場，文化趨於多元，秩序逐漸法治，皆受益於「 敵人意識」的淡化。即使在進步最為緩慢的政治領域，敵人意識的淡化也讓政權對社會的多元化有了日益擴大的包容性，對不同政見者的迫害之力度也大幅度下降，對八九運動的定性也由「動暴亂」改為「政治風波」。敵人意識的淡化讓政權逐步接受了人權的普世性，1998年，中國政府向世界做出簽署聯合國的兩大國際人權公約的承諾，標誌著中國對普世人權標準的承認；2004年，全國人大修憲首次把「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進了憲法，標誌著人權已經成為中國法治的根本原則之一。與此同時，現政權又提出「以人為本」、「創建和諧社會」，標誌著中共執政理念的進步。
這些宏觀方面的進步，也能從我被捕以來的親身經歷中感受到。
儘管我堅持認為自己無罪，對我的指控是違憲的，但在我失去自由的一年多時間裏，先後經歷了兩個關押地點、四位預審警官、三位檢察官、二位法官，他們的辦案，沒有不尊重，沒有超時，沒有逼供。他們的態度平和、理性，且時時流露出善意。6月23日，我被從監視居住處轉到北京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簡稱「北看 」。在北看的半年時間裏，我看到了監管上的進步。
1996年，我曾在老北看（半步橋）呆過，與十幾年前半步橋時的北看相比，現在的北看，在硬件設施和軟件管理上都有了極大的改善。特別是北看首創的人性化管理，在尊重在押人員的權利和人格的基礎上，將柔性化的管理落實到管教們的一言一行中，體現在「溫馨廣播」、「悔悟」雜誌、飯前音樂、起床睡覺的音樂中，這種管理，讓在押人員感到了尊嚴與溫暖，激發了他們維持監室秩序和反對牢頭獄霸的自覺性，不但為在押人員提供了人性化的生活環境，也極大地改善了在押人員的訴訟環境和心態，我與主管我所在監室的劉崢管教有著近距離的接觸，他對在押人員的尊重和關心，體現在管理的每個細節中，滲透到他的一言一行中，讓人感到溫暖。結識這位真誠、正直、負責、善心的劉管教，也可以算作我在北看的幸運吧。
正是基於這樣的信念和親歷，我堅信中國的政治進步不會停止，我對未來自由中國的降臨充滿樂觀的期待，因為任何力量也無法阻攔心向自由的人性慾求，中國終將變成人權至上的法治國。我也期待這樣的進步能體現在此案的審理中，期待合議庭的公正裁決——經得起歷史檢驗的裁決。
如果讓我說出這二十年來最幸運的經歷，那就是得到了我的妻子劉霞的無私的愛。今天，我妻子無法到庭旁聽，但我還是要對你說，親愛的，我堅信你對我的愛將一如既往。這麼多年來，在我的無自由的生活中，我們的愛飽含著外在環境所強加的苦澀，但回味起來依然無窮。我在有形的監獄中服刑，你在無形的心獄中等待，你的愛，就是超越高牆、穿透鐵窗的陽光，扶摸我的每寸皮膚，溫暖我的每個細胞，讓我始終保有內心的平和、坦蕩與明亮，讓獄中的每分鐘都充滿意義。而我對你的愛，充滿了負疚和歉意，有時沉重得讓我腳步蹣跚。我是荒野中的頑石，任由狂風暴雨的抽打，冷得讓人不敢觸碰。但我的愛是堅硬的、鋒利的，可以穿透任何阻礙。即使我被碾成粉末，我也會用灰燼擁抱你。
親愛的，有你的愛，我就會坦然面對即將到來的審判，無悔於自己的選擇，樂觀地期待著明天。我期待我的國家是一片可以自由表達的土地，在這裏，每一位國民的發言都會得到同等的善待；在這裏，不同的價值、思想、信仰、政見……既相互競爭又和平共處；在這裏，多數的意見和少數的儀意見都會得到平等的保障，特別是那些不同於當權者的政見將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護；在這裏，所有的政見都將攤在陽光下接受民眾的選擇，每個國民都能毫無恐懼地發表政見，決不會因發表不同政見而遭受政治迫害；我期待，我將是中國綿綿不絕的文字獄的最後一個受害者，從此之後不再有人因言獲罪。
表達自由，人權之基，人性之本，真理之母。封殺言論自由，踐踏人權，窒息人性，壓抑真理。
為踐行憲法賦予的言論自由之權利，當盡到一個中國公民的社會責任，我的所作所為無罪，即便為此被指控，也無怨言。
謝謝各位！
Award Ceremony Speech
Presentation Speech by Thorbjørn Jagland, Chairman of the Norwegian Nobel Committee, Oslo, 10 December 2010.
Your Majesties, Excellencies,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Norwegian Nobel Committee has decided to award the Nobel Peace Prize for 2010 to Liu Xiaobo for his long and non-violent struggle for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in China. The Norwegian Nobel Committee has long believed that there is a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human rights and peace. Such rights are a prerequisite for the "fraternity between nations" of which Alfred Nobel wrote in his will."
This was the first paragraph of the Norwegian Nobel Committee’s announcement on the 8th of October of the award of this year’s Peace Prize.
We regret that the Laureate is not present here today. He is in isolation in a prison in north-east China. Nor can the Laureate’s wife Liu Xia or his closest relatives be here with us. No medal or diploma will therefore be presented here today.
This fact alone shows that the award was necessary and appropriate. We congratulate Liu Xiaobo on this year’s Peace Prize.
There have been a number of previous occasions when the Laureate has been prevented from attending. This has in fact been the case with several awards which have proved in the light of history to have been most significant and honourable. Even when the Laureate has come, he or she has several times been severely condemned by the authorities of his or her own country.
There was a great deal of trouble in 1935, when the Committee gave the award to Carl von Ossietzky. Hitler was furious, and prohibited all Germans from accepting any Nobel Prize. King Haakon did not attend the ceremony. Ossietzky did not come to Oslo, and died a little over a year later.
There was considerable outrage in Moscow when Andrej Sakharov received his Prize in 1975. He, too, was prevented from receiving the award in person. He sent his wife. The same thing happened to Lech Walesa in 1983. The Burmese authorities were furious when Aung San Suu Kyi received the Peace Prize in 1991. Once again, the Laureate could not come to Oslo.
In 2003, Shirin Ebadi received the Nobel Peace Prize. She came. Much could be said of the reaction of the Iranian authorities, but the Iranian Ambassador did in fact attend the ceremony.
The Norwegian Nobel Committee has given four Prizes to South Africa. All the Laureates came to Oslo, but the awards to Albert Lutuli in 1960 and to Desmond Tutu in 1984 provoked great outrage in the apartheid regime in South Africa, before the applause broke out thanks to the awards to Nelson Mandela and F.W. de Klerk in 1993.
The point of these awards has of course never been to offend anyone. The Nobel Committee’s intention has been to say something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rights, democracy and peace. And it has been important to remind the world that the rights so widely enjoyed today were fought for and won by persons who took great risks.
They did so for others. That is why Liu Xiaobo deserves our support.
Although none of the Committee’s members have ever met Liu, we feel that we know him. We have studied him closely over a long period of time.
Liu was born on the 28th of December 1955 in Changchun in China’s Jilin province. He took a Bachelor’s degree in literature at Jilin University, and a Master’s degree and a PhD at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where he also taught. Stays abroad included visits to Oslo, Hawaii, and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In 1989 he returned home to take part in the dawning democracy movement. On the 2nd of June he and some friends started a hunger strike on Tiananmen Square to protest against the state of emergency that had been declared. They issued a six-point democratic manifesto, written by Liu, opposing dictatorship and in favour of democracy. Liu was opposed to any physical struggle against the authorities on the part of the students; he tried to find a peaceful solution to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students and the government. Non-violence was already figuring prominently in his message. On the 4th of June he and his friends tried to prevent a clash between the army and the students. He was only partially successful. Many lives were lost, most of them outside Tiananmen Square.
Liu has told his wife that he would like this year’s Peace Prize to be dedicated to "the lost souls from the 4th of June." It is a pleasure for us to fulfil his wish.
Liu has said that "The greatness of non-violent resistance is that even as man is faced with forceful tyranny and the resulting suffering, the victim responds to hate with love, to prejudice with tolerance, to arrogance with humility, to humiliation with dignity, and to violence with reason."
Tiananmen became a turning-point in Liu’s life.
In 1996, Liu was sentenced to three years in a labour camp for "rumour-mongering and slander." He was president of the independent Chinese PEN-centre from 2003 to 2007. Liu has written nearly 800 essays, 499 of them since 2005. He was one of the chief architects behind Charter 08, which was made known on the 10th of December 2008, which was, in the words of the document’s Preamble, on the occasion of "the one hundredth anniversary of China’s first Constitution,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the birth of the Democracy Wall, and the 10th anniversary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signa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Charter 08 defends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and has in due course been signed by several thousand persons both in China itself and abroad.
On the 25th of December 2009, Liu was sentenced to 11 years’ imprisonment and two years’ loss of political rights for, in the words of the sentence, "incitement to the overthrow of the state power and socialist system and the people’s democratic dictatorship." Liu has consistently claimed that the sentence violates both China’s own constitution and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There are many dissidents in China, and their opinions differ on many points. The severe punishment imposed on Liu made him more than a central spokesman for human rights. Practically overnight, he became the very symbol, both in China and internationally, of the struggle for such rights in China.
Your Majesties, ladies and gentlemen,
During the cold war,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peace and human rights were disputed.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however, peace researchers and political scientists have almost without exception underlined how close those connections are. This is, allegedly, one of the most "robust" findings they have arrived at. Democracies may go to war against dictatorships, and have certainly waged colonial wars, but there is, apparently, not a single example of a democracy having gone to war against another democracy.
The deeper "fraternity between nations" which Alfred Nobel mentions in his will, and which is a prerequisite for real peace, can hardly be created without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There are scarcely any examples in world history of a great power achieving such rapid growth over such a long period of time as China. Since 1978, year by year, decade after decade, the country’s growth rate has stood at 10 percent or more. A few years ago the country’s output was greater than Germany’s; this year it exceeded Japan’s. China has thus achieved the world’s second largest gross national product. The USA’s national product is still three times greater than China’s, but while China is continuing its advance, the USA is in serious difficulties.
Economic success has lifted several hundred million Chinese out of poverty. For the reduction in the number of poor people in the world, China must be given the main credit.
We can to a certain degree say that China with its 1.3 billion people is carrying mankind’s fate on its shoulders. If the country proves capable of developing a social market economy with full civil rights, this will have a huge favourable impact on the world. If not, there is a danger of social and economic crises arising in the country, with negative consequences for us all.
Historical experience gives us reason to believe that continuing rapid economic growth presupposes opportunities for free research, thinking and debate. And moreover: without freedom of expression, corruption, the abuse of power, and misrule will develop. Every power system must be counterbalanced by popularly elected control, free media, and the right of individual citizens to criticise.
More or less authoritarian states may have long periods of rapid economic growth, but it is no coincidence that nearly all the richest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re democratic. Democracy mobilises new human and technological resources.
China’s new status entails increased responsibility. China must be prepared for criticism and regard it as positive – as an opportunity for improvement. This must be the case wherever there is great power. We have all formed opinions on the role of the USA through the years. Friends and allies criticised the country both for the Vietnam War and for the lack of civil rights for the coloured people. Many Americans were opposed to the award of the Nobel Peace Prize to Martin Luther King in 1964. Looking back, we can see that the USA grew stronger when the African-American people obtained their rights.
Many will ask whether China’s weakness – for all the strength the country is currently showing – is not manifested in the need to imprison a man for eleven years merely for expressing his opinions on how his country should be governed.
This weakness finds clear expression in the sentence on Liu, where it is underlined as especially serious that he spread his opinions on the Internet. But those who fear technological advances have every reason to fear the futur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an not be abolished. It will continue to open societies. As Russia’s President Dmitrij Medvedev put it in an address to the Duma: "The new information technology gives us an opportunity to become connected with the world. The world and society are growing more open even if the ruling class does not like it."
No doubt Medvedev had the fate of the Soviet Union in mind. Compulsory uniformity and control of thought prevented the country from participating in the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which took place in the 1970s and 80s. The system broke down. The country would have stood to gain a great deal more from entering into a dialogue at an early stage with people like Andrej Sakharov.
Your Majesties, ladies and gentlemen,
Today neither the nation-state nor a majority within the nation-state has unlimited authority. Human rights limit what the nation-state and the majority in a nation-state can do. This must apply to all states that are membe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and who have acceded to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China has signed and even ratified several of the UN’s and the ILO’s major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 on human rights. It is interesting that China has accepted the supranational conflict-resolving mechanism of the WTO.
China’s own constitution upholds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Article 35 of the country’s constitution thus lays down that "Citize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njoy freedom of speech, of the press, of assembly, of association, of procession and of demonstration." Article 41 begins by stating that citizens "…have the right to criticise and make suggestions regarding any state organ or functionary."
Liu has exercised his civil rights. He has done nothing wrong. He must therefore be released!
In the past 100 to 150 years,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have gained an ever-stronger position in the world. And with them, peace. This can be clearly seen in Europe, where so many wars were fought, and whose colonial powers started so many wars around the world. Europe today is on the whole a continent of "peace". Decolonization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gave a number of countries, first in Asia and then in Africa, the chance to govern themselves with respect for basic human rights. With India in the lead, many of them seized the opportunity. Over the latest decades, we have seen how democracy has consolidated its position in Latin America and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Many countries in the Muslim part of the world are treading the same path: Turkey, Indonesia, Malaysia. Several other countries are in the process of opening up their political systems.
The human rights activists in China are defenders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the main trends in the global community. Viewed in that light, they are thus not dissidents, but representatives of the main lines of development in today’s world.
Liu denies that criticism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s the same as offending China and the Chinese people. He argues that "Even if the Communist Party is the ruling party, it cannot be equated with the country, let alone with the nation and its culture." Changes in China can take time, a very long time: political reforms should, as Liu says, " be gradual, peaceful, orderly and controlled." China has had enough of attempts at revolutionary change. They only lead to chaos. But as Liu also writes, "An enormous transformation towards pluralism in society has already taken place, and official authority is no longer able to fully control the whole society." However strong the power of the regime may appear to be, every single individual must do his best to live, in his words, "an honest life with dignity."
The answer from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is to claim that this year’s Peace Prize humiliates China, and to give very derogatory descriptions of Liu.
History shows many examples of political leaders playing on nationalist feelings and attempting to demonize holders of contrary opinions. They soon become foreign agents. This has sometimes happened in the name of democracy and freedom, but almost always with a tragic outcome.
We recognise this in the rhetoric of the struggle against terrorism: "You are either for me or against me." Such undemocratic methods as torture and imprisonment without sentence have been used in the name of freedom. This has led to more polarisation of the world and harmed the fight against terrorism.
Liu Xiaobo is an optimist, despite his many years in prison. In his closing appeal to the court on the 23rd of December 2009, he said: "I, filled with optimism, look forward to the advent of a future free China. For there is no force that can put an end to the human quest for freedom, and China will in the end become a nation ruled by law, where human rights reign supreme."
Isaac Newton once said, "If I have seen further, it is by standing on the shoulders of giants." When we are able to look ahead today, it is because we are standing on the shoulders of the many men and women who over the years – often at great risk – have stood up for what they believed in and thus made our freedom possible.
Therefore: while others at this time are counting their money, focussing exclusively on their short-term national interests, or remaining indifferent, the Norwegian Nobel Committee has once again chosen to support those who fight – for us all.
We congratulate Liu Xiaobo on the Nobel Peace Prize for 2010. His views will in the long run strengthen China. We extend to him and to China our very best wishes for the years ahead.
Your Majesties, Excellencies,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Norwegian Nobel Committee has decided to award the Nobel Peace Prize for 2010 to Liu Xiaobo for his long and non-violent struggle for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in China. The Norwegian Nobel Committee has long believed that there is a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human rights and peace. Such rights are a prerequisite for the "fraternity between nations" of which Alfred Nobel wrote in his will."
This was the first paragraph of the Norwegian Nobel Committee’s announcement on the 8th of October of the award of this year’s Peace Prize.
We regret that the Laureate is not present here today. He is in isolation in a prison in north-east China. Nor can the Laureate’s wife Liu Xia or his closest relatives be here with us. No medal or diploma will therefore be presented here today.
This fact alone shows that the award was necessary and appropriate. We congratulate Liu Xiaobo on this year’s Peace Prize.
There have been a number of previous occasions when the Laureate has been prevented from attending. This has in fact been the case with several awards which have proved in the light of history to have been most significant and honourable. Even when the Laureate has come, he or she has several times been severely condemned by the authorities of his or her own country.
There was a great deal of trouble in 1935, when the Committee gave the award to Carl von Ossietzky. Hitler was furious, and prohibited all Germans from accepting any Nobel Prize. King Haakon did not attend the ceremony. Ossietzky did not come to Oslo, and died a little over a year later.
There was considerable outrage in Moscow when Andrej Sakharov received his Prize in 1975. He, too, was prevented from receiving the award in person. He sent his wife. The same thing happened to Lech Walesa in 1983. The Burmese authorities were furious when Aung San Suu Kyi received the Peace Prize in 1991. Once again, the Laureate could not come to Oslo.
In 2003, Shirin Ebadi received the Nobel Peace Prize. She came. Much could be said of the reaction of the Iranian authorities, but the Iranian Ambassador did in fact attend the ceremony.
The Norwegian Nobel Committee has given four Prizes to South Africa. All the Laureates came to Oslo, but the awards to Albert Lutuli in 1960 and to Desmond Tutu in 1984 provoked great outrage in the apartheid regime in South Africa, before the applause broke out thanks to the awards to Nelson Mandela and F.W. de Klerk in 1993.
The point of these awards has of course never been to offend anyone. The Nobel Committee’s intention has been to say something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rights, democracy and peace. And it has been important to remind the world that the rights so widely enjoyed today were fought for and won by persons who took great risks.
They did so for others. That is why Liu Xiaobo deserves our support.
Although none of the Committee’s members have ever met Liu, we feel that we know him. We have studied him closely over a long period of time.
Liu was born on the 28th of December 1955 in Changchun in China’s Jilin province. He took a Bachelor’s degree in literature at Jilin University, and a Master’s degree and a PhD at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where he also taught. Stays abroad included visits to Oslo, Hawaii, and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In 1989 he returned home to take part in the dawning democracy movement. On the 2nd of June he and some friends started a hunger strike on Tiananmen Square to protest against the state of emergency that had been declared. They issued a six-point democratic manifesto, written by Liu, opposing dictatorship and in favour of democracy. Liu was opposed to any physical struggle against the authorities on the part of the students; he tried to find a peaceful solution to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students and the government. Non-violence was already figuring prominently in his message. On the 4th of June he and his friends tried to prevent a clash between the army and the students. He was only partially successful. Many lives were lost, most of them outside Tiananmen Square.
Liu has told his wife that he would like this year’s Peace Prize to be dedicated to "the lost souls from the 4th of June." It is a pleasure for us to fulfil his wish.
Liu has said that "The greatness of non-violent resistance is that even as man is faced with forceful tyranny and the resulting suffering, the victim responds to hate with love, to prejudice with tolerance, to arrogance with humility, to humiliation with dignity, and to violence with reason."
Tiananmen became a turning-point in Liu’s life.
In 1996, Liu was sentenced to three years in a labour camp for "rumour-mongering and slander." He was president of the independent Chinese PEN-centre from 2003 to 2007. Liu has written nearly 800 essays, 499 of them since 2005. He was one of the chief architects behind Charter 08, which was made known on the 10th of December 2008, which was, in the words of the document’s Preamble, on the occasion of "the one hundredth anniversary of China’s first Constitution,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the birth of the Democracy Wall, and the 10th anniversary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signa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Charter 08 defends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and has in due course been signed by several thousand persons both in China itself and abroad.
On the 25th of December 2009, Liu was sentenced to 11 years’ imprisonment and two years’ loss of political rights for, in the words of the sentence, "incitement to the overthrow of the state power and socialist system and the people’s democratic dictatorship." Liu has consistently claimed that the sentence violates both China’s own constitution and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There are many dissidents in China, and their opinions differ on many points. The severe punishment imposed on Liu made him more than a central spokesman for human rights. Practically overnight, he became the very symbol, both in China and internationally, of the struggle for such rights in China.
Your Majesties, ladies and gentlemen,
During the cold war,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peace and human rights were disputed.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however, peace researchers and political scientists have almost without exception underlined how close those connections are. This is, allegedly, one of the most "robust" findings they have arrived at. Democracies may go to war against dictatorships, and have certainly waged colonial wars, but there is, apparently, not a single example of a democracy having gone to war against another democracy.
The deeper "fraternity between nations" which Alfred Nobel mentions in his will, and which is a prerequisite for real peace, can hardly be created without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There are scarcely any examples in world history of a great power achieving such rapid growth over such a long period of time as China. Since 1978, year by year, decade after decade, the country’s growth rate has stood at 10 percent or more. A few years ago the country’s output was greater than Germany’s; this year it exceeded Japan’s. China has thus achieved the world’s second largest gross national product. The USA’s national product is still three times greater than China’s, but while China is continuing its advance, the USA is in serious difficulties.
Economic success has lifted several hundred million Chinese out of poverty. For the reduction in the number of poor people in the world, China must be given the main credit.
We can to a certain degree say that China with its 1.3 billion people is carrying mankind’s fate on its shoulders. If the country proves capable of developing a social market economy with full civil rights, this will have a huge favourable impact on the world. If not, there is a danger of social and economic crises arising in the country, with negative consequences for us all.
Historical experience gives us reason to believe that continuing rapid economic growth presupposes opportunities for free research, thinking and debate. And moreover: without freedom of expression, corruption, the abuse of power, and misrule will develop. Every power system must be counterbalanced by popularly elected control, free media, and the right of individual citizens to criticise.
More or less authoritarian states may have long periods of rapid economic growth, but it is no coincidence that nearly all the richest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re democratic. Democracy mobilises new human and technological resources.
China’s new status entails increased responsibility. China must be prepared for criticism and regard it as positive – as an opportunity for improvement. This must be the case wherever there is great power. We have all formed opinions on the role of the USA through the years. Friends and allies criticised the country both for the Vietnam War and for the lack of civil rights for the coloured people. Many Americans were opposed to the award of the Nobel Peace Prize to Martin Luther King in 1964. Looking back, we can see that the USA grew stronger when the African-American people obtained their rights.
Many will ask whether China’s weakness – for all the strength the country is currently showing – is not manifested in the need to imprison a man for eleven years merely for expressing his opinions on how his country should be governed.
This weakness finds clear expression in the sentence on Liu, where it is underlined as especially serious that he spread his opinions on the Internet. But those who fear technological advances have every reason to fear the futur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an not be abolished. It will continue to open societies. As Russia’s President Dmitrij Medvedev put it in an address to the Duma: "The new information technology gives us an opportunity to become connected with the world. The world and society are growing more open even if the ruling class does not like it."
No doubt Medvedev had the fate of the Soviet Union in mind. Compulsory uniformity and control of thought prevented the country from participating in the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which took place in the 1970s and 80s. The system broke down. The country would have stood to gain a great deal more from entering into a dialogue at an early stage with people like Andrej Sakharov.
Your Majesties, ladies and gentlemen,
Today neither the nation-state nor a majority within the nation-state has unlimited authority. Human rights limit what the nation-state and the majority in a nation-state can do. This must apply to all states that are membe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and who have acceded to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China has signed and even ratified several of the UN’s and the ILO’s major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 on human rights. It is interesting that China has accepted the supranational conflict-resolving mechanism of the WTO.
China’s own constitution upholds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Article 35 of the country’s constitution thus lays down that "Citize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njoy freedom of speech, of the press, of assembly, of association, of procession and of demonstration." Article 41 begins by stating that citizens "…have the right to criticise and make suggestions regarding any state organ or functionary."
Liu has exercised his civil rights. He has done nothing wrong. He must therefore be released!
In the past 100 to 150 years,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have gained an ever-stronger position in the world. And with them, peace. This can be clearly seen in Europe, where so many wars were fought, and whose colonial powers started so many wars around the world. Europe today is on the whole a continent of "peace". Decolonization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gave a number of countries, first in Asia and then in Africa, the chance to govern themselves with respect for basic human rights. With India in the lead, many of them seized the opportunity. Over the latest decades, we have seen how democracy has consolidated its position in Latin America and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Many countries in the Muslim part of the world are treading the same path: Turkey, Indonesia, Malaysia. Several other countries are in the process of opening up their political systems.
The human rights activists in China are defenders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the main trends in the global community. Viewed in that light, they are thus not dissidents, but representatives of the main lines of development in today’s world.
Liu denies that criticism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s the same as offending China and the Chinese people. He argues that "Even if the Communist Party is the ruling party, it cannot be equated with the country, let alone with the nation and its culture." Changes in China can take time, a very long time: political reforms should, as Liu says, " be gradual, peaceful, orderly and controlled." China has had enough of attempts at revolutionary change. They only lead to chaos. But as Liu also writes, "An enormous transformation towards pluralism in society has already taken place, and official authority is no longer able to fully control the whole society." However strong the power of the regime may appear to be, every single individual must do his best to live, in his words, "an honest life with dignity."
The answer from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is to claim that this year’s Peace Prize humiliates China, and to give very derogatory descriptions of Liu.
History shows many examples of political leaders playing on nationalist feelings and attempting to demonize holders of contrary opinions. They soon become foreign agents. This has sometimes happened in the name of democracy and freedom, but almost always with a tragic outcome.
We recognise this in the rhetoric of the struggle against terrorism: "You are either for me or against me." Such undemocratic methods as torture and imprisonment without sentence have been used in the name of freedom. This has led to more polarisation of the world and harmed the fight against terrorism.
Liu Xiaobo is an optimist, despite his many years in prison. In his closing appeal to the court on the 23rd of December 2009, he said: "I, filled with optimism, look forward to the advent of a future free China. For there is no force that can put an end to the human quest for freedom, and China will in the end become a nation ruled by law, where human rights reign supreme."
Isaac Newton once said, "If I have seen further, it is by standing on the shoulders of giants." When we are able to look ahead today, it is because we are standing on the shoulders of the many men and women who over the years – often at great risk – have stood up for what they believed in and thus made our freedom possible.
Therefore: while others at this time are counting their money, focussing exclusively on their short-term national interests, or remaining indifferent, the Norwegian Nobel Committee has once again chosen to support those who fight – for us all.
We congratulate Liu Xiaobo on the Nobel Peace Prize for 2010. His views will in the long run strengthen China. We extend to him and to China our very best wishes for the years ahead.
往自由之旅
起程去奧斯陸那一天剛好是我的生日，收到不少朋友的祝福電郵。劉曉波是今年的諾貝爾和平獎的得主，我應邀到奧斯陸觀禮。有幸參加這個大日子，不少朋友為我感到高興，紛紛祝賀，當中我受洗的 God Father（也是好朋友） Bill McGurn給我的電郵尤其令我感動。
他說到人生最值得慶幸的，不是得到了些甚麼收穫，而是做對了事情。沒有錯，我們享有的不是擁有的東西，做對了事情才帶來真正的快樂。起程那一天更有好友請我和太太到榮榮園吃了一頓出奇地好的上海菜，那確是快樂得很的一天。
抵達奧斯陸那一天的傍晚楊健利先生安排了個聚會。會上我第一次遇到許多鼎鼎大名的中國異見人士，包括吾爾開希，那是我第一次跟他碰面。他上台講了一番令我非常感動的說話，而那也令我體味到六四時他當上學生領袖，那絕非是偶然發生的事。他有領袖的氣質和智慧，前途未可限量。
起程時李怡兄又傳來電郵。他說知道我會在奧斯陸作演講，要我交講稿給他在香港《蘋果日報》刊登。沒有人邀請過我作演講，可是李怡消息異常靈通。經他這麼一說，為了避免臨場給殺個措手不及，我還是準備了一篇簡短的演詞。
不過聚會上很多人上台講話，演詞有長有短，楊健利先生好意將我放到最後。輪到我說話時已經很晚了，會場只剩下小貓三數隻，大部分記者更早已離場。那個氣氛不適合作演講，故此我只上台說了兩三句說話算是應付過去了。
之後，心中有股不吐不快的鬱悶，沒有機會講出心中要說的話，有點可惜。既然如此，不如將那篇講詞放在這裡，好抒發抑鬱心底下的悶氣。希望讀者不要介意，尤其這是篇英文講稿：
In this room we are honored to have many distinguished guests and leaders. Yet the most distinguished man of all is not here- because he sits in a Chinese jail cell. This man is Liu Xiaobo.
Tomorrow the Nobel committee will award him the world's highest prize for peace. Tonight I would like to speak about what this award says about Mr. Liu- as well as about the homeland whose future he loves so much he is willing to endure prison for it. For with this year's peace prize, the world sends an important message- to China… to Mr. Liu… and to those who must continue his good work.
The message this prize sends to China is this: The world sees your strength and promise, but it also sees your weakness. China has achieved its dreams of being an economic and military superpower. In this hopeful new century, no colonial power has control over Chinese soil.
At the same time, the world also sees that China has yet to create a state worthy of its people. Human rights are not respected... political freedom does not exist... and those who seek to change this for the better are called"criminals."
With this Nobel peace prize, the world reminds China that she will never gain the respect she wants abroad until she earns the trust of her people at home. The first test of a nation's greatness is how she treats her own citizens. This prize points to that better day over the horizon, when China takes her rightful place in the ranks of free nations.
The message this prize sends to Mr. Liu is this: You are not alone.
In the stillness of your cell, you may be isolated. You may be deprived of news. You may be treated like the criminal the government says you are.
But even your jailers know your voice cannot be contained in China. Your call for a moral and political order that respects the freedom and dignity of every human being echoes across our world.
With your witness, you have given the lie to the idea that the Chinese people are different- outside the fundamental human liberties that belong to all men and all women of all nations at all times. And you have inspired others in jail cells in Burma, Vietnam, the Sudan- and every other nation that rejects freedom for its people.
Some leaders, including President Obama, have called for your immediate release from jail. Every man and woman in this room joins that call.
This prize, however, reminds us that this is not enough. It is not enough to release a man or woman unjustly prisoned into a society that is itself a larger form of prison. We work for the day when those now called criminals for advocating for human rights walk freely in a free and confident Chinese society.
Finally, this prize sends a message to all Liu Xiaobo's friends and allies. By his work, Mr. Liu has taken moral responsibility for his nation's free future. We who claim to be his friends can do no less. We must do so, even in the face of threats, imprisonment, or death.
In taking this responsibility, Liu Xiaobo has shunned violence. He has sought only to reform and make stronger, not to tear down. We follow his example of peace.
Our goal is not to topple China's regime. Our goal is to repair and restore the crumbled moral foundation on which it rests. This is the tireless work of years and decades. It requires patience in the face of trial... it requires peace in response to provocation... it requires moral audacity in response to the temptation to accept a comfortable status quo.
Ladies and gentlemen, that is the work begun by Liu Xiaobo, the work that begins anew this evening. And when the Nobel committee honors him tomorrow with its peace prize, I tell you this: all across this world, the friends of liberty will say: Truly the Chinese people have stood up.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黎智英)
他說到人生最值得慶幸的，不是得到了些甚麼收穫，而是做對了事情。沒有錯，我們享有的不是擁有的東西，做對了事情才帶來真正的快樂。起程那一天更有好友請我和太太到榮榮園吃了一頓出奇地好的上海菜，那確是快樂得很的一天。
抵達奧斯陸那一天的傍晚楊健利先生安排了個聚會。會上我第一次遇到許多鼎鼎大名的中國異見人士，包括吾爾開希，那是我第一次跟他碰面。他上台講了一番令我非常感動的說話，而那也令我體味到六四時他當上學生領袖，那絕非是偶然發生的事。他有領袖的氣質和智慧，前途未可限量。
起程時李怡兄又傳來電郵。他說知道我會在奧斯陸作演講，要我交講稿給他在香港《蘋果日報》刊登。沒有人邀請過我作演講，可是李怡消息異常靈通。經他這麼一說，為了避免臨場給殺個措手不及，我還是準備了一篇簡短的演詞。
不過聚會上很多人上台講話，演詞有長有短，楊健利先生好意將我放到最後。輪到我說話時已經很晚了，會場只剩下小貓三數隻，大部分記者更早已離場。那個氣氛不適合作演講，故此我只上台說了兩三句說話算是應付過去了。
之後，心中有股不吐不快的鬱悶，沒有機會講出心中要說的話，有點可惜。既然如此，不如將那篇講詞放在這裡，好抒發抑鬱心底下的悶氣。希望讀者不要介意，尤其這是篇英文講稿：
In this room we are honored to have many distinguished guests and leaders. Yet the most distinguished man of all is not here- because he sits in a Chinese jail cell. This man is Liu Xiaobo.
Tomorrow the Nobel committee will award him the world's highest prize for peace. Tonight I would like to speak about what this award says about Mr. Liu- as well as about the homeland whose future he loves so much he is willing to endure prison for it. For with this year's peace prize, the world sends an important message- to China… to Mr. Liu… and to those who must continue his good work.
The message this prize sends to China is this: The world sees your strength and promise, but it also sees your weakness. China has achieved its dreams of being an economic and military superpower. In this hopeful new century, no colonial power has control over Chinese soil.
At the same time, the world also sees that China has yet to create a state worthy of its people. Human rights are not respected... political freedom does not exist... and those who seek to change this for the better are called"criminals."
With this Nobel peace prize, the world reminds China that she will never gain the respect she wants abroad until she earns the trust of her people at home. The first test of a nation's greatness is how she treats her own citizens. This prize points to that better day over the horizon, when China takes her rightful place in the ranks of free nations.
The message this prize sends to Mr. Liu is this: You are not alone.
In the stillness of your cell, you may be isolated. You may be deprived of news. You may be treated like the criminal the government says you are.
But even your jailers know your voice cannot be contained in China. Your call for a moral and political order that respects the freedom and dignity of every human being echoes across our world.
With your witness, you have given the lie to the idea that the Chinese people are different- outside the fundamental human liberties that belong to all men and all women of all nations at all times. And you have inspired others in jail cells in Burma, Vietnam, the Sudan- and every other nation that rejects freedom for its people.
Some leaders, including President Obama, have called for your immediate release from jail. Every man and woman in this room joins that call.
This prize, however, reminds us that this is not enough. It is not enough to release a man or woman unjustly prisoned into a society that is itself a larger form of prison. We work for the day when those now called criminals for advocating for human rights walk freely in a free and confident Chinese society.
Finally, this prize sends a message to all Liu Xiaobo's friends and allies. By his work, Mr. Liu has taken moral responsibility for his nation's free future. We who claim to be his friends can do no less. We must do so, even in the face of threats, imprisonment, or death.
In taking this responsibility, Liu Xiaobo has shunned violence. He has sought only to reform and make stronger, not to tear down. We follow his example of peace.
Our goal is not to topple China's regime. Our goal is to repair and restore the crumbled moral foundation on which it rests. This is the tireless work of years and decades. It requires patience in the face of trial... it requires peace in response to provocation... it requires moral audacity in response to the temptation to accept a comfortable status quo.
Ladies and gentlemen, that is the work begun by Liu Xiaobo, the work that begins anew this evening. And when the Nobel committee honors him tomorrow with its peace prize, I tell you this: all across this world, the friends of liberty will say: Truly the Chinese people have stood up.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黎智英)
2010-12-10
生命中的兩個人
人生不同階段，有兩個人對我們的生命產生至關重要的影響：
父親/母親：出生在甚麼地方固然不由人選擇，出生在甚麼樣的家庭，擁有怎樣的父母，選擇權同樣不在當事人手上。朋友某最愛講一個故事，一個男人吸毒酗酒進出監獄潦倒終身，他的兩個兒子，一個沿襲了他的命運，另一個卻異常自律，走了完全相反的路。面對他人提問，兩個兒子給出同一個答案：「有那樣的父親，我可以怎麼做？」有的父母被子女崇拜、仿傚，有的卻是子女的反面教材。
兒子/女兒：你以父母為榮，仿傚你的父母，希望成為像父母那樣的人；抑或心底裏鄙視他們，卻不由得自暴自棄，重複他們的命運；又或者視父母為反面教材，人生目標是成為與父母不一樣的人。同樣的，你也會成為你的兒女的模仿對象或者反面教材，有人在兒女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有人相反。
第一個情侶/最後一個情侶：要運氣非常好的人才會跟第一個情人廝守到老，絕大多數人在懵懂中開始人生第一場戀愛，初戀逃不脫早夭的命運。所以，最後一個情侶才是舉足輕重的。遇到那個人，你會明白，他是你最後一個了，你已經沒辦法再愛上別的人了。曾經滄海，愛過那樣一個人，你怎麼還可能再愛上別人？某一天，他不在了，你只有兩個選擇，用曾經的記憶溫暖你的餘生，或者，追隨他去，有他的地方便是天堂。
(高慧然)
父親/母親：出生在甚麼地方固然不由人選擇，出生在甚麼樣的家庭，擁有怎樣的父母，選擇權同樣不在當事人手上。朋友某最愛講一個故事，一個男人吸毒酗酒進出監獄潦倒終身，他的兩個兒子，一個沿襲了他的命運，另一個卻異常自律，走了完全相反的路。面對他人提問，兩個兒子給出同一個答案：「有那樣的父親，我可以怎麼做？」有的父母被子女崇拜、仿傚，有的卻是子女的反面教材。
兒子/女兒：你以父母為榮，仿傚你的父母，希望成為像父母那樣的人；抑或心底裏鄙視他們，卻不由得自暴自棄，重複他們的命運；又或者視父母為反面教材，人生目標是成為與父母不一樣的人。同樣的，你也會成為你的兒女的模仿對象或者反面教材，有人在兒女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有人相反。
第一個情侶/最後一個情侶：要運氣非常好的人才會跟第一個情人廝守到老，絕大多數人在懵懂中開始人生第一場戀愛，初戀逃不脫早夭的命運。所以，最後一個情侶才是舉足輕重的。遇到那個人，你會明白，他是你最後一個了，你已經沒辦法再愛上別的人了。曾經滄海，愛過那樣一個人，你怎麼還可能再愛上別人？某一天，他不在了，你只有兩個選擇，用曾經的記憶溫暖你的餘生，或者，追隨他去，有他的地方便是天堂。
(高慧然)
蘋論：名為司法主權 實為侵犯人權
香港時間今晚 8時，諾貝爾委員會將舉行和平獎頒獎典禮。令人遺憾的是，得獎者劉曉波仍被中國當局囚禁，其妻子劉霞等家人也被軟禁，都未能親赴挪威奧斯陸領獎，頒獎現場為劉曉波而設的空凳，正正凸顯劉曉波獲頒諾貝爾和平獎，是中國民主運動、人權運動的里程碑。
中國外交部一再攻擊諾貝爾委員會是「反華小丑」，將和平獎頒給劉曉波「是在公開支持中國境內違法犯罪行為，是對中國司法主權的粗暴干涉」。這種以司法主權為名，抗拒普世價值、抗拒國際社會的伎倆，北京已是駕輕就熟，但說服力越來越欠奉，色厲內荏之餘，也是對中國司法公信力的加倍摧殘。
2008年 10月，歐洲議會決定將最高人權獎薩哈羅夫獎頒給中國維權人士胡佳，以表彰他長期關注愛滋病患者權益及在環保上的努力，中國外交部就指摘歐洲議會干涉中國司法主權。今年 2月，四川作家譚作人因調查汶川大地震學生遇難真相，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並判囚 5年，歐盟呼籲中國無條件釋放譚作人，中國外交部同樣警告歐盟尊重中國司法主權、維護中歐關係大局。
司法，一向被稱為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後防線。但是，在中國當局眼裏手中，司法成了對內鎮壓的武器、對外鬥爭的工具。無論是劉曉波、胡佳被控顛覆罪，還是譚作人被控煽動顛覆罪、趙連海被控尋釁滋事罪，都是當局先玩弄司法，打壓異見人士、維權人士，再以司法獨立、司法主權為名，應對外界的批評。
面對國際社會的批評，北京動輒訴諸主權、尊嚴，而不是考慮維護人權的義務，可謂主權氾濫、核心價值闕如。如果說，近年興起的「人權無國界、人權高於主權」的理論還有爭議，那麼，無可爭議的是，主權國家應通過立法、司法保障人權，而不是剝奪人權。但是，中國一邊在憲法規定檢察院「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一邊由黨委屬下的政法委指令檢察官作出政治檢控；一邊簽署國際人權公約，一邊剝奪人民的言論自由，以言入罪。
港區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早前替北京解畫，指劉曉波在《零八憲章》中主張聯邦制，就是要分裂國家。但是，范太可知道，昨日被北京頒予孔子和平獎的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其主張比劉曉波更激進？劉曉波構想的只是美國式的聯邦制，仍是統一的國家，而連戰則是主張類似同盟國的邦聯制。以此推論，連戰可以被北京授予孔子和平獎，劉曉波獲頒諾貝爾和平獎是當之無愧，何罪之有？
中國外交部還說，全球已有 10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明確支持中方反對今年諾貝爾和平獎的立場，這說明國際社會多數成員不接受挪威諾貝爾委員會的錯誤決定，諾貝爾委員會的決定「不為世界絕大多數主持正義國家所接受」。但是，諾貝爾委員會向在奧斯陸設有大使館的 65個國家發出邀請，只有 19個國家拒絕出席頒獎典禮，應邀出席的佔了七成，何為多數？何為少數？北京還要自欺欺人到何時？
(李平)
中國外交部一再攻擊諾貝爾委員會是「反華小丑」，將和平獎頒給劉曉波「是在公開支持中國境內違法犯罪行為，是對中國司法主權的粗暴干涉」。這種以司法主權為名，抗拒普世價值、抗拒國際社會的伎倆，北京已是駕輕就熟，但說服力越來越欠奉，色厲內荏之餘，也是對中國司法公信力的加倍摧殘。
2008年 10月，歐洲議會決定將最高人權獎薩哈羅夫獎頒給中國維權人士胡佳，以表彰他長期關注愛滋病患者權益及在環保上的努力，中國外交部就指摘歐洲議會干涉中國司法主權。今年 2月，四川作家譚作人因調查汶川大地震學生遇難真相，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並判囚 5年，歐盟呼籲中國無條件釋放譚作人，中國外交部同樣警告歐盟尊重中國司法主權、維護中歐關係大局。
司法，一向被稱為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後防線。但是，在中國當局眼裏手中，司法成了對內鎮壓的武器、對外鬥爭的工具。無論是劉曉波、胡佳被控顛覆罪，還是譚作人被控煽動顛覆罪、趙連海被控尋釁滋事罪，都是當局先玩弄司法，打壓異見人士、維權人士，再以司法獨立、司法主權為名，應對外界的批評。
面對國際社會的批評，北京動輒訴諸主權、尊嚴，而不是考慮維護人權的義務，可謂主權氾濫、核心價值闕如。如果說，近年興起的「人權無國界、人權高於主權」的理論還有爭議，那麼，無可爭議的是，主權國家應通過立法、司法保障人權，而不是剝奪人權。但是，中國一邊在憲法規定檢察院「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一邊由黨委屬下的政法委指令檢察官作出政治檢控；一邊簽署國際人權公約，一邊剝奪人民的言論自由，以言入罪。
港區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早前替北京解畫，指劉曉波在《零八憲章》中主張聯邦制，就是要分裂國家。但是，范太可知道，昨日被北京頒予孔子和平獎的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其主張比劉曉波更激進？劉曉波構想的只是美國式的聯邦制，仍是統一的國家，而連戰則是主張類似同盟國的邦聯制。以此推論，連戰可以被北京授予孔子和平獎，劉曉波獲頒諾貝爾和平獎是當之無愧，何罪之有？
中國外交部還說，全球已有 10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明確支持中方反對今年諾貝爾和平獎的立場，這說明國際社會多數成員不接受挪威諾貝爾委員會的錯誤決定，諾貝爾委員會的決定「不為世界絕大多數主持正義國家所接受」。但是，諾貝爾委員會向在奧斯陸設有大使館的 65個國家發出邀請，只有 19個國家拒絕出席頒獎典禮，應邀出席的佔了七成，何為多數？何為少數？北京還要自欺欺人到何時？
(李平)
C觀點 - 施永青 - 內地需要大幅加息嗎？
當美國表示還得為第二次的量化寬鬆政策加碼的時候，中國卻表示會審慎地逐步收緊貨幣供應，因為不斷流入的資金，已令中國通貨膨脹的速度超過政府所訂的健康水平。中國政府的這種取態，令內地和香港股市都出現了較大幅度的調整，走勢與歐美日的股市剛好相反。
有投資者問我，是否應避避風頭，暫時把資金抽離中國與香港市場，轉投歐美日？他覺得執行量化寬鬆政策的地方，股市上升的機會應比執行收緊政策的地方高。我不認同他的看法，我認為中國的政策是切合實際需要的正確政策，而美國的則是不顧後果的短期救急之計；中國的政策是走在現實的前面，美國的政策則是被現實拖著走；哪個地方的投資更有前景，不難取得結論。
我是地產投資者，習慣留意長遠的因素，不計較短期的波動。所以，近期股市的回落不足以改變我看好中國前景的大方向，至於股市投資者是否應避一避中國會繼續加息的風頭，那我就不知道了。
有些分析員，以極簡單的加減算式去推論中國需要加息的幅度。他們認為，中國政府既決心要控制通脹，那就得把利率加至通脹之上，這樣才能避免負利率的情況出現。現時中國的利率是2.5%，但通脹率則是4.4%(十月份)，兩者相差1.9%。即是說中國起碼加息2%才能壓得住通脹。如果中國真的要加這麼多息，那股市當然承受不了，但我覺得中國不需要這樣做。
內地把可忍受的通脹水平訂在3%，但這只是政府的理想，並不代表社會真的承擔不起更高的通脹水平，以中國經濟有8%左右的增長率來計，6%的通脹率也應承受得起。八九十年代，香港經濟增長得快的時候，香港承受過更高的通脹率，市民生活一樣在通脹中有所改善。因此，如果中國政府認為加息可能對經濟造成更多的負面作用的話，中國政府可能寧願調高可接受的通脹標準，也不會用加減數去決定加多少利率。
此外，用加息去控制通脹只是西方政府慣用的調控政策，中國政府可用的手段遠比西方政府多。中國仍有很多國企，這些國企所提供的商品與服務，中央有權直接定價。即使是民企，雖然政府在操控時困難一些，但中國的物價局仍多少有一定的影響力。不按物價局的定價準則做生意的民企，政府仍可以嚴加懲處，起殺一警百的作用。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即使有通脹，其後果也不一定會由老百姓去承擔，而是要相關企業啃掉算了。因此而吃虧的企業，政府會在其他政策上寬鬆一些以作補償。
由此可見，中國政府的確有比西方更多的手段去控制通脹，加息並非唯一的手段。當然，加息的手段中國也會用，只不過加息的幅度不會是通脹減現時利率這麼簡單。
有投資者問我，是否應避避風頭，暫時把資金抽離中國與香港市場，轉投歐美日？他覺得執行量化寬鬆政策的地方，股市上升的機會應比執行收緊政策的地方高。我不認同他的看法，我認為中國的政策是切合實際需要的正確政策，而美國的則是不顧後果的短期救急之計；中國的政策是走在現實的前面，美國的政策則是被現實拖著走；哪個地方的投資更有前景，不難取得結論。
我是地產投資者，習慣留意長遠的因素，不計較短期的波動。所以，近期股市的回落不足以改變我看好中國前景的大方向，至於股市投資者是否應避一避中國會繼續加息的風頭，那我就不知道了。
有些分析員，以極簡單的加減算式去推論中國需要加息的幅度。他們認為，中國政府既決心要控制通脹，那就得把利率加至通脹之上，這樣才能避免負利率的情況出現。現時中國的利率是2.5%，但通脹率則是4.4%(十月份)，兩者相差1.9%。即是說中國起碼加息2%才能壓得住通脹。如果中國真的要加這麼多息，那股市當然承受不了，但我覺得中國不需要這樣做。
內地把可忍受的通脹水平訂在3%，但這只是政府的理想，並不代表社會真的承擔不起更高的通脹水平，以中國經濟有8%左右的增長率來計，6%的通脹率也應承受得起。八九十年代，香港經濟增長得快的時候，香港承受過更高的通脹率，市民生活一樣在通脹中有所改善。因此，如果中國政府認為加息可能對經濟造成更多的負面作用的話，中國政府可能寧願調高可接受的通脹標準，也不會用加減數去決定加多少利率。
此外，用加息去控制通脹只是西方政府慣用的調控政策，中國政府可用的手段遠比西方政府多。中國仍有很多國企，這些國企所提供的商品與服務，中央有權直接定價。即使是民企，雖然政府在操控時困難一些，但中國的物價局仍多少有一定的影響力。不按物價局的定價準則做生意的民企，政府仍可以嚴加懲處，起殺一警百的作用。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即使有通脹，其後果也不一定會由老百姓去承擔，而是要相關企業啃掉算了。因此而吃虧的企業，政府會在其他政策上寬鬆一些以作補償。
由此可見，中國政府的確有比西方更多的手段去控制通脹，加息並非唯一的手段。當然，加息的手段中國也會用，只不過加息的幅度不會是通脹減現時利率這麼簡單。
2010-12-09
神州觀察：抗衡諾獎出怪招 不妨荒謬對荒謬
中國為了對抗諾貝爾和平獎，特別設了一個「孔子和平獎」，可謂用心良苦。第一位獲獎人是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以表彰其對兩岸關係的貢獻。問題是，這個倉促出台的「孔子和平獎」有多少公信力，能否讓國際社會心服口服呢？
連戰一家為兩岸關係的發展勞苦功高，既付出汗水，也付出鮮血，論功行賞，得個「孔子和平獎」也是無可厚非。當年連戰不顧民進黨政府的阻撓與謾罵，率領國民黨代表團毅然登陸，實現了國共歷史性的第三次合作，為海峽兩岸局勢出現轉機奠定了基礎。此後，連戰奔波於兩岸之間，斡旋於密室之中，卓有成效。
如今連戰兒子連勝文在五都選舉前中槍，不管幕後是誰在操縱策劃，內情如何，也不管連勝文流多少鮮血，連戰一家的悲情確實催谷了國民黨陣營的選票，使危在旦夕的台北、新北和台中三都選情轉危為安，國民黨這個百年老店暫時擺脫泡沫化的危險，讓兩岸關係得到喘息之機。
連戰有條件獲得「孔子和平獎」，怕只怕台灣政治向來流行爆料文化，萬一連戰家族日後不幸被人爆出負面新聞，豈不是使「孔子和平獎」蒙羞？其實，如果中國真要抗衡諾獎，搶佔輿論制高點，衝擊諾貝爾和平獎的頒獎典禮，本欄倒有一個主意，建議北京當局拿出十億美元的美國國債，設立一堆中國特色的國際大獎，每個得獎者都可以獲得一千萬美元的美國國債，遠遠超過諾貝爾和平獎一百五十萬美元的數額。重獎之下必有勇夫，不信國際社會不轟動。
財大氣粗 包羅萬有
比如，設立「孫子兵法獎」，專門用於表彰活學活用孫子兵法的謀略大師。本年度最大熱門應該是金正日，他在對抗美日韓同盟時以小搏大，神出鬼沒，將美日韓玩弄於股掌之中，猶如孫子再世。
再比如，設立「荊軻刺秦獎」，專門用於表彰有大無畏英雄氣概的壯士。此獎可授予維基解密網站的創辦人阿桑奇，他在曝光美國外交機密過程中，以一己之力力敵整個美國政府，這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英雄壯舉，獲此獎可謂實至名歸。
還有，設立「關公義氣獎」，專門用於表彰在國際社會中見義勇為、肝膽相照的志士。此獎可授予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此君嫉美如仇，只要反美的國家，都是委內瑞拉的盟友，查韋斯就像當代關雲長，總是急盟友之所急，想盟友之所想。
當然，如果逆向思維，還可以設立「和珅獎」，用於獎勵最貪得無厭的官員；設立「吳三桂獎」，獎勵最厚顏無恥的漢奸；設立「秦檜獎」，獎勵賣國的官員。這些名目繁多的大獎，既顯示了中國文化的深厚底蘊，又彰顯了中國的財大氣粗，徹底將諾貝爾和平獎比下去。
連戰一家為兩岸關係的發展勞苦功高，既付出汗水，也付出鮮血，論功行賞，得個「孔子和平獎」也是無可厚非。當年連戰不顧民進黨政府的阻撓與謾罵，率領國民黨代表團毅然登陸，實現了國共歷史性的第三次合作，為海峽兩岸局勢出現轉機奠定了基礎。此後，連戰奔波於兩岸之間，斡旋於密室之中，卓有成效。
如今連戰兒子連勝文在五都選舉前中槍，不管幕後是誰在操縱策劃，內情如何，也不管連勝文流多少鮮血，連戰一家的悲情確實催谷了國民黨陣營的選票，使危在旦夕的台北、新北和台中三都選情轉危為安，國民黨這個百年老店暫時擺脫泡沫化的危險，讓兩岸關係得到喘息之機。
連戰有條件獲得「孔子和平獎」，怕只怕台灣政治向來流行爆料文化，萬一連戰家族日後不幸被人爆出負面新聞，豈不是使「孔子和平獎」蒙羞？其實，如果中國真要抗衡諾獎，搶佔輿論制高點，衝擊諾貝爾和平獎的頒獎典禮，本欄倒有一個主意，建議北京當局拿出十億美元的美國國債，設立一堆中國特色的國際大獎，每個得獎者都可以獲得一千萬美元的美國國債，遠遠超過諾貝爾和平獎一百五十萬美元的數額。重獎之下必有勇夫，不信國際社會不轟動。
財大氣粗 包羅萬有
比如，設立「孫子兵法獎」，專門用於表彰活學活用孫子兵法的謀略大師。本年度最大熱門應該是金正日，他在對抗美日韓同盟時以小搏大，神出鬼沒，將美日韓玩弄於股掌之中，猶如孫子再世。
再比如，設立「荊軻刺秦獎」，專門用於表彰有大無畏英雄氣概的壯士。此獎可授予維基解密網站的創辦人阿桑奇，他在曝光美國外交機密過程中，以一己之力力敵整個美國政府，這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英雄壯舉，獲此獎可謂實至名歸。
還有，設立「關公義氣獎」，專門用於表彰在國際社會中見義勇為、肝膽相照的志士。此獎可授予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此君嫉美如仇，只要反美的國家，都是委內瑞拉的盟友，查韋斯就像當代關雲長，總是急盟友之所急，想盟友之所想。
當然，如果逆向思維，還可以設立「和珅獎」，用於獎勵最貪得無厭的官員；設立「吳三桂獎」，獎勵最厚顏無恥的漢奸；設立「秦檜獎」，獎勵賣國的官員。這些名目繁多的大獎，既顯示了中國文化的深厚底蘊，又彰顯了中國的財大氣粗，徹底將諾貝爾和平獎比下去。
2010-12-08
Who owns the Wikileaks domain names?
There is some confusion over who runs the Wikileaks.org domain, the organisation's main address that was taken offline on 3 December.
Even some of its providers admit they do not know who owns the addresses, including its new home wikileaks.ch.
The .org name was registered by a third-party organisation, which specialises in masking the identity of the owner.
The organisation owns many more addresses, whilst volunteers have also set up their own wikileaks site.
However, some names, including wikileaks.net, wikileaks.com and wikileaks.us, are owned by Wikia - a company founded by Jimmy Wales but separate from Wikipedia.
Jimmy Wales, the founder of Wikipedia, told BBC News, this was because of a technicality.
"When Wikileaks first started they issued a press release describing themselves as 'the Wikipedia of secrets'," he said.
To protect the name, Wikia registered a series of Wikileaks addresses, which were sold to Wikileaks a few years later.
However, Wikileaks has never completed the transfer, said Mr Wales.
"We've been bugging them to do it since they hit the news," he said.
"We try to tell people we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Wikileaks everyday.
Even some of its providers admit they do not know who owns the addresses, including its new home wikileaks.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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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ever, some names, including wikileaks.net, wikileaks.com and wikileaks.us, are owned by Wikia - a company founded by Jimmy Wales but separate from Wikipedia.
Jimmy Wales, the founder of Wikipedia, told BBC News, this was because of a technicality.
"When Wikileaks first started they issued a press release describing themselves as 'the Wikipedia of secrets'," he said.
To protect the name, Wikia registered a series of Wikileaks addresses, which were sold to Wikileaks a few years later.
However, Wikileaks has never completed the transfer, said Mr Wales.
"We've been bugging them to do it since they hit the news," he said.
"We try to tell people we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Wikileaks everyday.
蘇偉文﹕是檢討強積金的時候了
今年12月是強積金推行了10周年的日子，10年是一個特別的回顧期，趁此我們好好的審視強積金的成效，也可對目前強積金不足之處加以指正。
四方面最為人詬病
現時強積金最為人詬病的地方，主要在四方面：（一）強積金不能為就業人士提供全面退休保障；（二）強積金的收費水平過高；（三）強積金的回報不理想及缺乏保證；（四）強積金可以和僱主的長期服務金對，以致「打工仔」的保障下降。
首先，強積金不可能完全取代其他退休安排，而變成僱員的唯一退休保障。根據世界銀行對退休保障的倡議，退休保障有5個支柱，其中包括政府援助、強積金、家庭支援、個人安排和政府的社會安全網（即綜援）。而從上述的倡議退休方法中，強積金只是其中一環，而在香港的情，由僱主和僱員每月合共供款最多只有2000元，在數目上明顯是不足夠的，所以批評強積金保障不足，其實只是點出了真相的一部分而已。
除非每月的供款都可以大幅跑贏通脹，否則強積金無可能足夠退休所需。舉例來說，假如供款是每月2000元，而供款期是40年，年度回報率是6%（稍為高於積金局公布的股票基金回報），40年後的積金戶口結餘為398萬元，若通脹是每年3%的話，40年後的積金戶口結餘，只是等於現在的120多萬元。讀者大可猜想，在現時百物騰貴的香港，拿100多萬元的退休金其實不可能安度退休生活，所以積金局一直提倡強積金只是眾多退休安排之一，市民要在強積金外為自己多加打算，例如增加自願的積金供款。在這方面，政府實在要提供誘因，讓市民自動自覺的為自己的將來計劃，例如恰當的稅務優惠，是可以將部分人的供款提高，對日後社會退休支援上的壓力也可紓緩。
啟動半自由行 政府取態是關鍵
關於強積金的收費問題，其實有兩個大家忽略的資料，其一就是在實行強積金的初期，為了吸引服務提供者進入市場，所以「默許」服務提供的機構收取較高的手續費，以給它們早點回收成本，這在實施初期也是無可厚非的，因為要增加選擇給僱主和僱員，就需要提供誘因給服務提供機構，所以單方面說它們收費過高，而沒有把歷史因素計算在內，其實並非完全公允。當然，10年過去了，積金服務提供機構的成本也回收了，這個收費自是要檢討了。
還有，就是所收費用中也全非是基金經理所收，當中有一部分是信託人和其他監管收費，如果在不影響監管水平的情下，可以簡化一些程序，所節省的也會令成本下降，最終也會令大眾受惠。在廣義一點來看，如果強積金半自由行，又或是全自由行可早點啟動，那麼收費自必因市場力量而下降，在這方面上，政府的取態是關鍵的。
對機制合理性應拿出來討論
第三個問題是強積金的回報不理想，有意見甚至說香港為何不仿效新加坡的做法，以中央公積金去取代強積金，因為新加坡的中央公積金有最低的回報保證！但若實行中央公積金，這會直接和投資界爭奪退休市場這塊大餅，也和香港一直奉行的「大市場、小政府」概念相抵，因為當強積金變成中央公積金時，那麼現在建議中的醫療保險也會變成中央強醫金，再下去政府所包攬的便會愈來愈多，這又是否好事？新加坡中央公積金的供款比香港高，以35歲至50歲的勞動人口為例，新加坡中央公積金僱主供款佔15%，僱員供款佔20%，相對香港的5%高很多，市民又是否會接受較高的供款？如果不提高供款額，又要設下一個投資回報保證，這又是否含有由公帑補貼的成分？
最後筆者要談的是和長期服務金的對機制，這個機制目前看起來是對員工不利，因為若和長期服務金對，僱員所得的退休保障便會下降，但這也是一個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因為在10年前要通過強積金時，適逢香港經濟不景，為了讓僱主放心，也好令反對聲音減少，所以才會有這個對機制。10年匆匆的過去了，當時的情已和現在的大大不同，以前擔心強積金增加勞工成本，對香港經濟構成負面影響的顧慮已沒有以前般大，對機制的合理性是應該拿出來討論。
趁強積金10周年慶，也是時候去審視強積金，不是說要撥亂反正，但理順一些強積金的運作，卻是應有之義。
四方面最為人詬病
現時強積金最為人詬病的地方，主要在四方面：（一）強積金不能為就業人士提供全面退休保障；（二）強積金的收費水平過高；（三）強積金的回報不理想及缺乏保證；（四）強積金可以和僱主的長期服務金對，以致「打工仔」的保障下降。
首先，強積金不可能完全取代其他退休安排，而變成僱員的唯一退休保障。根據世界銀行對退休保障的倡議，退休保障有5個支柱，其中包括政府援助、強積金、家庭支援、個人安排和政府的社會安全網（即綜援）。而從上述的倡議退休方法中，強積金只是其中一環，而在香港的情，由僱主和僱員每月合共供款最多只有2000元，在數目上明顯是不足夠的，所以批評強積金保障不足，其實只是點出了真相的一部分而已。
除非每月的供款都可以大幅跑贏通脹，否則強積金無可能足夠退休所需。舉例來說，假如供款是每月2000元，而供款期是40年，年度回報率是6%（稍為高於積金局公布的股票基金回報），40年後的積金戶口結餘為398萬元，若通脹是每年3%的話，40年後的積金戶口結餘，只是等於現在的120多萬元。讀者大可猜想，在現時百物騰貴的香港，拿100多萬元的退休金其實不可能安度退休生活，所以積金局一直提倡強積金只是眾多退休安排之一，市民要在強積金外為自己多加打算，例如增加自願的積金供款。在這方面，政府實在要提供誘因，讓市民自動自覺的為自己的將來計劃，例如恰當的稅務優惠，是可以將部分人的供款提高，對日後社會退休支援上的壓力也可紓緩。
啟動半自由行 政府取態是關鍵
關於強積金的收費問題，其實有兩個大家忽略的資料，其一就是在實行強積金的初期，為了吸引服務提供者進入市場，所以「默許」服務提供的機構收取較高的手續費，以給它們早點回收成本，這在實施初期也是無可厚非的，因為要增加選擇給僱主和僱員，就需要提供誘因給服務提供機構，所以單方面說它們收費過高，而沒有把歷史因素計算在內，其實並非完全公允。當然，10年過去了，積金服務提供機構的成本也回收了，這個收費自是要檢討了。
還有，就是所收費用中也全非是基金經理所收，當中有一部分是信託人和其他監管收費，如果在不影響監管水平的情下，可以簡化一些程序，所節省的也會令成本下降，最終也會令大眾受惠。在廣義一點來看，如果強積金半自由行，又或是全自由行可早點啟動，那麼收費自必因市場力量而下降，在這方面上，政府的取態是關鍵的。
對機制合理性應拿出來討論
第三個問題是強積金的回報不理想，有意見甚至說香港為何不仿效新加坡的做法，以中央公積金去取代強積金，因為新加坡的中央公積金有最低的回報保證！但若實行中央公積金，這會直接和投資界爭奪退休市場這塊大餅，也和香港一直奉行的「大市場、小政府」概念相抵，因為當強積金變成中央公積金時，那麼現在建議中的醫療保險也會變成中央強醫金，再下去政府所包攬的便會愈來愈多，這又是否好事？新加坡中央公積金的供款比香港高，以35歲至50歲的勞動人口為例，新加坡中央公積金僱主供款佔15%，僱員供款佔20%，相對香港的5%高很多，市民又是否會接受較高的供款？如果不提高供款額，又要設下一個投資回報保證，這又是否含有由公帑補貼的成分？
最後筆者要談的是和長期服務金的對機制，這個機制目前看起來是對員工不利，因為若和長期服務金對，僱員所得的退休保障便會下降，但這也是一個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因為在10年前要通過強積金時，適逢香港經濟不景，為了讓僱主放心，也好令反對聲音減少，所以才會有這個對機制。10年匆匆的過去了，當時的情已和現在的大大不同，以前擔心強積金增加勞工成本，對香港經濟構成負面影響的顧慮已沒有以前般大，對機制的合理性是應該拿出來討論。
趁強積金10周年慶，也是時候去審視強積金，不是說要撥亂反正，但理順一些強積金的運作，卻是應有之義。
一夜情拒用套屬強姦？阿桑奇疑墮色慾陷阱
阿桑奇一直否認做錯事，強調與兩名瑞典美女發生性關係是你情我願。兩段一夜情，竟變成強姦案，令人懷疑事件是色慾陷阱。
兩女主動邀請訪家
阿桑奇今年 8月 11日應邀到瑞典斯德哥爾摩演講，接頭的金髮美女「莎拉」（化名） 30多歲，是當地有名的激進女權分子。兩人素未謀面，但莎拉同意讓阿桑奇暫住她家，因她會外遊，要到 14日研討會當天才回家。結果莎拉提早一天回家，兩人外出晚膳後回家並發生性關係，其間安全套破裂，但兩人未有反目，翌晨還一起吃早餐，晚上莎拉更為阿桑奇搞派對。
研討會上一名 20多歲美女「杰西卡」（化名），因仰慕阿桑奇，專程由斯德哥爾摩以西 63公里小鎮恩雪平（ Enkoping）去聽演說，並在會上認識了莎拉。杰西卡主動結交阿桑奇，之後隨阿桑奇等人去午膳，最後兩人去看電影，分別時她主動問阿桑奇能否再見面。
隔了一天，杰西卡致電阿桑奇，兩人相約在斯德哥爾摩見面，但見面後決定上杰西卡的家。由於阿桑奇沒錢，火車票由杰西卡付款。兩人當晚上床有用安全套，但翌晨梅開二度阿桑奇拒絕用套要「打真軍」。
杰西卡後來因擔心染性病或懷孕而「沮喪」，致電莎拉求助，兩女始知對方也有跟阿桑奇上床。杰西卡希望強制阿桑奇驗愛滋，兩女在 8月 20日到警署求助。
她們承認自願與阿桑奇上床，但根據瑞典繁複的強姦法例，警方認為阿桑奇與莎拉性交時安全套破裂，是性侵犯；而拒用安全套更屬強姦。
英國《每日郵報》
兩女主動邀請訪家
阿桑奇今年 8月 11日應邀到瑞典斯德哥爾摩演講，接頭的金髮美女「莎拉」（化名） 30多歲，是當地有名的激進女權分子。兩人素未謀面，但莎拉同意讓阿桑奇暫住她家，因她會外遊，要到 14日研討會當天才回家。結果莎拉提早一天回家，兩人外出晚膳後回家並發生性關係，其間安全套破裂，但兩人未有反目，翌晨還一起吃早餐，晚上莎拉更為阿桑奇搞派對。
研討會上一名 20多歲美女「杰西卡」（化名），因仰慕阿桑奇，專程由斯德哥爾摩以西 63公里小鎮恩雪平（ Enkoping）去聽演說，並在會上認識了莎拉。杰西卡主動結交阿桑奇，之後隨阿桑奇等人去午膳，最後兩人去看電影，分別時她主動問阿桑奇能否再見面。
隔了一天，杰西卡致電阿桑奇，兩人相約在斯德哥爾摩見面，但見面後決定上杰西卡的家。由於阿桑奇沒錢，火車票由杰西卡付款。兩人當晚上床有用安全套，但翌晨梅開二度阿桑奇拒絕用套要「打真軍」。
杰西卡後來因擔心染性病或懷孕而「沮喪」，致電莎拉求助，兩女始知對方也有跟阿桑奇上床。杰西卡希望強制阿桑奇驗愛滋，兩女在 8月 20日到警署求助。
她們承認自願與阿桑奇上床，但根據瑞典繁複的強姦法例，警方認為阿桑奇與莎拉性交時安全套破裂，是性侵犯；而拒用安全套更屬強姦。
英國《每日郵報》
華夏透視：官二代恃權打人 權貴子弟眾人憎
內地官二代胡作非為，欺侮百姓，已經成為社會的民怨焦點。吉林省一位官二代，身着警服駕車撞傷一位老人後不僅不道歉，反而下車對老人及其女兒大打出手，還口出狂言：「我有的是錢，我打死你們，我賠錢給你們。」官二代囂張的氣燄激怒現場上千名市民，肇事車輛被當場砸爛。最後經過警察解救，這名官二代才得以脫身。
一名成年男子光天化日之下當街痛毆一對弱母女，並揚言「我有的是錢，我就打死你」，讓人不寒而慄，人們不禁要問：這名男子的戾氣從何而來？身穿警服就可以欺負弱小？有錢就可以把別人的尊嚴踩在腳底？這名「警服男」隨後被人肉搜索，原來這名姜姓官二代，本人是無業漢，但其父是附近某縣縣委辦公室主任，而岳父則是縣公安局工會主席。
難怪這名官二代有恃無恐，將老百姓視若草芥，原來他背後有兩個威風凜凜、權勢熏天的爸爸。所以，他雖然無固定職業，卻可以穿上警察制服，在光天化日之下撒野。「我有的是錢，我就打死你」，一個心智正常的成年人，竟然心懷如此悖謬的信念，這難道不是當今社會不公正的縮影？這位姜衙內手上到底沾過多少鮮血？他的爸爸們又到底幫他擺平了多少血案呢？
老子濫權 兒子張狂
其實，官二代危害社會的例子實在太多了，河北保定一名公安分局副局長之子，開車在河北大學校園內將兩名女大學生撞成一死一傷，不僅沒有停車，還繼續去校內宿舍樓接女友，被民眾攔截後也是口出狂言稱：「有本事你們告去，我爸是李剛。」這是扭曲成甚麼樣的人性，又是多麼瘋狂的特權意識，即便宋代的高衙內再世，恐怕也不過如此。
再譬如，西安音樂學院三年級學生藥家鑫駕車與一名騎單車女子相撞，這名家境殷實的官二代發現傷者正在記車牌，下車就將其連刺八刀致死，逃逸途中被民眾抓獲。這宗殺人案給人的震撼遠遠超過普通交通肇事案，一個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學生，心腸居然如此狠毒，將殺人當兒戲，這是國家教育的失敗，還是個人性格的悲劇呢？
官二代無法無天，不是偶然孤立的現象，其背後有着深厚的社會背景，他們對父輩濫權斂財的行為耳濡目染，自覺或不自覺地承繼了父輩以權錢為大的思想，拋棄了最基本的社會道德感以及對法律的基本敬畏，在他們看來，權力能擺平一切，金錢能戰勝法律，爹娘可以無敵。
事實上，現在的中國，權力凌駕於法律之上，金錢操縱司法，已成社會常態。甘肅蘭州一位局長開車與他人碰撞，一邊叫囂着「我是局長」，一邊揚言要「修理」人；深圳海事局一位林姓官員調戲小女孩後，竟高呼對方是「屁民」。有其父必有其子，官員狂妄霸道，代代相傳，官二代們自然變得張狂起來，不知天高地厚。
一名成年男子光天化日之下當街痛毆一對弱母女，並揚言「我有的是錢，我就打死你」，讓人不寒而慄，人們不禁要問：這名男子的戾氣從何而來？身穿警服就可以欺負弱小？有錢就可以把別人的尊嚴踩在腳底？這名「警服男」隨後被人肉搜索，原來這名姜姓官二代，本人是無業漢，但其父是附近某縣縣委辦公室主任，而岳父則是縣公安局工會主席。
難怪這名官二代有恃無恐，將老百姓視若草芥，原來他背後有兩個威風凜凜、權勢熏天的爸爸。所以，他雖然無固定職業，卻可以穿上警察制服，在光天化日之下撒野。「我有的是錢，我就打死你」，一個心智正常的成年人，竟然心懷如此悖謬的信念，這難道不是當今社會不公正的縮影？這位姜衙內手上到底沾過多少鮮血？他的爸爸們又到底幫他擺平了多少血案呢？
老子濫權 兒子張狂
其實，官二代危害社會的例子實在太多了，河北保定一名公安分局副局長之子，開車在河北大學校園內將兩名女大學生撞成一死一傷，不僅沒有停車，還繼續去校內宿舍樓接女友，被民眾攔截後也是口出狂言稱：「有本事你們告去，我爸是李剛。」這是扭曲成甚麼樣的人性，又是多麼瘋狂的特權意識，即便宋代的高衙內再世，恐怕也不過如此。
再譬如，西安音樂學院三年級學生藥家鑫駕車與一名騎單車女子相撞，這名家境殷實的官二代發現傷者正在記車牌，下車就將其連刺八刀致死，逃逸途中被民眾抓獲。這宗殺人案給人的震撼遠遠超過普通交通肇事案，一個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學生，心腸居然如此狠毒，將殺人當兒戲，這是國家教育的失敗，還是個人性格的悲劇呢？
官二代無法無天，不是偶然孤立的現象，其背後有着深厚的社會背景，他們對父輩濫權斂財的行為耳濡目染，自覺或不自覺地承繼了父輩以權錢為大的思想，拋棄了最基本的社會道德感以及對法律的基本敬畏，在他們看來，權力能擺平一切，金錢能戰勝法律，爹娘可以無敵。
事實上，現在的中國，權力凌駕於法律之上，金錢操縱司法，已成社會常態。甘肅蘭州一位局長開車與他人碰撞，一邊叫囂着「我是局長」，一邊揚言要「修理」人；深圳海事局一位林姓官員調戲小女孩後，竟高呼對方是「屁民」。有其父必有其子，官員狂妄霸道，代代相傳，官二代們自然變得張狂起來，不知天高地厚。
Napa Valley試酒
Napa Valley是除了波爾多、勃根地以外最響噹噹的紅酒產區。這次到三藩市前已跟朋友打了招呼，要到 Napa Valley來一趟試酒之旅。
美國葡萄酒喝的少，沒有留下甚麼深刻印象，只知道 Napa Valley在釀酒技術方面常有新猷，據說質量大有進步，直逼甚至超越法國這個皇者。釀酒這回事跟寫文章一樣，酒莊、釀酒師說覺得自己的酒最好、最有特色，美國酒是否已超越法國紅酒還是讓他們各說各話好了，最重要的是它們保持本身的特色，留着土壤、氣候的味道。
還是第一次參加試酒之旅，有點大鄉里進城的模樣，不知道在那裏付錢，不知道從何開始，直到一位頭髮有綠色 hi-light、秀着「事業線」的年青女職員開口招呼，把試酒的牌遞上才打破悶局。最終選了一個三十五美元四杯的「試飲套餐」，都是○七年的紅酒，不過葡萄的組合不同，還各自取了有趣的名字如 Trilogy、 Holy Smoke、 Wild Boar，其中 Holy Smoke被評為值九十四分的好酒。女職員很熟練的、拿出四個紅酒杯，先介紹一下將要喝的酒，有甚麼特色，有甚麼 aura，該期待甚麼味道，再徐徐把酒倒進杯中。
為了掩飾「大鄉里」的本質，趕緊把在電影、漫畫、書中看過的試酒方法搬出來，先煞有介事的斜斜端起酒杯，讓光線穿透紅酒，看看色澤是清是濁，是紅磚還是紅寶石般。再來是拼命把鼻子伸進酒杯中，試圖分辨有沒有朱古力、黑醋栗或花香味。嗅了又嗅後終於把酒喝下，還刻意讓寶石色的酒液在口腔反覆流轉，以顯示自己真的知道如何嚐清楚複雜的味道。
可惜，紅酒喝的實在不夠，掌握不到酒香、酒味的層次，做了試飲「大龍鳳」後對酒的印象還是模糊得很。職員問我感覺如何時亦有點支吾，只能簡單的胡謅幾句。女職員當然不以為意，大抵一年到頭已看過不少我這種「知少少扮代表」的酒徒吧！
(盧峯)
美國葡萄酒喝的少，沒有留下甚麼深刻印象，只知道 Napa Valley在釀酒技術方面常有新猷，據說質量大有進步，直逼甚至超越法國這個皇者。釀酒這回事跟寫文章一樣，酒莊、釀酒師說覺得自己的酒最好、最有特色，美國酒是否已超越法國紅酒還是讓他們各說各話好了，最重要的是它們保持本身的特色，留着土壤、氣候的味道。
還是第一次參加試酒之旅，有點大鄉里進城的模樣，不知道在那裏付錢，不知道從何開始，直到一位頭髮有綠色 hi-light、秀着「事業線」的年青女職員開口招呼，把試酒的牌遞上才打破悶局。最終選了一個三十五美元四杯的「試飲套餐」，都是○七年的紅酒，不過葡萄的組合不同，還各自取了有趣的名字如 Trilogy、 Holy Smoke、 Wild Boar，其中 Holy Smoke被評為值九十四分的好酒。女職員很熟練的、拿出四個紅酒杯，先介紹一下將要喝的酒，有甚麼特色，有甚麼 aura，該期待甚麼味道，再徐徐把酒倒進杯中。
為了掩飾「大鄉里」的本質，趕緊把在電影、漫畫、書中看過的試酒方法搬出來，先煞有介事的斜斜端起酒杯，讓光線穿透紅酒，看看色澤是清是濁，是紅磚還是紅寶石般。再來是拼命把鼻子伸進酒杯中，試圖分辨有沒有朱古力、黑醋栗或花香味。嗅了又嗅後終於把酒喝下，還刻意讓寶石色的酒液在口腔反覆流轉，以顯示自己真的知道如何嚐清楚複雜的味道。
可惜，紅酒喝的實在不夠，掌握不到酒香、酒味的層次，做了試飲「大龍鳳」後對酒的印象還是模糊得很。職員問我感覺如何時亦有點支吾，只能簡單的胡謅幾句。女職員當然不以為意，大抵一年到頭已看過不少我這種「知少少扮代表」的酒徒吧！
(盧峯)
2010-12-07
獨立思考南北韓衝突
香港的傳媒雖然經常提醒年輕人要懂得用批判的眼光去獨立思考，但當遇到具體的問題時，他們自己的表現亦不過是人云亦云；有些甚至會不自覺地配合主流意見，以牽強附會的方式，為大國的國策塗脂抹粉，被人利用了也不自知。
以南北韓的衝突為例；究竟誰先挑起衝突，雙方當然互相指責，但我們的傳媒在沒有派記者作實地採訪的情況下，已選擇性地只報道美韓方面的版本。為甚麼不讓我們了解一下北韓的觀點呢？是怕我們中了北韓的宣傳之毒嗎？過濾消息可不是傳媒的責任，為甚麼不讓受眾去自行判斷呢？
歷史上的軍事衝突，通常都有兩個版本，究竟誰先開火，通常連身在前線的士兵也講不清楚。我習慣不在這個問題上隨便相信一方的說法。我會察看雙方的國策，看看之後的發展究竟對哪一方有利，屬哪一方的既有目標，以推論衝突由哪一方挑起的機會較多。
譬如天安艦事件，我會問北韓把它炸沉是為甚麼呢？天安艦既非南韓的主力艦，把它炸掉並不足以一舉削弱美韓的軍力，在戰略上毫無意義。主流傳媒說，北韓此舉是發窮惡，希望換取西方更多的經濟援助，或爭取在軍事談判上獲得更被尊重的地位。但事件發生後，西方是進一步收緊了對北韓的封鎖，而美國亦沒有因此而願意與北韓單獨會談。既然衝突無法換取北韓想要的東西，那北韓為甚麼還要一再挑起衝突呢？
這種行為顯然並不理性，但我在一份「信譽最好」的報紙上，看到他們的社評，把北韓挑起衝突描述為「理性」行為。這種說法所起的功能，就是要受眾確信，衝突是北韓挑起的。亦有評論估計，北韓此舉是為金正恩這位小主接班立威，這也很不合理。但凡接班，首重平穩過渡，怎會挑起衝突，要地位未穩、經驗不足的小主立即去處理危機，帶來不必要的風險。我不相信有心安排小主上位的人會這樣做。
相反，今次南北韓衝突的發展，卻完全符合美國國策的需要。美國想重返亞洲，制衡中國的崛起，所以極需要保留在沖繩島的軍事基地。但日本的民情是要美軍撤出沖繩島，天安艦事件令朝鮮半島局勢緊張，令日本最終屈服讓美軍保留在沖繩島的基地。讀者不難看到，誰是天安艦事件的真正獲益者。
南北韓局勢緊張後，美韓進行了多次軍事演習。美國曾放聲氣要派核動力航空母艦華盛頓號進入黃海演習，因北京強烈反對而叫停。今次延坪島事件，連島上平民也有死傷，美國就出師有名了。今次不但派核母，連攻擊力最強的核潛也派來黃海了。
演習的地點鄰近中國首都北京，這不是項莊舞劍，又是甚麼？
以南北韓的衝突為例；究竟誰先挑起衝突，雙方當然互相指責，但我們的傳媒在沒有派記者作實地採訪的情況下，已選擇性地只報道美韓方面的版本。為甚麼不讓我們了解一下北韓的觀點呢？是怕我們中了北韓的宣傳之毒嗎？過濾消息可不是傳媒的責任，為甚麼不讓受眾去自行判斷呢？
歷史上的軍事衝突，通常都有兩個版本，究竟誰先開火，通常連身在前線的士兵也講不清楚。我習慣不在這個問題上隨便相信一方的說法。我會察看雙方的國策，看看之後的發展究竟對哪一方有利，屬哪一方的既有目標，以推論衝突由哪一方挑起的機會較多。
譬如天安艦事件，我會問北韓把它炸沉是為甚麼呢？天安艦既非南韓的主力艦，把它炸掉並不足以一舉削弱美韓的軍力，在戰略上毫無意義。主流傳媒說，北韓此舉是發窮惡，希望換取西方更多的經濟援助，或爭取在軍事談判上獲得更被尊重的地位。但事件發生後，西方是進一步收緊了對北韓的封鎖，而美國亦沒有因此而願意與北韓單獨會談。既然衝突無法換取北韓想要的東西，那北韓為甚麼還要一再挑起衝突呢？
這種行為顯然並不理性，但我在一份「信譽最好」的報紙上，看到他們的社評，把北韓挑起衝突描述為「理性」行為。這種說法所起的功能，就是要受眾確信，衝突是北韓挑起的。亦有評論估計，北韓此舉是為金正恩這位小主接班立威，這也很不合理。但凡接班，首重平穩過渡，怎會挑起衝突，要地位未穩、經驗不足的小主立即去處理危機，帶來不必要的風險。我不相信有心安排小主上位的人會這樣做。
相反，今次南北韓衝突的發展，卻完全符合美國國策的需要。美國想重返亞洲，制衡中國的崛起，所以極需要保留在沖繩島的軍事基地。但日本的民情是要美軍撤出沖繩島，天安艦事件令朝鮮半島局勢緊張，令日本最終屈服讓美軍保留在沖繩島的基地。讀者不難看到，誰是天安艦事件的真正獲益者。
南北韓局勢緊張後，美韓進行了多次軍事演習。美國曾放聲氣要派核動力航空母艦華盛頓號進入黃海演習，因北京強烈反對而叫停。今次延坪島事件，連島上平民也有死傷，美國就出師有名了。今次不但派核母，連攻擊力最強的核潛也派來黃海了。
演習的地點鄰近中國首都北京，這不是項莊舞劍，又是甚麼？
沈旭暉：當卡塔爾也可辦世界盃……
國際足協把2022年世界盃主辦權交予卡塔爾，引起體壇震動，也對國際關係的根本範式帶來改變。假如卡塔爾獲選全因經濟因素，那麼英美就不應落選，畢竟評估預測後者盈餘最大。假如西亞要選足球代表，3次打入決賽周、人口超過7000萬、政體比卡塔爾「較為民主」的伊朗才是傳統選擇；但假如伊朗申辦，相信成功機會甚微。卡塔爾勝出的意義，實在與其他國家完全不同。
香港可辦冬奧？
卡塔爾不但是歷屆人口最少的主辦國，也是唯一公民不及常住人口的主辦國，全國百萬人中，超過3/4為非卡塔爾公民。這些來自世界各國的勞工，卻是卡塔爾世界盃的主要「本土」觀眾，也是接待遊客的主力。當顧問公司評估卡塔爾對足球的熱情、對遊客的接待水平，被評估的根本不是卡塔爾人，這是罕見的；香港申辦亞運被評估時，菲傭的體育熱情就不會被重點考慮。今天住在卡塔爾的非本國公民，在2022年卻相當可能不在，所以被評的，其實是卡塔爾引入人口的機制，以及非公民在主辦國的角色。
世界盃強調通過主辦國的基礎建設普及國內足球、提升技術水平，但對人口只有香港約1/7的卡塔爾而言，興建十多個國際級足球場毫無內需；近年卡塔爾聯賽引入眾多過氣球星，球場還是空空如也。卡塔爾也知道這會被批評為浪費，宣布在比賽後把新建球場送到第三世界國家，物盡其用。換句話說，評核卡塔爾基建對足球的貢獻時，考慮對象並非本國，而是第三世界，具體還不知是哪國。
變相默許體育僱傭兵
卡塔爾興建的冷氣球場十分有看頭，據說溫度會被調較至恆溫27℃，以突破40℃、50℃的沙漠高溫。這是電腦遊戲的夢想﹕按一下鍵盤，球場就會下雪、下雨、陽光普照，甚或製造高原效應。但什麼才是卡塔爾的真正主場？為什麼是20多度，而不是適應非洲球員的30多度？為方便轉播，是否可在凌晨比賽，而把球場調較得如同正午？「去本土化」的發展，會把比賽的地域元素降至最低，假如這成了日後劃一的球場模式，球員再沒有適應主場的需要。那樣香港也可申辦 2030年冬季奧運了。
在南非世界盃以前，無論主辦國球隊多麼不濟，也起碼打進次圈；就是作為首支首圈出局的主辦國，南非也曾三度打入決賽周，曾獲非洲國家盃冠軍。世界盃主辦權落入從未打入決賽周、水平在亞洲也屬二流的卡塔爾，不但讓主辦權和國家實力完全脫鈎，也是相信卡塔爾國家隊不會過分失禮，這其實是對卡塔爾的體育僱傭兵政策變相默許。須知數年前，國際足協修改條例，規定需住滿一定期限才可入籍，就是為卡塔爾「度身訂做」，以阻撓卡塔爾引進巴西前鋒艾爾頓、達達、李安盧——這不同德國隊吸納新移民，卻更像球會主動購入球員。當時卡塔爾被視為破壞規矩，曾被威脅制裁，但現在卡塔爾的僱傭兵化必會變本加厲，到了2022年，卡塔爾隊有多少本土球員實在難說。這次卡塔爾申辦團也貫徹僱傭色彩，當英格蘭由本國王子首相球星領軍，卡塔爾的王牌是施丹和哥迪奧拿。
區域合作比日韓世盃強
體育盛事容許多國合辦，既是希望效益延伸，也希望合辦國分工。卡塔爾雖是獨自主辦，但對鄰國需求甚多，例如它獨自反恐是不可能的，世界盃期間，海灣合作委員會的反恐部門大概要全體動員，假如局勢不穩，甚至可能要聘請僱傭兵公司，這就不會在俄羅斯發生。卡塔爾容許多少和伊斯蘭教義的衝突出現，例如球員公然進行同性戀行為會否被捕，這也不能完全由多哈政府決定；一旦過分開放，影響整個地區，瓦哈比主義大本營沙特就不能接受。在一般國家，一旦某區發生騷亂，可移師到其他區域比賽，但在面積不過等同10個香港、主要地方又是沙漠的卡塔爾，要是發生意外，逼在一起的球場就不能使用，臨時徵用球場就得打鄰國主意。某程度上，卡塔爾變相成了海灣合作委員會的合辦代表，和相關國家的合作，會比貌合神離的日韓世界盃更強。
全球化勝利 「主辦國」概念受挑戰
主辦國一般把世界盃定位為單一盛事，營運預算直接，但要準確評估卡塔爾世界盃的經濟，則必須把世界盃和卡塔爾要舉辦的其他盛事等量齊觀。以卡塔爾作風，必會把包括世界盃在內的一系列盛事包裝成「西亞國際都會年度亮點」，再在這些盛事之間舉行其他活動、興建消費中心，希望盛事間的經濟效益互相滾動。由於單是世界盃未必能改變世人對卡塔爾的觀感，假如卡塔爾將申辦/舉辦的其他活動未如理想，卡塔爾世界盃也不易理想。
說到底，卡塔爾還是一個國家嗎？當然是，但它主辦世界盃的一切考量，在人、事、地、物、時各層面，都把自己當作是商業公司，依靠傳統國家元素甚少，他國元素的參與比歷屆都多；模式延伸下去，「主辦國」的概念會備受挑戰。卡塔爾的勝利，其實是全球化的勝利，也是國家主義的警號。
香港可辦冬奧？
卡塔爾不但是歷屆人口最少的主辦國，也是唯一公民不及常住人口的主辦國，全國百萬人中，超過3/4為非卡塔爾公民。這些來自世界各國的勞工，卻是卡塔爾世界盃的主要「本土」觀眾，也是接待遊客的主力。當顧問公司評估卡塔爾對足球的熱情、對遊客的接待水平，被評估的根本不是卡塔爾人，這是罕見的；香港申辦亞運被評估時，菲傭的體育熱情就不會被重點考慮。今天住在卡塔爾的非本國公民，在2022年卻相當可能不在，所以被評的，其實是卡塔爾引入人口的機制，以及非公民在主辦國的角色。
世界盃強調通過主辦國的基礎建設普及國內足球、提升技術水平，但對人口只有香港約1/7的卡塔爾而言，興建十多個國際級足球場毫無內需；近年卡塔爾聯賽引入眾多過氣球星，球場還是空空如也。卡塔爾也知道這會被批評為浪費，宣布在比賽後把新建球場送到第三世界國家，物盡其用。換句話說，評核卡塔爾基建對足球的貢獻時，考慮對象並非本國，而是第三世界，具體還不知是哪國。
變相默許體育僱傭兵
卡塔爾興建的冷氣球場十分有看頭，據說溫度會被調較至恆溫27℃，以突破40℃、50℃的沙漠高溫。這是電腦遊戲的夢想﹕按一下鍵盤，球場就會下雪、下雨、陽光普照，甚或製造高原效應。但什麼才是卡塔爾的真正主場？為什麼是20多度，而不是適應非洲球員的30多度？為方便轉播，是否可在凌晨比賽，而把球場調較得如同正午？「去本土化」的發展，會把比賽的地域元素降至最低，假如這成了日後劃一的球場模式，球員再沒有適應主場的需要。那樣香港也可申辦 2030年冬季奧運了。
在南非世界盃以前，無論主辦國球隊多麼不濟，也起碼打進次圈；就是作為首支首圈出局的主辦國，南非也曾三度打入決賽周，曾獲非洲國家盃冠軍。世界盃主辦權落入從未打入決賽周、水平在亞洲也屬二流的卡塔爾，不但讓主辦權和國家實力完全脫鈎，也是相信卡塔爾國家隊不會過分失禮，這其實是對卡塔爾的體育僱傭兵政策變相默許。須知數年前，國際足協修改條例，規定需住滿一定期限才可入籍，就是為卡塔爾「度身訂做」，以阻撓卡塔爾引進巴西前鋒艾爾頓、達達、李安盧——這不同德國隊吸納新移民，卻更像球會主動購入球員。當時卡塔爾被視為破壞規矩，曾被威脅制裁，但現在卡塔爾的僱傭兵化必會變本加厲，到了2022年，卡塔爾隊有多少本土球員實在難說。這次卡塔爾申辦團也貫徹僱傭色彩，當英格蘭由本國王子首相球星領軍，卡塔爾的王牌是施丹和哥迪奧拿。
區域合作比日韓世盃強
體育盛事容許多國合辦，既是希望效益延伸，也希望合辦國分工。卡塔爾雖是獨自主辦，但對鄰國需求甚多，例如它獨自反恐是不可能的，世界盃期間，海灣合作委員會的反恐部門大概要全體動員，假如局勢不穩，甚至可能要聘請僱傭兵公司，這就不會在俄羅斯發生。卡塔爾容許多少和伊斯蘭教義的衝突出現，例如球員公然進行同性戀行為會否被捕，這也不能完全由多哈政府決定；一旦過分開放，影響整個地區，瓦哈比主義大本營沙特就不能接受。在一般國家，一旦某區發生騷亂，可移師到其他區域比賽，但在面積不過等同10個香港、主要地方又是沙漠的卡塔爾，要是發生意外，逼在一起的球場就不能使用，臨時徵用球場就得打鄰國主意。某程度上，卡塔爾變相成了海灣合作委員會的合辦代表，和相關國家的合作，會比貌合神離的日韓世界盃更強。
全球化勝利 「主辦國」概念受挑戰
主辦國一般把世界盃定位為單一盛事，營運預算直接，但要準確評估卡塔爾世界盃的經濟，則必須把世界盃和卡塔爾要舉辦的其他盛事等量齊觀。以卡塔爾作風，必會把包括世界盃在內的一系列盛事包裝成「西亞國際都會年度亮點」，再在這些盛事之間舉行其他活動、興建消費中心，希望盛事間的經濟效益互相滾動。由於單是世界盃未必能改變世人對卡塔爾的觀感，假如卡塔爾將申辦/舉辦的其他活動未如理想，卡塔爾世界盃也不易理想。
說到底，卡塔爾還是一個國家嗎？當然是，但它主辦世界盃的一切考量，在人、事、地、物、時各層面，都把自己當作是商業公司，依靠傳統國家元素甚少，他國元素的參與比歷屆都多；模式延伸下去，「主辦國」的概念會備受挑戰。卡塔爾的勝利，其實是全球化的勝利，也是國家主義的警號。
他朝君體也相同
跑馬地天主教墳場大門對聯最教人顧盼；「今日吾軀歸故土」「他朝君體也相同」。
他朝君體也相同；真貼切，再風光的人生，再美麗健康的面相身體逝水年華任誰都逃不過生老病死四道門。經歷親人朋友早逝，對死亡始得入心體會。
健康未出亂子，再悲天憫人也難體驗感同身受別人的殘缺、疾病。
筆者健康說壞不算很壞，說好也難算很好；從童年開始便間歇性受到腰痛及頸痛打擊，近年痛疾發作，旁人加把口：「終於來到犯痛的歲月啦……?!!」
笑答，這痛早自小學開始，如若別人踏入四十歲痛症始發，我來到這個歲數早已痛了近三十年……
了解痛，從中也能體驗旁人的痛；但痛未至殘。因頸椎問題引致的麻痹才真正叫自己深深感受以為天長地久陪着你走的身體機器，不單止在過度使用回應以抗議，甚至不發明顯先兆突爾收工。
不熟悉的朋友都被撐得表面不太差的腰腿功夫瞞騙，都以為得天獨厚健康無瑕。自己清楚甚麼叫痛，從來對內地斷肢及老年丐幫特別通融，不少朋友奇怪明知欺詐行乞何以施捨助長風氣？
不理前因，眼前人的殘缺永不復還，自己一點點痛疾發作已然受不了，以心比心他們的痛去到甚麼程度？深愛先祖母，家中老母健在，見老年乞丐更難以硬着心腸調頭走開，布施當作為家中老人祈福。
綜合因果反射條件而行善，我明白這善非大善，這愛非大愛；回想前路遙遙，一句他朝君體也相同，出手算為自耕一分福田。尖酸的語言少點說吧，刻薄的心態盡量減省，一切折墮只因前此作孽。
感受，明白他朝君體也相同；不單止對死亡少卻恐懼，對痛疾多一份容忍，日常語言行事更曉檢點。
(鄧達智)
他朝君體也相同；真貼切，再風光的人生，再美麗健康的面相身體逝水年華任誰都逃不過生老病死四道門。經歷親人朋友早逝，對死亡始得入心體會。
健康未出亂子，再悲天憫人也難體驗感同身受別人的殘缺、疾病。
筆者健康說壞不算很壞，說好也難算很好；從童年開始便間歇性受到腰痛及頸痛打擊，近年痛疾發作，旁人加把口：「終於來到犯痛的歲月啦……?!!」
笑答，這痛早自小學開始，如若別人踏入四十歲痛症始發，我來到這個歲數早已痛了近三十年……
了解痛，從中也能體驗旁人的痛；但痛未至殘。因頸椎問題引致的麻痹才真正叫自己深深感受以為天長地久陪着你走的身體機器，不單止在過度使用回應以抗議，甚至不發明顯先兆突爾收工。
不熟悉的朋友都被撐得表面不太差的腰腿功夫瞞騙，都以為得天獨厚健康無瑕。自己清楚甚麼叫痛，從來對內地斷肢及老年丐幫特別通融，不少朋友奇怪明知欺詐行乞何以施捨助長風氣？
不理前因，眼前人的殘缺永不復還，自己一點點痛疾發作已然受不了，以心比心他們的痛去到甚麼程度？深愛先祖母，家中老母健在，見老年乞丐更難以硬着心腸調頭走開，布施當作為家中老人祈福。
綜合因果反射條件而行善，我明白這善非大善，這愛非大愛；回想前路遙遙，一句他朝君體也相同，出手算為自耕一分福田。尖酸的語言少點說吧，刻薄的心態盡量減省，一切折墮只因前此作孽。
感受，明白他朝君體也相同；不單止對死亡少卻恐懼，對痛疾多一份容忍，日常語言行事更曉檢點。
(鄧達智)
好好過日子——實惠一點好嗎 ？
香港申辦亞運會這件事，看來也到此為止了。
據說一些運動員聽到那些政黨不支持香港舉辦亞運會，非常失望，聲淚俱下。
但是，想通了，這又有甚麼不得了呢？
廣州辦個亞運會，花了上千億人民幣，香港呢？只打算花六十億，還是港幣。這說明甚麼呢？這就說明，香港有關方面，根本就無心搞這個運動會。不然的話，怎麼解釋金錢上的這個巨大差異？
好了，這六十億，權當已出之物，你我都有份，那就不如拿來獎勵香港的傑出運動員，好好為發展香港體育運動投點資，這樣的結果，相信香港運動員們一定歡迎的。
實實惠惠的，有甚麼不好呢？為甚麼非要搞甚麼亞運會，才能彰顯香港的體育地位呢？
香港除了體育受到疏視之外，還有一種重要的教育也受到忽視，而且情況特別嚴重。那就是美術教育。
美學對於一個人，甚至對於一個民族的品味，有至關重要的份量，一個美學涵養差勁的人，品味必差。一個品味差勁的人，生活素質也不會好到哪裏去。一個地方的人如果都這樣，這個地方的品味也必愈來愈差，人們對生活的追求愈來愈少，最後，這必將是一個枯燥乏味沒有品味的城市。
香港教育對於美學的疏視程度，已到了可有可無的地步。在上海的博物館裏，我們還看到一群群的中學生在老師帶領下，聽講解員講解，記筆記和畫素描，歐美的中學生，進博物館看美術展覽更是普通。但你到香港的美術博物館去看看，全是返老還童的阿嬸阿伯。
在香港，與其辦亞運會這般好大喜功，真的不如好好搞點基礎教育，把學生的德、智、體、美，好好的，用心的搞好！這比花多少錢，搞多少國際盛事，有益得多。
李純恩
據說一些運動員聽到那些政黨不支持香港舉辦亞運會，非常失望，聲淚俱下。
但是，想通了，這又有甚麼不得了呢？
廣州辦個亞運會，花了上千億人民幣，香港呢？只打算花六十億，還是港幣。這說明甚麼呢？這就說明，香港有關方面，根本就無心搞這個運動會。不然的話，怎麼解釋金錢上的這個巨大差異？
好了，這六十億，權當已出之物，你我都有份，那就不如拿來獎勵香港的傑出運動員，好好為發展香港體育運動投點資，這樣的結果，相信香港運動員們一定歡迎的。
實實惠惠的，有甚麼不好呢？為甚麼非要搞甚麼亞運會，才能彰顯香港的體育地位呢？
香港除了體育受到疏視之外，還有一種重要的教育也受到忽視，而且情況特別嚴重。那就是美術教育。
美學對於一個人，甚至對於一個民族的品味，有至關重要的份量，一個美學涵養差勁的人，品味必差。一個品味差勁的人，生活素質也不會好到哪裏去。一個地方的人如果都這樣，這個地方的品味也必愈來愈差，人們對生活的追求愈來愈少，最後，這必將是一個枯燥乏味沒有品味的城市。
香港教育對於美學的疏視程度，已到了可有可無的地步。在上海的博物館裏，我們還看到一群群的中學生在老師帶領下，聽講解員講解，記筆記和畫素描，歐美的中學生，進博物館看美術展覽更是普通。但你到香港的美術博物館去看看，全是返老還童的阿嬸阿伯。
在香港，與其辦亞運會這般好大喜功，真的不如好好搞點基礎教育，把學生的德、智、體、美，好好的，用心的搞好！這比花多少錢，搞多少國際盛事，有益得多。
李純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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