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4-29

中國何時才清算毛澤東

北京獨立的自由經濟學者茅于軾四月二十六日發表五千字長文,歷數中共第一代領導頭子毛澤東的罪惡,說他把國家帶到崩潰邊緣,並害死五千萬無辜的中國同胞,可是至今他的圖像卻仍然高掛在天安門城樓上;並對《蘋果日報》坦言,撰文的主要目的是要把毛「徹底趕下神壇」。茅于軾並非當今中國人裏首次提出「要把毛徹底趕下神壇」的人,不過,他可能是住在中國地區者首次提出這種看法的人。

「他絕不是人民英雄」
住在海外的作家,以前曾有兩位也提出應該把毛像從天安門拿下來的建議,一位是在一九八○年代後期以《上海生與死》( 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一書轟動美國的鄭念女士( Nien Cheng),她在生前就說過,絕對不回中國,除非天安門上毛澤東的像拿下來,這意味着毛澤東要受到批判,那麼,她才有可能會回中國。因為鄭念的獨生女鄭梅平在文革時遇害,死時才二十四歲,而鄭念在文革期間被誣指為「帝國主義間諜」,因為堅決不承認而待了六年半的牢房,鄭念的《上海生與死》一書即回憶那些經驗。

另一位則是前些年與夫婿合著《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的作家張戎,她曾說:「我覺得毛澤東在道德上是一無可取,他直接負責的是中國起碼七千萬人的死亡,他的像絕不應該掛在天安門廣場;他也絕不是中國人民的英雄,應該從天安門的城樓上把他的像取下來;應該把毛澤東真實的事情告訴給中國人民。」

蘇聯的共產主義在一九九一年解體,可是直到今年一月俄國才公佈前蘇共總書記斯大林殘害人民的犯罪資料,公開清算斯大林。他們召開總統人權事務委員會會議,大力推動俄國社會中去斯大林化的工作。其他議題還包括:全面解密蘇聯共產黨政治迫害檔案,提高前蘇共政治迫害倖存者的撫恤金,加強搜尋政治迫害遇難者的安葬地點,建立更多的有關蘇共政治迫害的博物館和紀念碑,以及針對共產黨極權制度的犯罪行為進行法律審判。

對比蘇聯的共產主義在解體將近二十年之後才清算斯大林,中國目前仍是一黨專制的共產黨當家,自由經濟學者茅于軾能提出這樣的看法,並且能在媒體公開出現「確實不容易」;另一方面大概要拜當今電腦網絡促進訊息自由流通,海外的自由言論對中國民眾有借鑑、省思的作用。

當年荼毒令道德淪喪

○八年胡錦濤在毛澤東的紀念會上,還說毛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所以只要共產黨當政一天,毛像可能還是高掛在天安門上,難怪張戎曾經說過:「當那張毛(澤東)像被摘下的一天,就是中國開始新生的一天!」此外,從茅于軾的文章刊出後受到熱烈的迴響,可見人們畢竟還是渴望得知真相,大陸網民直指:「毛的影響至今荼毒我們,今天社會道德淪喪,就是那時荼毒延續。」

鄭明麗
台灣自由撰稿人

C觀點 - 施永青 人類能不使用核能嗎?

福島核電廠事故,敲響了核能應用的警鐘。不少國家都暫停核電發展計劃,重新檢討現有的安全系統。環保團體更四出示威,要求永久放棄核能計劃;而民意亦大都傾向支持環保團體的要求。

這是從安全著想的自然反應,但想深一層,人類現在使用的能源,最初都是源自核子反應。因為我們現在使用的主要能源,是煤和石油,而煤和石油的能源是來自太陽,太陽的能量則來自熱核反應。

煤和石油皆因地殼變動,把古生物埋在地下演變而成。植物的能量靠太陽光與葉綠素把碳酸氣與水結合而成。動物則要靠吃植物。至於太陽,它之所以會發出這麼多的光和熱,全因為太陽正不斷地進行熱核反應。

核子反應有兩種,一種是透過核分裂,另一種是透過核聚合。核電廠是利用放射性元素,如鈾235,在自行分解的過程中所產生的能量去把水變成蒸氣,然後用蒸氣去推動渦輪發電。這是透過核裂變去利用原子能。而太陽能則是來自核聚變。四個氫原子在高溫下聚合成為一個氦原子,過程中會釋放出巨大的能量。人類製造的氫彈,就是利用核聚變的原理。

太陽發出的光和熱,之可以從這麼遠傳到地球,全靠輻射。輻射只是一種能量傳送方式,我們天天都在接受太陽輻射,並不那樣可怕。我們應先弄清楚輻射的性質,以及輻射的強度,不用一聽到輻射,就視之如虎。
我們現時使用的風力與水力,其實亦是靠太陽的熱輻射。要有太陽照射,大氣層才會出現溫差,才會有空氣對流,才可以用風力發電,此外,有太陽才能令水變蒸氣,再落雨在高山上,匯聚成河流,以推動發電機。可見風力與水力的源頭亦是太陽能,而太陽能則來自核能。

由此來看,人類要發展能源,必須研究它的源頭——核能。放棄核能方面的發展,是很難徹底解決能源問題的。
我們現時用得最多的煤與石油,藏量有限,終有一天會用完。以前,只有歐美國家耗油較多,但現時又加入了中國、印度、俄羅斯、巴西等人口大國一齊鬥快消耗,估計不需五十年,地球上的天然能源已沒法支持人類目前這樣的生活方式。

風能與太陽能,雖屬再生能源,但成本很重,要在科技上有所突破,可能比搞好核電安全更不容易。我們去兜圈嘗試之後,可能需要重新回頭依靠核能。橫豎都要用核能,何不早點開始研究?要研究,就得作實踐,以在錯誤中吸收經驗。這總好過臨急才上馬,那就更容易產生事故。

因此,我不贊成因福島事件就叫停所有的核能方面的探索;只是為了安全,我們應把實踐的規模減至最細,並選擇一些人煙稀少的地區去作核能應用上的實踐,以減少出現意外時的破壞。

危機管理

特區十三年,抄襲美國白人商界和政治詞彙,中環精英最喜歡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叫做「危機管理」,
Crisis Management。

什麼叫 Crisis Management?人家美國哈佛國際關係課本裏的經典案例,就是一九六二年蘇共頭子赫魯雪夫一手挑起的「古巴飛彈危機」。

蘇聯忽然向古巴運送飛彈,美國甘迺迪震怒,下令四十八小時把飛彈撤回,不然美國就發動核襲。

這種場面,就是真正的「危機管理」,大人物,大氣魄,大手筆。

但特區式的「危機管理」,像小孩子玩泥沙。譬如地鐵叫廣告公司,警告香港的華文傳媒,不准刊登地鐵的負面新聞,如有違反,地鐵「保留抽除廣告的權利」。

傳媒大譁,一場「危機」發生了,地鐵和廣告公司即刻道歉,說恐嚇不是他們的原意,「經一塹,長一智」,我錯了,我不乖,我下次不敢了。「新聞自由」小勝一仗,全城狂歡。

這也叫 Crisis Management?哈哈,才不,這是「愚蠢不管理」── Stupidity Mismanagement。本來,抽廣告就抽廣告,錢在老子手裏,我喜歡怎花就怎花,什麼叫「保留抽調廣告的權利」?連這種屁話,也是從白人的英語模仿來的,叫做 Reserve the right of。有膽色的,抽廣告,一個電話就做到了,膽小而虛張聲勢的,才會像上海弄堂的小男人吵架,一邊捲袖子,一邊大喊:看老子揍不揍你?一對腳往後挪,在打退堂鼓。

什麼港人治港,行不通的,雖然中環精英,從英美留學的履歷,一身西裝、 iPad、開視像會議、到賣弄一嘴巴的美國哈佛學術詞彙,極力模仿白種人的言語、思維、包裝,但基因所限,他們畢竟還是亞洲人。白人能做到的許多事,亞洲人是做不到的,包括「危機管理」。因為,人家美國的危機,是外星人侵略、蘇共部署核彈、九一一恐襲,是外來的,而一個愚蠢的未開化部落,自相殘殺,危機卻是自己來製造。


(陶傑)

2011-04-12

「西方先進國家」

橘越淮而枳,兩千年前的道理,今天還有許多人不明白。

「參考西方先進國家」,就是橘越淮而枳的問題之源,像「西方先進國家」的最低工資。

硬生生搬過來,問題叢生:員工午飯算不算鐘錢?人家「西方先進國家」明明說好不算的,但中國文化,「民以食為天」,一張嘴巴,飲食權利,在言論自由之先,這就爆發衝突了。

「西方先進國家」沒有地產霸權,「西方先進國家」有高稅制,「西方先進國家」有普選民主,「西方先進國家」有君主立憲的寬容作風,西方先進國家這樣,西方先進國家那樣,嘮嘮叨叨的指手劃腳了十三年(更正確計算,其實是一百五十年),不知道一張嘴巴嘮叨得累不累呢?

抄襲「西方先進國家」,只懂抄襲皮毛末技,像最低工資、公積金、公眾場合禁止吸煙之類,「西方先進國家」的原則主題──票選政府,三權分立,說到這裏,他又怕得要死,說「不可以照搬西方那一套」,中國人就這樣左一巴掌右一耳光,自相掌摑了一代代,噼噼啪啪的,有時血流成河,似乎還「參考」不出一條出路,抄襲不出一個生天。

中國三五代人的光陰,就在「參考西方先進國家先例」和「不能照搬西方那一套」自打耳光的喧吵聲中浪費了。其中有智慧的,不會再陪這無聊的大多數人虛耗生命,乾脆移民西方國家,三十年都不再回頭──以香港為例,這些一去不回頭的幸運兒,身在美加,融入西方先進社會,今日還得到了「憑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證可得獎金六千元正」的獎賞呢,真是樂死了。

「西方先進國家」可以有最低工資立法,香港不可以有。「西方先進國家」做得到的,你做不到。不必費時間再由一批「學者」耗千萬言來「文化論述」了,「國情」不同嘛,你做不到的,吵鬧十三年,無聊透了。爭吵下去,總有一種中國式的流氓結論,出來清場,像黑桃 A是最大的那張牌:如果不喜歡,移民好了,或者去跳海吧。這張黑桃 A祭出來,人人都啞掉。一個現代奴隸社會,是這樣塑造的,哈哈,有趣得不得了。


(陶傑)

邱吉爾名言

財政司司長在四月十日的網誌中引用英國戰時首相邱吉爾的名言「 Give us the tools and we will finish the job.(給我們工具,我們便可以完成任務)」,呼籲立法會議員在本周投票支持財政預算案。但是,現在財政預算案面臨的真正問題並不是缺乏工具,而是缺乏對任務的清楚認識。因此,筆者再次回贈司長另外幾句邱吉爾的名言,望能笑納。

第一句是「 Courage is what it takes to stand up and speak. Courage is also what it takes to sit down and listen.(站起來說活需要勇氣,坐下傾聽同樣需要)」。官字雖然擁有兩個口,遺憾的是缺乏一雙耳。

邱吉爾的第二句名言是「 It is always wise to look ahead, but difficult to look further than you can see.(人人都知道向前看是明智的,但要做到高瞻遠矚卻是困難的)」。身處萬人之上,原本就應當看得更遠;如果不幸有近視或老花,又不願意借一借旁人的眼鏡,那麼盲衝直撞的結果就是車毀人亡。
邱吉爾的第三句名言是「 All the great things are simple, and many can be expressed in a single word: freedom, justice, honor, duty, mercy, hope.(偉大的事情都很簡單,大多數可以用一個詞語來表達:自由,公正,榮譽,責任,仁慈,希望)」。如果缺乏這些簡單的理念,施政就難免舉步維艱。

聆聽的勇氣、高瞻遠矚的目光以及偉大的理念,這些正是目前我們最需要的。有了這些東西,再加上必要的工具,才能保證任務的完成。如果政府一再迴避社會貧富懸殊的深層矛盾,那麼即使有再多的工具,亦同樣無法完成任務。而社會大眾的不滿與抗爭,亦只會像邱吉爾說的另一句話那樣: Now this is not the end. It is not even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But it is, perhaps, the end of the beginning.(這不是結局,甚至不是結局的開始,而也許是序幕的終結。)

利奧
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