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定康（Chris Patten）

英國保守黨資深政治家，香港最後一任總督。

彭定康（Christopher Francis Patten，或稱Chris Patten，任港督前的譯名為柏藤），英國保守黨資深政治家，香港最後一任總督。

彭定康生於一九四四年五月十二日，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的榮譽文學士畢業生，主修現代歷史，曾取得旅遊奬學金，於一九六五年前往美國留學。一九六六年加入前首相希思主政的英國保守黨研究部，時年二十二歲，是保守黨內改革派的中堅分子，後出任該研究部的總幹事長。他自一九七九年至九二年成為英國國會巴思選區的議員，於七九年至八一年出任下議院首長及藝術部部長，並於把八九年至九〇年出任環境大臣，九〇年至九二年擔任保守黨主席。一九九二年英國國會選舉中落選，之後他辭去保守黨主席一職，四月獲首相梅杰安排接替衛奕信爵士，出任第二十八任香港總督。

一九九二年七月九日，彭定康赴香港正式上任，直至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香港回歸北京政權那一日為止，他在港督任上打破了多項慣例，包括拒絕接受英女皇頒授的爵士勳銜，沒有穿上殖民地官服就職，以及成為首位出任港督的非政府官員（以前的港督都是殖民地部或外交部官員）；他也是唯一一位天主教徒香港總督。

因他身形較胖，譯名又十分中國化，故上任後香港坊間以至傳媒對他暱稱肥彭。在他擔任港督期間，他的親民作風大受市民歡迎，例如他曾到中環品嚐蛋撻。而彭定康的一些作風，亦為香港後來從政人士所模仿。例如他發表施政報告後，親自出席電台節目接聽聽眾提問，更主持公開答問大會面對市民質詢，以建立開放、向公眾負責的形象，令人一新耳目。

在香港的五年間，這位總督有著兩極化的評價，但是香港一般人卻很喜歡他，支援率始終在百分之六十以上，他既是歷任總督中最親民的一位，也是歷任總督外訪時間最長的，近至日本、南韓，遠至美國、澳洲，而歷任總督中也屬彭定康和倫敦的關係最好，贏得首相梅傑的完全支援。彭定康是需要香港社會、國際，與倫敦的支援的，他是末代港督，注定要由他手裏把香港主權交給北京，所有的協定已經談定，如何讓香港民心與國際輿論肯定英國的統治？彭定康的策略是政治改革，其中包括擴大直選範圍，言論自由，增加立法局權力，司級官員政務官化等等。彭定康強調，這些改革的目的在於使香港更有自信挺身衛護自身的價值與生活方式。

彭定康甫上任，首次施政報告中便推出被中方指爲「三違反」的政改方案，他的本意是在不違法基本法的原則下，適當擴大香港民主。然而這一方案的出臺，立即遭到中共的猛烈抨擊。如他對立法局功能組別議席的特殊安排便受到北京的指責。他新增九個功能組別（新九組），使所有在職人士都有資格投票，變相使這九個議席成為直選議席。這改動，被中方認為是鑽《基本法》的漏洞，激怒了自六四事件後在對港政策趨向保守的北京當局。他被當時任港澳辦主任的魯平罵作「千古罪人」。一時間，「千古罪人彭定康」和彭、魯二人的關係成為香港報章的主題。

一九九五年選舉的結果是民主派大勝，獲得百分之六十五的支持。在九七之後，彭定康對香港立法局選舉感到是「非常好的結果。」他感到，五年任內最感遺憾的事，是未能說服北京領導人對香港的民主發展放心，「我一直內疚的是，我們在香港的民主化的工作成績，低於英國在其他殖民地所設定的相當高的標準。」

彭定康曾經告訴中共當權者，「你不用擔心香港，港人是很克制的，只要你寬厚地對待他們。」他列舉民主黨党鞭司徒華爲例：「從來沒有人稱他是英國帝國的工具，他是一個反殖民地主義者，堅定、強硬及非常聰明的中國愛國主義者。」他強調，中國不能永遠不面對香港的反對聲音，遲早也要坐下來，跟代表港人的政治領導坦誠商討。面對現實不是委任六十位聽中方話的人士組成立法會即可以，而是要跟李柱銘、楊森等在民意調查中獲得最多支援的人面對面，共同商討如何令「一國兩制」得以實踐。

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的評選委員認爲，彭定康的政改方案表達了香港市民渴求民主參政的心聲，得到了港人的支援，因此將九二年度的傑出民主人士獎頒給了他。但是，港督府的發言人向新聞界表示，彭定康不會接受這個獎項，並說港督相信「一國兩制」，「港督提出的政改建議，只是爲香港而設。中國政治是中國人的事，與港督無關。……」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隨即發表聲明，除了肯定政改方案使香港市民擴展了對民主的視野，教育意義重大，同時對彭定康的態度表示理解和尊重。
九七年香港主權轉移時，彭定康深信，民主和自由思想已在香港植根，這是不容易拔掉的。香港的民主精神是不會被毀滅的，批評英國沒有給予香港足夠民主的同一批人士，應繼續向中國說：「不要令我們失望，你要做得比英國好！」

彭定康指出，香港是一個典型的華人社會，而又帶有英國特色，從來沒有一個屬地在脫離殖民地管治時，能夠像香港這般繁榮昌盛。雖然英國在香港的管治已告終結，但他相信英國對香港的貢獻，是在這裏建立了一個完善的架構，使香港人能夠力爭上游，創造美好天地；並具備法治精神、廉潔開明的政府、自由社會的價值觀、已具雛形的代議政制和民主社會制度。他形容：「香港是一個有英國特色的中國成功故事」。

當年他对香港新机场建设费用的审批受到批評，北京认为這是为了将港府的金库在回归前耗光，並要香港背上巨额的外债。而彭定康指香港启德机场已經不勝負荷，而且位於市區，容易发生事故，所以新机场的建设是刻不容緩的。回歸後的事實証實此計劃富有遠見，帶領香港成為地區航空交通樞紐。彭定康相信真正港人治港的日子必定來臨。他爲任內五年能與香港成長深感自豪與榮幸。「只要我們堅守那些爲香港帶來經濟繁榮的政策制度，便能夠維持香港強大的經濟實力。」

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香港主權移交至中國，彭定康與家人陪同英國皇儲查理斯，乘坐皇家遊艇不列顛尼亞號離開香港。爾後，他和家人到了法國南部休息，並出版了《東方與西方》（East and West）一書，記述他五年港督任期內，對東方人和西方人在價值觀的分歧和衝突上的個人觀點，這也是他擔任港督五年的心得。此書出版時，世界媒體大王梅鐸轄下的出版社違反協定引來一場風波。彭定康在書中指出：「中國很快就會威脅到世界和平，以及對文明造成侮辱，亦會成爲國際市場上一個不公平的競爭者，我們一定要停止縱容中國。」

一九九八年至九九年，他擔任「北愛爾蘭政策獨立委員會」的主席，推動北愛爾蘭自治及多方面和平，發表有關北愛自治方案的報告書，名為《A New Beginning: Policing in NorthernIreland》（又被稱為「彭定康報告書」）。一九九九年他成為了英國派駐歐盟的代表之一，是年他以歐共體貿易專員身份訪問北京，江澤民不得不與他這位「千古罪人」握手。二〇〇三年三月他又成為了歐盟外交事務專員。一九九九年九月他被任命為紐卡素大學的校長（Chancellor）。二〇〇三年被選為牛津大學的校長（Chancellor）。

在二〇〇四年十月，基於他對英國、香港和歐盟的貢獻，獲封為終身貴族，封號為巴恩斯男爵，並因此獲英國國會上議院的議席，重返英國國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