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毛澤東是個深受民族文化薰陶的中國人，他以中國人「中庸之道」的思維，在蘇聯的一黨制與西方的多黨競爭制之間，試驗以監督與合作為特徵的第三種類型的政黨政治——中共領導的多黨合作、監督制度，走出一條中國人自己的政黨政治之路。但他卻沒有很好地堅持、完善它。
中國現在是「一黨制」或「一黨專政」嗎？對此目前兩種意見針鋒相對：一是回答「Sure」！因為世界上的政黨制度只有一黨制和多黨競爭制兩種，非此即彼，中國現行的政黨制度既然不是多黨競爭制，那它就必然是「一黨制」；另一種意見則肯定回答「Not Really」！認為它既吸納了一黨制和多黨競爭制之精華，又拋棄了多黨競爭制和一黨制之不足，是充滿中國人「中庸之道」智慧的一種多黨（現在除中共外，內地還有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國民主同盟、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國致公黨、九三學社、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等8個政黨）監督與合作制度。
研究這一問題，要從毛澤東說起。正如哲學家李澤厚在評價毛澤東時所說的那樣：不管你喜歡他，還是反對他，但研究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你幾乎都繞不過他。
內外夾攻
一、毛澤東是中共黨內第一個提出運用「內外夾攻」的辦法來防止、糾正中共犯錯誤的人。所謂「內外夾攻」，「內」指中共黨內的監督體制機制（在體制上，如紀律檢查委員會之類；在機制上，如巡視、舉報之類）；「外」指中共之外的其他政黨組織；「夾攻」指把中共黨內的紀律監督和中共黨外的民主黨派的監督相結合。
1941年11月，毛澤東在《在陝甘寧邊區參議會的演說》中首次提出了這一思想。他說：「國事是國家的公事，不是一黨一派的私事。因此，共產黨員只有對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義務，而無排斥別人、壟斷一切的權利。」因此，「共產黨的這個同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原則，是固定不移的，是永遠不變的。」「共產黨是真心實意想把國事辦好的。但是我們的毛病還很多……我們要加強黨內教育來清除這些毛病，我們還要經過和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來清除這些毛病。這樣的內外夾攻，才能把我們的毛病治好，才能把國事真正辦好起來。」他的這一思想，與4年後他在就黃炎培所問的如何跳出中國「一治一亂」的歷史周期問題時，回答說「我們能跳出這周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起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都會令人感慨不已。
主張多黨合作
1、毛澤東主張多黨合作和監督的觀點大略始於抗戰初期。
1938年10月，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一文中寫道：「堅持民族統一戰線才能克服困難，戰勝敵人，建設新中國，這是毫無疑義的。但是在同時，必須保持加入統一戰線中的任何黨派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的獨立性，不論是國民黨也好，共產黨也好，其他黨派也好，都是這樣。」
為此，毛澤東明確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1940年2月他在〈新民主主義的憲政〉一文中說：「他們是在掛憲政的羊頭，賣一黨專政的狗肉。」
為了體現反對一黨專政的思想，中共在其控制的抗日根據地建立了「三三制」政權。即：在政權的組成人員中，共產黨員佔三分之一，中間派佔三分之一，非黨的左派分子佔三分之一。毛澤東在〈抗日根據地的政權問題〉一文中指出，只要佔三分之一的共產黨員在品質上具有優勢，「就可以保證黨的領導權，不必有更多的人數。所謂領導權，不是一天到晚當作口號去高喊，也不是盛氣凌人地要人家服從我們，而是以黨的正確政策和自己的模範工作，說服和教育黨外人士，使他們願意接受我們的建議」，「對參加我們政權的黨外人士的生活習慣和言論行動，不能要求他們和共產黨員一樣，否則將使他們感到不滿和不安」。他在此後所寫的〈論聯合政府〉中也主張過國民黨放棄一黨專政，仿效西方實行多黨競爭等民主制度，為了爭取民主建國他還冒險前往重慶與蔣介石談判。
中共執政 民主黨派要繼續存在
2、1949年10月1日，中共成為執政黨，中共和民主黨派都出現了民主黨派是否還需要存在的爭論。毛澤東表示要繼續存在，要繼續發展。
1948年12月28日，在毛澤東訪問蘇聯期間，民主黨派之一的中國人民救國會宣告自行解散，理由是新中國已經建立，其任務已經完成。九三學社、農工黨、中國民主促進會等也在草擬解散宣言。毛澤東獲知救國會解散的消息後，非常惋惜地說，救國會是進步團體，不應當解散。並表示其他民主黨派也不應解散，「不但要繼續存在，而且要繼續發展」。
中共內部也出現了一部分人認為「民主黨派任務已盡，可有可無」。毛澤東對此多次作了批評。1949年10月24日，毛澤東在同一些負責人的談話中說：「共產黨要永遠與非黨人士合作，這樣就不容易做壞事和發生官僚主義。」1950年4月21日他在同中央統戰部的負責人談話中指出，要尊重民主黨派，幫助他們解決問題，如黨派經費、民主人士旅費等。
政協應繼續存在
3、1954年，由於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召開，一些人提出了政協是否還有必要存在的疑問。毛澤東認為，政協是中共和民主黨派監督與合作的重要平台，應該繼續存在。
1953年12月，中央政府決定於次年召開首屆全國人大。此時，一些人士提出疑問，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後，中共和民主黨派監督與合作的重要平台之一的政治協商會議是否還繼續存在？它的性質和任務有什麼變化？
為此，1954年12月，在全國政協二屆一次會議開幕前兩天，毛澤東召集黨內外幾十人參加的座談會專門就這些問題作出說明。他說：「政協是全國各民族、各民主階級、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國外華僑和其他愛國民主人士的統一戰線組織，是黨派性的，它的性質有別於國家權力機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它也不是國家的行政機關。」有人擔心政協是否會變成說閒話的機關，毛澤東說：「只要不是惡意的，講閒話也可以，這樣可以使我們知道社會上存在這樣的意見。」他認為今後政協有協商國際問題，商量候選人名單，提意見，協調各民族、各黨派、各人民團體和社會民主人士領導人員之間的關係，學習理論等五大任務。
堅持與民主黨派監督、合作
4、1956年國家主要通過贖買的方式把私人工商企業轉變為國有或集體所有制企業之後，民主黨派原來代表的階級、階層發生了變化，一些人提出了民主黨派是否還有必要存在。毛澤東回答：繼續堅持中共與民主黨派監督、合作的制度。
1956年3月1日，毛澤東在一次會議上對「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含義作了解釋。他說：什麼叫「長期」？就是共產黨的壽命有多長，民主黨派的壽命就有多長。如何「監督」？就是批評建議。主要的方法就是批評，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達到團結，把工作改善。
1956年3月20日，毛澤東在南京的一次會議講話中說，中共與其他政黨有區別是必要的，但不要有深溝。我們希望把國家變成一個活潑的國家，使人們敢於批評，敢於說話，有意見敢於說出來，不要使人不敢說。採取這樣的方針，「文學藝術、科學技術會繁榮發達，黨會經常保持活力，人民事業會欣欣向榮，中國會變成一個大強國而又使人可親。」
1956年4月18日，毛澤東在聽取一次工作匯報時明確提出「兩個萬歲」的口號。他說：「共產黨萬歲，民主黨派也萬歲。他們可以看我們，這也是一種民主。共產黨有兩怕，一怕老百姓，二怕民主人士。」這裏的「看」即監督的意思。後來被他概括為「長期共存、互相監督」。
1956年4月，毛澤東發表〈論十大關係〉一文，他在文中指出：「究竟是一個黨好，還是幾個黨好？現在看來，恐怕是幾個黨好。不但過去如此，而且將來也可以如此，就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
1956年4月在杭州的一次會議上，當一位地方負責人說：「民主黨派對『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很滿意，認為這樣加重了自己的責任。只是覺得共產黨對他們提意見少，成了單方面的監督了。」毛澤東聽後說：對民主黨派要講真話，這樣比若即若離好。民主黨派相當多的話是對的，是考慮過的。有的講話不對，是不了解情。有一部分要分析，有一部分要接受，決不可一下子頂回去。當另一位地方負責人說，黨外人士問，從最低幹部到最高領袖，最高國策，能不能批評？毛澤東回應：「憲法有規定嘛，讓他批評嘛。不管官有多大，都可以批評。講對了就要接受，講得不對，如果沒有害處就算了。」
1957年5月7日，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自修稿第一次稿」）一文中，對「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補充了這樣一段話：「我們提出讓各民主黨派和共產黨一道長期共存，並且互相監督，只許做好事，不許做壞事，這有什麼不好呢……監督的方法，就是團結─批評─團結。這個方法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法，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法，是解決一切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
1957年5月8日，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自修稿第一次稿」）一文中，對「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又補充了兩段話：
一段是關於這個方針提出的過程：「長期共存，互相監督」這個口號不是突然提出來的，醞釀了好幾年。互相監督，早已是事實，不過從現在起應當做得更好些。長期共存的思想也已存在很久了。到去年，這個口號就明確地提出來了。
另一段是講為什麼要讓民主黨派與共產黨長期共存：「一個人或一個黨，耳邊如果沒有不同的聲音，那是很危險的。大家知道，主要監督我們的是勞動人民和我們自己，並不是民主黨派。但是有了民主黨派，對我們更為有益。」（這幾句話，在正式發表時又有所修改。）值得注意的是，原來還寫了這樣一句話：「共產黨力量很大，怕的是沒有人講閒話，不怕天下大亂。這個天下是亂不了的。」
毛澤東晚年逐漸拋棄
「內外夾攻」思想
二、從1957年「反右派」運動開始，也就是在毛澤東晚年，毛澤東逐漸拋棄了「內外夾攻」的思想，他設計的中共和民主黨派互相監督、合作的制度漸漸名存實亡，中共內部的紀檢組織也被撤銷。
1957年的「反右」運動嚴重擴大化，使知識分子（社會精英）噤若寒蟬，特別是對民主黨派中一些重要人士的不當批判處置，使民主黨派的監督職責徒有其名；1959年的「反右傾」運動，使中共內部滋生了不敢說真話，假話流行的風氣。誠如鄧小平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中所說的那樣，在毛澤東晚年，「黨和國家的民主生活逐漸不正常，一言堂，個人決定重大問題、個人崇拜、個人凌駕於組織之上一類家長制現象，不斷滋長」，到了「文化大革命」，就連中共內部的紀檢組織先是機構癱瘓、工作停頓，後又被徹底撤銷。
但頗為複雜的是，在1966年國慶日那天，毛澤東還在天安門城樓上把李宗仁拉到身邊說：「紅衛兵把全國政協、民主黨派封了，但政協還是要的，民主黨派還是要的。」這是其思想的「迴光返照」，還是別的什麼意思，只有天曉得了！但無論如何，歷史是無法原諒他在晚年的嚴重錯誤的。
有資料顯示，毛澤東曾經長期不贊成一黨制和反對一黨專政，他甚至在抗戰時期還考慮過接受西方的多黨競爭制，但由於當時執政的國民黨的拒絕，中國沒能在多黨競爭的道路上走下去。
毛澤東是個深受民族文化薰陶的中國人，他以中國人「中庸之道」的思維，在蘇聯的一黨制與西方的多黨競爭制之間，試驗以監督與合作為特徵的第三種類型的政黨政治——中共領導的多黨合作、監督制度，走出一條中國人自己的政黨政治之路。但他卻沒有很好地堅持、完善它。唉，真是說不盡的毛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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