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份子不可治國

英美政府抓到恐怖份子，套取口供，動用一點水刑，不人道嗎？只是幼稚園程度的殘暴，美國的關塔納摩監獄，引起美國左派批判。
瑞典電影《龍紋身的女孩》，就有這樣的爭論。一個納粹家庭，戰後成為企業富豪，其中兩父子，對猶太人的仇恨未消，三年五載，就殘殺一名猶太女子。
雜誌的主編，是知識份子，奉命就這幾件無頭公案報道偵查。他遇上一名年輕的電腦女工程師，女工程師曾遭淫辱，因緣際會，與男知識份子一起追兇。
經歷種種艱險，找到了兇手。女工程師也在復仇，兩人成為朋友。男主編一度險遭毒手，面對兇殘的人魔，不忍反擊，認為不能以暴易暴，應交由「法治」解決，但女工程師不跟他嚕囌，因為她身受其害，她用暴力解決了兇手。
這齣戲，表面是偵探懸疑，改編自小說，實際上探討善與惡的哲學，女工程師冷眼看着心腸柔弱婆婆媽媽的「知識份子」，丟下一句話，是其中的戲眼所在：「為了善而行惡，是必須的。」
「知識份子」眼中的理想很美好，但他們不知人性的醜陋。治國不可以聽隨左派「知識份子」，正如辦一份成功的報紙，也絕不可以聽大學新聞傳播學的教授講師的「諄諄善誘」。一個精明的報紙老闆，當然可以請「學者」一場晚宴，聽他們發表新聞學理論，但結帳恭敬送客之後，一擺手，吩咐下屬：聽到他們剛才的高論嗎？全部照他們所說的相反去做。
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納粹覆亡旦夕。美國總統羅斯福與英國首相邱吉爾，對怎樣處理納粹戰犯，有一場爭論。
羅斯福主張設戰犯法庭審訊，讓全世界看到司法主持公義。邱吉爾反對，認為審訊戰犯，費時失事，抓到希特拉和納粹軍官，不分首從，全部處決。
羅斯福很詫異，覺得邱吉爾失去了紳士的修養，他以為戰犯法庭，可以儆後來者。邱吉爾說：對付兇手，理性和法治不適用，更不必講紳士，要比他更流氓，我就是流氓。
歷史證明，邱吉爾是對的，紐倫堡大審判，沒有阻止六十年來多次的種族屠殺。邱吉爾、曾國藩、曹操，這三個人物，如果能超越時空，聚首一堂，煮酒共話，就是一台好戲了。文人和「知識份子」可以讓他們「監督」時政，讓他們憂國憂民的苦瓜臉孔裝飾一個亂世，絕不可以讓他們治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