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分黨派、不分意識形態、不分民族主義或國際主義，中國實現了境內公民第一位獲得諾貝爾獎的突破, 這是一件意義重大的事件。
全球約有三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不自由狀態下，中國又佔了其中的三分之二。在二十一世紀，人類社會最具有挑戰性而又最能帶來滿足感的公益事業當屬中國民主化。不難理解，中國民主早已成為中國人在世界摘金奪銀的大項目。從國家一級（例如美國律師協會人權獎、海爾曼人權獎、國會人權獎、科學家人權獎，法國的西蒙-波伏娃獎、捷克人權獎、德國佩特拉-凱利獎、菲律賓的雷蒙·麥格賽賽獎）、地區一級（歐洲人權獎）再到全球一級（聯合國人權獎），我們都看到中國人頻頻獲獎。今年的諾貝爾和平獎授予給劉曉波把這一趨勢推向高潮。
不同的解讀
對劉曉波獲獎的意義，人們有不同的解讀。
沿著意識形態的光譜，從左到右梳理，首先有人憤怒。中國外交部發了抗議書、照會了挪威駐華大使表達了這種憤怒。
中國政府不清楚或不願承認的事實是，諾貝爾和平獎的影響力主要來自於它力圖最大程度地反映國際輿論。中國人都知道，一個不顧村禮鄉輿的牛二被叫做無賴；同樣道理，一個踐踏國際輿論、蔑視普世價值的國家，就是流氓國家。以中國現有的實力（軟、硬兼論）而言，讓世人相信中國政府在全球事務中奉行合作和和諧的誠意，是得大於失的。
其次，有人不以為然，認為這又是諾貝爾和平獎被政治化。
人類最大的政治就是世界和平，諾貝爾獎不可能不政治化。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蝴蝶效應」可能把任何事物（雞瘟、污染、砍伐樹木等等）變成全球政治。所以，政治化本身並不是一個問題，問題的本質在於「好政治化」和「壞政治化」之分。
兩千多年前，政治學之父亞裏斯多德就稱：前者是少數人為了私利而施政，後者是多數人為了公益而施政。諾貝爾和平獎評委主席表示：「如果我們不投票給劉曉波，我們等於是背叛了中國境內的人權。我們不能坐視中國境內持續發生的人權侵害。」這是正義的政治。
再次，從媒體（比如《紐約時報》、BBC中文網和明鏡網）來看，積極反應非常強烈。
有人認為這是對劉曉波個人勇氣和他所推動的中國民主憲政事業的肯定；中國的民主人士和同情、支持者當然歡欣鼓舞，對他們來說，這是1989年中國民主運動受挫後最讓人開心的日子。中國海、內外民主運動可以以此為契機，推動中國民主化以求質的突破。
當國際大家庭表現出對中國人權和民主事業的極大關注時，這不是對中國內部事務的干預，也不是要傷害中國人的面子和尊嚴；而是人類文明社會承認中國人像世界所有的民族一樣，擁有同樣的心智能力和道德水準、同樣的對自由和民主的渴望，並有同樣的機會在地球村裏獲得最大的自由和發展。我們不會去教導層級較低的物種過體面的人類生活，此處道理相通。
中國政府應對策略
最後，我們有必要關心一下中國政府下一步應如何決策反應。
中國共產黨十七屆五中全會計劃將於10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召開，著重討論「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制定和福利民生、經濟穩定和社會和諧發展三大問題。在此關鍵時刻，諾貝爾和平獎的頒布無疑是向中南海扔進了個炸藥包，中國領導層必須做出敏捷快速反應。
擺在「十七屆五中全會」桌面上的話題顯然迴避不了中國的民主化和人權保障問題。中國政府必須認清，他們花大氣力推出的「大外宣」和「軟實力」已經是賠了夫人又折兵。
一點不奇怪：西方人已經富了幾百年，他們的富人早已演變為貴族，做到捐錢買偉名（諾貝爾就是一個例子）；而剛暴發的中國過於沉溺於「有錢能使鬼推磨」的唯物主義，中國的「胡羅卜加大棒」的外交就很容易失算了。
但如果我們換一個角度思考，其實中國的領導人在中國民主這一摘金奪銀的大項目中，處於最有利的戰略地位。胡總和溫總完全有可能在不久的將來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提名，最終成為並列第二的獲得諾獎的中國本土公民。
綜合各方人士的要求，中國政府可以在以下方面獲得突破：
1. 立即給劉曉波以自由； 2. 立即允許諾貝爾獎獲得者達賴喇嘛回歸西藏；3. 允許香港、澳門特區特首和議會直選 （兩年之內實施）；4. 推動深圳、上海等發達城市成為政治特區，探索民主普選經驗 （2013年為人大換屆年，可為目標）；5. 全面開放言論、解除報禁、解除黨禁，推動大陸省、市縣、鄉鎮人大普選（2018年實現）；6. 實現全國人大系統普選（2023年為目標）。
如此這般，胡、溫首先會得到兩位具有中國背景的諾貝爾獎獲得者的提名，獲諾貝爾獎應該勝券在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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