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冠中：中國天朝主義與香港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強世功在 2003年至 2007年被借調到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中聯辦）做研究工作，可以說是中國官方的智囊。 2007年至 2008年強世功在北京的《讀書》雜誌發表了十三篇名為「香江邊上的思考」的文章，後略經整理成為《中國香港》一書，分別在香港和北京出版（以下統稱上述文本為「香江文章」）。

「香江文章」引用不少歷史實證與文獻材料，以系列論文的形式，建構了看似詳盡、嚴謹、圓融的宏大敘事，也借用了抒情修辭來釋放真誠感與善意感。我認為這批「香江文章」的重要性在於它除了對中國官方的香港論述提供理論的根據和註解，有成為中共治港班子的參考讀本的可能外，還提出了一些值得香港書寫者商榷的問題意識。

有趣的是「香江文章」文本的內部矛盾同時也提供了對它批評的資源。我認為「香江文章」的內部矛盾源自它試圖包涵多套難以調和的思路：一、解說中國官方的香港政策（這或許是強世功寫這系列文章的官方任務）；二、強世功個人對中共建政的前三十年的相對肯定及對改革開放年代的批評；三、強調毛澤東的偉大光榮正確，同樣鄧小平也偉大光榮正確；四、展現當前中國黨政體制的正當性與優越性；五、說明中共政權是繼承中國傳統，而中國傳統就是王朝帝國和儒家，而儒家是指「捍衞使自身文明性格得以展現出來的政治實體的正當性」的政治儒家（不是指港臺新儒家那種儒家）；六、借特區的存在開拓一套有異於中國官方主權論述的中國天朝主義論述。
中國天朝主義（簡稱天朝主義或國朝主義）是我提出的一個標識，是對現下某一種政治意識形態的概稱。現在很有一些以華文寫作的學者認為：一、中國不是現代（西方）意義的民族國家或帝國；二、當代中國黨國體制是強世功下文說的「傳統中國政治遺產」的繼承者；三、大清帝國是傳統中國天朝式政治視野的極致表現，也是今後

中國政治想像的模版。我將這樣一套話語稱為中國天朝主義。
若與「北京共識」及「中國模式」的提法相比較的話，以對中國現狀特別是經濟制度方面的描述能力而言，天朝主義遜於「北京共識」及「中國模式」，但在政治上作為規範性、建構性的引導意識形態則似不比後兩者弱，而且有著比後兩者更強的傳統文化內涵，地緣政治衝擊，及「大歷史」或「長歷史」意義的企圖心。
強世功的「香江文章」，讓我們可以一窺中國天朝主義的部份面貌。我將不厭其煩的引用強世功的原文，因為對強世功來說天朝主義與香港特區一國兩制在理念上的關係是直接的。這關係到香港的命運。
本文的有關討論帶有雷蒙．阿隆式及以賽亞．柏林式從對手理論中學習的意味。

在此先要清理「香江文章」的幾個較小的問題。

一、強世功似乎並不熟悉 49年後香港的社會歷史與民間心理，所以有些論說似是而非。例如他說：
「近代以來，香港雖然割讓給英國，可香港人從來都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尤其新中國剛剛成立時那種生機勃勃的景象使得香港人的愛國主義高漲，並在『反對殖民主義』的愛國旗幟下參與、支持或同情香港左派發起的抗議行動」。
這段寫得太「搗漿糊」了，都不知道從何說起對在哪裏錯在哪裏。但肯定的是很多港人是在新中國剛剛成立時逃來香港的，不可能都是新中國和香港左派的支持者。（例證之一：到 80年代香港的大多數主流日報還都使用中華民國年號。）
類似「搗漿糊」論說，再舉兩例：
強世功說：「香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淪為『難民社會』時，左派自發組織內地同胞團結自救，共度難關，成為當時香港社會的道德楷模」。
內地大躍進三年人為災害後，大陸難民逃離共產中國，香港連一般老百姓都會去邊界接濟這些「難胞」，反左情緒高揚。但同時六十年代香港經濟已到小康，怎麼都不能說是「淪為難民社會」？而且左派什麼時候成為過香港社會的道德楷模？
強世功又認為：「香港人如何看待一九六七年的反英抗議運動，如何看到七十年代的精神自覺，就變成撕裂香港人內心世界的痛苦傷疤」。

香港人內心何來痛苦傷疤？六七年「反英抗議運動」在給北京叫停後，大概只對本地左派的追隨者造成內心傷疤，因為給北京犧牲了。對當時絕大部份港人的內心來說，那只是一場響應大陸文革和模仿紅衞兵式的暴動，並沒有撕裂香港人內心。

二、「香江文章」對一些特定話語的引用缺乏節制。例如在一篇談到香港大學的文章裏，多次說港大培養「小英國人」，如「正是通過香港大學的培養與教育，使得香港本地華人能夠接受英國人的思維習慣和價值觀，成為地地道道的『小英國人』」。「創辦港大可以培養一批接受英國思想文化的『小英國人』，也就是買辦階層」。「……間接統治，其要旨就是培養英式的地方精英（『小英國人』）」。
港大的毛派學生在七十年代初是也曾很意氣風發的罵過港大培養「小英國人」，但學者的嚴肅文章似不宜將某一特定族群謾罵式的話語作為一個社會的普遍現實去套用。
另外，在「去殖民」這個學理問題上，強世功的理解很直接，去殖民就是改宗認同中國：「在香港未完成『去殖民化』之前，或者說香港的國家認同沒有確立之前，香港政制發展不可避免地會陷入國家建構的難題中」。這樣的以去殖民等同「再國族化」的思路，與香港主要的後殖民論述（如羅永生反對從殖民時期對回歸後政經精英的共謀結構及周蕾強調香港主體）的去殖民理解相去甚遠，甚至是完全牴觸的。
強世功說：「不少香港精英內心其實認同英國這個『國』，或美國這個『國』，而不是中國這個『國』」。
在這裏強世功對香港精英心理的描述是想當然的。如果說大部份香港精英有什麼內心認同的話，那是認同香港這個地方，真沒幾個（不能說沒有）認同英「國」，而認同中國的精英也肯定多於認同美「國」（除非是居港美國人）。注意，這裏強世功是特意強調對「國」的認同，不是泛論文化偏好。
「香江文章」中有些句子的用詞，如「這是中華民族的主人心態與殖民地下的奴隸心態的針鋒相對」、「香港回歸以來，中央……初期不惜採取綏靖政策」，都不必要地帶著俯視的態度。

三、「香江文章」的一些推論，也似過於跳躍、過於想當然、牽強、武斷或過度解讀的：
「香港教育的本質是要徹底消除中文」。
「香港教育的殖民本質必然是壓制中文教學，推崇英文教育。中文教育與英文教育之間的衝突，反映了香港文化主導權或主權的歸屬問題」。
「不願意認同普通話及由此形成的漢語學界，而甘願在英語學界處於末流，正是香港在思想文化方面，最終會在經濟方面被邊緣化的根源」。

「香港精英階層……他們在自由、平等和民主這些文化價值上，認同香港屬於英美西方世界的一部份，而不是中國的一部份，因為他們（包括他們背後的西方世界）根本抹殺了中國革命對人類平等解放做出的巨大貢獻，不承認中國革命在全球範圍內對推進民主進程的巨大貢獻」。
「毛澤東對大陸與海島的思考固然有現代地域政治的考慮，但更多的是延續了中國古典政治哲學中關於『不變』與『權變』、『仁』與『智』的思考……毛澤東對中國革命的思考首先關注的是『不變』的要素，這就是對全世界和全人類的根本關懷，其核心思想依然是『仁』，是共產主義下人人自由平等的至善之境」。
現在我將詳細羅列一下「香江文章」如何試圖包涵多套難以調和的思路以拼貼成一套內部充滿矛盾的論述。
首先我要說，「香江文章」對我來說有一個很大的好處，就是它將一些官方政策及官方邏輯白紙黑字的寫了出來，讓我確定的看到中共治港班子如何理解特區一國兩制。

例如這段說明中央為什麼要支持香港資本家，就值得引用得長一點：
「在中央的決策思維中，所謂『繁榮』就是要確保『兩制』下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不變，而資本主義制度的核心就是要保證資本家的利益；『穩定』就是理順香港內部的政治關係，理順中央與香港的政治關係，前者要照顧工商界的政治利益，後者要確保國家主權和愛國者治港。經濟『繁榮』是政治穩定的前提，政治『穩定』是經濟繁榮的保證。因此，在中央『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政治責任中，香港工商界無論在繁榮問題還是在穩定問題上都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強世功又指出：「行政長官就成為鞏固中央與特區關係最重要的紐帶，中央不得不牢牢把握住對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主要官員的任命權，而且確保特區的行政主導權掌握在『愛國者』手中」。
然而，強世功卻透露回歸後中央對港人的愛國定義的改變：「在『愛國』問題上，他們（香港精英）經常會說，他們愛的是祖國的河山和歷史文化，而不是包含國家主權在內的政治實體。這樣的愛國曾經是我們在港英殖民地下提出的愛國標準，而不能成為香港回歸之後的愛國標準，否則，香港人與海外華人的愛國有什麼分別呢？」
從以上幾段引句不難看出，強世功要強調的是：治港者必須是愛國者，而且與回歸前不一樣，愛國現在的定義是愛政治實體。

但是這跟鄧小平公開說的愛國定義不無出入。鄧小平說：「愛國者的標準是，尊重自己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與穩定。只要具備這些條件，不管他們相信資本主義，還是相信封建主義，甚至相信奴隸主義，都是愛國者。我們不要求他們都贊成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只要求他們愛祖國，愛香港」。

「香江文章」也印證了中共香港政策──「維持現狀、長期打算、充份利用」──的現實主義性質及統一戰線論述難免的遮蔽性。
強世功說：「在香港政策上，毛澤東是政策制定者，周恩來則是執行者，而廖承志作為周恩來最得力的助手直接負責香港」。「首先，把香港留在英國人的手中，是為了在政治上分化英美勢力……」。「其次，把香港留在英國人手中，可以利用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開展僑務工作……」。「最後，就是香港在經濟上對內地發展的價值」。

通常一般論者也認為中共的香港一國兩制安排，是採用了現實主義或功利主義的政策。在這樣的現實的考量下，主權、民族或階級的原則都暫且放下。
強世功承認說：「中國共產黨要求支持殖民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統治，這在正統馬克思主義和民族主義理論看來似乎顯得離經叛道」。
他接著強調說：「然而正是在這個地方，我們看到共產黨理論中最核心的要素不是階級，也不是民族，而是『國家』和『天下』這樣的概念」。
強世功直接承認中共的核心要素不是階級與民族，照這個說法，中國共產黨的核心也不是反資反殖反帝（不知道老共產黨人看到有什麼感想）。
強世功更強調說一國兩制的設計「並非基於對現實的權宜考慮」、「是中央的長期國策」，並說：「『一國兩制』實際上就是建立在儒家『封建』傳統之上的政治思考」。
這幾句話怎麼解釋？強世功到底想要建構怎樣的大論述呢？且聽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