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旭暉：那些年，我們一起聽過的黃毓民--香港政治傳訊的迷思

黃教授：

區選前，因為對選舉的不同意見，你在網絡平台，以「投共」猛烈批評林輝和陳景輝等青年朋友，理據是林輝的工作單位Roundtable接受前特首特別顧問葉國華先生的捐款，「論證」過程之粗口含量，雙方似是殺父仇人，即便我等對之習以為常，亦覺詫異。此前，閣下亦曾多次以不學無術等理由，點名批評不同與你立場出現分歧的青年學者為「蛋頭學棍」；其他就區選期間對民主黨等的人身攻擊，一葉知秋。我並非這類節目的聽眾，一般不會評論本土政治，基於從小對教授的敬重，你以往說我可當副局長也好、不學無術也好，我從來一笑置之。

但當「投共」這調兒，又在你的「票債票償」運動重播，而這個運動，我們實在難以理解，我想，這值得以政治傳訊框架分析你的運動的問題，以及誅心之論對社會、對學界的傷害。由於我不會再寫，此刻也不怕觸及選情，就成了一篇長文。一次選舉的得失，可以說並不重要；泛民（一般人的定義、不是你的定義）失利，有其組織、地區、動員、大氣候諸般原因，也不應被主要歸咎為你的責任；但你在這個運動究竟對香港傳遞了甚麼訊息，卻是重要的問題，而且，也是你的責任。

一、當「泛民」Vs和平理性民生實務發展風度

據你的說法，民主黨在政改出賣民主，所以欺騙性比建制派更大，所以應率先打擊；又由於民主黨等同建制派，所以建制派漁人得利，只是「偽命題」。究竟民主黨是否還屬泛民，這確是應讓選民決定的，不少人確實對民主黨上一代政客有不同程度的不滿，傳統民主派由理念到組織網絡、地區工作，都大有改善空間。我肯定人民力量的支持者（無論數目有多少）不少在真誠地追隨這理念，對個別朋友欣賞佩服，假如有合適的分工，他們是其他泛民團體沒有的人才。

但你說你有真理，真理報、真理教也會有真理；一個運動得以成功，傳訊才是關鍵。無論是援引Karl Deutsch的政治溝通論、Robert Jervis的國際關係錯覺論、還是互聯網時代的傳訊論，政治傳訊，必須讓受眾明白你的理念，重點是（1）擴大你作為訊息發佈系統的接觸面、（2）增強你接受反饋和改良訊息的能力和彈性，和（3）令受眾多元化。這些準則，都和你的運動似乎相反。

須知政治傳訊的成效，不應以利益為準。試舉一例：假如你下回說公民黨的環保取向出賣港人，以環保劃界又搞「追擊」、「票債票償」，就算在網絡聲嘶力歇，也不等於投票給你的，是基於你的新論而投，因為不少人認識的你，還定格在回憶的毓民；那樣的傳訊效果，就算你高票當選，也不足道，遑論落敗。

在目前這個不完整的訊息體系，選民投票給你們，可以代表你說的對民主黨和建制派都不滿，但也可以是把你和民主黨歸類為同路人、再二擇其一；有意投票懲罰民主黨的選民，固然可能認同你的敵人定性，但也可能只要輕罰民主黨，不知道你要把他們往死裡打。全香港多少人知道、認同你們說「三分天下」的目標，這是極大的疑問，以下會詳述。

相反的是，另一方的傳訊，卻十分成功：拒絕投票給民主黨、公民黨、民協等的人，可以是對他們有各自各不滿，但也可能是從來分不清你們的差別，例如誤會你還在代表泛民，你的追擊代表著泛民的新風格。我們可以不喜歡新民黨或愛護香港力量，但必須承認它們策略的奏效：這策略，正是利用了你的運動製造的訊息落差，作自己的有效傳訊，將所謂「激進暴力」（不完全是議會那些、更是他們眼中你針對民主黨那些不必要的人身挑釁），標籤於整體泛民身上，讓人得到「泛民班友好亂」的訊息；再基於你和公民黨在公投運動的結盟，將「暴力」與「訟棍」綑綁，對此，從《文匯報》到愛護香港力量的文宣，都表達得清晰不過。像你的老對手白韻琴女士，只要左一句理性、右一句務實，選民又在電視看到你們的追擊動作、知道你們的候選人都不重視地區工作，繼而認定兩者的關連（泛民就是不做地區工作、愛搞挑釁式追擊），選擇，就會條件反射地出現。

結果，建制派成功將「泛民」，傳訊為和平、理性、民生、實務、發展、風度、的對立，這，就是成功的傳訊。

二、一加一不等於二：「三分天下」還是「一鑊熟」？

你可能會說，「這與我何干呢？」但須知到，無論你說甚麼，訊息都是不出香港人網的，我的中產朋友大多不能分辨人民力量和社民連、八十後，只相信你和公民黨、民主黨就像民建聯和公聯會的關係，反而對新民主同盟、獨立泛民印象模糊，因為他們沒有太多負擔。

一些政府朋友私下早言明，這次選舉的目標，就是通過這個訊息落差，製造其眼中的「一鑊熟」，而不是你說的「三分天下」；你儘管不殺伯仁（因為殺不了），即便不算民主黨，公民黨、社民連這些「伯仁」，也會為你而死。理論上，若建制操局者當你和民主黨都是泛民，應該把你們的總票數，算為泛民應有得票，例如2000＋200＝2200，來與建制派的得票（例如2500）比較。但實際上，他們的算法卻不是這樣，而是在上述基數打兩個折扣：反外傭和反暴力，相信有了兩種民粹主義的夾擊，泛民的中產基本盤就會流失，即假定沒有了這200，2000卻可能會湧現原來的500，加上這些票源接近溫和建制派，一來一回，那才是泛民正常發揮的水平。有了「票債票償」（當然還有其他原因），在個別選區，1＋1不等於2，反而可能變成0.5。

你無疑吸引了一些以往不關心政治的朋友發聲，或你說的「拉闊了光譜」，但那已變成你自己的光譜，而且不見得這反映「年青人出來投票」；更糟糕的是，你對（前）同伴的挑釁絕非和平分手，令「和平理性」一類在香港最有叫座力的空話，被建制派壟斷；但最致命的，還是你似乎反動員了那些很不滿你們行為的所謂沈默大多數。你說投票率高，你有功勞，其實這現象，可能因為建制派動員，可能是你的魅力動員，但難道不可能是你反動員出來、或右翼民粹主義根據你的形象動員出來？這又是誰的功勞？

假如你們的選票，一律來自要把民主黨往死理打的死忠支持者，「票債票償」，原來亦不失王道：畢竟如你所言，選民沒有選擇，也可以投白票。假如你們大量當選，取代民主黨領導香港民主運動，甚至全軍覆沒、但能給港人切實可行的路線圖，讓社會起碼有信心在你的路線領導下，民主運動的支持會回到六成，大家亦自欽敬。但撫心自問，你真的想過你的路線有執政的可能，或起碼是製造廣義的泛民執政的可能嗎？假如香港真的有很多人不滿民主黨，卻更不滿你，這不是很諷刺嗎？

假如你們的選票、泛民的失票部分來自傳訊不清晰的誤會，而發放訊息的一方，明知道上述傳訊落差會出現，而沒有盡力避免誤會出現，無論對最終結果有沒有關鍵影響，這，恐怕卻是詭道、魔道。當然，100％成效的傳訊是不可能的，但你既然深知香港人習慣二分法，你的傳訊，卻實在有太多奇怪之處：

三、區選傳訊的奇怪矛盾：伯仁為你而死？

•你相信打擊民主黨應打擊全黨，即使有黨員支持你用來劃線的公投也一視同仁，除非像法輪功說的「退黨保平安」。但在傳訊角度，若黨的任何個體不應被厚待，則邏輯上，他們個人更不應被苛待。以民主黨青年候選人羅健熙、區諾軒為例，他們在保育、文化、外傭等眾多議題，根本和你的支持者最接近，卻早在區選你派人「追擊」前，就被你的節目多次點名看待；與此同時，多少核心百倍的民主黨人則不獲垂青。傳遞的訊息，究竟是他們因為身為民主黨員被追擊，還是因為比一般民主黨人更接近你的理念才被追擊？假如是後者，和「票債票償」有甚麼關係？
•你說希望通過參加區選來傳訊，理應為了接觸新的受眾。但你的候選人大多毫無地區經驗，只派傳單，是不可能認識新受眾的，而事實上，對你的文宣有興趣的人，只能是早就接觸你、愛慕你的網台聽眾。須知到，做地區工作不等於「妥協」，因為這也是唯一的傳訊渠道，讓街坊通過蛇宴的是非，認知你口中的大是大非。現在傳遞的訊息，是否放棄這類主流選民？假如是這樣，就是你把全港熱血人都武裝起來，根據所有主流學者的共識，頂多就是10％、15％了，那是否就要香港的85－90％選民另外歸邊，像澳門那樣？
•假如區選是為了在全港、而不是在地區造勢，在這個選舉，你最能傳訊的機會，原是你親身挑戰民主黨元老，以帶動媒體注視，起碼我們可以期望一場精彩的辯論演出，但你同伴在你們的節目卻說嗎，你因「事忙」，錯失報名時間。你們當中唯一有頭條知名度的青年，偏偏只關注工聯會的星級對手，卻不是先滅「偽民主派」了，然則何以你的同路人卻批評長毛追擊民建聯是「敵我不分」？選民又怎會不把你們捆綁在一起？
•你的候選人沒有地區服務，若是真正為了傳訊，更應劃一在宣傳品高舉「懲罰民主黨」。然而你們個別候選人的訊息，卻是「青年關心青年」一類主流之作，傳單甚至找不到明顯與「懲罰民主黨」相關的傳訊，那時候，你卻推說人民力量不是政黨了。就算不是吧，只是選民收到這樣的單張，不會增強他們投你們票的意欲，卻會產生了傳訊的誤會，怎不會視你和民主黨為同路人？
•你以沒有參加協調、相關候選人有勝算，解釋與盟友公民黨「撞區」的故事。其實，在傳訊的角度，在沒有民主黨人的選區，不論勝算，你們根本不應參選，你們不是因為「懲罰民主黨」才成立、不為勝算的嗎？你說剩下來的民主派大敗沒甚麼大不了，反之亦然：放棄不能傳訊、自稱有勝算的選區，又有何大不了？

四、15％的上限，5％的下限：其他怎麼辦？如何圓夢？

你是教授傳播理論的前輩，自然深知香港人有一套百搭核心價值，「和平理性講道理」，可以掩飾一切不合理的制度暴力。諷刺的是，就是對這個制度最不滿的人、最討厭民主黨的人，不少卻也是最對你們不滿的人；在互聯網這個你的天地，只要隨便一句說話質疑你的綱領，就自然有你的支持者，以最人身攻擊的態度、台南地下電台式陰謀論回應，這些帽子，都是你的口頭禪。這種「論」政文化，只會令香港民智倒退二十年，即令我等在筆戰的環境長大，也教人眼界大開。

我不認為任何正常人，可以通過這樣的待遇，發掘你口中的社會不公義；反而相信有不少有心人，因為這樣的風氣，而對政治倍加犬儒。你若說香港人「奴性太重」，更應該教導社會甚麼是香港應珍視的核心價值，這才是實現夢想的唯一途徑。但縱觀香港的大多數，我不相信有太多人願意被你的方法教導；而能普遍為沈默多數接受的學者、律師，能教化社會的，卻被你嘲弄得體無完膚。

當社會不斷接收來自同一體系（即你）的混雜訊息，只可能有兩種回應：信任你的，自然相信一切只是技術層面的少許偏差，不要問，只要信，總會夢想成真，遍地開花，否則就是失敗主義──你知道，無論是赤軍還是赤柬，內鬨到最後一人，也不會忘記自居正確路線，相信明天就能死後重生。

但不信的、沒有慧根的、跟不上你的偉大部署的、按世俗邏輯思路的我輩不學無術凡夫俗子，難免要問掃興的問題：你既然天天要別人交出路線圖，你引領我們的路線圖，在信仰以外，又在哪裡？社會大多數人能入信嗎？若是不能，公眾難免鎖定，這是作為訊息發佈者的你故意為之，目的根本不是傳訊，亦不以路線遍地開花為職志，反似希望為這路線的支持設定上限（不對新票源傳訊、也不爭取任何盟友）、又鎖定其下限（不顧傳訊效果來爭取與反民主黨關係薄弱的選票），不過為固化你們在香港政治光譜那5－10％、頂多15％的一席之地。

五、甚麼是政治倫理？

至於信不信，反正不同人會自行判斷，而判斷準則，難免會參考教授個人的政治倫理。你經常批評別人沒有政治倫理，就此，回到這文章的切入點，我希望請教一二：

你以Roundtable接受葉氏捐款為「投共」，但上述無條件捐款，實在只佔這機構開支約一成，它的正式來源是葉氏夫婦基金會，其他財源由政府到企業有數十種。我們今天有十多名員工，是一點一滴、不是網絡打手槍的成果，按此要扣任何帽子，我們都沒辦法。只是若你的邏輯成立，你主理社民連時，被指以「友誼價」使用江湖朋友物業為總部，是為與資助同，難道就成了被資助的黑社會支部？

請林輝當Roundtable總幹事，算是我的決定，與他人無關，若他和其他員工在接受上述基金會捐款的機構工作就等同「投共」，葉氏自己的研究所曾直接聘請的吳志森、陳雲等先生，理應更屬黨員了。他們投了共沒有？在你口中，誰的意見稍有不同，就是共產黨；誰離開，就是叛徒（那時又不是甚麼「君子絕交不出惡言」了），甚或算出身、算三代。香港人對共產黨恐懼，一大部分原因就是討厭這類作風，己所不欲，何必施於人？

你昔日為Roundtable賜序、多次來我們的活動演講，白紙黑字說我等「不拍馬匹、不受人惑」，當時你並非不知相關捐款，這不是踢爆，而是我告訴你的，何以悟今是而昨非？你既在序言引述胡適說「做學問要不疑處有疑」，何以對你有疑的學者，不論老少，由馬嶽一代到我們一代，卻都成了學棍？你說「仗義每多屠狗輩」。但回頭看，屠狗輩一定仗義嗎？

六、那些年……

這些問題，才疏學淺的我不懂得答，不喜歡以陰謀論強不知為己知，更不敢以「亂倫」斥之。毛主席說「與人鬥其樂無窮」，你則有名言曰「樹敵為樂」，然此樂何所樂，社會因汝之樂被阻隔傳訊於你何所益，恕我難解。你曾向特首介紹孟子說「不仁者而居高位是播惡於眾也」，想必亦知孟子言「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如今學界提起侮學術人，多想起林瑞麟與教授，能團結新一代社會人物的，似乎也唯有你倆，何苦，在下亦不明白。這樣下去，新一代不是對政治完全絕望，抽身他去，就是徹底庸俗化，所有人都長大了，還停留在那些年的打手槍階段。我毫無參政的念頭，只是不忍我們這一代，要面對這樣的結局。無論是你，還是民主黨的前輩，是否都是時候退下來，讓沒有包袱的新一代輕身上路？

但願時光停留在那些年，我們每天期待你的節目，你還會客串當足球評述員，記得當愛華頓爆冷得足總杯，你願賭服輸在全港觀眾面前咬香蕉，那時大班、陶傑、華叔、李慧玲、長毛、蔡子強，還不是你口中的「走狗」、「十九」、「老狗」、「八婆」、「長毛賊」與「情聖」。在你被打壓時，我們專門到你的牛肉麵店探望你；你九十年代的著作，我珍而重之的放在書櫃；這些年來，我從來對你行師禮，畢恭畢敬，從沒有以陰謀論談論你，只會在背後為你辯解，你應深知。說到底，你的言教給了我們政治學啓蒙，身教則示範了你的名言：政治不是人玩的，這些，都教人受用終生。

Simon

PS：本文原寫於區選前數天，用了三個小時，原來只是支持一下被人身攻擊的朋友，因為種種原因沒有在報紙發表，我也不希望在大眾媒體寫非國際關係的東西，而且內容也不很滿意。不過反正寫了，經過昨天，稍作更新，似乎也不妨轉帖給朋友。要是你不是朋友，人生苦短，就請不要閱讀和回應了。

誰願做絕對無恥的高官

特區政府現在正一步一步的陷入一個前所未聞的危機，就是無人可用。早前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劉吳惠蘭因病辭職個多月，空缺一直不能填補。教育局局長孫明揚被揭發患上了腎衰竭，之後再被揭發在自住物業僭建，並已被釘契，而估計孫明揚的不肯辭職，也是因為政府無法找人頂上。

政府無人可用，當然有結構性的原因，其一是因為共產黨交帶下很多要限制香港自由民主的指令，其二是要照顧大商家的利益，以上兩點，令政府在大部份涉及政制和民生的議題都令港人不滿。此所以當高官是注定要與民為敵的，有良心的，根本做不了。但還有一個原因，是因為個別高官的確無恥。


為不光彩行為找荒謬論據
高官的無恥，當然以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為代表。林局長向以人肉錄音機享譽武林，但這其實是所有高官行走江湖的必殺技，只不過林局長該管的本就是限制香港民主自由的業務，使用錄音機的時間自然特別地長，以致他也以此馳名。真正令林局長的無恥名留千古的，是他的指鹿為馬，顛倒黑白。

就以今次修改選舉條例為例，目的只有一個，就是令變相公投不能再發生，其他的理由都是廢話，但林公公卻無恥地為這個不光彩的行為找出荒謬的論據。

林公公的第一個荒謬論點，說為甚麼不應以同一名單上的候選人補上，而應以落敗者補上，因為他不知道投這張名單的人是否屬意名單上的下一人，所以不應以名單的下一人補上。這個論點的荒謬在於政府既然不知道選民是否屬意名單上的人補上，唯一的解決方法就是重新補選，而不是用落敗者補上。因為政府也無法知道選民是否屬意由落敗的人補上。

林公公的第二個荒謬論點，說新安排令選民不但可以選出議員，也同時令選民選出候補名單，真是買一送二，明益選民了。這個論點的荒謬在於認為一個集多功能的選舉是較一個單一功能的選舉好。照這個思路，政府大可再改選舉條例，令二○一二年的選舉一次過選出未來三十年的議員，這樣是否一個百年難得的好選舉呢？還是一個令世人恥笑的選舉？

林公公的第三個荒謬論點，說變相公投不得人心，浪費公帑，是事實俱在，所以新選舉安排不用諮詢。變相公投是否不得人心？二○○八年的選舉有一百五十萬人投票，其中百分之五十三支持泛民，即約八十萬選民。變相公投投票人數有五十六萬，而公投五子的得票有五十萬。佔二○○八年投票支持泛民選民的一大半，可見公投並不是不得人心。至於浪費，從來不是一個反對選舉的原因。退一萬步說，即使變相公投真的不得人心，但這次改動是一次涉及憲政的改變，在民主國家，其實應該啟動公投了。林公公卻輕描淡寫的說連諮詢都不用，他的無恥是
無底線的。

篇幅所限，不能再說了，但以上所說，已經證明了林公公的無恥。但環顧現任司局長中，最有機會連任的人，還是林公公，因為政制局局長就是需要無恥，而且是絕對的無恥，捨林公公，不作他人想。詩云︰「人從宋後恥名檜」，相信香港人也恥以瑞麟為名了。

李德成
公開大學電腦系副教授

周有光：「毛澤東思想」 毛選裏被刪除了的語錄

第一：教育與知識（原錄 13條）
1、知識越多越反動。
3、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裏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
4、農業大學辦在城裏不是見鬼嗎？農業大學要統統搬到鄉下去。
9、去搞階級鬥爭，那是大學，可以學到許多東西。什麼北大、人大！還是那個大學好！我就是綠林大學的，在那裏學了點東西。

第二：對蘇關係（原錄 4條）
2、慶祝斯大林同志六十歲生日，這不是一件應景的事情。慶祝斯大林，這就是說，擁護他，擁護他的事業，擁護社會主義的勝利，擁護他給人類指示的方向。
3、斯大林是我們最偉大的慈父與導師。
4、蘇聯利益和人類利益一致。

第三：階級鬥爭與戰爭（原錄 20條）
1、以階級鬥爭為綱，綱舉目張。階級鬥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
3、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結底一句話：造反有理。
4、無產階級大革命還要進行多次。
8、我們殺了七十多萬人，東歐沒有大張旗鼓地殺人。革命嘛，階級鬥爭不搞徹底怎麼行？
9、鎮壓反革命，殺一百萬，極有必要。
10、我才不怕打，一聽打仗我就高興。
12、在上海這樣的大城市，要大捕大殺幾批。
16、這樣的一場世界大戰（核戰），中國可能會死掉四億人口。但是中國用三分之二人口的犧牲，卻換來一個大同的世界，還是值得的。死掉四億人，還剩兩億人，用不了多少年，中國就又可以恢復到六億人口了。
19、為了世界革命的勝利，我們準備犧牲三億中國人。

第四：抗日戰爭（原錄 8條）
1、一些同志認為，日本佔地越少越好，後來才統一認識，讓日本多佔地，才愛國。否則便成愛蔣介石的國了。國中有國：蔣、日、我，三國志。
2、要冷靜，不要到前線去充當抗日英雄，要避開與日本的正面衝突，繞到日軍後方去打游擊，要想辦法擴充八路軍，建立抗日游擊根據地，要千方百計地積蓄和壯大我黨的武裝力量。對國民黨政府方面催促的開赴前綫的命令，要以各種借口予以推拖，只有在日軍大大殺喪國軍之後，我們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奪取國民黨的政權。
3、有的人認為我們應該多抗日，才愛國，但那愛的是蔣介石的國，我們中國共產黨人的祖國是全世界共產黨人共同的祖國即蘇維埃（蘇聯），我們共產黨人的方針是；要讓日本軍隊多佔地，形成蔣、日、我，三國志，這樣的形勢對我們才有利。最糟糕的情況不過是日本人佔領全中國，到時候我也還可以借助蘇聯的力量打回來嘛！
4、為了發展壯大我黨的武裝力量，在戰後奪取全國政權，我們黨必須嚴格遵循的總方針是「一分抗日、二分應付、七分發展」。任何人，任何組織都不得違背這個總方針。
5、我曾經跟日本朋友談過。他們說，很對不起，日本皇軍侵略了中國。我說，不！沒有你們皇軍侵略大半個中國，中國人民就不能團結起來對付蔣介石，中國共產黨就奪取不了政權。所以，日本皇軍是我們共產黨人的好教員，也可以說是大恩人，大救星。
8、 1972年，中日建交的時候，日本首相田中角榮就向毛道歉：「啊，對不起啊，我們發動了侵略戰爭，使中國受到很大的傷害。」毛說：不是對不起啊，你們有功啊，為啥有功呢？因為你們要不是發動侵華戰爭的話，我們共產黨怎麼能夠強大？我們怎麼能奪取政權？怎麼能夠把蔣介石打敗呀？我們如何感謝你們？我們不要你們戰爭賠償！

第五：大躍進（原錄 16條）
2、要考慮取消薪水，恢復供給制。
4、糧食多了怎麼辦？國家不要，誰也不要，農業社員們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噸也行嘛！
7、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就是共產主義。
8、趕超英國，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兩到三年，兩年是可能的！
9、為五年接近美國，七年超過美國這個目標而奮鬥吧！
11、民法和刑法那一類法律都不需要了。民法刑法那樣多條誰記得了？一搞大躍進，就沒時間犯法了。
第六：屁股與屁話（原錄 7條）
7、有人說窮是壞事，我看窮是好事。越窮越要革命。人人都富裕的時代是不堪設想的。
《觀察》二○一一年一月二日



(周有光)

關切劉霞，救助中國人權受害者

自去年十二月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儀式結束後，我一直設法聯絡劉曉波的妻子劉霞。作為此次頒獎活動有關事務的受托人，我需要就自己所做的工作向劉霞作一通報，向她和曉波轉達世界各地朋友的問候，也就自己的工作存在的不足向劉霞表達歉意。但是，在中國政府的嚴密控制下，劉霞與外界完全隔絕，我無法與劉霞取得任何聯繫。其間不斷有各種消息傳來，但是其真實性無法得到證實，這可以說是中國政府在當今信息時代創造的又一個「奇蹟」。

近日，日本媒體ＮＨＫ報道了劉霞突然現身網絡、與朋友聯絡的新聞，經多方核實，可以斷定劉霞於上月十七日曾與外界取得聯絡，在短暫的通話和文字交流中，劉霞稱自去年十月二十日起與外界失去聯繫後，沒有和劉曉波見過一面，一直受到嚴密監控，家人也全數成為政府手裏的人質，因為遭受巨大的精神壓力，目前她的精神瀕於崩潰。

茫茫幾個月來，這一唯一核實的信息，卻也是最令我悲憤的信息。在繼續囚禁世界上唯一一個繫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的同時，中國政府完全罔顧法律和世界文明準則，粗暴地將其家人也置於長期的脫離社會生活與外界斷絕最基本的交流的軟禁之中。我深深為劉霞的境況擔憂。劉霞沒有違反中國的任何法律，也沒有從事異議活動，她之所以遭受這樣的迫害，僅僅因為她是劉曉波的妻子。這讓我們看到，野蠻落後的株連仍是中國專制政治的特色，對這種挑戰人類文明底線的行為，我們必須予以譴責，並採取行動，在世界範圍內展開對於劉霞和劉曉波的救援活動。

同樣不容忽視的是，中國政府正在展開新一波嚴酷的政治打壓。近日，陳衛、華春輝被刑拘，古川、滕彪、江天勇、唐吉田、冉雲飛、丁茅等人被抓，與外界失去聯繫，一位名叫梁海怡的網友也因為轉帖一則網文被刑拘─需要我們關注和救援的人權受害者的名單正繼續拉長，這是一場自由與專制的較量，這個較量是艱難的，但沒有任何理由讓我們失去信心。

在得知有關消息後，我陸續與一些民主國家政府、國際組織和媒體聯繫，希望能夠推動國際社會對中國人權狀況的再次聚焦，從而降低中國政府進一步加大人權迫害的可能。針對中國政府加大人權迫害力度的做法，我們需要放大抗議的聲音，讓更多的人了解中國政府在做甚麼，從而以人類良心的力量對中國政府說不。我知道，所有反抗專制的公民是心心相通的，那些失去自由的人會感受到這些聲音的存在。這是黑夜中的星火，給我們以相互扶持的溫暖和勇氣。

楊建利
諾貝爾和平獎事務的劉霞受托人

盡論中國：「鐵老大」下台的權鬥訊號

被稱為鐵老大中的黑老大的鐵道部部長劉志軍突然落馬，外界多認為是胡錦濤在中共十八大之前，拿江澤民的親信開刀。其實，這個結論未免過於簡單化，如果翻查劉志軍與胡錦濤的關係、鐵道部部長繼任人選盛光祖與江澤民的關係，就可能有不同的解讀。

劉志軍具政治野心
鐵道部門在內地一向財雄勢大，曾擁有自成一體的警察、通訊、醫院、學校系統，堪稱鐵道王國。劉志軍屬江派人馬， 2006年因其弟劉志祥貪污受賄 3,000萬元及僱兇殺人而名噪一時， 2008年更力抗大運輸部的兼併，讓主導機構改革的常務副總理李克強碰了一鼻子灰。但是，不可不知的是，劉志軍與胡錦濤的關係同樣甚為密切，否則，胡錦濤真的要清算江派人物，連前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都未能倖免，遑論劉志軍？

早在 2003年，劉志軍甫任鐵道部部長，就專程到清華大學訪問威視公司，達成部校合作的協議。威視公司的幕後老闆是胡錦濤的公子胡海峰，劉志軍此行無疑是向胡錦濤宣示效忠，其後幾年更將內地鐵道系統龐大的安檢市場都交給威視公司。網上傳聞，劉志軍為從劉志祥案及一系列貪腐醜聞中脫身，曾多次到訪清華大學，求胡公子打救。

由此可見，劉志軍與胡錦濤的利益關係之密切，不亞於他與江澤民的門派關係。而盛光祖在 2008年出任海關總署署長時，就有傳聞稱，他是江澤民的表姪。因此，鐵道部部長易人，或者不能視為胡派清算江派的結果，不能視為江派在十八大權鬥中失勢的訊號，而要另尋解釋。

今年 58歲的劉志軍，頗有政治野心，其家人曾揚言劉「一門心思」要接副總理張德江的班。但臭名昭著的劉志軍，顯然不在江、胡口袋裏的下屆國家領導人名單上，而且，犯了將接任總理的李克強的大忌。在中共第五代領導人習近平、李克強為接班而立威之際，劉志軍或者因此被祭旗。

蔡子強﹕中國為何特多政治隱喻的猜想﹖

我記得當年追看國內人氣電視劇《雍正王朝》，其中印象深刻的一幕，便是仍未獲康熙授予王位的雍正，為滿清國庫向一眾大臣、皇親、國戚追收欠款，因為過於雷厲風行，任誰都不賣帳，結果弄得自己四面樹敵，焦頭爛額。當時國內坊間都說，那是影射正為國家清算「三角債」，而弄得自己灰頭土臉的總理朱鎔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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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報章頭條摘要(08:00)


雍正vs.朱鎔基 漢武帝vs.胡錦濤


不久之後，國內又有另一套人氣電視劇《漢武大帝》，描述仍未成年登基的漢武帝，如何在竇太后（武帝祖母）的陰影之下，忍氣吞聲，默默鞏固權力，結果磨劍十年，終於得以掌權。當時在國內又引發另一輪政治聯想，說這不是影射在江澤民的陰影之下，那個誠惶誠恐，生怕行差踏錯，結果兩屆黨代表大會（10年）之後，才得掌權力的隔代承繼人胡錦濤嗎﹖劇中其中一個讓國內同胞議論紛紛的情節，就是竇太后交出虎符（兵符）給漢武帝的一那幕，那不是影射胡錦濤接掌總書記時，江澤民卻仍未交出兵權，未能一併順利接掌中央軍委主席一職，要直到2004年，胡才正式接掌軍權嗎﹖劇情對照政治現實，不是絲絲入扣嗎﹖


劇中又描述漢武帝勵精圖治，為的是深信「漢、匈必有一戰」，所以必須秣馬厲兵，及早為國家儲備國力。有好事之徒，又嘗試對號入座，找出誰是現代匈奴？那是美國？日本？還是俄羅斯呢？而劇中的閩越國就必定是台灣，不是嗎？與匈奴決戰之前，必先平定閩越國。


《讓子彈飛》引發政治隱喻橫飛


近日，國內亦有一套電影，不單票房大收，還引發新一輪政治猜謎、解讀的熱潮，那就是姜文自導自演的《讓子彈飛》一片。


那是一套以民國初年為背景，由姜文飾演的土匪張麻子，冒充由葛優飾演的縣官馬邦德，往鵝城走馬上任，惹上由周潤發飾演的當地土豪惡霸黃四郎，結果惡鬥連場，上演了一幕又一幕鬥智鬥力的故事。


國內無論網絡以至坊間，都興致勃勃的討論，認為這是一套擁有大量政治隱喻的電影，諷刺國內現實上的貪污腐敗、人民的盲目/投機/民粹，以至政治禁忌如八九六四等。


這些討論指出，片中有大量的政治符號，例如：片首的馬拉列車，那是指以馬列主義，帶領中國走向現代化，結果遭到伏擊，人仰馬翻；張麻子就是帶領群眾打倒地主、土豪，瓜分他們土地財產的共產黨；「筒子」諧音就是「同志」；鵝城就是暗示版圖像一隻雞的中國，鵝就是隨波逐流的芸芸眾生；黃四朗就是既得利益集團/國民黨 ……


這還不止，有一些地方，解讀者簡直讓人覺得扯到天馬行空，例如說片中其實有「六四密碼」，諸如民國8年「九筒」（指張麻子作為大哥戴「九筒」的面具）帶領6個弟兄幹掉了黃四郎云云。


中國就是一個如此沉溺於政治隱喻、政治猜謎的地方。


言論空間緊窄造就政治隱喻流行


當然，借古諷今，借故事針砭時政，舉世皆有，但為何中國卻特別多，而且對號入座的遊戲，更炒作至全城鼎沸的地步呢？


這當然與中國的政治環境和氣候大有關係。


官方加諸於媒體身上，恍如緊箍咒的言論自由尺度，窒礙了言論。如果可以好似民主社會一樣，每天各種觀點都能夠在媒體上暢所欲言，那麼那些有心人也不用如此挖空心思，來把政治觀點通過種種借屍還魂的方法道出；而讀者亦不用如此如飢似渴，也要在這些故事中進行解碼重組，以啜取出一絲半絲的政治養分。


在香港，哪怕是天皇老子，由曾蔭權到李嘉誠，哪個不能公開罵？六四更不會是顧忌，那用「民國8年九筒帶領6個弟兄幹掉黃四郎」，那樣的迂迴、轉折、挖空心思。所以，香港的政治，就是沒有那樣的想像力。


一場政治隱喻盛宴的背後，其實正是高壓政治箝制言論空間下的蕭颯與蒼涼。


作者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導師

彭定康﹕胡主席到華盛頓

1月18日，胡錦濤主席將出訪美國。這將是他作為中國領導人第三次正式訪問美國，也很可能是他在2012年向呼之欲出的指定接班人、現任副主席習近平交接權力之前的最後一次訪問。而在2012年，美國總統奧巴馬亦將面臨連任選戰。

胡錦濤是《福布斯》雜誌評選的世界上最有權力的人。與毛澤東時代相比，中國的高層權力已高度官僚制度化（這是一件好事），即便如此，胡錦濤主席的這次訪問依然意義重大。事實上，美中領導層關係將是世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決定21世紀的走向。

全球化的核心是高速增長經濟體的崛起，如巴西和印度，但中國才是最令人矚目的。當然，美國依然是唯一超級大國，在軍事、經濟還是文化上都是如此。民主世界儘管向來在批評美國霸權方面毫不客氣，但也心知肚明必須依靠美國才能解決大多數的嚴重全球問題。沒有美國，天下必定大亂。

中國不可能再被列強玩弄於股掌之間

但中國已然崛起為另一商業霸權。有2萬億美元外匯儲備打底，中國的一舉一動決定無不促進或妨礙全球性問題的解決，G20日程和朝鮮核問題就是明證。中國早已成長為大國，不可能再被列強玩弄於股掌之間。它所想要的是尊重——對其文明古國身分的尊重、對其在人類進步方面作出的重大貢獻的尊重。

對我們旁觀者來說，關鍵問題是，在截然不同的政治體制下，美國和中國會變成一對日益尖銳的矛盾體，還是逐漸成為一對合作伙伴。中美兩國將為21世紀主導權爭個你死我活，還是攜手引領世界走向和平與繁榮？

近幾個月來，中國在處理與美國和亞洲鄰居關係方面做得很不理智，有些令人費解。奧巴馬意欲向中國示好，擱置雙邊爭議，但中國領導人似乎將此解讀為美國在華爾街崩盤和伊拉克及阿富汗形勢逆轉後的疲態盡露。中國一改往日的韜晦謙卑，變得倨傲恣睢起來。否則就無法解釋奧巴馬在首次中國之旅的遭遇，也無法解釋低級中國官員何以敢在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上指美國總統鼻子說話。

中國須讓人相信 合作需雙方共同努力

中國官方在諾貝爾和平獎授予劉曉波之後，盡顯老羞成怒之態，其表現可謂一場公共外交災難。中國還對四鄰指手畫腳，日本、越南甚至新加坡都感到壓力重重，這使得美國作為亞洲穩定中流砥柱的形象，一下子光輝了許多。

胡錦濤是一位謹慎而明智的領導人，在他治下中國的如此行為實令人驚奇。或許這與即將到來的權力交接有關，中國最高層存在激烈鬥爭需要平衡。在這個時刻和梵蒂岡鬧得不可開交也很不明智且毫無必要，想必有其原因。

因此胡錦濤主席出訪美國意義十分重大。他可以親身感受美國人在貿易和人民幣匯率方面意見有多大，但他也必須拿出實在的證據來證明，中國正隨國內消費的增長逐漸開放市場，同時也認識到可持續的全球復蘇需要中美雙方各退一步，來修復國際不平衡問題。

在安全事務上，美國、歐洲和中東對朝鮮和伊朗核問題的擔憂，中國應該表現出理解。光有美好的願望是不行的，朝鮮要為自己的恣意妄為負責，這點毋庸置疑，但中國亦未能與朝鮮的軍事挑釁行為撇清，這損害了其作為朝鮮核危機協調人的信譽。

更重要的是，如果伊朗當局繼續在核計劃問題上撒謊的話，中國必須表明支持對伊朗實施更嚴厲的制裁的態度，並協助制裁的實施。伊朗是中國石油和天然氣的來源之一，但中國不能因此放任伊朗擁有核武器，因為這會對其鄰邦和全世界構成威脅。

中國值得被視為全球治理的主導者之一，但是，要想鞏固自己所想要的地位，中國必須讓人們相信，它明白合作是需要雙方共同努力的。

作者是英國末代港督，前歐盟委員會對外事務委員，現任牛津大學校監

李怡：真正愛國者必成為質疑專權政治的反對派

司徒華病逝當天，最受筆者關注的，不是支聯會、教協、民主黨的一眾領導層面對鏡頭的談話，而是司徒華弟弟司徒強的亮相。儘管有人懷疑這位中聯辦前身的新華社部長，或有奉中共之命出來爭奪司徒華政治資產之嫌，但筆者卻相信司徒強講的幾句話出於至誠。而且，他這幾句話，正反映了一個百多年來顛撲不破的道理：如果你是真正愛國者，你不可能不最終會站在支持民主自由法治人權的一方，成為反對專權政治的反對派。

筆者早在認識司徒華之前，就認識了司徒強，知道他從左校出來第一份工就進了新華社直做到退休，他被歷年高層領導認為是一個對中共黨忠心耿耿的幹部，也是少有升至部長職位的地方幹部。 1985年司徒華被中央委任為基本法起草委員，很難想像中共沒有諮詢過司徒強。司徒華自年輕時即愛國，參加學友社，甚至有可能曾想加入中國共產黨（許家屯所說的應是司徒華年輕時的事），這些背景相信司徒強曾向組織提供。

參加新華社工作，入了黨，一心投入黨的革命事業，確實是有如司徒華所說，司徒強是「六親不認」的。筆者其後曾向司徒華問及他的這個弟弟，他說「甚少來往」。從司徒華為撰寫回憶錄，曾向筆者詢問四人幫事件的一些背景來看，他大概沒有從弟弟那裏得到過有關中共內部的資訊。

司徒強作為家屬之一，參與司徒華的喪事安排，並不奇怪，奇怪的是他出席了司徒華逝後記者會（長年照顧司徒華的是他的妹妹），更奇怪的是他說：「我對華哥一生所做嘅，引為驕傲，同埋引為光榮」，更說到司徒華的心願，就是「平反六四，爭取民主，要繼續努力」。這句話從司徒強口中說出，以他五十多年在中共黨領導的體制下工作、深受共黨栽培及受共黨政治文化的影響來看，是極不容易的一件事。尤其是考慮到他雖已退休，與中共黨應還有組織上甚至生活資源上的聯繫，他這麼說至少是違背組織紀律了。

筆者相信，司徒強也與他哥哥司徒華一樣是真正愛國者。甚麼是真正愛國者呢？從楊衢雲、孫中山以至中共建政前的毛澤東等人來看，愛國者與愛黨、愛現政權是不相干的。徐復觀教授生前說：「黨有功有過，國無功無過，一切的罪惡不能說是國家的罪惡，一切的錯誤不能說是國家的錯誤。國家越困窮我越愛。你共產黨做得一蹋糊塗，我並不愛你共產黨，我只愛國家，這樣算不算愛國？」

自清末以來，中國的所有愛國者都是為了國家走向自由、民主、共和、人權而不惜拋頭髗灑鮮血的，中共也以追求民主、平等來號召人民支持它推翻國民黨政權。中共建政後，許多繼續追求自由民主的人士，在專權政治之下都被視為反對派而打壓到成為賤民。但六十年來，卻仍然不斷有真心愛國者繼續着這種追求。另一方面，許多當年懷抱民主理想而追隨中共的人，卻基於政治經濟的現實利益而放棄理想、依附權力。到了今天，中共的權力越來越絕對，過去對人民的自由民主的承諾不僅不再提起，而且竟然成了禁忌。於是，今天中共定下的愛國標準已是愛國必先愛黨，在利益導向下，產生大量的功利愛國者。而真正的愛國者，包括毛澤東的前秘書李銳，《人民日報》前社長胡績偉及一大批圍繞《炎黃春秋》這本老幹部雜誌的人，都成了反對派。

司徒華早年愛國並曾靠近中共黨，但因為他置身在黨組織之外，很快就認識到專權政治與他的理想追求背道而馳。六四後他成了香港最堅決的反對派。而他弟弟司徒強，因一直在黨組織領導下工作，無論是思想意識還是行動，都很難擺脫這個類似黑社會組織的控制。但如果他是一個追求自由民主理想的真正愛國者，又有他哥哥的良知典範，他在司徒華逝後出來說的幾句話，應是真正愛國者的反思心聲吧。

曾蔭權讚揚司徒華熱愛中華，建制派也有不少人讚揚司徒華愛國。那麼，他們應該認識到，一個真正愛國者與一個功利愛國者的根本分野。真正愛國者如非選擇沉默，就必然會成為一個質疑專權政治的反對派。

沈旭暉專欄．2010國際大事﹕華人視野vs.西方視野

每逢年終選大事回顧，都是最能突顯地域特色的時候。西方世界的十大名單放在華人社區，往往莫名其妙，反之亦然。《時代》周刊剛公布了他們的十大國際新聞，泰半不可能在華人名單出現；要為華人世界選出十大，又起碼有一半不被西方重視；還有一些頗具前瞻影響力的新聞被東西方同時忽視。這裏希望介紹四組共16件2010國際大事名單，它們加在一起，才是完整的2010。

一、 西方與華人的國際大事共識

1. 朝鮮半島危機﹕北韓（朝鮮）宣布金正恩接班，繼而炮製延坪島轟炸，一度將朝鮮半島推向戰爭邊緣，這是全球共同關心的突發事件，不但觸動了中美兩國核心利益，也波及俄羅斯、日本等大國。難得的是，在各方眼中，朝鮮都是麻煩製造者，應是本年全球最大共識。

2. 歐豬經濟危機﹕希臘幾乎破產，狀態相近的愛爾蘭、葡萄牙、西班牙乃至英國等「歐豬」各國，都實行緊縮政策，政府大規模削減開支，民眾群起示威。法、德等國盡力救援歐盟國家，緊縮政策波及全歐，這是金融海嘯後的連鎖效應，也是全年歐洲幾乎所有問題的導因。

3. 維基解密﹕對美國而言，這是國家安全的挑戰；對中國、阿拉伯世界而言，則是美國陰謀的挑戰。事件不但令美國外交行動力受到制約，也令網絡社會對國際關係的龐大影響力得到肯定。

4. 美國向右走﹕民主黨在中期選舉失利，共和黨奪得眾議院多數席位，奧巴馬執政能力備受考驗。此前美國外交已呈右轉傾向，希拉里高調宣示重返亞太，鞏固與日本、南韓（韓國）、菲律賓、澳洲等國的同盟，更拉攏越南等新盟友，令中國一類曾對奧巴馬寄予期望的國家放下幻想。

二、 西方眼中的其他大事

5. 也門新反恐戰場﹕奧巴馬聲稱從伊拉克撤軍，但並未落實撤軍時間表，同時更增兵阿富汗，但也門才是反恐的熱門話題。過去一年針對西方的未遂恐怖襲擊均來自也門，令美國一度考慮開闢第三反恐戰場。但反恐已脫離東方讀者的視野。

6. 巴基斯坦水災﹕造成數千人死亡的南亞災禍原來不算頭等大事，問題是水災和巴基斯坦被指反恐不力混為一談，令西方認真思考是否繼續支持巴國下去。上述互動的深層結構，被東方世界按下不表。

7. 海地大地震﹕這被《時代》選為年度第一新聞，並非因為死亡人數眾多，而是因為海地和美國淵源甚深，令賑災捲入美國內政，民主黨政府高調宣傳，以圖挽回強推醫療改革破壞的聲望。缺乏這類內部關切的東方，則對海地興趣極微。

8. 智利礦工事件﹕33名智利礦工被埋在地底69日，最後大團圓結局，成為西方世界的實連續劇，媒體從中大舉宣傳西方重視人權。但類似案例在中國層出不窮，華人對這事完全提不起追看意欲。

三、 華人眼中其他國際大事

9. 釣魚島撞船事件﹕這令中日兩國民族主義者大為關切，兩國憤青分別舉行示威，但國際社會興趣有限，因為觀察員清楚知道中國能改變現狀的手段幾乎沒有，不相信事件有深遠影響。

10. 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在西方，以往不少和平獎得主默默無聞，劉曉波獲獎事件得到世界注視全因中國政府的過火回應，反挪威運動和孔子和平獎等創舉，充分體現了中國和國際接軌的程度。

11. 昂山素姬獲釋﹕華人媒體對此大幅報道，以讓緬甸和中國對比，反而西方輿論相對平和，明白到一人獲釋不可能改變任何格局，緬甸軍政府只有比從前更自信。

12. 菲律賓人質事件﹕這是香港人在外地遇上的特大意外，菲律賓的危機處理在港人社會激起民憤，最終在中菲友好的前提下大事化小，突顯了北京和港府的不同重點。西方並未能從一國兩制高度了解事件之特殊性，只將之看作一般意外看待。

四、 被共同忽略的國際大事

13. 吉爾吉斯政變﹕親俄領袖依靠政變推翻親西方領袖，以回應數年前巴基耶夫上台的「鬱金香革命」，不但反映了美俄兩國在中亞的力量重組，也徹底否定了顏色革命的成效。也因此，西方媒體再沒有報道中亞的興致。

14. 科特迪瓦大選﹕它原是非洲最富裕國家之一，近年爆發內戰，剛舉行選舉，勝出的現任總統被指舞弊，自稱勝出的反對派領袖原被種族條款禁止參選。這是非洲版顏色革命，發展具指標性，但注視比正牌顏色革命更少。

15. 卡塔爾奪世盃主辦權﹕國際足協這決定令全球吃驚，但評論多集中分析卡塔爾的石油美元，忽略了宏觀意義，即在全球化時代，小國可輕易突破地理、人口等限制，通過僱傭兵、高科技等建構人工國家，令國家的定義受到修正。

16. 外星人大使之謎﹕一度有不同外電報道聯合國委任外太空事務辦公室主管馬來西亞人奧斯曼擔任「外星人大使」，不少人信以為真，後來聯合國表示絕無其事，但這配合了正視外星人的呼聲，人類「外交」定義醞釀根本改變。

沈旭暉

美國布魯金斯智庫訪問學人、香港教育學院文理學院副教授及對外關係統籌主任

吳康民﹕「歷史將宣判我無罪﹗」

前年我曾在本版寫過一篇讚揚卡斯特羅的文章（見2008.03.04），引來不少不同的回應。特別有一位學者，引述某作家的判斷，認為卡斯特羅是一個專權獨裁的領導人，不值得歌頌。兩年過去了，卡氏因病退下，由他的弟弟掌權，似乎又有點封建傳位的味道。但是直到今天，我認為，對他仍應該七三開，功大於過。


大家試想想，古巴是一個小國，一個島國，處於美國這個強大的霸權主義大國的近鄰。美國對它全面封鎖，想方設法從滲透、陰謀顛覆以至採用過武裝入侵（豬灣登陸）、暗殺卡斯特羅的種種見不得光的卑鄙行徑，這個「獨裁專制」的政權，仍然屹立不倒，為什麼？


正是這種好奇心，在上世紀末，我曾赴古巴短暫旅行。看到的表面印象，第一是很窮，新建築物很少，汽車十分殘舊，物質也短缺；第二，人民是快樂的，海灘上不少人在游泳野餐，酒吧上不少人在唱歌飲酒；第三，社會上並沒有肅殺的氣氛，對外來人相當友善，沒有什麼干擾和監視，街頭並沒有軍警林立，一派和平景象。


古巴窮得有志氣


此外，從書刊上知道，古巴並沒有貧富懸殊，也沒有官僚貪腐。相反，高層領導廉潔，以身作則，沒有人住豪宅，用豪華公車，一擲千金，夜夜笙歌。


古巴的社會福利很好，福利保障達百分之一百，醫療、教育免費，醫學教育發達（向南美洲輸出許多醫生），大學教育普及。


卡斯特羅也不搞個人崇拜，古巴各處街頭並不掛他的像片。有大幅像片的只是已逝去的革命英雄切‧格瓦拉（港譯捷古華拉），或者100多年前的民族英雄何塞‧馬蒂。


50年前古巴革命的成功，逐漸影響了拉丁美洲向左轉，擺脫美國的壓迫和控制。近10年來委內瑞拉、玻利維亞、巴西等國家，都倡導社會主義，與古巴有密切的來往和貿易關係，打破了美國對古巴的長期封鎖。


不屈服於美國霸權


我欣賞卡斯特羅的還有兩點﹕


第一，他不對美國的霸權主義屈服。


1960年9月，他以國家首腦身分，去聯合國參加大會。古巴既是聯合國的成員，他當然有去美國這個權利。但美國當局卑鄙到限制他的行動不能離開聯合國所在地紐約曼哈頓島，而且命令紐約的所有旅館不租給他和隨員房間，以致他揚言將在聯合國的廣場上搭上帳篷留宿。


他在大會上發表長篇演說，指摘美國對古巴代表團的惡意和粗暴的行徑，也指摘美國挑動在美國的古巴僑民的衝突。他自嘲以講話太長出名的演說，得到了熱烈的掌聲和歡呼。


第二，卡斯特羅在上世紀50年代，為推翻巴蒂斯塔的獨裁政權發動的武裝起義，一次攻打兵營的行動失敗，卡斯特羅被捕，面臨法庭的審判。他在法庭上滔滔自辯，自稱「辯護律師和被告是同一個人」。因為古巴哈瓦那的律師公會指定該會主席帕格列里博士為他辯護，但他既不能執行任務，甚至也不能去監獄中探望卡斯特羅。


多響亮的宣言


卡斯特羅的辯護詞就是著名的《歷史將宣判我無罪》。這篇辯護詞的題名半個多世紀來一直留在我的腦際，這是多麼響亮的宣言﹗這是多麼正義的控訴﹗


辯護詞中講道﹕「告人的，結果成了被告，而被告卻成為原告。在這裏受審的不是革命者，而是一位叫做巴蒂斯塔的先生——殺人魔王﹗」


卡斯特羅學過法律，精通法律，所以他的辯護詞也充滿法律語言。他說﹕「刑法的一個基本原則是，被指控的罪行必須確切地符合法典上的明文規定，如果沒有可適用的條款，就不構成罪行。」他高聲說，「現政權將用盡一切手段掩蓋事實真相，我知道他們將玩弄陰謀，但我的聲音不會因此被壓下去。哪怕我最感到孤獨的時候，我的胸中也聚集蓬勃的力量。」


他批評法官知法犯法﹕「當它違背憲法作出有利於法規的裁決時，這並不等於我們的憲法廢除了，而是法庭放棄了它的獨立地位，在法律上自殺了。」


卡斯特羅的雄辯是與他的博學有關。他在慷慨陳詞中，講到17世紀英國有兩位君主查理一世和詹姆士二世由於專制行為被廢黜，這些事發生在自由主義政治哲學產生的時代，為新的社會階級的產生提供了思想基礎，影響了1688年的英國革命、1775年的美國革命和1789年的法國革命。他說，這一革命進程的最後一程就是古巴。


卡斯特羅最後說﹕「判決我吧，沒有關係。歷史將宣判我無罪。」


「歷史將宣判我無罪」，多麼鏗鏘的語言﹗

奧巴馬背後的亞洲

美國總統奧巴馬的亞洲之行和先後召開的東亞峯會、Ｇ 20峯會以及亞太經合峯會將亞洲的挑戰暴露在世人面前：現今，雄心萬丈的中國與鄰居之間的緊張關係正在改變着這一地區的地緣政治。

令人注目的是，奧巴馬亞洲之行僅限於幾個民主大國：印度、印尼、日本和韓國──這些國家能對中國形成包圍，遏制其崛起。一年前，他還在苦苦尋求與中國展開合作，從氣候變化到貿易及金融監管的眾多領域，都希望與中國成為合作夥伴，這反映出美國有意接受中國的崛起。

應對中國崛起的傲慢

如今，奧巴馬的中國戰略已經失敗，他開始尋求前任用過的方法──發展合作夥伴，以應對中國崛起後的傲慢。亞洲其他國家也在尋求新的均衡，共同採取防禦戰略。

快速崛起的亞洲早已成為全球地緣政治中心。亞洲大國的實力變遷正在挑戰自身的和平與穩定。亞洲大部份地區充滿了戰略不均衡，有必要花血本助其建立地緣政治穩定性。

中國的崛起使得許多亞洲國家開始建設雙邊安全合作關係，此類合作反映了各國有意對中國的行為做出積極回應，以使後者不至於越線，打破「和平崛起」的自我定位。

但要建立真正的合作夥伴關係需要漫長的過程，因為這要求雙方相互包容和妥協。比如近年來，美國僅將印度視為「軟盟友」，以避免背負合約義務。儘管美印雙邊關係迅速升溫，雙方的期望和利益仍存在着不少衝突。

美國同時也在爭取越南，甚至已與後者展開了民用核設施事務談判。不過，在美越關係上，雙方都受冷戰思維影響。越共內部對越美關係也存在着重大分歧。越南意欲拉攏美國以應對中國的強權戰略，但一些越南領導人依然擔心美國意圖對越南實行演變。

儘管緬甸在遏制中國方面有着戰略重要性，昂山素姬最近也結束軟禁重獲自由，但美國仍然繼續對其實施嚴格制裁，目的就是顛覆其政府。美國的制裁使緬甸越來越依賴中國。

中美關係本身也面臨着諸多困難，但雙方均沒有明顯的競爭或對抗意思。對美國來說，中國的崛起實際上有利於美國在亞洲的軍事部署。中國因素還有助於美國鞏固現有盟友並吸引新盟友，從而擴大其在亞洲的影響力。

因此，美國將維持其在亞洲戰略版圖上核心影響力的地位，而亞洲其他主要國家的影響力卻在削弱。即使中國、印度和日本在亞洲形成一個不等邊的戰略三角，且中國這一邊最長，其他兩邊（日本和印度）加起來也總能超過它。毫不意外，如今亞洲國家關係發展最快的就是印日關係。

對現有秩序構成挑戰

如果將俄羅斯也考慮進來─於是三角形成為了四邊形──那麼中國實際上將陷入重重包圍。日本、俄羅斯、印度，再加上美國的援手，將不僅使亞洲沒有任何機會發展成以中國為中心，也將給中國帶來戰略噩夢。但是，最近的事態發展顯示，俄日之間要達成友好關係還早着呢。

在這樣的地緣政治背景下，亞洲很可能將維持不穩定狀態，新聯盟可能出現，舊聯盟可能改變，軍事力量不斷加強，這些因素都將對現有秩序構成挑戰。

中國的「虎」年真是名副其實──在這一年中，中國在領土問題上發出了最強硬的聲音，從日本到印度的近鄰都感到了它的威脅。事實上，二○一○年應該被銘記為中國領導人不惜犧牲自己國家的利益轉向擴張政策、從而使美國得以重回亞洲中心舞台的一年。

Project Syndicate, 2010

布拉馬．切蘭尼（ Brahma Chellaney）

鐵犁：對「一黨專政」問題的梳理與分析——毛澤東與中國政黨制度

【明報專訊】毛澤東是個深受民族文化薰陶的中國人，他以中國人「中庸之道」的思維，在蘇聯的一黨制與西方的多黨競爭制之間，試驗以監督與合作為特徵的第三種類型的政黨政治——中共領導的多黨合作、監督制度，走出一條中國人自己的政黨政治之路。但他卻沒有很好地堅持、完善它。

中國現在是「一黨制」或「一黨專政」嗎？對此目前兩種意見針鋒相對：一是回答「Sure」！因為世界上的政黨制度只有一黨制和多黨競爭制兩種，非此即彼，中國現行的政黨制度既然不是多黨競爭制，那它就必然是「一黨制」；另一種意見則肯定回答「Not Really」！認為它既吸納了一黨制和多黨競爭制之精華，又拋棄了多黨競爭制和一黨制之不足，是充滿中國人「中庸之道」智慧的一種多黨（現在除中共外，內地還有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國民主同盟、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國致公黨、九三學社、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等8個政黨）監督與合作制度。

研究這一問題，要從毛澤東說起。正如哲學家李澤厚在評價毛澤東時所說的那樣：不管你喜歡他，還是反對他，但研究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你幾乎都繞不過他。

內外夾攻

一、毛澤東是中共黨內第一個提出運用「內外夾攻」的辦法來防止、糾正中共犯錯誤的人。所謂「內外夾攻」，「內」指中共黨內的監督體制機制（在體制上，如紀律檢查委員會之類；在機制上，如巡視、舉報之類）；「外」指中共之外的其他政黨組織；「夾攻」指把中共黨內的紀律監督和中共黨外的民主黨派的監督相結合。

1941年11月，毛澤東在《在陝甘寧邊區參議會的演說》中首次提出了這一思想。他說：「國事是國家的公事，不是一黨一派的私事。因此，共產黨員只有對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義務，而無排斥別人、壟斷一切的權利。」因此，「共產黨的這個同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原則，是固定不移的，是永遠不變的。」「共產黨是真心實意想把國事辦好的。但是我們的毛病還很多……我們要加強黨內教育來清除這些毛病，我們還要經過和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來清除這些毛病。這樣的內外夾攻，才能把我們的毛病治好，才能把國事真正辦好起來。」他的這一思想，與4年後他在就黃炎培所問的如何跳出中國「一治一亂」的歷史周期問題時，回答說「我們能跳出這周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起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都會令人感慨不已。

主張多黨合作

1、毛澤東主張多黨合作和監督的觀點大略始於抗戰初期。

1938年10月，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一文中寫道：「堅持民族統一戰線才能克服困難，戰勝敵人，建設新中國，這是毫無疑義的。但是在同時，必須保持加入統一戰線中的任何黨派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的獨立性，不論是國民黨也好，共產黨也好，其他黨派也好，都是這樣。」

為此，毛澤東明確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1940年2月他在〈新民主主義的憲政〉一文中說：「他們是在掛憲政的羊頭，賣一黨專政的狗肉。」

為了體現反對一黨專政的思想，中共在其控制的抗日根據地建立了「三三制」政權。即：在政權的組成人員中，共產黨員佔三分之一，中間派佔三分之一，非黨的左派分子佔三分之一。毛澤東在〈抗日根據地的政權問題〉一文中指出，只要佔三分之一的共產黨員在品質上具有優勢，「就可以保證黨的領導權，不必有更多的人數。所謂領導權，不是一天到晚當作口號去高喊，也不是盛氣凌人地要人家服從我們，而是以黨的正確政策和自己的模範工作，說服和教育黨外人士，使他們願意接受我們的建議」，「對參加我們政權的黨外人士的生活習慣和言論行動，不能要求他們和共產黨員一樣，否則將使他們感到不滿和不安」。他在此後所寫的〈論聯合政府〉中也主張過國民黨放棄一黨專政，仿效西方實行多黨競爭等民主制度，為了爭取民主建國他還冒險前往重慶與蔣介石談判。

中共執政 民主黨派要繼續存在

2、1949年10月1日，中共成為執政黨，中共和民主黨派都出現了民主黨派是否還需要存在的爭論。毛澤東表示要繼續存在，要繼續發展。

1948年12月28日，在毛澤東訪問蘇聯期間，民主黨派之一的中國人民救國會宣告自行解散，理由是新中國已經建立，其任務已經完成。九三學社、農工黨、中國民主促進會等也在草擬解散宣言。毛澤東獲知救國會解散的消息後，非常惋惜地說，救國會是進步團體，不應當解散。並表示其他民主黨派也不應解散，「不但要繼續存在，而且要繼續發展」。

中共內部也出現了一部分人認為「民主黨派任務已盡，可有可無」。毛澤東對此多次作了批評。1949年10月24日，毛澤東在同一些負責人的談話中說：「共產黨要永遠與非黨人士合作，這樣就不容易做壞事和發生官僚主義。」1950年4月21日他在同中央統戰部的負責人談話中指出，要尊重民主黨派，幫助他們解決問題，如黨派經費、民主人士旅費等。

政協應繼續存在

3、1954年，由於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召開，一些人提出了政協是否還有必要存在的疑問。毛澤東認為，政協是中共和民主黨派監督與合作的重要平台，應該繼續存在。

1953年12月，中央政府決定於次年召開首屆全國人大。此時，一些人士提出疑問，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後，中共和民主黨派監督與合作的重要平台之一的政治協商會議是否還繼續存在？它的性質和任務有什麼變化？

為此，1954年12月，在全國政協二屆一次會議開幕前兩天，毛澤東召集黨內外幾十人參加的座談會專門就這些問題作出說明。他說：「政協是全國各民族、各民主階級、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國外華僑和其他愛國民主人士的統一戰線組織，是黨派性的，它的性質有別於國家權力機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它也不是國家的行政機關。」有人擔心政協是否會變成說閒話的機關，毛澤東說：「只要不是惡意的，講閒話也可以，這樣可以使我們知道社會上存在這樣的意見。」他認為今後政協有協商國際問題，商量候選人名單，提意見，協調各民族、各黨派、各人民團體和社會民主人士領導人員之間的關係，學習理論等五大任務。

堅持與民主黨派監督、合作

4、1956年國家主要通過贖買的方式把私人工商企業轉變為國有或集體所有制企業之後，民主黨派原來代表的階級、階層發生了變化，一些人提出了民主黨派是否還有必要存在。毛澤東回答：繼續堅持中共與民主黨派監督、合作的制度。

1956年3月1日，毛澤東在一次會議上對「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含義作了解釋。他說：什麼叫「長期」？就是共產黨的壽命有多長，民主黨派的壽命就有多長。如何「監督」？就是批評建議。主要的方法就是批評，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達到團結，把工作改善。

1956年3月20日，毛澤東在南京的一次會議講話中說，中共與其他政黨有區別是必要的，但不要有深溝。我們希望把國家變成一個活潑的國家，使人們敢於批評，敢於說話，有意見敢於說出來，不要使人不敢說。採取這樣的方針，「文學藝術、科學技術會繁榮發達，黨會經常保持活力，人民事業會欣欣向榮，中國會變成一個大強國而又使人可親。」

1956年4月18日，毛澤東在聽取一次工作匯報時明確提出「兩個萬歲」的口號。他說：「共產黨萬歲，民主黨派也萬歲。他們可以看我們，這也是一種民主。共產黨有兩怕，一怕老百姓，二怕民主人士。」這裏的「看」即監督的意思。後來被他概括為「長期共存、互相監督」。

1956年4月，毛澤東發表〈論十大關係〉一文，他在文中指出：「究竟是一個黨好，還是幾個黨好？現在看來，恐怕是幾個黨好。不但過去如此，而且將來也可以如此，就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

1956年4月在杭州的一次會議上，當一位地方負責人說：「民主黨派對『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很滿意，認為這樣加重了自己的責任。只是覺得共產黨對他們提意見少，成了單方面的監督了。」毛澤東聽後說：對民主黨派要講真話，這樣比若即若離好。民主黨派相當多的話是對的，是考慮過的。有的講話不對，是不了解情。有一部分要分析，有一部分要接受，決不可一下子頂回去。當另一位地方負責人說，黨外人士問，從最低幹部到最高領袖，最高國策，能不能批評？毛澤東回應：「憲法有規定嘛，讓他批評嘛。不管官有多大，都可以批評。講對了就要接受，講得不對，如果沒有害處就算了。」

1957年5月7日，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自修稿第一次稿」）一文中，對「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補充了這樣一段話：「我們提出讓各民主黨派和共產黨一道長期共存，並且互相監督，只許做好事，不許做壞事，這有什麼不好呢……監督的方法，就是團結─批評─團結。這個方法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法，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法，是解決一切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

1957年5月8日，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自修稿第一次稿」）一文中，對「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又補充了兩段話：

一段是關於這個方針提出的過程：「長期共存，互相監督」這個口號不是突然提出來的，醞釀了好幾年。互相監督，早已是事實，不過從現在起應當做得更好些。長期共存的思想也已存在很久了。到去年，這個口號就明確地提出來了。

另一段是講為什麼要讓民主黨派與共產黨長期共存：「一個人或一個黨，耳邊如果沒有不同的聲音，那是很危險的。大家知道，主要監督我們的是勞動人民和我們自己，並不是民主黨派。但是有了民主黨派，對我們更為有益。」（這幾句話，在正式發表時又有所修改。）值得注意的是，原來還寫了這樣一句話：「共產黨力量很大，怕的是沒有人講閒話，不怕天下大亂。這個天下是亂不了的。」

毛澤東晚年逐漸拋棄

「內外夾攻」思想

二、從1957年「反右派」運動開始，也就是在毛澤東晚年，毛澤東逐漸拋棄了「內外夾攻」的思想，他設計的中共和民主黨派互相監督、合作的制度漸漸名存實亡，中共內部的紀檢組織也被撤銷。

1957年的「反右」運動嚴重擴大化，使知識分子（社會精英）噤若寒蟬，特別是對民主黨派中一些重要人士的不當批判處置，使民主黨派的監督職責徒有其名；1959年的「反右傾」運動，使中共內部滋生了不敢說真話，假話流行的風氣。誠如鄧小平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中所說的那樣，在毛澤東晚年，「黨和國家的民主生活逐漸不正常，一言堂，個人決定重大問題、個人崇拜、個人凌駕於組織之上一類家長制現象，不斷滋長」，到了「文化大革命」，就連中共內部的紀檢組織先是機構癱瘓、工作停頓，後又被徹底撤銷。

但頗為複雜的是，在1966年國慶日那天，毛澤東還在天安門城樓上把李宗仁拉到身邊說：「紅衛兵把全國政協、民主黨派封了，但政協還是要的，民主黨派還是要的。」這是其思想的「迴光返照」，還是別的什麼意思，只有天曉得了！但無論如何，歷史是無法原諒他在晚年的嚴重錯誤的。

有資料顯示，毛澤東曾經長期不贊成一黨制和反對一黨專政，他甚至在抗戰時期還考慮過接受西方的多黨競爭制，但由於當時執政的國民黨的拒絕，中國沒能在多黨競爭的道路上走下去。

毛澤東是個深受民族文化薰陶的中國人，他以中國人「中庸之道」的思維，在蘇聯的一黨制與西方的多黨競爭制之間，試驗以監督與合作為特徵的第三種類型的政黨政治——中共領導的多黨合作、監督制度，走出一條中國人自己的政黨政治之路。但他卻沒有很好地堅持、完善它。唉，真是說不盡的毛澤東！

台灣風景線：扁夫婦罪成與司法改革

台灣前總統陳水扁和妻子吳淑珍涉嫌貪污案共四件，其中龍潭購地案一審判無期徒刑，二審改判二十年，三審本月四日判決二人各十一年徒刑定讞，扁立即發監執行，吳因長年癱瘓，法務部還在商議如何執行中。陳所享有的前總統特勤保護、總統退職金以及其他特權也立即撤除。
但是，扁家五口以及涉及二次金融改案的所有二十一名被告，本月十一日一審宣判全部無罪，令人跌破眼鏡。理由是總統職權沒有管到金融改革這部份；而且也沒有對價關係的證據；那些送給扁珍的錢的金主們都說是政治獻金。


讓人看見官商嘴臉
一般民眾不懂法律，但不免產生常識性的疑惑，如果美國金融界的大富豪們送好幾千萬美金給奧巴馬夫人，就算找不到對價關係，奧巴馬會沒事嗎？當事人都沒罪嗎？老百姓和輿論界會算了嗎？官員拿錢就不對，不管有沒有對價關係，否則金主們為甚麼不給你我巨款，只給他們巨款？就算沒有對價關係，權力關係也是對價關係的一種，怎能縱容這種現象？小警察、小公務員拿個五百一千的，又是坐牢又是罰款，總統夫人一開口就上億，竟可無罪，豈非「竊國者侯，竊鉤者誅」？
台灣的貪官奸商何其奸巧，會留下影音及書面證據給人活逮嗎？以為他們是白癡嗎？總統或夫人或上級只需暗示、提醒，下屬一點就透，馬上辦妥，哪裏去找證據？否則國泰蔡家行賄四億；元大馬家行賄二億，結果國泰整併了世華銀行，元大整併了復華銀行，難道是巧合？他們都說是政治獻金，能讓人相信嗎？無罪判決就是鼓勵大官大貪，小官小貪，只要沒有對價關係的證據，一切ＯＫ。
法官的判決是按照法條和證據做出來的，或許依法的確沒罪，那麼就是法律出問題了。本案就算不違法，但卻違背人民的常識與邏輯以及一般的倫理道德認知。
這件案子雖判眾人無罪，但絕非證明那些人是清白的，無辜的、被寃枉的，而只是證據不足。辜家、馬家、蔡家的賄賂行為，以及扁家貪婪的收賄行為，都讓人看見官商勾結圖利的醜惡嘴臉。
扁家身上背有四大案，要全身而退絕非易事。二次金改案就算三審都無罪，也躲不過其他尚未判決的案子：國務機要費案和南港展覽館案。奇怪的是，龍潭購地也非總統職責，沒有對價關係，為甚麼金改案無罪，龍潭案有罪？兩種天差地別的判決說明了我們法官見解的差異；而同樣性質的案件有很大不同的判決，也應該是司法改革的對象之一。


反貪法變無牙老虎
立法委員擔心反貪法訂得太嚴將會妨礙他們搞錢，甚至被判刑，因此涉及反貪的法條都開了若干後門，故意放水、留漏洞，以備不時之需。像是財產來源不明罪，新加坡、香港、英國等都是廉政署官員可以隨時調閱官員及家人的存款，發現異常即可偵訊並要求該官員解釋來源；解釋不清即可依貪污罪起訴。台灣立委最怕這一條，故意懶驢打滾多年，就是抗拒。直到扁貪污案之後，全民憤怒立委的無恥，立委才心不甘情不願地通過，但閹割成公職人員只在被以貪污罪起訴時，才可調查財產。於是此法就變成了無牙老虎，完全喪失貪污嚇阻力。所以，台灣正在進行的司法改革必須配套把立法改革也同步進行，才能完善整個防貪架構。

卜大中
台灣《蘋果日報》總主筆

陳家洛﹕蘇聯是怎樣對付諾貝爾獎得主的？

前蘇聯領袖戈爾巴喬夫（Gorbachev）在《回憶錄》中有一段關於諾貝爾和平獎的有趣故事。

他在1990年10月得悉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後，處境尷尬不已，因為蘇聯官方宣傳機關長年累月指摘「諾貝爾獎是西方帝國主義利益的喉舌」，而且蘇聯人民經過多年的潛移默化，總會覺得得獎人的光榮背後還有不可告人的陰謀詭計，獲獎的人很容易被塑造成人民的公敵。

在諾貝爾和平獎遴選委員眼中，戈爾巴喬夫是釋放東歐、結束冷戰時代的英雄，戈爾巴喬夫樂觀地估計和平獎可以曲線聲援他的「新思維」漸進變革政策，所以沒有斷然拒絕諾貝爾和平獎，在國內的政敵眼中，和平獎卻成了戈爾巴喬夫喪權辱國的佐證。最後，在痛恨的目光和謾罵聲中，他決定不出席12月10日的頒獎典禮，還得迴避或推遲有關的公開演講。

《齊瓦哥醫生》作家不接受文學獎

在《回憶錄》中，戈爾巴喬夫字裏行間對這些不公道的遭遇和抹黑不時表達委屈和無奈。可是，在蘇聯共產時期「持不同政見人士」要面對的政治批鬥、人格謀殺和長期迫害，遠比戈爾巴喬夫的待遇惡劣。

1958年，《齊瓦哥醫生》的作家帕斯捷爾納克（Pasternak），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表達「感謝、感動、驕傲、驚訝、慚愧」的複雜心情。蘇維埃作家協會聞訊後公開譴責帕斯捷爾納克「如猶大般為了30個銀幣而背叛人民」。

諷刺地，《齊瓦哥醫生》在蘇聯未能通過審查而成為禁書，但文稿被偷運出境並在20多個國家翻譯後成為暢銷作品。蘇維埃作家協會袞袞諸公沒有人可以說出作品本身出了什麼問題就盲目鞭韃帕斯捷爾納克，鬧出「我們沒有讀過《齊瓦哥醫生》，但我們必須譴責帕斯捷爾納克」這樣的笑話。

白色恐怖令作者及家人朋友感到人身安全受威脅，帕斯捷爾納克親自去信當局請求不要逼他離開蘇聯。在輿論壓力下，帕斯捷爾納克4天內發電報給遴選委員會，表示「鑑於社會高度關注這個獎項」，宣布改變主意，不會接受文學獎。遴選委員會則維持原來決定，並把該年的文學獎列為「待領獎項」。帕斯捷爾納克兩年後因肺癌離世，《齊瓦哥醫生》這部「地下」作品，卻要等到1988年解禁才得見天日。

作家索爾仁尼琴被強行送往西德

索爾仁尼琴（Solzhenitsyn）是另一位「未能出席」接受1970年諾貝爾文學獎的蘇聯作家。他的作品道盡極權政治殘暴真相，早就是蘇聯政權的眼中釘。KGB主管安德羅波夫（Andropov）給蘇共中央政治局的文件中，就毫不保留地指出索爾仁尼琴的「反蘇反社會立場無可抵賴」，「一日他不離開蘇聯，諾貝爾文學獎只會助長他的氣焰，增加他的知名度和政治本錢」。

政治局就這個「索爾仁尼琴問題」持續爭論了數年，起初的主流意見是為了大局想「不好公開打擊這些敵人，可以的話用善意的姿態令其軟化」，但到了1974年當局終於接受安德羅波夫的要求，將索爾仁尼琴拘捕後強行送上開往西德法蘭克福的航機。

不過，索爾仁尼琴從來沒有完全擺脫蘇聯的掌控，KGB特工早已滲透海外「異見分子」的圈子，扮成「反蘇」人士贏取信任，近距離監視索爾仁尼琴和他的支持者的活動。索爾仁尼琴在蘇聯解體後回國，因支持前總統普京的強硬路線惹來批評。

KGB逾30項行動打擊沙卡洛夫

1975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是蘇聯氫彈之父兼人權分子沙卡洛夫（Sakarov）。沙卡洛夫的特殊地位一直令KGB頭痛不已，最多只能夠派出特工滲透沙卡洛夫和同是人權分子的妻子邦納（Bonner）的生活圈子，蒐搜集他們與「反動帝國主義勢力和西方情報特工勾結」的罪證。

當諾貝爾委員會把1975年的和平獎頒予沙卡洛夫後，安德羅波夫數年內授權KGB展開30幾項行動和措施打擊這個「蘇聯第一號公敵」，包括：

1. 企圖影響外地社會輿論，揭發和平獎如何密謀破壞美蘇和談的進程；
2. 在外地社會組織文章和輿論宣傳攻勢，抗議諾貝爾和平獎頒予沙卡洛夫；
3. 有組織地披露沙卡洛夫跟歐美情報機關的往來；
4. 爭取更多外地輿論抨擊諾貝爾和平獎的決定；
5. 挑撥離間，特別是製造沙卡洛夫與索爾仁尼琴爭名逐利的負面消息；
6. 製造智利獨裁者皮諾切特恭賀沙卡洛夫的假消息，誘使智利人權分子質疑沙卡洛夫的操守；
7. 動員阿拉伯世界反以色列、反猶太人的輿論來攻擊沙卡洛夫；
8. 假冒沙卡洛夫去信支持美國同志組織，企圖製造雙方「交往」的證據；
9. 向外地傳媒提供沙卡洛夫「精神有問題」的健康報告；
10. 拘捕其他活躍分子，殺一儆百，孤立沙卡洛夫；
11. 向沙卡洛夫寄出大量來自蘇聯各地的「求助信」，進行疲勞轟炸；
12. 蘇聯官方加強針對沙卡洛夫的妻子邦納，向她進行人格謀殺、揭發各式各樣的「醜聞」、散布關於她的謊言，進而打壓其餘家人的生活、逼使他們的家人離開蘇聯；
13. 沙卡洛夫因反對蘇聯出兵阿富汗，於1980年被捕後與邦納遭長期軟禁在戈爾基鎮，直至蘇聯解體前夕才獲得自由。

劉曉波獲本年度諾貝爾和平獎，劉曉波夫人劉霞和《零八憲章》的聯署人自然成為大力打擊對象。只有憑良心講真心話的人，才能頂住野心、權力和意識形態對人性的玩弄和扭曲。翻閱蘇聯的歷史，喜愛弄權、視人民如糞土的在位者和爭取上位的人都曾對諾貝爾獎恨之入骨，這些人對獲獎的「異己」文鬥武鬥有之，驅逐出境有之，軟禁隔離有之，孤立抹黑有之。

帕斯捷爾納克、索爾仁尼琴、沙卡洛夫、戈爾巴喬夫見證了不同程度的打擊，有源自獨裁制度的，也有源自意識形態的，不少源自當權者的心胸狹窄和自信不足。他們都是「有爭議性」的人物，沒有完美無瑕的一生，可他們都曾奉上自己的自由和尊嚴來喚醒我們對真理、和平、公義的追求。

作者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

始作俑者現在再渾水摸魚 美介入中日釣島糾結更深

俄羅斯總統梅德韋杰夫到南千島群島（日稱北方四島）視察，日本對此大表不滿，但是梅德韋杰夫這次舉措，充分說明實際控制有主權爭議地區的重要，反映中國在釣魚島主權爭議，必須改弦更張，不能單靠口頭宣示，必須有切實行動體現主權；另外，美國國務卿希拉里近日高調介入釣島紛爭，主動提出願做調解人，表面上美國欲緩解中日緊張關係，實際上加入了「美國因素」之後，釣島問題將更複雜，此乃反映美國利用每一個機會體現其重返亞洲的戰略部署，以遏制中國的崛起而已。

俄國實質控制南千島群島

梅德韋杰夫才可來去自如

南千島群島是指俄羅斯堪察加半島以南、與日本北海道之間的齒舞、色丹、國後和擇捉四島，總面積4996平方公里。日俄長期以來，就南千島群島主權爭議不斷，由1945年二次大戰之後，由前蘇聯和俄羅斯實質控制，俄國政令可以在這裏推行，俄國也投入資源發展當地經濟。梅德韋杰夫是首名到南千島群島視察的俄國元首，此一做法，不無提高個人聲望，為兩年後爭取連任鋪路的考慮，不過，前提是俄國完全控制南千島群島，他才可以來去自如。

梅德韋杰夫在南千島群島的國後島視察約3小時後離去，消息傳出後，日本首相菅直人表示「非常遺憾」，日本外相前原誠司傳召俄羅斯駐日大使，提出抗議。不過，明顯地，日本對他們所稱北方四島的無奈，與中國政府之於釣魚島的感受，極其相似。

日本與俄羅斯、韓國和中國都有領土糾紛，其中只有釣魚島，日本近40年來不斷營造實際控制局面而佔優勢以外，對俄國和韓國獨島（日稱竹島）的爭議，日本都處於下風。至於釣魚島的紛爭，始作俑者是美國，現在，日本海上保安廳船艦雖云在附近海域執勤，但是釣魚島是無人島，除了日本右翼人士曾在島上豎起燈塔和所謂界碑以外，據知島上並無其他設施。這一點，對於中國捍衛釣島主權而言，情並非絕望。

中日撞船事件之後，中國曾經宣示派遣漁政船到釣魚島海域執勤、護漁，將會常規化。起初，漁政船確曾馳赴釣島，亦有隨船記者報道海上保安廳船艦攔截和包圍漁政船，此後，內地官方和傳媒未有再提及此事。除非中國另有打算，例如直接空降釣魚島等行動，否則漁政船或其他具有中國公權力的船舶到釣魚島海域，是扭轉日本實際控制釣島的唯一可行之法，中國政府應該透露更多意向和具體行動，使海內外炎黃子孫知道中國政府捍衛領土主權的決心。

中日就釣魚島主權紛爭，美國過去盡量置身事外，鮮有表態，不過，這次撞船事件之後，美國一再表示日美安保條約適用於釣魚島，明顯為日本撐腰。近日，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在海南島與中國國務委員戴秉國會晤時，提出願意居中調停，舉行中美日會議，協調中日關係云云。美日軍事聯盟，日本接受美國核子傘的保護，肯定非常願意美國介入，以促成聯手向中國施壓，迫使中國讓步；中國方面，若接受美國斡旋，則是在釣魚島問題正式引入「美國因素」，這樣一來，有關釣島爭議，美國就順理成章有了角色，就中國而言這是後患無窮；試想想，美國（包括希拉里在內）高調表明日美安保條約適用於釣魚島在先，由希拉里做東，「召集」中國和日本外長商討釣魚島事件，美國角色傾向至為明顯，這算是哪門子的居中斡旋？無非是日美聯手壓制中國而已。

美國藉南海主權爭議

離間中國與東盟關係

不過，若中國拒絕美國調停，則可能讓國際認為中國不欲緩解與日本的關係，對中國的形象會造成負面影響。中國如何化解美國此一招數，考驗中國駕馭複雜外交事務的能力。美國這次出招，無論事成事敗，都顯示她想繼續成為全球霸主的心不息。美國及時利用撞船事件，乃美國重返亞洲戰略部署的借勢運用，因此，中國對希拉里的建議，要多從後遺症估量，若拒絕，則中國要掌握主動，爭取國際理解原則立場，使國際不致有中國拒人千里的印象。國際觀瞻，是中國在這波次外交博弈中要處理好的問題。

數月前，希拉里宣示南海有美國國家利益，其後在東盟會議上，就南海主權問題爭議上，離間一些國家與中國之間的關係，至於與中國並無領土問題的柬埔寨，希拉里近日在當地訪問時，則乾脆表示柬埔寨要尋求平衡，不要過於依賴某一個國家。中國與柬埔寨關係密切，目前有近400家中國企業在柬設廠，包括興建水力發電站、煤電廠等基本設施。希拉里的說法其實極其出格，可見她為了遏制中國，連起碼的外交禮貌也不顧了。

按照《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中國可以主張管轄海域的面積，約為300萬平方公里，為中國陸地面積的近三分之一。由於歷史和現實的複雜原因，在中國主張管轄的海域中，三分之一以上處於爭議中，包括島嶼爭端、海域劃界、資源開發糾紛及漁業衝突等。由美國介入釣魚島爭議，可見中國的管轄海域，對別有用心國家而言，可資利用的機會甚多，中國政府除了小心應對以外，對於建立足夠的海上力量以保護海疆，也應該盡快付諸實行了。

余杰: 我被北京警方非法軟禁

從本周以來，我已經被北京警方非法軟禁在家五天了。他們說，最近很緊張，上級下了命令，我們只好執行，請你理解吧。我問，究竟是甚麼原因呢？他們說，我們也不知道。我問，要持續到甚麼時候呢？他們說，我們還是不知道。近期北京連續降溫，一個通宵守候在樓下的員警委屈地說，我也不想這樣啊，我都凍感冒了。

溫家寶先生，你知道是誰下的命令嗎？你在美國訪問的時候說過：「人們對民主和自由的渴望是不可阻擋的。」你又說：「我將我的政治理念歸納為四句話：讓人有尊嚴的幸福生活，讓人感到安全可靠，讓社會充滿公正，讓人對未來充滿信心。」溫家寶先生，你的政府將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關進監獄的做法，你的員警們非法軟禁劉霞、丁子霖和我的舉動，不正是你的四句話的反面嗎？你為甚麼假裝甚麼都沒有看見呢？

上帝讓人滅亡，首先讓人瘋狂。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之後，中共的每一步的回應，如果用「公關災難」這個詞語來形容，實在是太輕了。近日來，中共上上下下，像一群無頭蒼蠅一樣，不知所措地往牆上亂碰。他們將劉曉波的親人和朋友軟禁在家，彷彿這樣就能封鎖消息、恐嚇親友、維持穩定。但是，任何一個非法行為所付出的代價，都如同自己親手撬鬆當權者統治合法性的基石。

我要公佈兩個國保人員的名字與電話：朱旭，一三七○一三五七七七○；王春輝，一三九一一八三二七四四。前者就是七月五日對我進行傳喚，恐嚇我放棄在香港出版《中國影帝溫家寶》的北京市局的國保小頭目；後者就是敏感時期常常來監控我，「六四」當天還陪同我去圖書館的朝陽區國保的更小的頭目。每一個有良心和正義感的人都可能給他們打電話，譴責他們的惡行。當然，更該譴責的是這個制度的總頭目胡錦濤和溫家寶。

關於王春輝這個比我更年輕的國保人員，我的朋友、也是經常被他們騷擾的媒體人王光澤跟我談起過這樣一段逸聞：就在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劉曉波被判處重刑的那天，他主動給王光澤打電話說：「你看劉曉波的下場多慘，現在兔死狐悲了吧？」而在二○一○年十月八日，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之後，王光澤主動打電話給他：「你還記得去年你的電話和你說的那個成語嗎？」王春輝說：「我知道你很高興，就在家裏偷着樂吧，千萬不要有甚麼行動！」

是的，從兔死狐悲到在家偷着樂，一悲一樂，發生變化的不僅是情緒，更是時勢，歷史的天秤已經從暴君向民間傾斜。今天，我們雖然只能在家偷着樂；但是，明天，我們將走上街頭狂歡，為劉曉波所憧憬的自由中國的到來而狂歡。到了那時，將有多少助紂為虐的國保員警，只能躲藏在黑暗中哀哭切齒呢？

王慧麟﹕經濟獨沽一招的迷思

【明報專訊】特首的施政報告，原本是想展現其宏觀及遠見之一面，但看完整份施政報告，我反而有一種感覺，香港是不是已經走入英國殖民地獨立後必然出現的狀態：人權及政治空間逐步壓縮，貧富逐步拉闊之路呢？更重要的是，經濟活動進一步高度集中及圍繞於以地產為核心的產業，進一步依附國際經濟秩序，失去經濟主導權呢？

英國殖民地歷史

土地與階級的歷史

人民對土地之執著，政府對土地價值之沉迷，土地法律對地主之保護，並非香港專利。在英國殖民地歷史中，就是土地與階級的歷史。

英國殖民政府在佔領了肯尼亞後，發覺其地大物博，最好用來搞農業增收，遂以低廉的租金，吸引白人到肯尼亞開墾土地。結果當然是非洲黑人土地慘遭沒收，白人建立了大規模莊園。二次大戰後，白人地主階級逼殖民地政府暴力鎮壓黑人的貌貌之亂*，但高壓之結果卻促成了勢如破竹的反殖運動，這是後話。

但白人可以挾持殖民政府作出如此政策，主要就是莊園土地有價，成為殖民政府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以至管治同謀，以至反過來，白人地主階級可以要脅及主導殖民政府的作為。在倫敦強力干預下，殖民地政府壓服了白人地主階級交還土地，代價有二，一是土地補償計劃，還地予黑人，有所謂的Million Acre Scheme。另外，在獨立憲法內，有一條關於收地必須賠償的保護財產權利（The right to property）條文。

肯尼亞獨立前後，黑人專業人士、精英及親政府的官員取得高質素的大莊園，至於普羅大眾則繼續迫在一大堆面積細小的次等土地。前者土地沒有充分耕種利用，後者土地愈耕愈貧瘠。但新政府則依賴新的黑人地主階級，建立新的管治同盟。正如Christopher Leo所說，新黑人大地主階級的產生，純粹是為穩定管治需要，他們成為了新管治同謀。但是，從殖民地以來，大地主與小農民之間的矛盾，沒有解決。

在津巴布韋，為了保障白人地主之權益，憲法第16條非常強力的制約，明令國家獨立後之10年，不得在沒有賠償下，強徵土地。當時英國政府撥出大筆經費，賠償白人，讓白人把土地交給新政府重新分配予黑人，但進度緩慢。在獨立10年後，津巴布韋屢次修訂憲法，強徵土地，視憲法的保護財產權如無物。當時總統穆加貝希望透過強佔白人土地，製造新一批的地主階級支持者，以期永續執政。然而，穆加貝的極端措施不但摧了白人地主階級，更摧了當地的農業經濟，因為新冒起的所謂黑人地主，基本上只是流民，不擅生產；而且更因白人地主走了，令津巴布韋出現饑荒，由非洲南部糧倉變成農產品入口國，可謂一大諷刺。

基本法使地產商可放心起樓賣樓

上述情突顯了一個政治及法律的現實：第一，政治上，新獨立國家往往期望在獨立之後，摧白人地主階級，藉還地於民的漂亮口號，培養新的地主階級作為共謀，以鞏固政權。但新的地主階級成立後，不能保證經濟一定高度發展。Colin Leys認為，西方跨國資本家把出口的農產品價格舞高弄低的時候，就會嚴重影響國家的財政收入。另外，津巴布韋的土改，說穿了是藉「還地於民」口號，摧毀白人地主階級，從來沒有想過，如何建立及利用新的地主階級作為政權的共謀，結果弄至國家一窮二白。

第二，儘管一些獨立國家的憲法內，有保護財產權的條文，但是，到了政權需要解決土地矛盾，這些維護私產的憲法權利，形同虛設。新政權為私利也好，為政治籠絡也好，掠奪白人土地，摧白人地主階級，不惜修法廢法。所以，有論者就指出，為了進一步維持獨立前的自主市場經濟秩序，可以進一步把有關的體制運作寫入憲法。只要把修改憲法的程序弄得極為困難，那麼就可以做到一定程度的延續。

《基本法》就是這種思維下產生的事物。《基本法》第105條保護了私人財產權，第106條確保了預算量入為出的原則，第120條延續了香港土地的租約。第105條與其他條款如第39條等，令香港私人及法人財產不會無償收回，使地產商可以放心起樓賣樓。土地收入有價，印花稅、地租、差餉等繼續徵收。另外，在預算量入為出之下，政府不能隨意轉換土地及建立新地主階級作為管治同謀，又或者運用、轉變、修改土地資源來推動經濟發展，因為這樣做可能會影響政府收入。在量入為出之下，保守的香港官僚，不敢隨便利用擴張性的公共財政政策來規劃經濟發展。

官員承認 對地產商束手無策

更重要的是，《基本法》要求維持金融中心地位，令香港地產市場更全面地與外國資本市場掛。香港要壓抑樓價更會損害國際基金以至中國投資者的利益。翻開過去幾年的報道，高調涉足香港地產市場的有印尼De Monsa基金、美資TPG Axon基金、美國某州份的退位基金，甚至有內蒙的鄂爾多斯市富商所組成的買樓基金。

港府有憲法的責任去維持金融中心地位，就不能大力打擊樓市，嚇走資金，又或者像其他國家，限制非當地人買樓，因為國際基金就會聯同大地產商，一齊逼政府就範。事實上，政府即使有魄力扭轉地產主導下的經濟秩序，也礙於法律責任，不能亂來（因為隨時要面對司法挑戰及被指違反《基本法》），更何是一個認受性低的政府，怎可以與國際資本市場對幹呢？

所以，政府官員呼籲市民置業要小心的論述，反過來說，是承認了政府面對地產商，確實束手無策。現在的特區政府，獨沽一味地搞以地產為核心的產業，令香港全面依賴鄰近地區以至國際資本市場，再加上《基本法》的憲制責任，不得不維持地產主導／霸權。政府任由大地主主導香港經濟，而不嘗試改變的話，市民的經濟主導權會一步一步地喪失。日後要扭轉這個經濟秩序，就要付出更大的代價。

*貌貌之亂（Mau Mau Rebellion）是1952-1960年時，肯尼亞的一場反殖運動。有說貌貌一詞，是指信奉傳統宗教信仰的原住民。50年代初，屢有白人地主被殺，殖民政府指係貌貌之信眾所為，於是展開大規模的鎮壓運動。肯尼亞民族主義者指出，殖民政府藉貌貌信眾暴亂為理由，鎮壓二次大戰之後不斷壯大的反殖運動。

■延伸閱讀

Leo, Christopher (1984), Land and Class in Kenya, Toronto University Press
Allen, Tom (2000),

The Right to Property in Commonwealth Constitu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盤點中日“釣魚島事件”背後的美國因素

中評社香港10月18日電／新加坡《聯合早報》10月18日載文《中日“漁船事件”背後的美國因素》，摘要如下： 　　

中日釣魚島海域發生的“漁船事件”引起了各界對於中日關係的熱議，然而在反思此次事件時，我們卻不能忽視那個不在前台的大國——美國的存在。從某種意義上說，美國既是此次事件發生的背景提供者也是最終解決的推動者。 美國因素對日本政策決定的巨大影響 　　

一、事件發生時的美國因素：從今年上半年開始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中美關係一度受挫。在美國與亞洲關係上，美國開始從正面對中國開展攻勢。在釣魚島問題上，美國的表態首次出現在1996年，當時代理助理國防部長卡特•坎培爾表示“日美安保條約適用於日本施政下的領土，尖閣群島（釣魚島）屬於日本施政下。”但是在隨後很長時間內，美國沒有對此有相關的表態。

但是，今年7月舉行的東盟地區論壇（亞細安區域論壇，ARF）會議上，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明確表示“確保南中國海安全通行是美國的國家利益”，意在牽制中國，中美外長則在會上激烈交鋒。8月16日，在回答日美安保條約是否包括釣魚島時候，美國助理國務卿庫勞力表示，“回答是yes。”漁船與日本巡視艦相撞可能是偶發事件，但是日方的隨後的扣押行動則並非偶然反應。簡言之，在看到美國試圖牽制中國（特別是在海上）的傾向，日本也試圖乘機試探美國的決心，這正是事件發生的國際背景。（日本執政黨選舉則可能是事件的國內背景） 　　

二、事件發展過程中的美國因素：事件發生一周後，日本決定先釋放中國漁船和船員，但是繼續扣押船長，並等待美國的表態。9月14日，美國助理國務卿庫勞力表示“希望中日通過對話和平解決（糾紛），但是日美同盟是亞洲安全保障和和平的基石。”美方的表態讓日本看到了美國支持日本的希望，《讀賣新聞》在9月18日的評論中就指出，該助理國務卿的表態與克林頓國務卿的表態是一脈相承的，一定程度上也助長了日本的“信心”。

三、事件解決中的美國因素：9月19日，日本決定延長扣押船長，中方採取嚴厲的反制措施，美方的態度開始轉變。9月20日，美國副國務卿斯坦英博格指出“最重要的是在複雜的情況下開展連續性的對話，進行對話是最好的辦法。”這是美國對於中日關係惡化表示出的擔憂。隨後這位副國務卿還說“良好的中日關係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但被問及美國的立場時候，他則表示“美國的立場是一貫的”，而沒有涉及日美同盟的詞眼。9月22日，卡特•坎培爾助理國務卿在接受《讀賣新聞》的採訪時就中日“漁船事件”評論道，“美國與日本有著非常強的安全保障合作關係，但同時也同中國保持著緊密的合作。希望兩國能夠通過做出最大限度的外交努力來解決問題。” 　　

9月23日，日美外長會談，雖然日方媒體在次日都集中報道會談內容涉及“美國國務卿明言日美安保條約適用於尖閣群島（釣魚島）”，但是翻看庫勞力助理國務卿在日美外長會談後舉行的吹風會上的發言記錄，完全沒有涉及相關的內容，至於雙方究竟談了些什麼目前尚不清楚，但是至少說明美方沒有支持日本的公開表態。23日下午，中國溫家寶總理與美國總統奧巴馬會談中沒有涉及中日領土爭端的問題，反映出美國不願意捲入中日衝突的心理。而隨後舉行的日本首相菅直人與美國總統奧巴馬會談中，根據日本媒體的報道，奧巴馬總統表示希望和平解決爭端。日本檢察機關做出釋放船長的決定就發生在日美首腦會談後不久。

日本外交尚未擺脫日美同盟框架 　　

在中美日三邊關係中，日美關係是同盟關係，就不可避免地存在著“同盟困境”，即對於“捲入”和“拋棄”的擔憂。在釣魚島問題上，美國最大的擔心莫過於“捲入”中日爭端，但同時又擔心不對日本做出一定程度保證，日本可能會“拋棄”同盟。因此美國一直採取模糊的“一貫立場”，即（1）對於釣魚島的領土最終歸屬問題不表態；（2）該問題應當由當事國家通過和平方式解決；（3）釣魚島處於日本施政下；（4）根據日美安保條約第五條，日本施政下的領域適用該條約。美國的這個一貫立場反映出美國既不願意捲入中日間的爭端，又不得不照顧同盟國日本立場的矛盾心理。 　　

但是當中日衝突嚴重升級的時候，美國的立場逐漸鮮明，即不一定會為此犧牲中美關係，因為中美關係是全球範圍內的合作關係。日本沒能獲得美國將在中日爭端進一步升級時一定會不惜代價使用“日美同盟”來對抗中國的保證，而日本一意孤行的話將可能會面臨被美國“拋棄”的危險，權衡利弊，最終決定放人。從某種意義上來講，此次事件也是日本試探“日美同盟”的有效性和中美日三邊關係的一次嘗試。 　　

從日本外交的角度來看，日本在面對中國崛起等國際關係新挑戰時刻，仍然沒有擺脫依靠日美同盟的單一思維框架，這顯示它對中國外交和亞洲外交仍然缺乏戰略性和系統性，這是擺在日本面前的重大課題。

把諾貝爾和平獎獻給民族災難的受害者 ／程 翔

【明報專訊】劉曉波獲悉自己得到諾貝爾和平獎後，表示該獎屬於「六四」亡靈，絲毫沒有「貪天之工為己力」的意思，表現出中國愛國知識分子的廣闊心胸和格局，值得敬佩。

劉曉波是因為《08憲章》而被捕的。《08憲章》是什麼？它是中國人民在經歷了1949-1976年間發生的一場民族大災難之後醒悟過來後作出的歷史總結。《08憲章》的19條訴求，每一條都是針對中共在這期間所犯下的嚴重錯誤的補救措施，其核心是改革「一黨專政」的政治制度。換言之，沒有頭30年的災難，是不會孕育出《08憲章》的。

所以我覺得，應該推而廣之，這個和平獎，不但屬於「六四」亡靈，更應該用來祭祀在1949-1976年間全中國在「一黨專政」的統治下非正常死亡者的亡靈。

在這近30年間，中華民族經歷了一場亙古罕見的大災難，是充滿血與淚的30年。

：根據中國官方的資料，單是在1958-62年大躍進期間和1966-1976文化大革命期間非正常死亡的人數高達5500萬人，如果包括在1949-1957年間歷次政治運動中出現的非正常死亡人數，全國在頭30年間的非正常死亡人數將遠不止此數。[1]

淚：根據中國官方的資料，單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遭到各種迫害的人數就高達1億人[2]，這還未包括在1949-1976年間共30多場政治運動中的捱整人數，也未包括「上山下鄉」運動的人數。各類政治運動所及，很多人都遭到「家破人亡、妻離子散」的悲劇。

這場災難，被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稱為「20世紀人類遭遇到的四場大災難之一」（其他三者為：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及蘇聯三十年代大清洗）[3]。

這場災難一直要等毛澤東死後才能停下來，足見「一黨專政」的荒唐。毛澤東死後，人民從深重的災難中醒悟過來，看到要害在「一黨專政」，於是就有了「北京之春」、西單民主牆上魏京生「第五個現代化」的大字報、一直到八九民運。大家要求的就是結束「一黨專政」，早日實現「政治民主化」。

人們在痛定思痛後分析、總結這場災難，逐步形成了《08憲章》的19條建議或訴求。所以說《08憲章》是植根於我們這個民族對1949-76年這場大災難的反思和共識。這種勇於面對歷史的精神是我們民族希望所在。

在蘇聯、東歐等其他蒙受過「一黨專政」禍害的國家，在共產主義制度分崩離析之後，紛紛建立紀念館或博物館，以求國民銘記「一黨專政」的教訓，以免日後重蹈覆轍。2008年6月3日歐盟發表《布拉格宣言》，指出為了歐洲不再出現共產主義反人類罪行，有必要設立全歐性的紀念館或博物館，向各國人民陳列、展示「一黨專政」的種種禍害，其目的不是在傳播仇恨，而是在「為我們的子孫卸下歷史包袱」，因為「一個忘記過去的社會是不會有未來的」。[4] 該宣言強調：「由於共產主義歷史而形成的喪盡天良會對歐洲的前途和我們的子孫造成沉重的包袱」，所以有必要認真地對待這段歷史。

在此之前，美國在2007年六月也豎立了「共產主義受難者紀念碑」。布殊總統在揭幕時說：「我們對死難者獻上這個紀念碑，因為我們對他們有一個責任：確認他們的生命和尊重他們的存在。」
反觀中國，當中共「尚健在」的時候，不但無法做到尊重歷史、尊重事實[5]，反而不斷試圖利用公權力去抹除歷史記憶，妄圖使整個民族出現集體失憶。這種政策已初見成效，因為我們看到至今新一代的人不但不知道這段血與淚的歷史，甚至當有人提醒這段歷史時還會遭到他們強烈的本能性的反擊，認為是在故意「挑刺」、「抹黑」，拒絕承認歷史上曾經發生過的事實。一個民族不敢面對自己過去的錯誤，這個民族還有希望嗎？

所以，當中國人民還無法實事求是地，在神州大地上來紀念1949-76年這場民族災難時，唯有借劉曉波榮獲諾貝爾和平獎的殊榮，寄託我們對歷史的哀思。

[1] 中共建政以來非正常死亡人數，一直是中外學者所努力考據的，也因為各人有不同的界定，使這個數字有頗大的出入。這裏筆者只根據比較可靠的、以官方資料為依據的統計：一，根據楊繼繩：《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楊曾任新華社高級記者，現任《炎春秋》副社長。他從大量官方檔案中統計出，在大躍進期間餓死了3500萬人。二，根據中共領導人葉劍英元帥的總結：「文化大革命死了兩千萬人，整了一億人，浪費了八千億人民幣。」（摘自《往事——1966寫真》，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88年版），所以單是這兩項，非正常死亡人數就高達5500萬人。
[2]見上注
[3]見世界衛生組織《世界暴力報告》2002年
[4]見“Prague Declaration on European Conscience and Communism”, June 3, 2008
[5] 文革後大文家巴金先生曾經呼籲成立「文革博物館」，以起「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的作用，卻遭中共壓制下去，從此無人敢再談紀念文革的議題。

專譯：美國面對的中國挑戰 並不是人民幣值

中評社香港10月9日電（記者　梁卓鈞編譯報道）

美國眾議院於上周通過針對人民幣匯率的法案，隨後，歐盟加入施壓人民幣升值，美總統奧巴馬、財長蓋特納等更頻頻對人民幣施壓。不過，美國著名時評人指出，美國所面對的挑戰，並不是人民幣值。 　　

美國有線新聞網絡著名主持人、美國《時代雜誌》撰稿人法理德.札卡利亞（Fareed Zakaria）7日撰文《時代雜誌》。曾經兩度專訪總理溫家寶的札卡利亞表示，美國面對來自中國的挑戰，不是人民幣幣值本身，歷史已經證明，單靠貨幣升值不能解決美國自身的問題。札卡利亞指出，中國投放巨大資源於教育事業，產業鍊逐漸升級，未來美國所面對的挑戰，不是人民幣匯率，而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中國人民。

文章摘譯如下： 　　

9月29日，美國民主、共和兩黨在眾議院，以壓倒性票數，共同支持“人民幣法案”，將匯率低估視為出口補貼，授權行政部門對中國出口到美國的商品課徵平衡稅。幾乎所有人都認為，這是打擊人民幣匯率過低的黃金機會，但其實不是。這法案毫無意義，並且是對中國的最危險的煽動。法案不能解決美國所希望解決的問題。更令人擔憂的是，這是美國國內不斷升溫的反中國情緒的一個表現，美國將因此失去了應對真正的中國挑戰的機會。 　　人民幣幣值被低估是無可置疑的。中國因此可以把他們所生產的玩具、衣物、電子產品以廉價出售到國外，特別是美國和歐洲。但匯率只是中國能夠成為世界工廠的其中一個原因。（其他原因包括低工資、優良的基建、殷勤的商務招待、服從性高的工會，以及辛勤的勞工）單單把人民幣升值，不會改變一切。 　　

大部份中國企業的生產成本，較美國企業低25%。如果中國政府不作干預，人民幣兌美元將會升值20%。因此，假如把中國貨品的製造成本提升20%，也不會使美國的工廠更具競爭力。最終，其他低工資經濟體，如越南、印度和孟加拉將會得到好處，他們生產的貨品與中國所造的差別不大。再者，這些國家，以及亞洲的其他國家，也同樣地將幣值貶低。 　　

2005至2008年間，由於美國政府對中國施壓，中國容許人民幣兌美元升值21%。儘管匯率急劇上升，中國對美國的貿易出口額仍然不斷擴大。當然，受到經濟衰退的打擊，中國出口放緩，但與其他同樣不容許其貨幣升值的國家相比，中國出口放緩的速度則比較溫和。因此，儘管中國的貨品相對昂貴，他的經濟表現仍較其他出口國家優勝。

回顧歷史，你也會找到同樣的結論。1985年，美日達成了《廣場協議》，威逼日本將日圓升值。但是，當日圓升值了50%後，也不能使美國的貨品更具競爭力。美國耶魯大學教授斯蒂芬.羅奇（Stephen Roach）指出，自2002開始，跟與美國有貿易來往的國家的貨幣比較，美元貶值了23%，但仍未能使美國的出口額急劇暴增。美國從世界90個國家入口貨品。這是否因為這些國家操縱匯率？還是因為美國喜歡消費多於投資和生產的結果？ 　　

真正從中國而來的挑戰，並不是氾濫不絕的廉價中國貨品。這正好剛剛相反：中國正在升級其產業鍊，而這將會對美國經濟構成最具體的新的挑戰。 　　

過去30年，中國致力於建造基礎設施，沒有投放資源於其國民身上。當時中國主要是保持工資低、生產低邊際利潤的成品。辛勤的廉價勞工就已經足夠。但是，中國的工廠需要走向現代化，建造世界級、高效應的道路、碼頭和空港。這一切建造的規模和速度在人類歷史上是史無前例。 　　

現在，中國希望提供高質的貨品和服務。這意味著，在下一階段的經濟發展，中國政府清楚指出，將加強人力資源的培訓，如建造道路一樣堅決。自1998年開始，中國大規模地向教育投放資源，投放在教育事業的開支為中國國民生產總值的三倍。過去10年，中國的大學總數較以往增加了一倍。

2007年，中國的大學生總數為500萬人，較1997年的100萬名大學生增加了5倍。中國九大高校組建中國版的“常春藤聯盟”。在這一時期，歐洲及美國的大學，由於大幅削減開支而受到打擊，中國正朝著相反方向前進。耶魯大學校長理查德.萊溫（Richard Levin）指出，中國在10年內建造出世界最大的高等教育事業，擴張速度是前所未見。事實上，自2000年開始，中國的大專教育入學人數的增長數量，超過了美國大專教育的入學人數的總量。 　　

前所未見的教育投資，對中國及美國有甚麼意義？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芝加哥大學經濟學教授羅伯特.福格爾（Robert Fogel）曾經估計了接受過良好訓練的工人對經濟的影響。在美國，一個高中畢業生與一個大學畢業生的生產力分別為一個初三畢業生的1.8倍和3倍。在服務業方面，印度學生英語能力較佳，並受過信息科技訓練，因此中國仍然落後於印度，但將來，中國將會進佔這個巿場。福格爾相信，高技術工人的增加，將會推動中國的經濟增長，到了2040年，中國的GDP將達到123萬億美元，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系。 　　

扎卡利亞認為，不管這個數字是否正確，福格爾對中國的增長過份樂觀。真正來自中國的挑戰，不是中國操縱貨幣匯率，或是其他隱藏的補貼，而是其策略性投資，及自身的努力。最有效的回應，並不是開徵關稅，而是進行結構性改革，投放新的資源，使美國的經濟及其工人更具生產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