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阪心齋橋購物街上，有一家叫「西川」的被單店，開了一百多年，貨物非常有信用，利馬生產的駝羊毛，在世界上只賣給 Loro Piana，另一家就是西川，做被單。
駝羊毛的被，一蓋之後便會上癮，那麼薄的一張，蓋了在寒冷的冬天會出汗的。西川也賣最高級的絨毛被，那是西伯利亞雪鵝頸項的絨做的，名副其實輕若鴻毛，不知道要多少隻才能集成一張。這回也買了，但不貪心要厚的，薄的就行，不然蓋後全身發滾。
到了東京，如果想找一些罕有的禮物，最好到日本橋的「三越」老店去，那裏的八樓，一向是擺着各類有品味的貨物。
找到了一個盤子，最合我心意。最近大家吃飯，喜歡把所有的食物放在一個盤中，捧着到電視機前，一面看連續劇一面吃。那個盤，每天用到，非用一個看了賞心悅目的不可。
這回發現的是津輕地方做的漆盤，那裏的漆器最為精細，黑底，藍色的表面，塗得發亮，喜歡得不得了，高興極了。
另外有個杯，樣子像是銀打的，但塗着淺藍色，也有淺紅的、黑色和銀色，漂亮得不得了。裏面裝着幾塊冰，已溶解了一半，店員說是早上開店時放的，當今已傍晚，還看到冰，真是厲害。
用什麼做的？原來為世上最堅硬又最輕巧的金屬：銻。杯子有兩層，裏面真空，放了熱水也不會燙手，冰亦不溶，一拿上手，輕得不能令人置信。
到底是不是那麼有用？管那麼多幹什麼？自己喜歡就是，不問價錢，即刻買了。這回給自己的禮物，可讓我開心一整年。
2011-12-07
梁文道：《洞穴奇案的十四種判決》
殺人吃人者為何無罪
我們有時候在電影，或者電視、小說，通俗文化裡面看到這樣一種場景：有一群人在大海上面漂流，或者在一個地方遇難，這時候已經沒東西吃了，怎麼辦呢？是大家都一起餓死了，還是說選一個看來病的快不行，反正得死的人，把他吃了，又或者至少把他那份口糧奪過來，好拯救大家的命，這麼做到底對不對呢？
我今天跟明天要給大家介紹一本非常薄，但是非常重要，而且非常複雜的小書，叫《洞穴奇案》。我們看到書上面寫的作者叫薩伯（Peter Suber），但是薩伯並不是這本書的唯一一個作者。這本書另一個作者，也可以說是它的原作者，叫Lon Fuller，這位富勒是美國以前在哈佛教書的有名的法學家。
這本書本身的構成就很神奇。是這樣的，富勒50年前，1949年的時候出了一本小書，就叫做《洞穴奇案》。這本小書講的就是把我剛才說的那種情景，把它變得更複雜，更精巧。是說有五個人，一起跑去探險一些洞穴，結果忽然遇到山崩，把這個洞口給堵住了，救援隊就趕過來救人了。但是搞了半天，始終進不去，而且在這個過程裡面，又遇到山崩，救援小組都有十個人被犧牲。
這時候很多人到現場了，有工程師，有科學家，甚至有牧師，還有醫護人員。繼續下去，裡面的人困了十多天，二十天，又累又餓。最後他們發現沒辦法這麼等了，裡面有一個人叫威特摩爾，提出一個解決方法：不如這樣子，我們來「擲色子」，輸了的那個人就要給大家吃掉。
他提出這個建議，大家都覺得這不大好，後來回頭一想，好，就這麼辦，總好過五個人一起死吧。然而在這個時刻，這個威特摩爾忽然又說不，我退出了，我覺得還是不大好，我們再多等一個禮拜吧。但那四個人不讚成，堅持這麼做。
他們身上還有一個無線電對講機跟外面聯絡，就問過外面醫生說，你們還得幾天才能救我們？外頭說起碼還得十天。你說我們這麼還熬得下去嗎？外面的醫生就沉默暗示是活不下去了。萬一我們現在有一個人死了，我們吃了他的肉，我們還能活下去嗎？那個醫生就說這也許還有點機會。
接著這個無線電就斷了十多天，終於裡面的人被救出來，但是只剩四個人，這四個人果然殺了其中一個人。殺了誰？就是那個當初提出這個建議，後來又退出的威特摩爾。原來這個威特摩爾退出這個建議之後，那四個人照樣去擲色子。其中有一個人就說你不願意擲，我幫你擲，這個威特摩爾居然還同意，說好吧，你要擲就擲吧。結果擲出來，就是他輸了，所以這四個人就殺了他，吃了他的肉。
現在問題來了，所有人都為這個案子在爭論。大部分人都覺得，這四個人其實也真是沒辦法，應該判他們無罪，或者特赦他們。結果這個案子一路打，就打到了假想國家的最高聯邦法院裡面。
這本書主要內容就是談當時這個聯邦最高法院的五位大法官，針對這個案子提出的判決。五位大法官是意見完全不一樣，而且各自都說得很有道理，也很精彩。其實富勒這個作者要這麼寫，是要透過這個案子，五個大法官的判詞，去讓我們看到這麼一個案子，你站在不同的法學觀點，會可以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的。
這構成了當年的一個很經典的一個思想實驗。一個判例，數十年來法學雜誌上、期刊上面仍然有人在討論這個案子。在50年之後，就是90年代的時候，我們這位作者薩伯（也是一位法學家、哲學家）又把這個案子重寫一遍。這時候加添了九位法官的意見，代表西方法學界50年來最新的進展，一些看法，然後試圖把他們的看法，那些不同的思想流派，也融匯到這個案子裡面。所以這本書，是非常好玩兒，不要以為它那麼薄，裡面講的東西可難搞了。
我們就來看一下。50年前的時候，首席法官是認為那四個人有罪，但是建議他們的國家的行政首長特赦他們，利用權力特赦他們。
但是其中有一個法官叫做福斯特法官，就提出一個很有意思的說法。他反對首席法官的意見，認為他們根本沒罪，為什麼？他用了法學裡面很有名的「自然法」的觀點－－就是說我們要注意，案發的時候，那四個困在地底洞穴裡面的人，根本不處在文明社會的狀態，而是處在一個自然狀態。在那個狀態底下，你如果不吃別人的話，你就必須要死亡，這已經不是一個文明社會的常態。真正的文明社會是假定了人跟人能夠和平共處的，我們所有成文的法律都是假設我們是一個正常的社會，人與人之間能夠和平共處。所以說在那個情況下，我們現有的法律並不適用，那些人並沒有犯我們法律裡面所規定的謀殺罪。
而且他還提出一點：很多人認為生命的價值是絕對不容置疑的，可是難道這是真的嗎？平常統計學家都可以告訴你，修建一條一千里的四車道高速公路，平均要付出多少生命，這都是算得出來的。為什麼我們還要修高速公路呢？難道我們不知道修高速公路、蓋高樓必然會有工人會犧牲嗎？可見我們常常是為了生存跟利益，而犧牲少數人的生命。他還提出這些人可以某程度講，是自衛殺人，但這說得通嗎？我們明天繼續。
如何審判洞穴殺人的漏網之魚
昨天我們介紹《洞穴奇案》，這本非常複雜驚奇的小書的時候，提到那一個洞穴吃人案打到最高法院。在那個假想的國度裡面，有一位法官叫做福斯特法官。他認為當時那個洞穴的環境已經不能夠用正常的法律文明社會的標準去談，那是個「自然法」的狀態。法學界裡面常常有了一種討論，就是到底有沒有「自然法」這回事、「自然法」又能不能夠拿來當做司法制度裡面可以引用的一種法呢？好了，現在有另一位大法官提出不同的看法反駁他，這位法官叫唐丁法官。
唐丁法官問了一個很好的問題。他說我們經過宣誓並被授權執行聯邦的法律，我們又根據什麼授權把自己變成了《自然法》法庭的法官呢？如果這些人真的受《自然法》的約束，我們什麼時候具備解釋和適用這些《自然法》的權利呢？毫無疑問，我們並沒有處於自然狀態之中（這句話我覺得是相當有力的)，所以他就不讚成昨天的福斯特法官的講法。
昨天的福斯特法官就提出，這四個人是在「例外狀態」－－就是說殺人是不對的，但是當你出於自衛，就你不殺那個人，你會死的時候，那你是不是可能殺人呢？他就用這樣的理由來幫那四個人辯護。
可是，這位唐丁法官就說了，飢餓並不是殺人的理由，為什麼？他們國家以前曾經有一個人，因偷竊一個面包而被指控。被告答辯說他處於非常飢餓的狀態，而法庭沒有接受他的答辯理由。如果飢餓不能夠成為盜竊的正當理由，又怎麼能夠成為殺人的正當理由呢？這個也說的很有道理，對不對？
好，然後再另一位法官，叫基恩。基恩法官就說，我不想在這裡去討論那麼多複雜的道德觀念，因為法官宣誓是用於法律而不是個人的道德，我們應該把個人的道德觀念擺在一邊。這位法官很有意思的地方是，他對政治、法律之間的關係有一個很特定的看法。他說，我們的政體裡面強調立法至上的原則（這其實也是很多美國跟西方法學界裡面常常討論，到底三權裡面哪一權最大？很多人就會認為是立法權最大。）從這個原則解釋出來，法官就有義務忠實的去解釋法律條文。根據法律的平實含義來工作，而不能夠參考個人的意願或者個人的正義觀念。我們知道在很多國家裡面一些法官，特別是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有解釋憲法的權利，在釋憲的時候，是不是把一些個人的意思摻雜進那些法律條文呢？基恩法官就認為，這麼做是不對的，我們不能夠用這種做法來處理法律。依照法律的字面意義，謀殺就是殺人，這四個人再怎麼有道理，再怎麼值得同情，很遺憾的，他們仍然是有罪的，他們仍然要被處以絞刑。
但是後來又有另一個法官，就是第五位法官叫做漢迪法官。漢迪法官就提出了跟基恩截然相反的觀點。基恩主張司法是要完全獨立、忠實的去解釋法律的字面意義，不能夠踰越自己的界限。但是這一位漢迪法官，他居然提出什麼？他說現在很多報紙做民意調查，對我們這個洞穴吃人案，九成的人認為，應該寬恕被告或給予象徵性的懲罰後釋放。公眾對這個案子的態度十分明顯的。如果我們想要和公眾在觀點上保持合理一致的話，宣佈這些人無罪無須涉及任何遁詞。也就是說這位法官居然認為法庭是有責任或者應該符合公眾意見。
這麼一講，我們大家就會說，這不對啊，那不就變民粹主義了嗎？法庭怎麼能夠跟隨公眾意見呢？可是他的說法也不無道理，因為所謂的法律，所謂的司法，不能夠只是少數人的智力遊戲，不能夠總是做一些判決是違反整個社會的常識，法律這個東西不只是一些死板的條文，它是有一個現實的社會背景，它總是應該適用於一個地方，一個社會，它原有的風俗習慣跟大多數人的共識跟情感的。如果法律完全違背了大多數人的共識和情感的話，這樣的法律又有什麼用呢？這樣的法律難道不只是空中樓閣嗎？
結果五位法官，兩個是贊成這四個人有罪應該處以極刑，兩個人認為他們應該無罪釋放，中間也有些不同的意見，比如說有人認為他有罪，但是要行政首長特赦他，有一個人說自己判斷不了，退出。結果二比二，使得最高法院對這個事情就維持了原來的法庭的原判，那四個人就被判死刑，處以絞刑了。
我們這位作者薩伯，接著寫的是什麼呢？他又把這個故事接下去，說在50年前之後，人們很驚訝的發現，原來當年那個洞穴裡頭吃了那個人而活下來的不止那死掉的四個被告，還有一個。而這一個是後來跑掉了，當年的四個人被審的時候都沒有供出來。這個跑掉的人現在是幾十歲的老人了，才被逮著，結果又被送上法庭。
這個時候聯邦法院的大法官有九個法官，那這九個法官又要從新再審這個人，就等於把那年那種案子再重審一遍。結果這九個人又是給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還是一樣沒辦法分出到底這個人是有罪或無罪，但是這裡面這九個人所闡述的觀點就更長篇，也更複雜。他們就代表了就是法學到現在最新的進展。大家光聽我講是不夠的，我建議每個對法律有興趣的人，都應該去看看這本書。
我們有時候在電影，或者電視、小說，通俗文化裡面看到這樣一種場景：有一群人在大海上面漂流，或者在一個地方遇難，這時候已經沒東西吃了，怎麼辦呢？是大家都一起餓死了，還是說選一個看來病的快不行，反正得死的人，把他吃了，又或者至少把他那份口糧奪過來，好拯救大家的命，這麼做到底對不對呢？
我今天跟明天要給大家介紹一本非常薄，但是非常重要，而且非常複雜的小書，叫《洞穴奇案》。我們看到書上面寫的作者叫薩伯（Peter Suber），但是薩伯並不是這本書的唯一一個作者。這本書另一個作者，也可以說是它的原作者，叫Lon Fuller，這位富勒是美國以前在哈佛教書的有名的法學家。
這本書本身的構成就很神奇。是這樣的，富勒50年前，1949年的時候出了一本小書，就叫做《洞穴奇案》。這本小書講的就是把我剛才說的那種情景，把它變得更複雜，更精巧。是說有五個人，一起跑去探險一些洞穴，結果忽然遇到山崩，把這個洞口給堵住了，救援隊就趕過來救人了。但是搞了半天，始終進不去，而且在這個過程裡面，又遇到山崩，救援小組都有十個人被犧牲。
這時候很多人到現場了，有工程師，有科學家，甚至有牧師，還有醫護人員。繼續下去，裡面的人困了十多天，二十天，又累又餓。最後他們發現沒辦法這麼等了，裡面有一個人叫威特摩爾，提出一個解決方法：不如這樣子，我們來「擲色子」，輸了的那個人就要給大家吃掉。
他提出這個建議，大家都覺得這不大好，後來回頭一想，好，就這麼辦，總好過五個人一起死吧。然而在這個時刻，這個威特摩爾忽然又說不，我退出了，我覺得還是不大好，我們再多等一個禮拜吧。但那四個人不讚成，堅持這麼做。
他們身上還有一個無線電對講機跟外面聯絡，就問過外面醫生說，你們還得幾天才能救我們？外頭說起碼還得十天。你說我們這麼還熬得下去嗎？外面的醫生就沉默暗示是活不下去了。萬一我們現在有一個人死了，我們吃了他的肉，我們還能活下去嗎？那個醫生就說這也許還有點機會。
接著這個無線電就斷了十多天，終於裡面的人被救出來，但是只剩四個人，這四個人果然殺了其中一個人。殺了誰？就是那個當初提出這個建議，後來又退出的威特摩爾。原來這個威特摩爾退出這個建議之後，那四個人照樣去擲色子。其中有一個人就說你不願意擲，我幫你擲，這個威特摩爾居然還同意，說好吧，你要擲就擲吧。結果擲出來，就是他輸了，所以這四個人就殺了他，吃了他的肉。
現在問題來了，所有人都為這個案子在爭論。大部分人都覺得，這四個人其實也真是沒辦法，應該判他們無罪，或者特赦他們。結果這個案子一路打，就打到了假想國家的最高聯邦法院裡面。
這本書主要內容就是談當時這個聯邦最高法院的五位大法官，針對這個案子提出的判決。五位大法官是意見完全不一樣，而且各自都說得很有道理，也很精彩。其實富勒這個作者要這麼寫，是要透過這個案子，五個大法官的判詞，去讓我們看到這麼一個案子，你站在不同的法學觀點，會可以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的。
這構成了當年的一個很經典的一個思想實驗。一個判例，數十年來法學雜誌上、期刊上面仍然有人在討論這個案子。在50年之後，就是90年代的時候，我們這位作者薩伯（也是一位法學家、哲學家）又把這個案子重寫一遍。這時候加添了九位法官的意見，代表西方法學界50年來最新的進展，一些看法，然後試圖把他們的看法，那些不同的思想流派，也融匯到這個案子裡面。所以這本書，是非常好玩兒，不要以為它那麼薄，裡面講的東西可難搞了。
我們就來看一下。50年前的時候，首席法官是認為那四個人有罪，但是建議他們的國家的行政首長特赦他們，利用權力特赦他們。
但是其中有一個法官叫做福斯特法官，就提出一個很有意思的說法。他反對首席法官的意見，認為他們根本沒罪，為什麼？他用了法學裡面很有名的「自然法」的觀點－－就是說我們要注意，案發的時候，那四個困在地底洞穴裡面的人，根本不處在文明社會的狀態，而是處在一個自然狀態。在那個狀態底下，你如果不吃別人的話，你就必須要死亡，這已經不是一個文明社會的常態。真正的文明社會是假定了人跟人能夠和平共處的，我們所有成文的法律都是假設我們是一個正常的社會，人與人之間能夠和平共處。所以說在那個情況下，我們現有的法律並不適用，那些人並沒有犯我們法律裡面所規定的謀殺罪。
而且他還提出一點：很多人認為生命的價值是絕對不容置疑的，可是難道這是真的嗎？平常統計學家都可以告訴你，修建一條一千里的四車道高速公路，平均要付出多少生命，這都是算得出來的。為什麼我們還要修高速公路呢？難道我們不知道修高速公路、蓋高樓必然會有工人會犧牲嗎？可見我們常常是為了生存跟利益，而犧牲少數人的生命。他還提出這些人可以某程度講，是自衛殺人，但這說得通嗎？我們明天繼續。
如何審判洞穴殺人的漏網之魚
昨天我們介紹《洞穴奇案》，這本非常複雜驚奇的小書的時候，提到那一個洞穴吃人案打到最高法院。在那個假想的國度裡面，有一位法官叫做福斯特法官。他認為當時那個洞穴的環境已經不能夠用正常的法律文明社會的標準去談，那是個「自然法」的狀態。法學界裡面常常有了一種討論，就是到底有沒有「自然法」這回事、「自然法」又能不能夠拿來當做司法制度裡面可以引用的一種法呢？好了，現在有另一位大法官提出不同的看法反駁他，這位法官叫唐丁法官。
唐丁法官問了一個很好的問題。他說我們經過宣誓並被授權執行聯邦的法律，我們又根據什麼授權把自己變成了《自然法》法庭的法官呢？如果這些人真的受《自然法》的約束，我們什麼時候具備解釋和適用這些《自然法》的權利呢？毫無疑問，我們並沒有處於自然狀態之中（這句話我覺得是相當有力的)，所以他就不讚成昨天的福斯特法官的講法。
昨天的福斯特法官就提出，這四個人是在「例外狀態」－－就是說殺人是不對的，但是當你出於自衛，就你不殺那個人，你會死的時候，那你是不是可能殺人呢？他就用這樣的理由來幫那四個人辯護。
可是，這位唐丁法官就說了，飢餓並不是殺人的理由，為什麼？他們國家以前曾經有一個人，因偷竊一個面包而被指控。被告答辯說他處於非常飢餓的狀態，而法庭沒有接受他的答辯理由。如果飢餓不能夠成為盜竊的正當理由，又怎麼能夠成為殺人的正當理由呢？這個也說的很有道理，對不對？
好，然後再另一位法官，叫基恩。基恩法官就說，我不想在這裡去討論那麼多複雜的道德觀念，因為法官宣誓是用於法律而不是個人的道德，我們應該把個人的道德觀念擺在一邊。這位法官很有意思的地方是，他對政治、法律之間的關係有一個很特定的看法。他說，我們的政體裡面強調立法至上的原則（這其實也是很多美國跟西方法學界裡面常常討論，到底三權裡面哪一權最大？很多人就會認為是立法權最大。）從這個原則解釋出來，法官就有義務忠實的去解釋法律條文。根據法律的平實含義來工作，而不能夠參考個人的意願或者個人的正義觀念。我們知道在很多國家裡面一些法官，特別是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有解釋憲法的權利，在釋憲的時候，是不是把一些個人的意思摻雜進那些法律條文呢？基恩法官就認為，這麼做是不對的，我們不能夠用這種做法來處理法律。依照法律的字面意義，謀殺就是殺人，這四個人再怎麼有道理，再怎麼值得同情，很遺憾的，他們仍然是有罪的，他們仍然要被處以絞刑。
但是後來又有另一個法官，就是第五位法官叫做漢迪法官。漢迪法官就提出了跟基恩截然相反的觀點。基恩主張司法是要完全獨立、忠實的去解釋法律的字面意義，不能夠踰越自己的界限。但是這一位漢迪法官，他居然提出什麼？他說現在很多報紙做民意調查，對我們這個洞穴吃人案，九成的人認為，應該寬恕被告或給予象徵性的懲罰後釋放。公眾對這個案子的態度十分明顯的。如果我們想要和公眾在觀點上保持合理一致的話，宣佈這些人無罪無須涉及任何遁詞。也就是說這位法官居然認為法庭是有責任或者應該符合公眾意見。
這麼一講，我們大家就會說，這不對啊，那不就變民粹主義了嗎？法庭怎麼能夠跟隨公眾意見呢？可是他的說法也不無道理，因為所謂的法律，所謂的司法，不能夠只是少數人的智力遊戲，不能夠總是做一些判決是違反整個社會的常識，法律這個東西不只是一些死板的條文，它是有一個現實的社會背景，它總是應該適用於一個地方，一個社會，它原有的風俗習慣跟大多數人的共識跟情感的。如果法律完全違背了大多數人的共識和情感的話，這樣的法律又有什麼用呢？這樣的法律難道不只是空中樓閣嗎？
結果五位法官，兩個是贊成這四個人有罪應該處以極刑，兩個人認為他們應該無罪釋放，中間也有些不同的意見，比如說有人認為他有罪，但是要行政首長特赦他，有一個人說自己判斷不了，退出。結果二比二，使得最高法院對這個事情就維持了原來的法庭的原判，那四個人就被判死刑，處以絞刑了。
我們這位作者薩伯，接著寫的是什麼呢？他又把這個故事接下去，說在50年前之後，人們很驚訝的發現，原來當年那個洞穴裡頭吃了那個人而活下來的不止那死掉的四個被告，還有一個。而這一個是後來跑掉了，當年的四個人被審的時候都沒有供出來。這個跑掉的人現在是幾十歲的老人了，才被逮著，結果又被送上法庭。
這個時候聯邦法院的大法官有九個法官，那這九個法官又要從新再審這個人，就等於把那年那種案子再重審一遍。結果這九個人又是給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還是一樣沒辦法分出到底這個人是有罪或無罪，但是這裡面這九個人所闡述的觀點就更長篇，也更複雜。他們就代表了就是法學到現在最新的進展。大家光聽我講是不夠的，我建議每個對法律有興趣的人，都應該去看看這本書。
2011-12-05
教主私館
專門介紹餐廳的澳門報紙《品報》的老板周義，相識多年，他說：「有一家很特別的私房菜，叫教主私館。」
「教主？」我笑問：「什麼教主？羅馬教主？」
周義說：「主廚是一個叫葉聖欣的人，胖子一個，留着大鬍子，樣子像日本真理教的麻原彰晃，所以大家都叫他做教主。」
兩層建築，裝修得簡單優雅，葉聖欣從廚房中走出來。乍看之下，因為留着鬍鬚，人又胖，是有點麻原彰晃的影子，但本人眼睛大大地，很可愛。
同時出現的是他的父親，也一樣胖，就是不覺老，和他父親一比，才知道他很年輕，別給那鬍子騙去。教主小時到外面流浪，認識多國食材，深入研究，加上跟過多位名廚，根基紮得極好。
今晚做的湯有兩種選擇：法國有機鮮茄野菌，和黑豬楊桃川貝鱷魚湯。前菜是西班牙黑豬油黑松露醬跟法國棍包。頭盤三道：教主手打乳酪、蟹身酒糟胡椒香球、法國野菌長腳蟹肉撻。主菜四選一：吉品三十六頭鮑魚扣澳門大菇、大虎蝦二吃、陳皮炖野生水魚、法國海鮮拼盤。第二道主菜二選一：西班牙黑豬豬油手打 麪、臘味蒸飯。甜品有木糠
布甸、芝士蛋糕和陳皮川貝燉新奇士橙。
每客澳門幣五百六十元，有錢賺嗎？問父親。
他慈祥地：「澳門的年輕人都去當荷官，兒子有心做廚子，我當然支持，不虧本就是。」
地址：澳門新口岸皇朝區冼星海大馬路南岸花園第一座 323號地下
電話： 853 6212 7879
（蔡瀾）
「教主？」我笑問：「什麼教主？羅馬教主？」
周義說：「主廚是一個叫葉聖欣的人，胖子一個，留着大鬍子，樣子像日本真理教的麻原彰晃，所以大家都叫他做教主。」
兩層建築，裝修得簡單優雅，葉聖欣從廚房中走出來。乍看之下，因為留着鬍鬚，人又胖，是有點麻原彰晃的影子，但本人眼睛大大地，很可愛。
同時出現的是他的父親，也一樣胖，就是不覺老，和他父親一比，才知道他很年輕，別給那鬍子騙去。教主小時到外面流浪，認識多國食材，深入研究，加上跟過多位名廚，根基紮得極好。
今晚做的湯有兩種選擇：法國有機鮮茄野菌，和黑豬楊桃川貝鱷魚湯。前菜是西班牙黑豬油黑松露醬跟法國棍包。頭盤三道：教主手打乳酪、蟹身酒糟胡椒香球、法國野菌長腳蟹肉撻。主菜四選一：吉品三十六頭鮑魚扣澳門大菇、大虎蝦二吃、陳皮炖野生水魚、法國海鮮拼盤。第二道主菜二選一：西班牙黑豬豬油手打 麪、臘味蒸飯。甜品有木糠
布甸、芝士蛋糕和陳皮川貝燉新奇士橙。
每客澳門幣五百六十元，有錢賺嗎？問父親。
他慈祥地：「澳門的年輕人都去當荷官，兒子有心做廚子，我當然支持，不虧本就是。」
地址：澳門新口岸皇朝區冼星海大馬路南岸花園第一座 323號地下
電話： 853 6212 7879
（蔡瀾）
2011-06-22
大埔熟食檔
往深圳的路上，經過大埔街市熟食檔，必光顧的有兩家。
第一是「平記麵家」，香港僅存的竹笙 麪舖，五指數不完，平記是其中之一，非常難得。
能選擇的種類並不多，湯 麪和乾撈兩種，要吃出 麪味，當然應該選後者。
所謂的健康 麪家宣揚只用植物油，但這家人的菜牌上，第一項就是「豬油撈 麪」，叫得堂堂皇皇，正氣浩然。
連蠔油撈 麪也下豬油，蝦子撈 麪最為精采，其他的是雲吞、水餃、魚蛋、牛丸和墨魚丸，就此而已。
到櫃台一看，有一堆切好的肥豬肉，用來包雲吞和水餃的，當然特別美味，叫碗淨雲吞水餃好了。
老板說年事已高，兒女沒興趣做下去，要吃，就快點去吧。
另一檔專賣魚蛋，推薦我吃的司機李先生說：「不可淨叫魚蛋，一定要連粉 麪才行，不然會給老板娘罵的。」
魚蛋上桌，一看個子每粒比普通的小一半左右。吃入口，唉呀呀，是久未嘗過的美味。
「我認得你，在電視上看過。」老板娘說。
以為對方對我友善，當今年老記性不好，正要舉起手機把店名記錄下來，她呼喝：「別拍了！」
果然兇，服了。
她不喜歡人家介紹，我偏要介紹，檔名叫「欽記」，在大埔鄉事會街八號，大埔綜合街市，二字樓，三十六舖。
而「平記麵家」，則在同一樓層的十二號舖。電話： 2658 4567
（蔡瀾）
第一是「平記麵家」，香港僅存的竹笙 麪舖，五指數不完，平記是其中之一，非常難得。
能選擇的種類並不多，湯 麪和乾撈兩種，要吃出 麪味，當然應該選後者。
所謂的健康 麪家宣揚只用植物油，但這家人的菜牌上，第一項就是「豬油撈 麪」，叫得堂堂皇皇，正氣浩然。
連蠔油撈 麪也下豬油，蝦子撈 麪最為精采，其他的是雲吞、水餃、魚蛋、牛丸和墨魚丸，就此而已。
到櫃台一看，有一堆切好的肥豬肉，用來包雲吞和水餃的，當然特別美味，叫碗淨雲吞水餃好了。
老板說年事已高，兒女沒興趣做下去，要吃，就快點去吧。
另一檔專賣魚蛋，推薦我吃的司機李先生說：「不可淨叫魚蛋，一定要連粉 麪才行，不然會給老板娘罵的。」
魚蛋上桌，一看個子每粒比普通的小一半左右。吃入口，唉呀呀，是久未嘗過的美味。
「我認得你，在電視上看過。」老板娘說。
以為對方對我友善，當今年老記性不好，正要舉起手機把店名記錄下來，她呼喝：「別拍了！」
果然兇，服了。
她不喜歡人家介紹，我偏要介紹，檔名叫「欽記」，在大埔鄉事會街八號，大埔綜合街市，二字樓，三十六舖。
而「平記麵家」，則在同一樓層的十二號舖。電話： 2658 4567
（蔡瀾）
2011-06-09
Berry Bros& Rudd
也不必我多加介紹，喜歡喝酒的人都知道倫敦有家最古老的酒鋪叫 Berry Bros& Rudd。裏面什麼名牌酒都齊全，連詩人拜倫也是它的顧客，世界上的名人紳士集中於此。酒鬼到店裏走一圈，就像到了聖地膜拜了一回。
老店不止做零售生意，它可以幫助客人一批批購入，存放在他們的酒庫中隨時可取，或者協助顧客買酒花，可以當成股票那麼經營。
當然試酒活動經常舉行，他們還有專門課程，教導初嚐紅白餐酒的人如何分析好壞。
他們也很積極，在一九九四年開了世界上第一個網上買酒的機制，任何人在地球上的任何一個角落，都可以在網上走進他的模擬酒庫，找你心目中的酒。
酒庫計劃讓客人買剛剛釀出來的酒，等到適當的年份才去喝。或者，可以從最基本的一個月一百英鎊的計劃開始，五年之後，你投資的六千英鎊雖然只是一個小數目，但是你在酒的盈利可以翻倍又翻倍，數目是驚人的，當然，買到年份不佳的，升值就沒那麼快了。
不但用電腦買賣，當今他們也在 iPhone上有個 App，讓你每天在手機上得到最新的資料。
另外有一個 Wine Club計劃，可以把酒送到你府上去，這當然是要你住在倫敦，但是這家公司看準了大陸市場，在香港的銅鑼灣的利園和中環登喜路也設了分公司，方便國內人士來購買或投資。
最古老的酒鋪，用最新的科技，抱最大的野心。
地址： 3St James's Street, London SW1A 1EG
網址： www.bbr.com
（蔡瀾）
老店不止做零售生意，它可以幫助客人一批批購入，存放在他們的酒庫中隨時可取，或者協助顧客買酒花，可以當成股票那麼經營。
當然試酒活動經常舉行，他們還有專門課程，教導初嚐紅白餐酒的人如何分析好壞。
他們也很積極，在一九九四年開了世界上第一個網上買酒的機制，任何人在地球上的任何一個角落，都可以在網上走進他的模擬酒庫，找你心目中的酒。
酒庫計劃讓客人買剛剛釀出來的酒，等到適當的年份才去喝。或者，可以從最基本的一個月一百英鎊的計劃開始，五年之後，你投資的六千英鎊雖然只是一個小數目，但是你在酒的盈利可以翻倍又翻倍，數目是驚人的，當然，買到年份不佳的，升值就沒那麼快了。
不但用電腦買賣，當今他們也在 iPhone上有個 App，讓你每天在手機上得到最新的資料。
另外有一個 Wine Club計劃，可以把酒送到你府上去，這當然是要你住在倫敦，但是這家公司看準了大陸市場，在香港的銅鑼灣的利園和中環登喜路也設了分公司，方便國內人士來購買或投資。
最古老的酒鋪，用最新的科技，抱最大的野心。
地址： 3St James's Street, London SW1A 1EG
網址： www.bbr.com
（蔡瀾）
2011-06-02
Maze
這次到蘇格蘭喝威士忌，回程逗留倫敦數日，順道吃幾餐。
第一頓是在名廚歌頓．林西 Gordon Ramsay的 Maze。名譽響噹噹，此君在電視節目中大出鋒頭，粗口橫飛，又曾得到米芝蓮三星，當然天天客滿。
「呀，我們一到，就吃這位名廚第一流的餐廳。」團友們驚嘆。
「不，不。」我說：「不是第一流，是第二流罷了，此君在倫敦一開就十幾家，我們本來想去那家已經有十年歷史的 Restaurant Gordon Ramsay，可惜訂不到，各位將就一點吧。」
餐廳開在 Grosvenor Square的 Marriot酒店裏面的 Maze，以全白色裝修，乾乾淨淨，大大方方，但氣氛還是有點拘束。
中午時份，吃的一百二十五英鎊的大廚定食，另加十五巴仙的服務費。你用港幣換算一下吧，當今一英鎊換十二．七港幣。
有什麼東西，當然有前菜、湯、魚和肉及甜品，我已印象模糊，只記得有道菜上加了冰淇淋，是用山葵做的。
這位大廚出道時，先以法國菜方式，像在碟上用醬畫畫；再加上所謂的東方影響，像拚命以刺身及柚子醬來取勝，得到法國評論家的許可，很聰明，但忘記他本身是英國人。
在一本專門記錄大廚下班後吃什麼東西的書上，林西選的還是英式的菜。
其他林西餐廳，包括他的總店也去過，我覺得不過爾爾，但團友們對這一家已感滿足，就是了。
地址： 10, Grosvenor SQ. London W1K 6JP
電話： 020-7107-0000
（蔡瀾）
第一頓是在名廚歌頓．林西 Gordon Ramsay的 Maze。名譽響噹噹，此君在電視節目中大出鋒頭，粗口橫飛，又曾得到米芝蓮三星，當然天天客滿。
「呀，我們一到，就吃這位名廚第一流的餐廳。」團友們驚嘆。
「不，不。」我說：「不是第一流，是第二流罷了，此君在倫敦一開就十幾家，我們本來想去那家已經有十年歷史的 Restaurant Gordon Ramsay，可惜訂不到，各位將就一點吧。」
餐廳開在 Grosvenor Square的 Marriot酒店裏面的 Maze，以全白色裝修，乾乾淨淨，大大方方，但氣氛還是有點拘束。
中午時份，吃的一百二十五英鎊的大廚定食，另加十五巴仙的服務費。你用港幣換算一下吧，當今一英鎊換十二．七港幣。
有什麼東西，當然有前菜、湯、魚和肉及甜品，我已印象模糊，只記得有道菜上加了冰淇淋，是用山葵做的。
這位大廚出道時，先以法國菜方式，像在碟上用醬畫畫；再加上所謂的東方影響，像拚命以刺身及柚子醬來取勝，得到法國評論家的許可，很聰明，但忘記他本身是英國人。
在一本專門記錄大廚下班後吃什麼東西的書上，林西選的還是英式的菜。
其他林西餐廳，包括他的總店也去過，我覺得不過爾爾，但團友們對這一家已感滿足，就是了。
地址： 10, Grosvenor SQ. London W1K 6JP
電話： 020-7107-0000
（蔡瀾）
Savoy
看 Savoy窄小的大門，沒去過倫敦的團友問：「這是不是一流的酒店？」
「絕對一流。」我笑着說。
進了門，見到大堂，走入房間，大家才驚嘆這間酒店的高雅。
世界上很多高級旅館，最好的當然是有歷史的建築，但一久了，必失修。氣派存下，設備新穎，兼顧新舊的，也只有巴黎的喬治五世，布達佩斯的格林罕皇宮和倫敦的 Savoy了。二○一○年才用了三年重整，花了二億英鎊全面翻新，這是人生必住的酒店之一。
地點在倫敦的心臟，酒店是凹進街中的，昔時因為馬車進出方便，連前面那條路也改為靠左通行，這是全英國唯一一條靠左的街道。
旁邊有間劇院，建築特別，是在地底下，所以二戰時德軍日夜轟炸，戲還照樣能夠上演，名流穿梭，更不在話下。我那間房是尊榮住過的，有他的照片，寬闊的浴室，已有美國連鎖集團的普通房那麼大，尊榮也感驚嘆吧。
老酒店的最大好處，是樓頂高。我一住矮的，全身就不舒服起來，這是很壞的習慣，一定要修改才行。
餐廳可以望到的河流，就是泰姆士了，從後門走出去，晚上在河邊散步，雖無塞納河的浪漫，也是樂事。
酒吧叫美國，威士忌最齊全，以為都是來自蘇格蘭，怎知道有日本的。
倫敦還有家老酒店叫麗池，也有比 Savoy貴幾倍房租的旅館，但前者失修，後者全是阿拉伯人，算了，還是 Savoy。
地址： Strand, London, WC2R 0EU
電話： 020-7836-4343
（蔡瀾）
「絕對一流。」我笑着說。
進了門，見到大堂，走入房間，大家才驚嘆這間酒店的高雅。
世界上很多高級旅館，最好的當然是有歷史的建築，但一久了，必失修。氣派存下，設備新穎，兼顧新舊的，也只有巴黎的喬治五世，布達佩斯的格林罕皇宮和倫敦的 Savoy了。二○一○年才用了三年重整，花了二億英鎊全面翻新，這是人生必住的酒店之一。
地點在倫敦的心臟，酒店是凹進街中的，昔時因為馬車進出方便，連前面那條路也改為靠左通行，這是全英國唯一一條靠左的街道。
旁邊有間劇院，建築特別，是在地底下，所以二戰時德軍日夜轟炸，戲還照樣能夠上演，名流穿梭，更不在話下。我那間房是尊榮住過的，有他的照片，寬闊的浴室，已有美國連鎖集團的普通房那麼大，尊榮也感驚嘆吧。
老酒店的最大好處，是樓頂高。我一住矮的，全身就不舒服起來，這是很壞的習慣，一定要修改才行。
餐廳可以望到的河流，就是泰姆士了，從後門走出去，晚上在河邊散步，雖無塞納河的浪漫，也是樂事。
酒吧叫美國，威士忌最齊全，以為都是來自蘇格蘭，怎知道有日本的。
倫敦還有家老酒店叫麗池，也有比 Savoy貴幾倍房租的旅館，但前者失修，後者全是阿拉伯人，算了，還是 Savoy。
地址： Strand, London, WC2R 0EU
電話： 020-7836-4343
（蔡瀾）
St. John
晚上，到 St. John去朝聖，這是我認為全倫敦最好的一家餐廳，就開在肉類市場的旁邊，很容易認，招牌上畫着一隻豬。
對了，吃豬，非到這家餐廳不可，大廚 Fergus Henderson的名言是：「在我這裏，一隻豬可以從頭吃到尾。」
每次拍照片，他都拿着一隻豬頭。豬頭是老英國人最陌生的食物，就算當今的客人，看到我們吃的烤乳豬，把那個豬切了下來放在碟子上，都大感驚奇，紛紛拿起相機來。
整間食肆的氣氛都是吃和喝，完全沒有西餐的拘謹，客人也多大聲說話，樂融融也。
樓上一個大酒吧，穿着白色制服的女侍應，樣子有點像 Tilda Swinton，親切地介紹我喝各種英式啤酒。
頭盤上桌，當然是這裏的招牌菜，烤骨髓了。大碟子樹立着十幾管大骨頭，烤得香噴噴地，又供應日本人挖螃蟹肉的器具，讓你把骨髓括得乾乾淨淨，所有團友一吃就大呼過癮。
有些人怕太油，只試了一管，但喜歡的絕對不夠，餐廳也不介意，要多少有多少，我連吸了八根大骨，才罷休。
這道菜已被許多英國餐廳抄襲，但沒有一間做得比 St. John出色。
接着一條大魚，英國人都不碰皮，我們專剝來吃，侍者走過，舉起拇指。
芝士和甜品的份量也可大得吃不完的，這一餐，沒有一個不滿意。
地址： 1, Leicester Street., Soho, London, WC2H 7BL
電話： 020-7251-0848
（蔡瀾）
對了，吃豬，非到這家餐廳不可，大廚 Fergus Henderson的名言是：「在我這裏，一隻豬可以從頭吃到尾。」
每次拍照片，他都拿着一隻豬頭。豬頭是老英國人最陌生的食物，就算當今的客人，看到我們吃的烤乳豬，把那個豬切了下來放在碟子上，都大感驚奇，紛紛拿起相機來。
整間食肆的氣氛都是吃和喝，完全沒有西餐的拘謹，客人也多大聲說話，樂融融也。
樓上一個大酒吧，穿着白色制服的女侍應，樣子有點像 Tilda Swinton，親切地介紹我喝各種英式啤酒。
頭盤上桌，當然是這裏的招牌菜，烤骨髓了。大碟子樹立着十幾管大骨頭，烤得香噴噴地，又供應日本人挖螃蟹肉的器具，讓你把骨髓括得乾乾淨淨，所有團友一吃就大呼過癮。
有些人怕太油，只試了一管，但喜歡的絕對不夠，餐廳也不介意，要多少有多少，我連吸了八根大骨，才罷休。
這道菜已被許多英國餐廳抄襲，但沒有一間做得比 St. John出色。
接着一條大魚，英國人都不碰皮，我們專剝來吃，侍者走過，舉起拇指。
芝士和甜品的份量也可大得吃不完的，這一餐，沒有一個不滿意。
地址： 1, Leicester Street., Soho, London, WC2H 7BL
電話： 020-7251-0848
（蔡瀾）
Roast
我一直說，倫敦的 Borough Market很像九龍城街市，如果我住那裏，一定在附近買間屋子，每天往那菜市場泡。
蔬菜、水果、魚和肉，應有盡有，還沒有忘記販賣鮮花，英國的玫瑰和芍藥，都是便宜得令人發笑。
大排長龍的檔口有好幾家，賣炒鴨肉的、烤海鮮的、西班牙飯的，其中有檔做的燒肉，和中國式的一樣，就在 Roast餐廳旁邊，原來是他們的外賣部，專售該店名菜給客人打包，和鏞記的飯盒檔相同。
Roast開在舊倉庫中，高樓頂，也是全白色裝修，這種方式非常流行，簡簡單單，以食物取勝，不必花重本。
巨大的落地玻璃加上拱形窗戶，等於整棟牆壁都是透明的，陽光直射，給客人一個溫暖和開朗的飲食環境，是間理想的食肆。
大廚 Lawrence Keogh在麗池酒店和其他名餐廳做過，專攻英國菜，燒烤最為拿手，但並非放在火上炮製那麼簡單，他烤豬皮脆肉鬆。因為靠近菜市場，魚也新鮮，牛肉是挑最好的橡木慢慢煙燻出來的。
這個英式的餐廳，原來是個印度人開的， Iqbal Wahhab來自孟加拉，在英國受教育，辦了家雜誌大銷，後來轉攻經濟飲食業，開了著名的 Cinnamon Club，像客家山一樣裝潢，改變印度料理的形象，後來還得 OBE勳章。
既然在街市開，一定一早就做生意，如果你起得早，又不想在酒店吃的話，去到 Roast吃一頓豐富的英式早餐，包君滿意。
地址： The Floral Hall, Stoney Street, Borough Market London, SE1 1TL
電話： 0845-034-7300
（蔡瀾）
蔬菜、水果、魚和肉，應有盡有，還沒有忘記販賣鮮花，英國的玫瑰和芍藥，都是便宜得令人發笑。
大排長龍的檔口有好幾家，賣炒鴨肉的、烤海鮮的、西班牙飯的，其中有檔做的燒肉，和中國式的一樣，就在 Roast餐廳旁邊，原來是他們的外賣部，專售該店名菜給客人打包，和鏞記的飯盒檔相同。
Roast開在舊倉庫中，高樓頂，也是全白色裝修，這種方式非常流行，簡簡單單，以食物取勝，不必花重本。
巨大的落地玻璃加上拱形窗戶，等於整棟牆壁都是透明的，陽光直射，給客人一個溫暖和開朗的飲食環境，是間理想的食肆。
大廚 Lawrence Keogh在麗池酒店和其他名餐廳做過，專攻英國菜，燒烤最為拿手，但並非放在火上炮製那麼簡單，他烤豬皮脆肉鬆。因為靠近菜市場，魚也新鮮，牛肉是挑最好的橡木慢慢煙燻出來的。
這個英式的餐廳，原來是個印度人開的， Iqbal Wahhab來自孟加拉，在英國受教育，辦了家雜誌大銷，後來轉攻經濟飲食業，開了著名的 Cinnamon Club，像客家山一樣裝潢，改變印度料理的形象，後來還得 OBE勳章。
既然在街市開，一定一早就做生意，如果你起得早，又不想在酒店吃的話，去到 Roast吃一頓豐富的英式早餐，包君滿意。
地址： The Floral Hall, Stoney Street, Borough Market London, SE1 1TL
電話： 0845-034-7300
（蔡瀾）
2011-03-05
中國不會發生「茉莉花」革命的十大理由 ／吳康民
最近北非中東政局動盪，群眾示威此起彼落，似乎頗有連鎖反應。突尼斯和埃及的強人領袖被迫下台，現在焦點正對統治利比亞逾40年的卡扎菲。看來他目前只有自裁和逃亡兩條路了。但以卡扎菲的狂妄和強硬性格，他也許會採取自裁的方式，不然，像伊拉克的薩達姆那樣死得毫無尊嚴，則實在太窩囊了。
人們把北非中東的連串群眾運動，稱之為「茉莉花革命」。有些唯恐天下不亂的人，希望這種「革命」能蔓延到中國。於是網上號召群眾上街，某些中國大城市的少數群眾聚集，被渲染為風雨將至的先兆。有些人昧於對國情的認識，情有可原；但有的人對祖國卻心懷刻骨仇恨，從遭遇天災認為「天譴」；對社會存在矛盾而期望大亂，試問是何居心？13億人民的土地如果大亂，不僅直接禍及香港，也波及全世界。事實上，中國國情完全不同於北非中東，「茉莉花革命」在中國出現的可能性極小，理由如下﹕
最高領導人非眾矢之的
第一， 中國最高領導人胡錦濤主席、溫家寶總理的形象和表現不錯，得到大部分群眾的認同。
他們身家清白，並無以權謀私的劣。每有重大災害，都親臨現場，視察民隱。溫家寶總理更勤於出巡，並在網上與公眾對話，經常走訪平常百姓家，強調決策為民。
群眾不滿的是地方一部分貪官壞官，而不是針對中央最高領導人，這與北非中東某些國家的群眾運動，矛頭集中針對最高領導的一個人不同。
第二， 新中國成立以來，並無封建繼承、父傳子的傳統。在毛澤東、鄧小平強人之後的最高領袖推選，中國既沒有世襲，但也不是民主選舉，而是採取協商選舉的辦法。江澤民、胡錦濤是如此，往後的習近平和李克強也是如此。協商民主是中國獨特的推選接班人的辦法，也許這是適應中國國大人眾的選任形式，是耶非耶可以討論。但絕無類如北朝鮮三代祖孫繼承的做法。
至於所謂「太子黨」，即領袖的下一代。籠統地否定革命者的下一代是不妥的，應該說他們大部分是好的，不肖子弟不是多數。美國也有太子黨，新加坡也有太子黨，布殊父子不也是先後當上總統了麼。當然，可以說人家是民主選舉的，但政治世家的影響也不可忽視。中國的江澤民、胡錦濤都不是「太子黨」，明白之星的習近平，父親習仲勛雖然曾官至全國人大副委員長，但他在毛澤東時代是受壓的。而習近平本人卻是從基層做起，一步一腳印地提升上來的。
中央關心國計民生
第三， 中央領導關心涉及國計民生的重要建設，最近的措施是重視交通和水利。
交通是促進地區經濟發展平衡和物資流動的重要措施，也是涉及人民生活需要和旅遊事業的要項。近年全國的高速公路與高速鐵路的發展以至汽車生產，機場建設的成就有目共睹。
至於水利，鑑於近年水災旱災對農業和人民生活的影響，也加大了發展力度。
第四， 中央關心民困和通脹問題、菜籃子問題、樓價問題。強調通脹要控制4%以下，對樓價和物價都採取若干有效措施。國務院頻頻召開有關會議。胡錦濤和溫家寶最近講話強調，要加快推進以保障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促進社會公平正義。
第五， 中央關心海外僑民的安危。最近利比亞政局動盪，中央當機立斷，每日派出十幾班飛機前往接載僑民回國。之前埃及局勢動盪，中央也派出飛機接載遊客，特別是派飛機赴埃及樂蜀接載滯留該地香港同胞。
這和22年前，胡耀邦的女兒在美國進修，得知父親病發垂危，向舊金山領事館求助受到冷遇可說有天淵之別（見《思念依然無盡——回憶父親胡耀邦》一書第13頁）。
中國沒有種族、部落、宗教派系問題
第六， 中央處理民族問題較為妥貼。
中國沒有北非等國的種族、部落、宗教派系等等衝突。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但一向執行的是扶助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發展的政策，對這些地區投入的都是資金人力，並不像有些別有用心者誣蔑說是進行掠奪。新疆和西藏所以會發生局部性的騷亂，都是有國際背景的，有境外叛亂分子挑動的，但顯然不成氣候。
第七， 當前加大反貪力度，並批判國企貪婪問題。廣大群眾最不滿的便是貪腐分子侵佔經濟發展果實，國企巨頭財大氣粗擠壓民營中小企業生存發展空間。
最近中央除了清除一些貪腐高官如鐵道部長劉志軍等之外，特別重清查土地、礦產等官商勾結，非法牟利導致集體資產流失等問題。而《人民日報》更大篇幅刊文指摘國企巨頭私吞紅利、領取千萬的「天價年薪」，這正正講出了許多民眾的心聲。
生活改善，自由度提升
第八， 中國目前完全獨立自主，政治上、經濟上都不受外國勢力支配。不像中東某些國家，仍受美國、俄國、西歐的重要影響。利比亞的卡扎菲倒來倒去，先反美後又親美，埃及、突尼斯更是依賴美國。但美國人也不是好靠山，群眾運動一來，獨裁政權搖搖欲墜，美國人左搖右擺，最後也欲救無門。中國不「一邊倒」，人民感到自豪。
第九， 人民生活實際上已有改善。以電話為例，全國人民平均每兩個人有一具手提電話，4個人有一具固定電話。2009年全民的儲蓄存款達到26萬億多元人民幣，即每人平均有2萬元存款。其他可以說明人民生活改善的統計不少，這些就不能一一列舉了。
第十， 人民還是有相當的自由度的。
有的人強調中國人沒有自由，並以此大做文章。是的，中國的言論自由還有許多值得批評的地方，但除了思想自由仍有若干禁區之外，中國人生活上的自由還是很不錯的，比起中東回教國家生活上的許多清規戒律、男女不平等，要好得多。比起以前的穿著、唱歌跳舞等等生活方式受到有形無形的限制，出國旅行不易，相對來說，今天還是滿自由的。過去香港人對回歸祖國的種種顧慮，中央領導人以「舞照跳、馬照跑」，有這樣的充分自由來回應，現在內地不是也是跟香港一樣，舞照跳，而武漢還舉行過好幾屆的「賽馬節」嗎？
不容否定，不應抹黑
中國社會存在若干矛盾，我在往前本報所寫的若干文字中已經多所指出。但有缺點不能否定一切，瑕不掩瑜，中國今天的成就值得肯定，更不應抹黑。中國的現實，充分說明不存在「茉莉花革命」的可能性。
人們把北非中東的連串群眾運動，稱之為「茉莉花革命」。有些唯恐天下不亂的人，希望這種「革命」能蔓延到中國。於是網上號召群眾上街，某些中國大城市的少數群眾聚集，被渲染為風雨將至的先兆。有些人昧於對國情的認識，情有可原；但有的人對祖國卻心懷刻骨仇恨，從遭遇天災認為「天譴」；對社會存在矛盾而期望大亂，試問是何居心？13億人民的土地如果大亂，不僅直接禍及香港，也波及全世界。事實上，中國國情完全不同於北非中東，「茉莉花革命」在中國出現的可能性極小，理由如下﹕
最高領導人非眾矢之的
第一， 中國最高領導人胡錦濤主席、溫家寶總理的形象和表現不錯，得到大部分群眾的認同。
他們身家清白，並無以權謀私的劣。每有重大災害，都親臨現場，視察民隱。溫家寶總理更勤於出巡，並在網上與公眾對話，經常走訪平常百姓家，強調決策為民。
群眾不滿的是地方一部分貪官壞官，而不是針對中央最高領導人，這與北非中東某些國家的群眾運動，矛頭集中針對最高領導的一個人不同。
第二， 新中國成立以來，並無封建繼承、父傳子的傳統。在毛澤東、鄧小平強人之後的最高領袖推選，中國既沒有世襲，但也不是民主選舉，而是採取協商選舉的辦法。江澤民、胡錦濤是如此，往後的習近平和李克強也是如此。協商民主是中國獨特的推選接班人的辦法，也許這是適應中國國大人眾的選任形式，是耶非耶可以討論。但絕無類如北朝鮮三代祖孫繼承的做法。
至於所謂「太子黨」，即領袖的下一代。籠統地否定革命者的下一代是不妥的，應該說他們大部分是好的，不肖子弟不是多數。美國也有太子黨，新加坡也有太子黨，布殊父子不也是先後當上總統了麼。當然，可以說人家是民主選舉的，但政治世家的影響也不可忽視。中國的江澤民、胡錦濤都不是「太子黨」，明白之星的習近平，父親習仲勛雖然曾官至全國人大副委員長，但他在毛澤東時代是受壓的。而習近平本人卻是從基層做起，一步一腳印地提升上來的。
中央關心國計民生
第三， 中央領導關心涉及國計民生的重要建設，最近的措施是重視交通和水利。
交通是促進地區經濟發展平衡和物資流動的重要措施，也是涉及人民生活需要和旅遊事業的要項。近年全國的高速公路與高速鐵路的發展以至汽車生產，機場建設的成就有目共睹。
至於水利，鑑於近年水災旱災對農業和人民生活的影響，也加大了發展力度。
第四， 中央關心民困和通脹問題、菜籃子問題、樓價問題。強調通脹要控制4%以下，對樓價和物價都採取若干有效措施。國務院頻頻召開有關會議。胡錦濤和溫家寶最近講話強調，要加快推進以保障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促進社會公平正義。
第五， 中央關心海外僑民的安危。最近利比亞政局動盪，中央當機立斷，每日派出十幾班飛機前往接載僑民回國。之前埃及局勢動盪，中央也派出飛機接載遊客，特別是派飛機赴埃及樂蜀接載滯留該地香港同胞。
這和22年前，胡耀邦的女兒在美國進修，得知父親病發垂危，向舊金山領事館求助受到冷遇可說有天淵之別（見《思念依然無盡——回憶父親胡耀邦》一書第13頁）。
中國沒有種族、部落、宗教派系問題
第六， 中央處理民族問題較為妥貼。
中國沒有北非等國的種族、部落、宗教派系等等衝突。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但一向執行的是扶助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發展的政策，對這些地區投入的都是資金人力，並不像有些別有用心者誣蔑說是進行掠奪。新疆和西藏所以會發生局部性的騷亂，都是有國際背景的，有境外叛亂分子挑動的，但顯然不成氣候。
第七， 當前加大反貪力度，並批判國企貪婪問題。廣大群眾最不滿的便是貪腐分子侵佔經濟發展果實，國企巨頭財大氣粗擠壓民營中小企業生存發展空間。
最近中央除了清除一些貪腐高官如鐵道部長劉志軍等之外，特別重清查土地、礦產等官商勾結，非法牟利導致集體資產流失等問題。而《人民日報》更大篇幅刊文指摘國企巨頭私吞紅利、領取千萬的「天價年薪」，這正正講出了許多民眾的心聲。
生活改善，自由度提升
第八， 中國目前完全獨立自主，政治上、經濟上都不受外國勢力支配。不像中東某些國家，仍受美國、俄國、西歐的重要影響。利比亞的卡扎菲倒來倒去，先反美後又親美，埃及、突尼斯更是依賴美國。但美國人也不是好靠山，群眾運動一來，獨裁政權搖搖欲墜，美國人左搖右擺，最後也欲救無門。中國不「一邊倒」，人民感到自豪。
第九， 人民生活實際上已有改善。以電話為例，全國人民平均每兩個人有一具手提電話，4個人有一具固定電話。2009年全民的儲蓄存款達到26萬億多元人民幣，即每人平均有2萬元存款。其他可以說明人民生活改善的統計不少，這些就不能一一列舉了。
第十， 人民還是有相當的自由度的。
有的人強調中國人沒有自由，並以此大做文章。是的，中國的言論自由還有許多值得批評的地方，但除了思想自由仍有若干禁區之外，中國人生活上的自由還是很不錯的，比起中東回教國家生活上的許多清規戒律、男女不平等，要好得多。比起以前的穿著、唱歌跳舞等等生活方式受到有形無形的限制，出國旅行不易，相對來說，今天還是滿自由的。過去香港人對回歸祖國的種種顧慮，中央領導人以「舞照跳、馬照跑」，有這樣的充分自由來回應，現在內地不是也是跟香港一樣，舞照跳，而武漢還舉行過好幾屆的「賽馬節」嗎？
不容否定，不應抹黑
中國社會存在若干矛盾，我在往前本報所寫的若干文字中已經多所指出。但有缺點不能否定一切，瑕不掩瑜，中國今天的成就值得肯定，更不應抹黑。中國的現實，充分說明不存在「茉莉花革命」的可能性。
2011-01-17
陳雲：反對壟斷 對抗複製（《九評地產黨》序言）
有錢佬一胞三胎(1)，貧窮人七屍八命。
有錢佬以地產霸權複製成功經驗，以生殖科技複製自己，窮人卻只能棲身蝸居絕窟，用闔家燒炭和連環跳樓的自殺技術，複製失敗經驗。官商勾結、地產霸權之下，這就是香港富人與窮人的命運。這不是「五十後」、「八十後」面對的世代抗爭問題，也不是仇富的心理問題，而是香港全民面對的階級剝削經濟及貧富隔離（poor-rich apartheid）的政治問題。
撰文：陳雲 ( 節錄自《九評地產黨》)
地產霸權腐化香港的政治，敗壞香港的公德，吞噬老百姓的畢生儲蓄和閒暇享受，破壞小企業主的生計，毀滅窮人安身的舊區，蹂躪農民棲息的鄉土，掃蕩坊眾聚腳的街道，圈禁民眾聯誼活動的範圍，殺害野外生物。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期逐漸成形的地產霸權，是虐殺香港公共生活、葬送香港共同前途的大兇手。香港地產財閥，罪行滔天，惡貫滿盈，是要打落地獄的一群妖魔鬼怪。
財閥何以成功，貧民何以失敗？略露一端，可窺全豹。同舟共濟，勤儉興家只是老百姓的《獅子山下》；財閥的《獅子山下》，是損人利己，見死不救。統治香港的，原來有兩批人，或者兩批鬼，一批是出面做事的黑無常，一批是背後坐鎮的白無常。至於閻羅王，以前在倫敦，如今在北京。
天水圍的悲情，由地產商和政府聯手造成。天水圍人口二十七萬，失業率高達百分之九，高踞全香港。居民可以到區外找工作，卻要忍受高昂的交通費和漫長的交通時間，犧牲家庭積蓄和閒暇時間。天水圍的地價和工資相對廉宜，交通網絡也算發達，鄰近元朗和邊境地區的消費力也高，很多團體和名人向政府獻計，在天水圍發展商業和服務業，例如邊境商貿中心、物流和迷你儲物貨倉、飲食市集（大牌檔中心）(2)、散貨場中心（factory outlet）、護理服務中心等等，然而一一被政府推搪過去，無功而還。2010年12月6日英文《南華早報》的挖掘式報道，終於揭開悲情城市的謎底；1982年，政府開發天水圍新市鎮之際，與Mightycity地產發展公司(3)簽訂密議（正式名稱叫「私人備忘錄」private memorandum），限制政府不得在該區另行發展商業，以免妨礙私人屋苑的商業收益。
商督官辦 暗無天日
1988 年，政府與發展商簽訂的私人備忘錄首度發威。當時政府建議在天水圍新市鎮第三十三區興建一座永久街市，但發展商反對，結果改為臨時街市，後來更拆卸了，變成巴士總站及中央公園塔。拓展署在1989年3月通過的天水圍分區規劃大綱圖內說明：「在該處建立永久街市，可照顧私人屋苑居民的需要。 Mightycity卻反對計劃，認為會對其商業設施構成競爭。」這只是白紙黑字記錄在案的一宗。
以前滿洲政府的異族統治，暴虐無道，清末之際朝廷即使積弱，試行開發實業，也知道要官督商辦，責成企業按官家吩咐辦事，不可侵吞公家利益，然而香港卻是商督官辦，政府坐視天水圍新市鎮生靈塗炭，也不敢向地產財閥吭聲一句。地產商何以大發特發，窮人何以日捱夜捱，闔家自殺，原因就是政府偏袒地產商、以利益收買地產商，以便彼此合謀，共同管制香港人民，虐殺香港人民，甚至不惜犧牲公共利益，向商家放權讓利。天水圍的案例，只是最明顯的，明顯到報章可以輕易追查到真憑實據的一宗。若說地產財閥是妖精惡煞，香港政府便是羅剎魔鬼，幕後黑手。
該私人備忘錄透露的，只是當年香港政府與發展商的「私人」交易的一部分。1982年，政府以高於市場價格向發展商買回面積接近五百公頃的魚塘和農地，然後再與發展商共同開發。事緣1977年，當年的土地供應特別委員會（或稱土地闢增特別委員會 Special Committee on Land Production）建議研究開發天水圍新市鎮。春江水暖鴨先知，財團Mightycity窺準發展機會，1979年起開始在天水圍收購農地及漁塘，面積多達四百八十八公頃。Mightycity當時的股權分布為：華潤持有51%，長江實業擁有12.5%，會德豐、Trafalgar Housing及其他共佔36.5%。
Mightycity囤積大量土地之後，接觸政府，提議興建一個可容納超過五十萬人口的新市鎮。財團原來的計劃是，撥出部分土地予政府興建公共房屋，以換取政府興建整個新市鎮的基建及公共設施。1982年，政府否決地產商的建議，但同年，財團卻得到政府不尋常的、更為優惠的安排：地政工務司陳乃強在1982年7月29日公布，政府會以二十二億五千八百萬港元向Mightycity回購所有天水圍農地和魚塘，再以八億元的代價向發展商批出當中四十公頃的土地。政府以每平方呎四十六元向財團回購農地，呎價比1980年一次由法庭處理的土地拍賣的估值多出三倍，該年的拍賣價只是每平方呎十一元半。
政府倒貼 市民遭殃
政府一貫的開發原則，是地產商要求發展農地，便要向政府補地價，財富回籠官庫，但開發天水圍的安排，卻反其道而行，由政府用高價向地產商回購全部土地，再批出土地與地產商開發。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副教授羅致光評論此事：「政府決定以高於市場價格向發展商買回土地，並且簽署私人備忘協議，以今日的標準來看，是不可想像的。」羅致光是少數閱覽過這份協議的非政府人員，據羅教授了解，只有少數高級官員可以接觸此私人備忘錄。
根據 1982年7月29日簽署的官商私人協議，天水圍新市鎮內一百六十九公頃土地劃為發展區，其中三十八點八公頃交予Mightycity發展私人屋苑，其餘一百三十公頃則留作興建公屋及資助房屋。一百六十九公頃以外的土地由政府留作土地儲備。1988年，該項投資額達數十億港元的私人屋苑發展計劃展開之際，長實集團及主席李嘉誠個人分別增持Mightycity的股份至48.25%及0.75%。同年，政府委任長江實業為「項目經理」（project manager）。1992至1999年間，Mightycity在天水圍興建了唯一的私人大型屋苑嘉湖山莊，共有一萬五千八百八十個住宅單位。屋苑內有總樓面達七萬五千平方米的商業設施，包括嘉湖銀座商場及有一千一百零二個房間的嘉湖海逸酒店。然而，即使社區需求殷切，政府卻受制於協議，無法建立一個如沙田、荃灣一般的自給自足的新市鎮，促進本地就業，令社區健康發展，政府只能在公共屋邨設立一些街坊小店，其規模也不能威脅Mightycity發展的私人商業設施。(4)
英文《南華早報》揭露密議之後，消息即日在面書廣傳廣論，眾人譁然，粗口橫飛，但此地並無一家中文報紙夠膽跟進，只有網站《獨立媒體》出了個中譯本。香港發生了甚麼事？一個富裕無倫、資訊暢通的香港，被人弄得遍地都是活殭屍，揭發了匪夷所思的官商勾結大計謀，此地卻沒有一家獨立的中文報紙或中文電視台仗義執言，答案不是很清楚嗎？
政權交接 地產成魔
該匪夷所思的官商協議，在1982年達成，有其特定的歷史任務。1979年，港督麥理浩訪京，會晤鄧小平，意會到1997年主權移交的限期，部署撤退。前殖民地政府準備加強建設香港，將香港從一個殖民地變身為接近自主運作的城邦，做到市面繁榮，福利優厚。然則，由於殖民地政府不可能遽然給予民主自治，卻要維繫和諧穩定，又要大興基建與提高公共服務，錢從何來，合謀者（買辦）在哪？抽重稅又不行，向人民徵重稅的代價，是必然刺激民主訴求。
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破產之後，政府用土地代替黃金，支持貨幣，帶起一切信貸衍生的經濟侵奪，令國庫迅速膨脹，有錢可用。這一招變賣國土、挑選買辦、充實國庫而又不必民主授權之計，九七過渡期的香港政府懂得，現今的中共政府也懂得。
英國人部署撤出的時候，與中共妥協，收買中共代辦及香港華資，將華資地產財閥捧上神壇，默許他們取代英資，成為香港商業的支柱，用商業財閥穩定交接期間的政局。今日香港官商勾結的政局，是回歸前的中英勾結所奠定的。地產財閥食了中英兩家茶禮，左右逢源，壯大之後恃勢凌人，同時進駐中共的人大政協和港府的立法會功能組別和諮詢架構，劫持政府，阻擋民主，以免一人一票的制度可以限制他們的暴利。從上述Mightycity當年的股權成分之中，即使是對政治經濟學一竅不通的人，也能讀出箇中玄機。
政府限制土地供應及公屋供應之下，香港地價拾級而上。由於此地的人無家無國，一時之間難以凝聚共同信念與地產霸權抗爭，以致大家都將共同的命運抗爭化作私人的命運拼搏，爭相入市買樓，致令此地民風畸變，以擁有金錢及樓房為唯一成功標準，鄙棄文化價值，令上世紀七十年代的香港人文精神，無以為繼。地產商建立的私人屋苑，形同獨立堡壘，四周門禁森嚴，即使個別商場有地面商舖，也在公路之側，毗鄰各種阻礙設施（停車場出口、垃圾房、落貨位、巴士總站車道等），行人稀少。即使地產發展項目在市區街道之內，政府也放棄規劃及監管的權力，坐視地產商封鎖地面，用圍牆及停車場出口截斷街道。至於原本屬於公共空間的商場空地及通道，政府也委託地產商管理，任由地產商訂立苛刻的管理章則，甚至私下出租謀利。地產商不斷複製屋苑和商場，公共空間和街坊生活節節敗退，終有一日，香港變成堡壘林立的歐洲中世紀黑暗時代。
惡霸擋路 港人起義
香港的問題，絕不是「五十後」鬥「八十後」的問題。大量「五十後」的人，都是被社會遺棄的窮困階級，很多老人家流落街頭拾荒謀生，只有絕少數人成為中環大亨。香港面對的不是世代抗爭，不是老人不願退位而年輕人不能上位的問題，而是共同的時代問題，是機會重新開放、經濟轉型和社會價值觀改變的問題。「八十後」提出的議程，是跨世代和跨階級的香港人的共同利益。踏入二十一世紀，2000年之後的幾年，八十後提出的保育香港運動，保衛天星碼頭皇后碼頭、保衛灣仔喜帖街的街坊生活、反對時代廣場圈禁公共土地、反對興建高鐵浪費公帑破壞人文地理、保衛菜園村及鄉郊農民生計，都是代表香港整體人民、特別是代表被剝削的弱勢社群去抗爭的，絕不是為了自己的世代利益。香港人普遍的仇富情緒，咒罵地產財閥，咒罵收樓惡魔，咒罵「領匯」吸血鬼，也不是痛恨資本主義，而是反對財富掠奪，反對官商勾結的地產霸權。
香港目下的問題，是富人階級壟斷一切資源的嚴重問題、貧富對立的問題。香港所有資源——金融地產、商舖租金、自然資源、濕地、郊野公園勝景都被地產財閥據為己有，這才是我們面對的大問題。
香港已入絕境。老財閥的成功圈地經驗，老高級中產的私人置業自保，面對新的金融資本主義和跨境資金，以及香港民風之衰敗，已經無法複製。雖然富人關閉名校的大門，也霸佔優秀的山水環境，企圖獨享其成功複製權，甚至借助人工受孕和代母服務，真的在生物上複製自己，也是徒勞無功。香港面臨的是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有兩個工具，第一個是和平的選票，即是民主充權，第二個是暴力的革命，推翻現行秩序，重建民主。兩個選擇，就擺在我們面前。民主的效益比暴力革命好得多，民主是理性的選擇，因為暴力革命之後，始終要回到民主。然則，香港的富人階級誤以為窮人不會走上暴力革命以開啟民主的路，於是不斷霸佔資源和設下壁壘，逼死窮人，最終，他們將是暴力革命的締造者。
股壇聖手、一代富翁曹仁超坦誠表白，他們的一代地產金融炒家，成功踢走英資，掌握地產複製財富的方程式，預支了香港四代人的金錢。他向年輕人擲下戰書，要年輕人另闢蹊徑，找到「五十後」一代不懂得的方法。(5)我不是年輕人，也不是坐享地產套利術的老資產階級，但我不妨提出我的方法。正如本文開首說的，地產壟斷是政治問題。政治問題，政治解決。政治鬥爭，恰好是地產霸權不懂得的方法。
民國九十九年夏曆庚寅年十一月十七日冬至 西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註釋：
(1)2010 年10月底，香港報章爭相披露一未經當事人確定之消息，轟動香港。富豪李兆基之子李家傑在境外借助代母產下三子。李家傑單身而有三子，即是三子一出世便遭剝奪母親之身及母親之倫，令港人困惑。參閱見〈代母產子觸發社會討論〉，《明報》，2010年10月28日。〈代母產子全城熱話 李家傑：給我私人空間〉，《頭條日報》，2010年10月30日。
(2)該計劃由蔡瀾在2008年12月構思，向政府提出在濕地公園附近發展112B區開設三百個熟食攤檔，2009年告吹。蔡瀾寫下〈羞恥〉一文悼念其「大牌檔村」計劃，見《蘋果日報》副刊，2009年11月16日。另見英文《南華早報》報道，Job-creation plans for Tin Shui Wai rejected，記者Vivian Kwok，2010年12月3日。中譯本參閱〈天水圍創造就業計劃被否決〉，《獨立媒體》網站（http://www.inmediahk.net），2010年12月9日。
(3)Mightycity當時的股權分布為：華潤持有51%，長江實業擁有12.5%，會德豐、Trafalgar Housing及其他共佔36.5%。該公司現時的股權分別由華潤創業及長江實業集團持有。
(4) 以上報道，摘錄自英文《南華早報》，Colonial deal built ‘City of Sadness’，記者Vivian Kwok，2010年12月3日。網上閱讀：http://topics.scmp.com/news/hk-news-watch/article /Colonial-deal-built--City-of-Sadness。中譯本參閱〈八二年官商協議限制商業發展 種下天水圍「悲情」禍端〉，《獨立媒體》網站（http://www.inmediahk.net），2010年12月9日。
(5)〈與曹仁超對話〉，Milk雜誌，2009年5月27日。
書名：《九評地產黨》
主編：陳雲
作者：陳雲、王永平、黎廣德、王慧麟、許寶強、馬國明、黃英琦、吳志森、尊子
書介：官商勾結、地產霸權，是現今香港全民面對的階級剝削經濟及貧富隔離的政治問題，可惡的地產霸權，是虐殺香港公共生活、葬送香港共同前途的大兇手。地產商何以大發特發，窮人何以日夜捱苦，闔家自殺，原因是政府偏袒地產商、以利益收買地產商，以便彼此合謀，共同管制香港人民，虐殺香港人民。本書邀得九位政經文化評論者，當中包括前高官、學者、傳媒人、文化人等，剖析揭露香港地產商的種種掠奪手段及對社會的影響。
有錢佬以地產霸權複製成功經驗，以生殖科技複製自己，窮人卻只能棲身蝸居絕窟，用闔家燒炭和連環跳樓的自殺技術，複製失敗經驗。官商勾結、地產霸權之下，這就是香港富人與窮人的命運。這不是「五十後」、「八十後」面對的世代抗爭問題，也不是仇富的心理問題，而是香港全民面對的階級剝削經濟及貧富隔離（poor-rich apartheid）的政治問題。
撰文：陳雲 ( 節錄自《九評地產黨》)
地產霸權腐化香港的政治，敗壞香港的公德，吞噬老百姓的畢生儲蓄和閒暇享受，破壞小企業主的生計，毀滅窮人安身的舊區，蹂躪農民棲息的鄉土，掃蕩坊眾聚腳的街道，圈禁民眾聯誼活動的範圍，殺害野外生物。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期逐漸成形的地產霸權，是虐殺香港公共生活、葬送香港共同前途的大兇手。香港地產財閥，罪行滔天，惡貫滿盈，是要打落地獄的一群妖魔鬼怪。
財閥何以成功，貧民何以失敗？略露一端，可窺全豹。同舟共濟，勤儉興家只是老百姓的《獅子山下》；財閥的《獅子山下》，是損人利己，見死不救。統治香港的，原來有兩批人，或者兩批鬼，一批是出面做事的黑無常，一批是背後坐鎮的白無常。至於閻羅王，以前在倫敦，如今在北京。
天水圍的悲情，由地產商和政府聯手造成。天水圍人口二十七萬，失業率高達百分之九，高踞全香港。居民可以到區外找工作，卻要忍受高昂的交通費和漫長的交通時間，犧牲家庭積蓄和閒暇時間。天水圍的地價和工資相對廉宜，交通網絡也算發達，鄰近元朗和邊境地區的消費力也高，很多團體和名人向政府獻計，在天水圍發展商業和服務業，例如邊境商貿中心、物流和迷你儲物貨倉、飲食市集（大牌檔中心）(2)、散貨場中心（factory outlet）、護理服務中心等等，然而一一被政府推搪過去，無功而還。2010年12月6日英文《南華早報》的挖掘式報道，終於揭開悲情城市的謎底；1982年，政府開發天水圍新市鎮之際，與Mightycity地產發展公司(3)簽訂密議（正式名稱叫「私人備忘錄」private memorandum），限制政府不得在該區另行發展商業，以免妨礙私人屋苑的商業收益。
商督官辦 暗無天日
1988 年，政府與發展商簽訂的私人備忘錄首度發威。當時政府建議在天水圍新市鎮第三十三區興建一座永久街市，但發展商反對，結果改為臨時街市，後來更拆卸了，變成巴士總站及中央公園塔。拓展署在1989年3月通過的天水圍分區規劃大綱圖內說明：「在該處建立永久街市，可照顧私人屋苑居民的需要。 Mightycity卻反對計劃，認為會對其商業設施構成競爭。」這只是白紙黑字記錄在案的一宗。
以前滿洲政府的異族統治，暴虐無道，清末之際朝廷即使積弱，試行開發實業，也知道要官督商辦，責成企業按官家吩咐辦事，不可侵吞公家利益，然而香港卻是商督官辦，政府坐視天水圍新市鎮生靈塗炭，也不敢向地產財閥吭聲一句。地產商何以大發特發，窮人何以日捱夜捱，闔家自殺，原因就是政府偏袒地產商、以利益收買地產商，以便彼此合謀，共同管制香港人民，虐殺香港人民，甚至不惜犧牲公共利益，向商家放權讓利。天水圍的案例，只是最明顯的，明顯到報章可以輕易追查到真憑實據的一宗。若說地產財閥是妖精惡煞，香港政府便是羅剎魔鬼，幕後黑手。
該私人備忘錄透露的，只是當年香港政府與發展商的「私人」交易的一部分。1982年，政府以高於市場價格向發展商買回面積接近五百公頃的魚塘和農地，然後再與發展商共同開發。事緣1977年，當年的土地供應特別委員會（或稱土地闢增特別委員會 Special Committee on Land Production）建議研究開發天水圍新市鎮。春江水暖鴨先知，財團Mightycity窺準發展機會，1979年起開始在天水圍收購農地及漁塘，面積多達四百八十八公頃。Mightycity當時的股權分布為：華潤持有51%，長江實業擁有12.5%，會德豐、Trafalgar Housing及其他共佔36.5%。
Mightycity囤積大量土地之後，接觸政府，提議興建一個可容納超過五十萬人口的新市鎮。財團原來的計劃是，撥出部分土地予政府興建公共房屋，以換取政府興建整個新市鎮的基建及公共設施。1982年，政府否決地產商的建議，但同年，財團卻得到政府不尋常的、更為優惠的安排：地政工務司陳乃強在1982年7月29日公布，政府會以二十二億五千八百萬港元向Mightycity回購所有天水圍農地和魚塘，再以八億元的代價向發展商批出當中四十公頃的土地。政府以每平方呎四十六元向財團回購農地，呎價比1980年一次由法庭處理的土地拍賣的估值多出三倍，該年的拍賣價只是每平方呎十一元半。
政府倒貼 市民遭殃
政府一貫的開發原則，是地產商要求發展農地，便要向政府補地價，財富回籠官庫，但開發天水圍的安排，卻反其道而行，由政府用高價向地產商回購全部土地，再批出土地與地產商開發。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副教授羅致光評論此事：「政府決定以高於市場價格向發展商買回土地，並且簽署私人備忘協議，以今日的標準來看，是不可想像的。」羅致光是少數閱覽過這份協議的非政府人員，據羅教授了解，只有少數高級官員可以接觸此私人備忘錄。
根據 1982年7月29日簽署的官商私人協議，天水圍新市鎮內一百六十九公頃土地劃為發展區，其中三十八點八公頃交予Mightycity發展私人屋苑，其餘一百三十公頃則留作興建公屋及資助房屋。一百六十九公頃以外的土地由政府留作土地儲備。1988年，該項投資額達數十億港元的私人屋苑發展計劃展開之際，長實集團及主席李嘉誠個人分別增持Mightycity的股份至48.25%及0.75%。同年，政府委任長江實業為「項目經理」（project manager）。1992至1999年間，Mightycity在天水圍興建了唯一的私人大型屋苑嘉湖山莊，共有一萬五千八百八十個住宅單位。屋苑內有總樓面達七萬五千平方米的商業設施，包括嘉湖銀座商場及有一千一百零二個房間的嘉湖海逸酒店。然而，即使社區需求殷切，政府卻受制於協議，無法建立一個如沙田、荃灣一般的自給自足的新市鎮，促進本地就業，令社區健康發展，政府只能在公共屋邨設立一些街坊小店，其規模也不能威脅Mightycity發展的私人商業設施。(4)
英文《南華早報》揭露密議之後，消息即日在面書廣傳廣論，眾人譁然，粗口橫飛，但此地並無一家中文報紙夠膽跟進，只有網站《獨立媒體》出了個中譯本。香港發生了甚麼事？一個富裕無倫、資訊暢通的香港，被人弄得遍地都是活殭屍，揭發了匪夷所思的官商勾結大計謀，此地卻沒有一家獨立的中文報紙或中文電視台仗義執言，答案不是很清楚嗎？
政權交接 地產成魔
該匪夷所思的官商協議，在1982年達成，有其特定的歷史任務。1979年，港督麥理浩訪京，會晤鄧小平，意會到1997年主權移交的限期，部署撤退。前殖民地政府準備加強建設香港，將香港從一個殖民地變身為接近自主運作的城邦，做到市面繁榮，福利優厚。然則，由於殖民地政府不可能遽然給予民主自治，卻要維繫和諧穩定，又要大興基建與提高公共服務，錢從何來，合謀者（買辦）在哪？抽重稅又不行，向人民徵重稅的代價，是必然刺激民主訴求。
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破產之後，政府用土地代替黃金，支持貨幣，帶起一切信貸衍生的經濟侵奪，令國庫迅速膨脹，有錢可用。這一招變賣國土、挑選買辦、充實國庫而又不必民主授權之計，九七過渡期的香港政府懂得，現今的中共政府也懂得。
英國人部署撤出的時候，與中共妥協，收買中共代辦及香港華資，將華資地產財閥捧上神壇，默許他們取代英資，成為香港商業的支柱，用商業財閥穩定交接期間的政局。今日香港官商勾結的政局，是回歸前的中英勾結所奠定的。地產財閥食了中英兩家茶禮，左右逢源，壯大之後恃勢凌人，同時進駐中共的人大政協和港府的立法會功能組別和諮詢架構，劫持政府，阻擋民主，以免一人一票的制度可以限制他們的暴利。從上述Mightycity當年的股權成分之中，即使是對政治經濟學一竅不通的人，也能讀出箇中玄機。
政府限制土地供應及公屋供應之下，香港地價拾級而上。由於此地的人無家無國，一時之間難以凝聚共同信念與地產霸權抗爭，以致大家都將共同的命運抗爭化作私人的命運拼搏，爭相入市買樓，致令此地民風畸變，以擁有金錢及樓房為唯一成功標準，鄙棄文化價值，令上世紀七十年代的香港人文精神，無以為繼。地產商建立的私人屋苑，形同獨立堡壘，四周門禁森嚴，即使個別商場有地面商舖，也在公路之側，毗鄰各種阻礙設施（停車場出口、垃圾房、落貨位、巴士總站車道等），行人稀少。即使地產發展項目在市區街道之內，政府也放棄規劃及監管的權力，坐視地產商封鎖地面，用圍牆及停車場出口截斷街道。至於原本屬於公共空間的商場空地及通道，政府也委託地產商管理，任由地產商訂立苛刻的管理章則，甚至私下出租謀利。地產商不斷複製屋苑和商場，公共空間和街坊生活節節敗退，終有一日，香港變成堡壘林立的歐洲中世紀黑暗時代。
惡霸擋路 港人起義
香港的問題，絕不是「五十後」鬥「八十後」的問題。大量「五十後」的人，都是被社會遺棄的窮困階級，很多老人家流落街頭拾荒謀生，只有絕少數人成為中環大亨。香港面對的不是世代抗爭，不是老人不願退位而年輕人不能上位的問題，而是共同的時代問題，是機會重新開放、經濟轉型和社會價值觀改變的問題。「八十後」提出的議程，是跨世代和跨階級的香港人的共同利益。踏入二十一世紀，2000年之後的幾年，八十後提出的保育香港運動，保衛天星碼頭皇后碼頭、保衛灣仔喜帖街的街坊生活、反對時代廣場圈禁公共土地、反對興建高鐵浪費公帑破壞人文地理、保衛菜園村及鄉郊農民生計，都是代表香港整體人民、特別是代表被剝削的弱勢社群去抗爭的，絕不是為了自己的世代利益。香港人普遍的仇富情緒，咒罵地產財閥，咒罵收樓惡魔，咒罵「領匯」吸血鬼，也不是痛恨資本主義，而是反對財富掠奪，反對官商勾結的地產霸權。
香港目下的問題，是富人階級壟斷一切資源的嚴重問題、貧富對立的問題。香港所有資源——金融地產、商舖租金、自然資源、濕地、郊野公園勝景都被地產財閥據為己有，這才是我們面對的大問題。
香港已入絕境。老財閥的成功圈地經驗，老高級中產的私人置業自保，面對新的金融資本主義和跨境資金，以及香港民風之衰敗，已經無法複製。雖然富人關閉名校的大門，也霸佔優秀的山水環境，企圖獨享其成功複製權，甚至借助人工受孕和代母服務，真的在生物上複製自己，也是徒勞無功。香港面臨的是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有兩個工具，第一個是和平的選票，即是民主充權，第二個是暴力的革命，推翻現行秩序，重建民主。兩個選擇，就擺在我們面前。民主的效益比暴力革命好得多，民主是理性的選擇，因為暴力革命之後，始終要回到民主。然則，香港的富人階級誤以為窮人不會走上暴力革命以開啟民主的路，於是不斷霸佔資源和設下壁壘，逼死窮人，最終，他們將是暴力革命的締造者。
股壇聖手、一代富翁曹仁超坦誠表白，他們的一代地產金融炒家，成功踢走英資，掌握地產複製財富的方程式，預支了香港四代人的金錢。他向年輕人擲下戰書，要年輕人另闢蹊徑，找到「五十後」一代不懂得的方法。(5)我不是年輕人，也不是坐享地產套利術的老資產階級，但我不妨提出我的方法。正如本文開首說的，地產壟斷是政治問題。政治問題，政治解決。政治鬥爭，恰好是地產霸權不懂得的方法。
民國九十九年夏曆庚寅年十一月十七日冬至 西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註釋：
(1)2010 年10月底，香港報章爭相披露一未經當事人確定之消息，轟動香港。富豪李兆基之子李家傑在境外借助代母產下三子。李家傑單身而有三子，即是三子一出世便遭剝奪母親之身及母親之倫，令港人困惑。參閱見〈代母產子觸發社會討論〉，《明報》，2010年10月28日。〈代母產子全城熱話 李家傑：給我私人空間〉，《頭條日報》，2010年10月30日。
(2)該計劃由蔡瀾在2008年12月構思，向政府提出在濕地公園附近發展112B區開設三百個熟食攤檔，2009年告吹。蔡瀾寫下〈羞恥〉一文悼念其「大牌檔村」計劃，見《蘋果日報》副刊，2009年11月16日。另見英文《南華早報》報道，Job-creation plans for Tin Shui Wai rejected，記者Vivian Kwok，2010年12月3日。中譯本參閱〈天水圍創造就業計劃被否決〉，《獨立媒體》網站（http://www.inmediahk.net），2010年12月9日。
(3)Mightycity當時的股權分布為：華潤持有51%，長江實業擁有12.5%，會德豐、Trafalgar Housing及其他共佔36.5%。該公司現時的股權分別由華潤創業及長江實業集團持有。
(4) 以上報道，摘錄自英文《南華早報》，Colonial deal built ‘City of Sadness’，記者Vivian Kwok，2010年12月3日。網上閱讀：http://topics.scmp.com/news/hk-news-watch/article /Colonial-deal-built--City-of-Sadness。中譯本參閱〈八二年官商協議限制商業發展 種下天水圍「悲情」禍端〉，《獨立媒體》網站（http://www.inmediahk.net），2010年12月9日。
(5)〈與曹仁超對話〉，Milk雜誌，2009年5月27日。
書名：《九評地產黨》
主編：陳雲
作者：陳雲、王永平、黎廣德、王慧麟、許寶強、馬國明、黃英琦、吳志森、尊子
書介：官商勾結、地產霸權，是現今香港全民面對的階級剝削經濟及貧富隔離的政治問題，可惡的地產霸權，是虐殺香港公共生活、葬送香港共同前途的大兇手。地產商何以大發特發，窮人何以日夜捱苦，闔家自殺，原因是政府偏袒地產商、以利益收買地產商，以便彼此合謀，共同管制香港人民，虐殺香港人民。本書邀得九位政經文化評論者，當中包括前高官、學者、傳媒人、文化人等，剖析揭露香港地產商的種種掠奪手段及對社會的影響。
2010-12-13
Award Ceremony Speech
Presentation Speech by Thorbjørn Jagland, Chairman of the Norwegian Nobel Committee, Oslo, 10 December 2010.
Your Majesties, Excellencies,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Norwegian Nobel Committee has decided to award the Nobel Peace Prize for 2010 to Liu Xiaobo for his long and non-violent struggle for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in China. The Norwegian Nobel Committee has long believed that there is a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human rights and peace. Such rights are a prerequisite for the "fraternity between nations" of which Alfred Nobel wrote in his will."
This was the first paragraph of the Norwegian Nobel Committee’s announcement on the 8th of October of the award of this year’s Peace Prize.
We regret that the Laureate is not present here today. He is in isolation in a prison in north-east China. Nor can the Laureate’s wife Liu Xia or his closest relatives be here with us. No medal or diploma will therefore be presented here today.
This fact alone shows that the award was necessary and appropriate. We congratulate Liu Xiaobo on this year’s Peace Prize.
There have been a number of previous occasions when the Laureate has been prevented from attending. This has in fact been the case with several awards which have proved in the light of history to have been most significant and honourable. Even when the Laureate has come, he or she has several times been severely condemned by the authorities of his or her own country.
There was a great deal of trouble in 1935, when the Committee gave the award to Carl von Ossietzky. Hitler was furious, and prohibited all Germans from accepting any Nobel Prize. King Haakon did not attend the ceremony. Ossietzky did not come to Oslo, and died a little over a year later.
There was considerable outrage in Moscow when Andrej Sakharov received his Prize in 1975. He, too, was prevented from receiving the award in person. He sent his wife. The same thing happened to Lech Walesa in 1983. The Burmese authorities were furious when Aung San Suu Kyi received the Peace Prize in 1991. Once again, the Laureate could not come to Oslo.
In 2003, Shirin Ebadi received the Nobel Peace Prize. She came. Much could be said of the reaction of the Iranian authorities, but the Iranian Ambassador did in fact attend the ceremony.
The Norwegian Nobel Committee has given four Prizes to South Africa. All the Laureates came to Oslo, but the awards to Albert Lutuli in 1960 and to Desmond Tutu in 1984 provoked great outrage in the apartheid regime in South Africa, before the applause broke out thanks to the awards to Nelson Mandela and F.W. de Klerk in 1993.
The point of these awards has of course never been to offend anyone. The Nobel Committee’s intention has been to say something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rights, democracy and peace. And it has been important to remind the world that the rights so widely enjoyed today were fought for and won by persons who took great risks.
They did so for others. That is why Liu Xiaobo deserves our support.
Although none of the Committee’s members have ever met Liu, we feel that we know him. We have studied him closely over a long period of time.
Liu was born on the 28th of December 1955 in Changchun in China’s Jilin province. He took a Bachelor’s degree in literature at Jilin University, and a Master’s degree and a PhD at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where he also taught. Stays abroad included visits to Oslo, Hawaii, and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In 1989 he returned home to take part in the dawning democracy movement. On the 2nd of June he and some friends started a hunger strike on Tiananmen Square to protest against the state of emergency that had been declared. They issued a six-point democratic manifesto, written by Liu, opposing dictatorship and in favour of democracy. Liu was opposed to any physical struggle against the authorities on the part of the students; he tried to find a peaceful solution to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students and the government. Non-violence was already figuring prominently in his message. On the 4th of June he and his friends tried to prevent a clash between the army and the students. He was only partially successful. Many lives were lost, most of them outside Tiananmen Square.
Liu has told his wife that he would like this year’s Peace Prize to be dedicated to "the lost souls from the 4th of June." It is a pleasure for us to fulfil his wish.
Liu has said that "The greatness of non-violent resistance is that even as man is faced with forceful tyranny and the resulting suffering, the victim responds to hate with love, to prejudice with tolerance, to arrogance with humility, to humiliation with dignity, and to violence with reason."
Tiananmen became a turning-point in Liu’s life.
In 1996, Liu was sentenced to three years in a labour camp for "rumour-mongering and slander." He was president of the independent Chinese PEN-centre from 2003 to 2007. Liu has written nearly 800 essays, 499 of them since 2005. He was one of the chief architects behind Charter 08, which was made known on the 10th of December 2008, which was, in the words of the document’s Preamble, on the occasion of "the one hundredth anniversary of China’s first Constitution,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the birth of the Democracy Wall, and the 10th anniversary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signa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Charter 08 defends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and has in due course been signed by several thousand persons both in China itself and abroad.
On the 25th of December 2009, Liu was sentenced to 11 years’ imprisonment and two years’ loss of political rights for, in the words of the sentence, "incitement to the overthrow of the state power and socialist system and the people’s democratic dictatorship." Liu has consistently claimed that the sentence violates both China’s own constitution and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There are many dissidents in China, and their opinions differ on many points. The severe punishment imposed on Liu made him more than a central spokesman for human rights. Practically overnight, he became the very symbol, both in China and internationally, of the struggle for such rights in China.
Your Majesties, ladies and gentlemen,
During the cold war,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peace and human rights were disputed.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however, peace researchers and political scientists have almost without exception underlined how close those connections are. This is, allegedly, one of the most "robust" findings they have arrived at. Democracies may go to war against dictatorships, and have certainly waged colonial wars, but there is, apparently, not a single example of a democracy having gone to war against another democracy.
The deeper "fraternity between nations" which Alfred Nobel mentions in his will, and which is a prerequisite for real peace, can hardly be created without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There are scarcely any examples in world history of a great power achieving such rapid growth over such a long period of time as China. Since 1978, year by year, decade after decade, the country’s growth rate has stood at 10 percent or more. A few years ago the country’s output was greater than Germany’s; this year it exceeded Japan’s. China has thus achieved the world’s second largest gross national product. The USA’s national product is still three times greater than China’s, but while China is continuing its advance, the USA is in serious difficulties.
Economic success has lifted several hundred million Chinese out of poverty. For the reduction in the number of poor people in the world, China must be given the main credit.
We can to a certain degree say that China with its 1.3 billion people is carrying mankind’s fate on its shoulders. If the country proves capable of developing a social market economy with full civil rights, this will have a huge favourable impact on the world. If not, there is a danger of social and economic crises arising in the country, with negative consequences for us all.
Historical experience gives us reason to believe that continuing rapid economic growth presupposes opportunities for free research, thinking and debate. And moreover: without freedom of expression, corruption, the abuse of power, and misrule will develop. Every power system must be counterbalanced by popularly elected control, free media, and the right of individual citizens to criticise.
More or less authoritarian states may have long periods of rapid economic growth, but it is no coincidence that nearly all the richest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re democratic. Democracy mobilises new human and technological resources.
China’s new status entails increased responsibility. China must be prepared for criticism and regard it as positive – as an opportunity for improvement. This must be the case wherever there is great power. We have all formed opinions on the role of the USA through the years. Friends and allies criticised the country both for the Vietnam War and for the lack of civil rights for the coloured people. Many Americans were opposed to the award of the Nobel Peace Prize to Martin Luther King in 1964. Looking back, we can see that the USA grew stronger when the African-American people obtained their rights.
Many will ask whether China’s weakness – for all the strength the country is currently showing – is not manifested in the need to imprison a man for eleven years merely for expressing his opinions on how his country should be governed.
This weakness finds clear expression in the sentence on Liu, where it is underlined as especially serious that he spread his opinions on the Internet. But those who fear technological advances have every reason to fear the futur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an not be abolished. It will continue to open societies. As Russia’s President Dmitrij Medvedev put it in an address to the Duma: "The new information technology gives us an opportunity to become connected with the world. The world and society are growing more open even if the ruling class does not like it."
No doubt Medvedev had the fate of the Soviet Union in mind. Compulsory uniformity and control of thought prevented the country from participating in the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which took place in the 1970s and 80s. The system broke down. The country would have stood to gain a great deal more from entering into a dialogue at an early stage with people like Andrej Sakharov.
Your Majesties, ladies and gentlemen,
Today neither the nation-state nor a majority within the nation-state has unlimited authority. Human rights limit what the nation-state and the majority in a nation-state can do. This must apply to all states that are membe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and who have acceded to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China has signed and even ratified several of the UN’s and the ILO’s major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 on human rights. It is interesting that China has accepted the supranational conflict-resolving mechanism of the WTO.
China’s own constitution upholds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Article 35 of the country’s constitution thus lays down that "Citize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njoy freedom of speech, of the press, of assembly, of association, of procession and of demonstration." Article 41 begins by stating that citizens "…have the right to criticise and make suggestions regarding any state organ or functionary."
Liu has exercised his civil rights. He has done nothing wrong. He must therefore be released!
In the past 100 to 150 years,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have gained an ever-stronger position in the world. And with them, peace. This can be clearly seen in Europe, where so many wars were fought, and whose colonial powers started so many wars around the world. Europe today is on the whole a continent of "peace". Decolonization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gave a number of countries, first in Asia and then in Africa, the chance to govern themselves with respect for basic human rights. With India in the lead, many of them seized the opportunity. Over the latest decades, we have seen how democracy has consolidated its position in Latin America and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Many countries in the Muslim part of the world are treading the same path: Turkey, Indonesia, Malaysia. Several other countries are in the process of opening up their political systems.
The human rights activists in China are defenders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the main trends in the global community. Viewed in that light, they are thus not dissidents, but representatives of the main lines of development in today’s world.
Liu denies that criticism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s the same as offending China and the Chinese people. He argues that "Even if the Communist Party is the ruling party, it cannot be equated with the country, let alone with the nation and its culture." Changes in China can take time, a very long time: political reforms should, as Liu says, " be gradual, peaceful, orderly and controlled." China has had enough of attempts at revolutionary change. They only lead to chaos. But as Liu also writes, "An enormous transformation towards pluralism in society has already taken place, and official authority is no longer able to fully control the whole society." However strong the power of the regime may appear to be, every single individual must do his best to live, in his words, "an honest life with dignity."
The answer from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is to claim that this year’s Peace Prize humiliates China, and to give very derogatory descriptions of Liu.
History shows many examples of political leaders playing on nationalist feelings and attempting to demonize holders of contrary opinions. They soon become foreign agents. This has sometimes happened in the name of democracy and freedom, but almost always with a tragic outcome.
We recognise this in the rhetoric of the struggle against terrorism: "You are either for me or against me." Such undemocratic methods as torture and imprisonment without sentence have been used in the name of freedom. This has led to more polarisation of the world and harmed the fight against terrorism.
Liu Xiaobo is an optimist, despite his many years in prison. In his closing appeal to the court on the 23rd of December 2009, he said: "I, filled with optimism, look forward to the advent of a future free China. For there is no force that can put an end to the human quest for freedom, and China will in the end become a nation ruled by law, where human rights reign supreme."
Isaac Newton once said, "If I have seen further, it is by standing on the shoulders of giants." When we are able to look ahead today, it is because we are standing on the shoulders of the many men and women who over the years – often at great risk – have stood up for what they believed in and thus made our freedom possible.
Therefore: while others at this time are counting their money, focussing exclusively on their short-term national interests, or remaining indifferent, the Norwegian Nobel Committee has once again chosen to support those who fight – for us all.
We congratulate Liu Xiaobo on the Nobel Peace Prize for 2010. His views will in the long run strengthen China. We extend to him and to China our very best wishes for the years ahead.
Your Majesties, Excellencies,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Norwegian Nobel Committee has decided to award the Nobel Peace Prize for 2010 to Liu Xiaobo for his long and non-violent struggle for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in China. The Norwegian Nobel Committee has long believed that there is a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human rights and peace. Such rights are a prerequisite for the "fraternity between nations" of which Alfred Nobel wrote in his will."
This was the first paragraph of the Norwegian Nobel Committee’s announcement on the 8th of October of the award of this year’s Peace Prize.
We regret that the Laureate is not present here today. He is in isolation in a prison in north-east China. Nor can the Laureate’s wife Liu Xia or his closest relatives be here with us. No medal or diploma will therefore be presented here today.
This fact alone shows that the award was necessary and appropriate. We congratulate Liu Xiaobo on this year’s Peace Prize.
There have been a number of previous occasions when the Laureate has been prevented from attending. This has in fact been the case with several awards which have proved in the light of history to have been most significant and honourable. Even when the Laureate has come, he or she has several times been severely condemned by the authorities of his or her own country.
There was a great deal of trouble in 1935, when the Committee gave the award to Carl von Ossietzky. Hitler was furious, and prohibited all Germans from accepting any Nobel Prize. King Haakon did not attend the ceremony. Ossietzky did not come to Oslo, and died a little over a year later.
There was considerable outrage in Moscow when Andrej Sakharov received his Prize in 1975. He, too, was prevented from receiving the award in person. He sent his wife. The same thing happened to Lech Walesa in 1983. The Burmese authorities were furious when Aung San Suu Kyi received the Peace Prize in 1991. Once again, the Laureate could not come to Oslo.
In 2003, Shirin Ebadi received the Nobel Peace Prize. She came. Much could be said of the reaction of the Iranian authorities, but the Iranian Ambassador did in fact attend the ceremony.
The Norwegian Nobel Committee has given four Prizes to South Africa. All the Laureates came to Oslo, but the awards to Albert Lutuli in 1960 and to Desmond Tutu in 1984 provoked great outrage in the apartheid regime in South Africa, before the applause broke out thanks to the awards to Nelson Mandela and F.W. de Klerk in 1993.
The point of these awards has of course never been to offend anyone. The Nobel Committee’s intention has been to say something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rights, democracy and peace. And it has been important to remind the world that the rights so widely enjoyed today were fought for and won by persons who took great risks.
They did so for others. That is why Liu Xiaobo deserves our support.
Although none of the Committee’s members have ever met Liu, we feel that we know him. We have studied him closely over a long period of time.
Liu was born on the 28th of December 1955 in Changchun in China’s Jilin province. He took a Bachelor’s degree in literature at Jilin University, and a Master’s degree and a PhD at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where he also taught. Stays abroad included visits to Oslo, Hawaii, and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In 1989 he returned home to take part in the dawning democracy movement. On the 2nd of June he and some friends started a hunger strike on Tiananmen Square to protest against the state of emergency that had been declared. They issued a six-point democratic manifesto, written by Liu, opposing dictatorship and in favour of democracy. Liu was opposed to any physical struggle against the authorities on the part of the students; he tried to find a peaceful solution to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students and the government. Non-violence was already figuring prominently in his message. On the 4th of June he and his friends tried to prevent a clash between the army and the students. He was only partially successful. Many lives were lost, most of them outside Tiananmen Square.
Liu has told his wife that he would like this year’s Peace Prize to be dedicated to "the lost souls from the 4th of June." It is a pleasure for us to fulfil his wish.
Liu has said that "The greatness of non-violent resistance is that even as man is faced with forceful tyranny and the resulting suffering, the victim responds to hate with love, to prejudice with tolerance, to arrogance with humility, to humiliation with dignity, and to violence with reason."
Tiananmen became a turning-point in Liu’s life.
In 1996, Liu was sentenced to three years in a labour camp for "rumour-mongering and slander." He was president of the independent Chinese PEN-centre from 2003 to 2007. Liu has written nearly 800 essays, 499 of them since 2005. He was one of the chief architects behind Charter 08, which was made known on the 10th of December 2008, which was, in the words of the document’s Preamble, on the occasion of "the one hundredth anniversary of China’s first Constitution,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the birth of the Democracy Wall, and the 10th anniversary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signa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Charter 08 defends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and has in due course been signed by several thousand persons both in China itself and abroad.
On the 25th of December 2009, Liu was sentenced to 11 years’ imprisonment and two years’ loss of political rights for, in the words of the sentence, "incitement to the overthrow of the state power and socialist system and the people’s democratic dictatorship." Liu has consistently claimed that the sentence violates both China’s own constitution and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There are many dissidents in China, and their opinions differ on many points. The severe punishment imposed on Liu made him more than a central spokesman for human rights. Practically overnight, he became the very symbol, both in China and internationally, of the struggle for such rights in China.
Your Majesties, ladies and gentlemen,
During the cold war,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peace and human rights were disputed.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however, peace researchers and political scientists have almost without exception underlined how close those connections are. This is, allegedly, one of the most "robust" findings they have arrived at. Democracies may go to war against dictatorships, and have certainly waged colonial wars, but there is, apparently, not a single example of a democracy having gone to war against another democracy.
The deeper "fraternity between nations" which Alfred Nobel mentions in his will, and which is a prerequisite for real peace, can hardly be created without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There are scarcely any examples in world history of a great power achieving such rapid growth over such a long period of time as China. Since 1978, year by year, decade after decade, the country’s growth rate has stood at 10 percent or more. A few years ago the country’s output was greater than Germany’s; this year it exceeded Japan’s. China has thus achieved the world’s second largest gross national product. The USA’s national product is still three times greater than China’s, but while China is continuing its advance, the USA is in serious difficulties.
Economic success has lifted several hundred million Chinese out of poverty. For the reduction in the number of poor people in the world, China must be given the main credit.
We can to a certain degree say that China with its 1.3 billion people is carrying mankind’s fate on its shoulders. If the country proves capable of developing a social market economy with full civil rights, this will have a huge favourable impact on the world. If not, there is a danger of social and economic crises arising in the country, with negative consequences for us all.
Historical experience gives us reason to believe that continuing rapid economic growth presupposes opportunities for free research, thinking and debate. And moreover: without freedom of expression, corruption, the abuse of power, and misrule will develop. Every power system must be counterbalanced by popularly elected control, free media, and the right of individual citizens to criticise.
More or less authoritarian states may have long periods of rapid economic growth, but it is no coincidence that nearly all the richest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re democratic. Democracy mobilises new human and technological resources.
China’s new status entails increased responsibility. China must be prepared for criticism and regard it as positive – as an opportunity for improvement. This must be the case wherever there is great power. We have all formed opinions on the role of the USA through the years. Friends and allies criticised the country both for the Vietnam War and for the lack of civil rights for the coloured people. Many Americans were opposed to the award of the Nobel Peace Prize to Martin Luther King in 1964. Looking back, we can see that the USA grew stronger when the African-American people obtained their rights.
Many will ask whether China’s weakness – for all the strength the country is currently showing – is not manifested in the need to imprison a man for eleven years merely for expressing his opinions on how his country should be governed.
This weakness finds clear expression in the sentence on Liu, where it is underlined as especially serious that he spread his opinions on the Internet. But those who fear technological advances have every reason to fear the futur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an not be abolished. It will continue to open societies. As Russia’s President Dmitrij Medvedev put it in an address to the Duma: "The new information technology gives us an opportunity to become connected with the world. The world and society are growing more open even if the ruling class does not like it."
No doubt Medvedev had the fate of the Soviet Union in mind. Compulsory uniformity and control of thought prevented the country from participating in the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which took place in the 1970s and 80s. The system broke down. The country would have stood to gain a great deal more from entering into a dialogue at an early stage with people like Andrej Sakharov.
Your Majesties, ladies and gentlemen,
Today neither the nation-state nor a majority within the nation-state has unlimited authority. Human rights limit what the nation-state and the majority in a nation-state can do. This must apply to all states that are membe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and who have acceded to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China has signed and even ratified several of the UN’s and the ILO’s major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 on human rights. It is interesting that China has accepted the supranational conflict-resolving mechanism of the WTO.
China’s own constitution upholds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Article 35 of the country’s constitution thus lays down that "Citize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njoy freedom of speech, of the press, of assembly, of association, of procession and of demonstration." Article 41 begins by stating that citizens "…have the right to criticise and make suggestions regarding any state organ or functionary."
Liu has exercised his civil rights. He has done nothing wrong. He must therefore be released!
In the past 100 to 150 years,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have gained an ever-stronger position in the world. And with them, peace. This can be clearly seen in Europe, where so many wars were fought, and whose colonial powers started so many wars around the world. Europe today is on the whole a continent of "peace". Decolonization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gave a number of countries, first in Asia and then in Africa, the chance to govern themselves with respect for basic human rights. With India in the lead, many of them seized the opportunity. Over the latest decades, we have seen how democracy has consolidated its position in Latin America and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Many countries in the Muslim part of the world are treading the same path: Turkey, Indonesia, Malaysia. Several other countries are in the process of opening up their political systems.
The human rights activists in China are defenders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the main trends in the global community. Viewed in that light, they are thus not dissidents, but representatives of the main lines of development in today’s world.
Liu denies that criticism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s the same as offending China and the Chinese people. He argues that "Even if the Communist Party is the ruling party, it cannot be equated with the country, let alone with the nation and its culture." Changes in China can take time, a very long time: political reforms should, as Liu says, " be gradual, peaceful, orderly and controlled." China has had enough of attempts at revolutionary change. They only lead to chaos. But as Liu also writes, "An enormous transformation towards pluralism in society has already taken place, and official authority is no longer able to fully control the whole society." However strong the power of the regime may appear to be, every single individual must do his best to live, in his words, "an honest life with dignity."
The answer from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is to claim that this year’s Peace Prize humiliates China, and to give very derogatory descriptions of Liu.
History shows many examples of political leaders playing on nationalist feelings and attempting to demonize holders of contrary opinions. They soon become foreign agents. This has sometimes happened in the name of democracy and freedom, but almost always with a tragic outcome.
We recognise this in the rhetoric of the struggle against terrorism: "You are either for me or against me." Such undemocratic methods as torture and imprisonment without sentence have been used in the name of freedom. This has led to more polarisation of the world and harmed the fight against terrorism.
Liu Xiaobo is an optimist, despite his many years in prison. In his closing appeal to the court on the 23rd of December 2009, he said: "I, filled with optimism, look forward to the advent of a future free China. For there is no force that can put an end to the human quest for freedom, and China will in the end become a nation ruled by law, where human rights reign supreme."
Isaac Newton once said, "If I have seen further, it is by standing on the shoulders of giants." When we are able to look ahead today, it is because we are standing on the shoulders of the many men and women who over the years – often at great risk – have stood up for what they believed in and thus made our freedom possible.
Therefore: while others at this time are counting their money, focussing exclusively on their short-term national interests, or remaining indifferent, the Norwegian Nobel Committee has once again chosen to support those who fight – for us all.
We congratulate Liu Xiaobo on the Nobel Peace Prize for 2010. His views will in the long run strengthen China. We extend to him and to China our very best wishes for the years ahead.
往自由之旅
起程去奧斯陸那一天剛好是我的生日，收到不少朋友的祝福電郵。劉曉波是今年的諾貝爾和平獎的得主，我應邀到奧斯陸觀禮。有幸參加這個大日子，不少朋友為我感到高興，紛紛祝賀，當中我受洗的 God Father（也是好朋友） Bill McGurn給我的電郵尤其令我感動。
他說到人生最值得慶幸的，不是得到了些甚麼收穫，而是做對了事情。沒有錯，我們享有的不是擁有的東西，做對了事情才帶來真正的快樂。起程那一天更有好友請我和太太到榮榮園吃了一頓出奇地好的上海菜，那確是快樂得很的一天。
抵達奧斯陸那一天的傍晚楊健利先生安排了個聚會。會上我第一次遇到許多鼎鼎大名的中國異見人士，包括吾爾開希，那是我第一次跟他碰面。他上台講了一番令我非常感動的說話，而那也令我體味到六四時他當上學生領袖，那絕非是偶然發生的事。他有領袖的氣質和智慧，前途未可限量。
起程時李怡兄又傳來電郵。他說知道我會在奧斯陸作演講，要我交講稿給他在香港《蘋果日報》刊登。沒有人邀請過我作演講，可是李怡消息異常靈通。經他這麼一說，為了避免臨場給殺個措手不及，我還是準備了一篇簡短的演詞。
不過聚會上很多人上台講話，演詞有長有短，楊健利先生好意將我放到最後。輪到我說話時已經很晚了，會場只剩下小貓三數隻，大部分記者更早已離場。那個氣氛不適合作演講，故此我只上台說了兩三句說話算是應付過去了。
之後，心中有股不吐不快的鬱悶，沒有機會講出心中要說的話，有點可惜。既然如此，不如將那篇講詞放在這裡，好抒發抑鬱心底下的悶氣。希望讀者不要介意，尤其這是篇英文講稿：
In this room we are honored to have many distinguished guests and leaders. Yet the most distinguished man of all is not here- because he sits in a Chinese jail cell. This man is Liu Xiaobo.
Tomorrow the Nobel committee will award him the world's highest prize for peace. Tonight I would like to speak about what this award says about Mr. Liu- as well as about the homeland whose future he loves so much he is willing to endure prison for it. For with this year's peace prize, the world sends an important message- to China… to Mr. Liu… and to those who must continue his good work.
The message this prize sends to China is this: The world sees your strength and promise, but it also sees your weakness. China has achieved its dreams of being an economic and military superpower. In this hopeful new century, no colonial power has control over Chinese soil.
At the same time, the world also sees that China has yet to create a state worthy of its people. Human rights are not respected... political freedom does not exist... and those who seek to change this for the better are called"criminals."
With this Nobel peace prize, the world reminds China that she will never gain the respect she wants abroad until she earns the trust of her people at home. The first test of a nation's greatness is how she treats her own citizens. This prize points to that better day over the horizon, when China takes her rightful place in the ranks of free nations.
The message this prize sends to Mr. Liu is this: You are not alone.
In the stillness of your cell, you may be isolated. You may be deprived of news. You may be treated like the criminal the government says you are.
But even your jailers know your voice cannot be contained in China. Your call for a moral and political order that respects the freedom and dignity of every human being echoes across our world.
With your witness, you have given the lie to the idea that the Chinese people are different- outside the fundamental human liberties that belong to all men and all women of all nations at all times. And you have inspired others in jail cells in Burma, Vietnam, the Sudan- and every other nation that rejects freedom for its people.
Some leaders, including President Obama, have called for your immediate release from jail. Every man and woman in this room joins that call.
This prize, however, reminds us that this is not enough. It is not enough to release a man or woman unjustly prisoned into a society that is itself a larger form of prison. We work for the day when those now called criminals for advocating for human rights walk freely in a free and confident Chinese society.
Finally, this prize sends a message to all Liu Xiaobo's friends and allies. By his work, Mr. Liu has taken moral responsibility for his nation's free future. We who claim to be his friends can do no less. We must do so, even in the face of threats, imprisonment, or death.
In taking this responsibility, Liu Xiaobo has shunned violence. He has sought only to reform and make stronger, not to tear down. We follow his example of peace.
Our goal is not to topple China's regime. Our goal is to repair and restore the crumbled moral foundation on which it rests. This is the tireless work of years and decades. It requires patience in the face of trial... it requires peace in response to provocation... it requires moral audacity in response to the temptation to accept a comfortable status quo.
Ladies and gentlemen, that is the work begun by Liu Xiaobo, the work that begins anew this evening. And when the Nobel committee honors him tomorrow with its peace prize, I tell you this: all across this world, the friends of liberty will say: Truly the Chinese people have stood up.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黎智英)
他說到人生最值得慶幸的，不是得到了些甚麼收穫，而是做對了事情。沒有錯，我們享有的不是擁有的東西，做對了事情才帶來真正的快樂。起程那一天更有好友請我和太太到榮榮園吃了一頓出奇地好的上海菜，那確是快樂得很的一天。
抵達奧斯陸那一天的傍晚楊健利先生安排了個聚會。會上我第一次遇到許多鼎鼎大名的中國異見人士，包括吾爾開希，那是我第一次跟他碰面。他上台講了一番令我非常感動的說話，而那也令我體味到六四時他當上學生領袖，那絕非是偶然發生的事。他有領袖的氣質和智慧，前途未可限量。
起程時李怡兄又傳來電郵。他說知道我會在奧斯陸作演講，要我交講稿給他在香港《蘋果日報》刊登。沒有人邀請過我作演講，可是李怡消息異常靈通。經他這麼一說，為了避免臨場給殺個措手不及，我還是準備了一篇簡短的演詞。
不過聚會上很多人上台講話，演詞有長有短，楊健利先生好意將我放到最後。輪到我說話時已經很晚了，會場只剩下小貓三數隻，大部分記者更早已離場。那個氣氛不適合作演講，故此我只上台說了兩三句說話算是應付過去了。
之後，心中有股不吐不快的鬱悶，沒有機會講出心中要說的話，有點可惜。既然如此，不如將那篇講詞放在這裡，好抒發抑鬱心底下的悶氣。希望讀者不要介意，尤其這是篇英文講稿：
In this room we are honored to have many distinguished guests and leaders. Yet the most distinguished man of all is not here- because he sits in a Chinese jail cell. This man is Liu Xiaobo.
Tomorrow the Nobel committee will award him the world's highest prize for peace. Tonight I would like to speak about what this award says about Mr. Liu- as well as about the homeland whose future he loves so much he is willing to endure prison for it. For with this year's peace prize, the world sends an important message- to China… to Mr. Liu… and to those who must continue his good work.
The message this prize sends to China is this: The world sees your strength and promise, but it also sees your weakness. China has achieved its dreams of being an economic and military superpower. In this hopeful new century, no colonial power has control over Chinese soil.
At the same time, the world also sees that China has yet to create a state worthy of its people. Human rights are not respected... political freedom does not exist... and those who seek to change this for the better are called"criminals."
With this Nobel peace prize, the world reminds China that she will never gain the respect she wants abroad until she earns the trust of her people at home. The first test of a nation's greatness is how she treats her own citizens. This prize points to that better day over the horizon, when China takes her rightful place in the ranks of free nations.
The message this prize sends to Mr. Liu is this: You are not alone.
In the stillness of your cell, you may be isolated. You may be deprived of news. You may be treated like the criminal the government says you are.
But even your jailers know your voice cannot be contained in China. Your call for a moral and political order that respects the freedom and dignity of every human being echoes across our world.
With your witness, you have given the lie to the idea that the Chinese people are different- outside the fundamental human liberties that belong to all men and all women of all nations at all times. And you have inspired others in jail cells in Burma, Vietnam, the Sudan- and every other nation that rejects freedom for its people.
Some leaders, including President Obama, have called for your immediate release from jail. Every man and woman in this room joins that call.
This prize, however, reminds us that this is not enough. It is not enough to release a man or woman unjustly prisoned into a society that is itself a larger form of prison. We work for the day when those now called criminals for advocating for human rights walk freely in a free and confident Chinese society.
Finally, this prize sends a message to all Liu Xiaobo's friends and allies. By his work, Mr. Liu has taken moral responsibility for his nation's free future. We who claim to be his friends can do no less. We must do so, even in the face of threats, imprisonment, or death.
In taking this responsibility, Liu Xiaobo has shunned violence. He has sought only to reform and make stronger, not to tear down. We follow his example of peace.
Our goal is not to topple China's regime. Our goal is to repair and restore the crumbled moral foundation on which it rests. This is the tireless work of years and decades. It requires patience in the face of trial... it requires peace in response to provocation... it requires moral audacity in response to the temptation to accept a comfortable status quo.
Ladies and gentlemen, that is the work begun by Liu Xiaobo, the work that begins anew this evening. And when the Nobel committee honors him tomorrow with its peace prize, I tell you this: all across this world, the friends of liberty will say: Truly the Chinese people have stood up.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黎智英)
2010-12-08
Who owns the Wikileaks domain names?
There is some confusion over who runs the Wikileaks.org domain, the organisation's main address that was taken offline on 3 December.
Even some of its providers admit they do not know who owns the addresses, including its new home wikileaks.ch.
The .org name was registered by a third-party organisation, which specialises in masking the identity of the owner.
The organisation owns many more addresses, whilst volunteers have also set up their own wikileaks site.
However, some names, including wikileaks.net, wikileaks.com and wikileaks.us, are owned by Wikia - a company founded by Jimmy Wales but separate from Wikipedia.
Jimmy Wales, the founder of Wikipedia, told BBC News, this was because of a technicality.
"When Wikileaks first started they issued a press release describing themselves as 'the Wikipedia of secrets'," he said.
To protect the name, Wikia registered a series of Wikileaks addresses, which were sold to Wikileaks a few years later.
However, Wikileaks has never completed the transfer, said Mr Wales.
"We've been bugging them to do it since they hit the news," he said.
"We try to tell people we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Wikileaks everyday.
Even some of its providers admit they do not know who owns the addresses, including its new home wikileaks.ch.
The .org name was registered by a third-party organisation, which specialises in masking the identity of the owner.
The organisation owns many more addresses, whilst volunteers have also set up their own wikileaks site.
However, some names, including wikileaks.net, wikileaks.com and wikileaks.us, are owned by Wikia - a company founded by Jimmy Wales but separate from Wikipedia.
Jimmy Wales, the founder of Wikipedia, told BBC News, this was because of a technicality.
"When Wikileaks first started they issued a press release describing themselves as 'the Wikipedia of secrets'," he said.
To protect the name, Wikia registered a series of Wikileaks addresses, which were sold to Wikileaks a few years later.
However, Wikileaks has never completed the transfer, said Mr Wales.
"We've been bugging them to do it since they hit the news," he said.
"We try to tell people we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Wikileaks everyday.
Napa Valley試酒
Napa Valley是除了波爾多、勃根地以外最響噹噹的紅酒產區。這次到三藩市前已跟朋友打了招呼，要到 Napa Valley來一趟試酒之旅。
美國葡萄酒喝的少，沒有留下甚麼深刻印象，只知道 Napa Valley在釀酒技術方面常有新猷，據說質量大有進步，直逼甚至超越法國這個皇者。釀酒這回事跟寫文章一樣，酒莊、釀酒師說覺得自己的酒最好、最有特色，美國酒是否已超越法國紅酒還是讓他們各說各話好了，最重要的是它們保持本身的特色，留着土壤、氣候的味道。
還是第一次參加試酒之旅，有點大鄉里進城的模樣，不知道在那裏付錢，不知道從何開始，直到一位頭髮有綠色 hi-light、秀着「事業線」的年青女職員開口招呼，把試酒的牌遞上才打破悶局。最終選了一個三十五美元四杯的「試飲套餐」，都是○七年的紅酒，不過葡萄的組合不同，還各自取了有趣的名字如 Trilogy、 Holy Smoke、 Wild Boar，其中 Holy Smoke被評為值九十四分的好酒。女職員很熟練的、拿出四個紅酒杯，先介紹一下將要喝的酒，有甚麼特色，有甚麼 aura，該期待甚麼味道，再徐徐把酒倒進杯中。
為了掩飾「大鄉里」的本質，趕緊把在電影、漫畫、書中看過的試酒方法搬出來，先煞有介事的斜斜端起酒杯，讓光線穿透紅酒，看看色澤是清是濁，是紅磚還是紅寶石般。再來是拼命把鼻子伸進酒杯中，試圖分辨有沒有朱古力、黑醋栗或花香味。嗅了又嗅後終於把酒喝下，還刻意讓寶石色的酒液在口腔反覆流轉，以顯示自己真的知道如何嚐清楚複雜的味道。
可惜，紅酒喝的實在不夠，掌握不到酒香、酒味的層次，做了試飲「大龍鳳」後對酒的印象還是模糊得很。職員問我感覺如何時亦有點支吾，只能簡單的胡謅幾句。女職員當然不以為意，大抵一年到頭已看過不少我這種「知少少扮代表」的酒徒吧！
(盧峯)
美國葡萄酒喝的少，沒有留下甚麼深刻印象，只知道 Napa Valley在釀酒技術方面常有新猷，據說質量大有進步，直逼甚至超越法國這個皇者。釀酒這回事跟寫文章一樣，酒莊、釀酒師說覺得自己的酒最好、最有特色，美國酒是否已超越法國紅酒還是讓他們各說各話好了，最重要的是它們保持本身的特色，留着土壤、氣候的味道。
還是第一次參加試酒之旅，有點大鄉里進城的模樣，不知道在那裏付錢，不知道從何開始，直到一位頭髮有綠色 hi-light、秀着「事業線」的年青女職員開口招呼，把試酒的牌遞上才打破悶局。最終選了一個三十五美元四杯的「試飲套餐」，都是○七年的紅酒，不過葡萄的組合不同，還各自取了有趣的名字如 Trilogy、 Holy Smoke、 Wild Boar，其中 Holy Smoke被評為值九十四分的好酒。女職員很熟練的、拿出四個紅酒杯，先介紹一下將要喝的酒，有甚麼特色，有甚麼 aura，該期待甚麼味道，再徐徐把酒倒進杯中。
為了掩飾「大鄉里」的本質，趕緊把在電影、漫畫、書中看過的試酒方法搬出來，先煞有介事的斜斜端起酒杯，讓光線穿透紅酒，看看色澤是清是濁，是紅磚還是紅寶石般。再來是拼命把鼻子伸進酒杯中，試圖分辨有沒有朱古力、黑醋栗或花香味。嗅了又嗅後終於把酒喝下，還刻意讓寶石色的酒液在口腔反覆流轉，以顯示自己真的知道如何嚐清楚複雜的味道。
可惜，紅酒喝的實在不夠，掌握不到酒香、酒味的層次，做了試飲「大龍鳳」後對酒的印象還是模糊得很。職員問我感覺如何時亦有點支吾，只能簡單的胡謅幾句。女職員當然不以為意，大抵一年到頭已看過不少我這種「知少少扮代表」的酒徒吧！
(盧峯)
2010-11-10
蔡子強：「放下」，就能成佛
禪門公案裏，有我很喜歡的一則佛家故事：
有兩位僧人正準備涉水過河，恰巧有一位美麗的女子也在河邊，卻因水勢湍急而裹足。於是其中一位，便微笑着將她背在肩上，幫她渡河。不料，他的同伴看到後心裏卻十分憤怒，不是說男女授受不親嗎﹖更何況是出家人！心裏不禁悶了一肚子氣。
一個時辰後，當兩人回到佛寺，後者愈想愈不忿，終於按捺不住，責備對方，說他的行為可恥，違反了戒律。前者驚訝的說：「甚麼事可恥？我究竟違反了甚麼戒律？」
後者更加憤怒，說：「你竟然裝傻扮懵，你剛剛把一位年輕貌美的女子背在肩上呀﹗」
「噢﹗原來如此。」僧人終於恍然大悟，遂笑說：「我早已把這位女施主放低在河邊了，但相反，你卻一直背負着她呀！」
「放下」，對於很多人來說，都是一件說易行難的事。人往往會被心裏的不忿，折磨半生，甚至最終毀掉自己。
很多時，旁人大惑不解的，就是一些看似小事，卻會令某些人，人心變異，鬱結成恨，又甚至自尋短見，原因就是當事人放不低，想得太多，愈想愈鑽進了牛角尖、死胡同。
大家或許會有過以下經驗。有一天，終於痛下決心，整理積存的舊物。當中偶然翻出幾本封塵的日記。日記的紙質早已發黃，但你仍然饒有趣味，逐頁逐頁的翻看。在那些潦草的字體中，記錄了你的青葱歲月：
「今天，學校派發了成績表，萬萬沒有想到，自己竟然三甲不入。這是讀書以來的頭一趟，我難過得哭了出來。這是我畢生最失敗的一天，於是我懲罰自己，不讓自己吃飯。我發誓，要永遠記住這恥辱的一天，好讓自己日後有所警惕。」
「今天，我十分難過，剛剛與母親吵了一頓。我不明白她為何如此對待我，或許，我根本不是她親生的！我永遠不會原諒她。這個家已經沒有絲毫的溫暖，總有一天，我會離家出走！」
「我終於遇上命中注定的那一個，我將執子之手，與子終老；海枯石爛，永不變心。我知道終我餘生，將無可能會愛上其他女子。」……
看到這裏，或許，你已經忍不住莞爾。但至為尷尬的是，你甚至已經記不起，當日為甚麼會與母親吵架；那個曾經以為是自己生命全部的女孩子，如今印象、輪廓已經十分模糊；又或者，比起大學畢業後這十幾年所遇到的挫折和創傷，當天的所謂失敗，根本算不上怎樣一回事。
原來當年一度令你要生要死的，若干年後，才發現竟然原來是如此微不足道。
學習「放下」，是讓自己得到幸福的不二法門。
有兩位僧人正準備涉水過河，恰巧有一位美麗的女子也在河邊，卻因水勢湍急而裹足。於是其中一位，便微笑着將她背在肩上，幫她渡河。不料，他的同伴看到後心裏卻十分憤怒，不是說男女授受不親嗎﹖更何況是出家人！心裏不禁悶了一肚子氣。
一個時辰後，當兩人回到佛寺，後者愈想愈不忿，終於按捺不住，責備對方，說他的行為可恥，違反了戒律。前者驚訝的說：「甚麼事可恥？我究竟違反了甚麼戒律？」
後者更加憤怒，說：「你竟然裝傻扮懵，你剛剛把一位年輕貌美的女子背在肩上呀﹗」
「噢﹗原來如此。」僧人終於恍然大悟，遂笑說：「我早已把這位女施主放低在河邊了，但相反，你卻一直背負着她呀！」
「放下」，對於很多人來說，都是一件說易行難的事。人往往會被心裏的不忿，折磨半生，甚至最終毀掉自己。
很多時，旁人大惑不解的，就是一些看似小事，卻會令某些人，人心變異，鬱結成恨，又甚至自尋短見，原因就是當事人放不低，想得太多，愈想愈鑽進了牛角尖、死胡同。
大家或許會有過以下經驗。有一天，終於痛下決心，整理積存的舊物。當中偶然翻出幾本封塵的日記。日記的紙質早已發黃，但你仍然饒有趣味，逐頁逐頁的翻看。在那些潦草的字體中，記錄了你的青葱歲月：
「今天，學校派發了成績表，萬萬沒有想到，自己竟然三甲不入。這是讀書以來的頭一趟，我難過得哭了出來。這是我畢生最失敗的一天，於是我懲罰自己，不讓自己吃飯。我發誓，要永遠記住這恥辱的一天，好讓自己日後有所警惕。」
「今天，我十分難過，剛剛與母親吵了一頓。我不明白她為何如此對待我，或許，我根本不是她親生的！我永遠不會原諒她。這個家已經沒有絲毫的溫暖，總有一天，我會離家出走！」
「我終於遇上命中注定的那一個，我將執子之手，與子終老；海枯石爛，永不變心。我知道終我餘生，將無可能會愛上其他女子。」……
看到這裏，或許，你已經忍不住莞爾。但至為尷尬的是，你甚至已經記不起，當日為甚麼會與母親吵架；那個曾經以為是自己生命全部的女孩子，如今印象、輪廓已經十分模糊；又或者，比起大學畢業後這十幾年所遇到的挫折和創傷，當天的所謂失敗，根本算不上怎樣一回事。
原來當年一度令你要生要死的，若干年後，才發現竟然原來是如此微不足道。
學習「放下」，是讓自己得到幸福的不二法門。
2010-10-27
邏輯思維小測驗
朋友傳來幾個智力小測驗，是對一個人的邏輯思維的考察。幾個問題不難，但必須立即回答，不能花時間細想。
第一題是：你參加賽跑，追過了第二名，你是第幾名？第二題是：你參加賽跑，追過了最後一名，你是第幾名？第一題如你回答是第一名，那就錯了，因為你追過第二名，你只是取代他的位置，你正是第二名。
第二題如你的答案是倒數第二名，那你也錯了。既然是最後一名，你從哪裏追過他呢？莫非你從場外走進來？所以答案應是：不存在追過最後一名的情況。
第三題你只能在腦中盤算，不能用紙筆或計算機： 1000加 40，再加 1000又加 30，再加 1000又加 20，再加 1000又加 10，總數是多少？你會回答是 5000嗎？那就錯了。正確答案是 4100。
第四題是： Mary的父親有五個女兒，第一個叫 Nana，第二個叫 Nene，第三個叫 Nini，第四個叫 Nono，請問第五個叫什麼？你會回答叫 Nunu嗎？錯了。當然是叫 Mary啦。不要忘了題目是： Mary的父親有五個女兒。
第五題是：一個啞巴想買牙刷，他模仿刷牙的動作向店主表達，成功完成購買。如果一個瞎子想買一副太陽眼鏡，他要如何表達？是模仿戴眼鏡的動作嗎？錯了。答案是：他只要張開嘴巴說就可以了，因為他是瞎子，不是啞巴。
五道題，我都答對了。因為年輕時讀和寫過邏輯學，知道犯錯往往是被不相干的語言誤導，故必須緊扣題目作思考。讀友們不妨試試自己的邏輯思維能力。
（李怡）
2010-10-25
金漬
很多讀者以為我最喜歡日本，其實我對韓國，更是情有獨鍾。當然，也愛上了他們的國食泡菜 Kimchi了。一直把 Kimchi寫為「金漬」。
最近在一篇報導中看到，「金」字，在韓語中唸成了 Geum，才知道是錯誤。原來，它是沒有漢字的。近來韓國泡菜的價格大幅高漲，主要的原料失收，白菜由一棵二點五美金加到十四塊美金，合港幣一百多，其他的蘿蔔、辣椒和大蒜也是幾倍地上漲。
所以，韓國人叫它成「金」了，發音從 Kimchi變成 Geum-chi。本來，這是家家戶戶，一代傳一代在家庭做的。當今大家買不起，都紛紛到超市去搶購大公司機器生產，當然都說味道差了許多。報紙上的社評把這個現象說成「國家悲劇」，而《東正日報》的頭條是：「世紀大災難」。
皆因韓國人不可一日無此君，就算是光顧中華料理，或者西餐廳也得奉上一碟泡菜。政府沒有對策嗎？總統李明博下緊急命令，向中國買一百五十噸的白菜和蘿蔔，但又受反對黨攻擊，停止再度輸入。韓國人民一向愛國心重，強調自供自給。
這一來可慘，有些餐廳，連泡菜也要收錢了。對日本人來說，是理所當然的，他們的韓國食肆，泡菜另算。
可是韓國本身，這是自古以來的免費奉送傳統，人民嘩然。美國人也不了解這種現象，要解釋給他們聽的話，唯有說：「你們有沒有試過，加在熱狗裏面的番茄醬要收錢的呢？」「捱一會吧。」韓國人說：「這種苦難的日子總會過，白菜蘿蔔的失收，不會維持太久。」
是的，韓國是一個刻苦耐勞的民族，被外國統治、受歧視、經內戰，但最後都能把文化發揚光大，當今連日本也要接受韓流韓風，又影響整個東南亞，韓國人捱點劣貨泡菜算不了什麼，好日子會來。 (蔡瀾)
2010-10-21
日本余市 20年 (1988)
終於喝了前年被權威雜誌（ Whisky Magazine）選為全球最佳 Single Malt Whisky（單一麥芽威士忌）的日本余市 20年（ 1988），果然名不虛傳。之前慕名喝過余市蒸餾所其他年份的威士忌包括余市 12年、 15年及 17年，印象不太好。
跟艾雷（ Islay）島的威士忌相比，它們幾乎可以說毫無特色，也沒有獨特的香味，感覺就像毫不起眼的路人甲乙丙一樣，記不起他們的樣子，想不起他們的名字。正因為余市的兄弟酒沒有甚麼魅力，對余市 20年的信心也打了折扣，遲遲提不起勁試這支日本威士忌的「皇者」。到上星期終於「的起心肝」試飲了。
沒有加冰，沒有加水，就這樣倒進清澈的高腳玻璃杯裏。酒的顏色比蘇格蘭威士忌淡一點，看來更接近琥珀色。酒在杯子裏晃動時留下了淡淡的琥珀波浪痕跡，煞是漂亮。端近鼻子時，嗅到的一股柔和，舒服的清香，像走進了一間清爽雅潔的樹林小屋一樣，精神為之醒一醒最令人印象難忘的是它的清甜味，是喝過的所有威士忌（日本、蘇格蘭、美國）都沒有的。
那一年余市蒸餾所採的水為甚麼特別甘甜，是不是帶有甚麼特別礦物質，令它如此與別不同呢！為甚麼它的兄弟酒失去了這份甘甜的泉水味呢？喝完最後一口後忽然想起，一九八八年日本還未踏入泡沫經濟的瘋狂期，也許蒸餾所的釀酒師還沒有被天天升、日日漲的股票、樓價弄的頭昏腦脹，還可以專心致志做好釀酒的工作。這份專心讓麥芽、泉水、釀酒技巧可以好好結合，成就了一支好的威士忌。到九十年代泡沫漲了又破，從酒廠到釀酒師都有點心神不屬，釀出來的酒自然不這麼棒了！這個解釋雖然是酒後想出來的，但我覺得或許有點道理！
2010-10-14
滑稽小說家雅各布森奪文學獎
被譽為英語世界最重要文學獎的布克獎（ Man Booker Prize）前天（周二）揭盅，由英國作家雅各布森（ Howard Jacobson）爆冷奪得，除可獲 5萬鎊（約 61.5萬港元）獎金外，風格詼諧的作品《芬克勒問題》（ The Finkler Question）亦勢將一紙風行。
《芬克勒問題》充滿睿智幽默68歲的雅各布森大器晚成， 41歲才推出處女作， 27年來曾兩獲提名，但這是首次打入最後階段，還擊敗大熱門麥卡錫（ Tom McCarthy）、兩奪布克獎的凱里（ Peter Carey）與另外三人。這亦是布克獎成立 42年來首次由滑稽小說奪獎。他領獎時開玩笑說，對奪獎大感意外，因他已慣於當一個「不獲布克獎青睞」的作家，又笑稱歷年準備過多篇獲獎感言，但到後來已沒甚麼感激之意，反而想埋怨評審何以遲遲未賞識他。
《芬克勒問題》是一部關於愛、迷失與男人友誼的幽默小說，透過猶太人角度去探究家庭、社會、信仰、文化、人際關係等課題。評審團主席、詩人莫申（ Andrew Motion）形容這部小說「是不可多得的佳作，充滿了睿智與幽默、憂傷與感性」。布克文學獎設於 1969年，每年頒發一次，主要授予當年出版的優秀長篇英文小說，作者必須是英聯邦或愛爾蘭公民。路透社/法新社
《芬克勒問題》充滿睿智幽默68歲的雅各布森大器晚成， 41歲才推出處女作， 27年來曾兩獲提名，但這是首次打入最後階段，還擊敗大熱門麥卡錫（ Tom McCarthy）、兩奪布克獎的凱里（ Peter Carey）與另外三人。這亦是布克獎成立 42年來首次由滑稽小說奪獎。他領獎時開玩笑說，對奪獎大感意外，因他已慣於當一個「不獲布克獎青睞」的作家，又笑稱歷年準備過多篇獲獎感言，但到後來已沒甚麼感激之意，反而想埋怨評審何以遲遲未賞識他。
《芬克勒問題》是一部關於愛、迷失與男人友誼的幽默小說，透過猶太人角度去探究家庭、社會、信仰、文化、人際關係等課題。評審團主席、詩人莫申（ Andrew Motion）形容這部小說「是不可多得的佳作，充滿了睿智與幽默、憂傷與感性」。布克文學獎設於 1969年，每年頒發一次，主要授予當年出版的優秀長篇英文小說，作者必須是英聯邦或愛爾蘭公民。路透社/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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