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康民：從一個小故事看毛澤東

毛澤東去世已近35年，但對他有貶意的評論仍列為禁區。最近讀《走進毛澤東的最後歲月》一書，其中的一個小故事，讓人對毛澤東的“逆向思維”有深刻的認識。

這本書是根據一位在毛澤東身邊朝夕相處、與他度過最後歲月的女人孟錦雲口述，由內地女作家郭金榮執筆的。別以為這又是在香港出版的禁書，它不像多年前在海外出版的《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那樣，中南海列為高度查禁的書籍。這本是堂堂正正由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公開發售的一本信史。

這本書對毛澤東晚年的日常生活、精神面貌、思想狀態有細緻的描寫。其中不在意地透露了毛澤東的“逆向思維”，他常常喜歡從相反的方面去思考，離經叛道，標新立異。

兩個青年救美的故事

這裡要介紹的一個小故事，是在毛澤東去世前一年，即1975年8月，他忽然動起看電影的興趣，看了一齣香港鳳凰電影製片廠出品的越劇歌唱片《雲中落繡鞋》。

故事的內容大致是：一個富有的員外的千金小姐不慎跌落後花園的枯井中，生命危在旦夕，員外貼出告示，誰能救出小姐，便把小姐許之為妻。有兩位青年同時應召，商量好一個下井，一個用吊繩在上面照應，救出小姐後，隨小姐的意願，想嫁給誰便嫁給誰。

於是一位用筐栓上繩子把另一位青年送到井下，逐個先救小姐，再讓青年上來。在井外負責放筐下井的青年，在救出小姐後，為了獨佔小姐，便狠心地不顧另一青年死活，並用大石堵死井口，便抱著小姐去領賞，成全婚姻美事。

在井下的青年叫天不應，加上井面蓋上石頭，只見黑茫茫的一片。但他卻手拿著小姐留下的一隻繡花鞋，是小姐被往上拉時丟下的。

已婚嫁的小姐一夜忽作一夢，天上飄下一隻繡花鞋，即是她在井下丟失的一隻。夢中醒來，這位夢中的青年卻出現在自己面前。

結局是由父親作主，趕走那位狡猾的青年，迎接這位死裡逃出的青年。

至於井底的青年如何能逃出的，當然好人有好報，是神仙救他的。

毛澤東認同奸猾者

看完電影，毛澤東問看電影的人們，“你們說說看，兩位救小姐的青年，哪個好些？”

眾口同聲的說，當然是在井底的青年好啦，孟錦雲更添上幾句：“還用說嗎？井上那個青年真夠壞的，他不僅貪人之功，據為己有，還陷害別人。”

毛澤東轉頭問另一位早期已在他身邊伺候他的張玉鳳，張說，“差不多，這是很明顯的道理，我不明白，您幹嗎要問這麼個問題﹖”

毛澤東說，“我和你們的看法不一樣，我覺得，還是那個井上的青年更好些。”

“為什麼？”眾口同聲的問。

毛澤東答道：“那個井下的青年對問題的考慮太簡單，他缺乏周密的思考，他應該想到井上的青年會使出這一招兒。還是那個井上的青年聰明噢﹗”

眾人還是不服氣，說井上的青年太奸猾，不老實。毛澤東答道：“老實，老實是無用的別名。”還說，小姐只有一個，他不害另一個，他能得到她嗎﹖

毛澤東的專權和霸氣

這就是毛澤東﹗早在青年時代，他曾寫過一首《詠蛙》的詩，其中有兩句：“春來我不先開口，哪個蟲兒敢作聲﹗”17歲的毛澤東，便已顯出他的霸氣。

孟錦雲的回憶說，毛澤東他“要發展，要改造，要出新”，對他締造的黨和國家，也“不惜打亂重來”，“來個天翻地覆”、“標新立異是他的性格特點”。

這正是毛一生主張與人鬥，其樂無窮，提倡階級鬥爭要日日講、月月講、年年講的思想根源。也是他在解放以後，發動一個個的政治鬥爭，要打倒一切，直到“文化大革命”，要把與他同打江山的老同志都一個個清除掉。

張玉鳳對毛澤東的評價是：“他就是怪，你說是黑的，他偏要說白，他總喜歡對立。”

孟錦雲說，“主席的看法，老和我們不一樣，這個人很怪。”

毛澤東的專權，一言堂，“逆向思維”，終於為新中國帶來近20年的災難。

研究毛澤東，這是一份可貴的材料。（香港明報）

Russia's Medvedev to unveil Boris Yeltsin statue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the Soviet era, a statue has been erected to a Russian political leader. The monument in Yekaterinburg, Boris Yeltsin's home city, is the centrepiece of the celebrations marking the 80th anniversary of his birth.

Until recently, state-owned channels had been emphasising the out-of-control criminality associated with the Yeltsin years, but this week his official reputation appears to have been re-evaluated with the broadcast of stirring TV documentaries.

The extent of the rehabilitation is best illustrated by the appearance of President Dmitry Medvedev himself at the unveiling of the statue. It is an intriguing development given the Russian political tradition of denouncing one's predecessors.

Naina Yeltsina says she is glad that her husband's memory is being treated with more respect.

"Looking back now, it might seem as if all the problems should have been easier to solve," she told the BBC.

"But you have to remember that at that time there were two camps - those who wanted democracy and freedom, and those who wanted to keep the totalitarian communist regime - and there were a lot of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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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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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with other political leaders not everything he did was successful. That's why my obelisk is not static - it is a block of stone moving forward and leaving debris behind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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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rgy Frangulyan

Sculptor
"Imagine what it was like for him trying to force through all these reforms against the will of these people who had a majority in parliament and a lot of influence on the government," she said.

'Defiant speech'

Boris Yeltsin is best remembered for the moment in August 1991 when, in the middle of the coup by Communist hardliners, he climbed up onto a tank outside the Russian parliament to make a speech in defiance of the plotters.

There were millions of protesters on the streets of Moscow at the time, but it was also his charisma and sheer force of will that won the day for the democrats.

When the Soviet Union dissolved, Boris Yeltsin, as Russian president, became the leader of what was still a vast land.

He accelerated the reforms that had been started by Mikhail Gorbachev, rushing in a free market and privatising state industries.

But many Russians remember the 1990s as years in which pensioners became impoverished, while a few men became billionaires through acquiring huge chunks of the country's natural resources.

Gangsters and mafia bosses rose to prominence in many cities. Russia fought two bloody wars trying to suppress separatists in Chechnya.

Several times the president appeared to be drunk in public.

'Not static'

Testing public opinion in Yekaterinburg in an unscientific manner, we met Vladimir, a former submariner from the Soviet navy who blamed the corruption of those years on the people around Yeltsin.

Yeltsin died of a heart attack in 2007 aged 76 "Boris Yeltsin was just the front man. Behind him there were people involved in all sorts of dealings. They got what they wanted, but he had very little to do with all that stuff."

At his Moscow studio, Georgy Frangulyan - the sculptor and architect commissioned to build the Yeltsin monument - told me: "He came to power in a difficult period and he did a lot of good, but just as with other political leaders not everything he did was successful. That's why my obelisk is not static - it is a block of stone moving forward and leaving debris behind it."

I also went to see Alexander Lebedev, a man who typifies the changes in Russia in the last two decades. A former KGB officer, he is now a banker and owns several newspapers, including the Independent and the Evening Standard in Britain.

But recently he has complained of being harassed by the Russian police.

"I think Yeltsin took us forward to the democratic society, probably 30 or 40 percent," he said.

"Then Putin took us another 10 percent in his first term. Since 2004 I think we moved back another 25 percent - no governors' elections; the electronic media is fully controlled."

"We have all these pictures of Putin and Medvedev taking care of us on a daily basis," he added sarcastically.

One of Boris Yeltsin's legacies is that he was the man who plucked Vladimir Putin from relative obscurity and made him prime minister.

Since then his protege has served two terms as president and is now prime minister once more, and Mr Putin has not ruled out standing for president again next year.

人生．人格．人心

耀邦誕辰95周年感言 胡啟立


歲月如水，逝者如斯。轉眼間，耀邦離開我們已經二十一年了。


二十一年，二十一個春夏秋冬，我們經常不由自主地想起耀邦，經常情不自禁地談起耀邦。


二十一年，二十一番花開花落，我們仍清晰地感到，耀邦從來就沒離開我們，他依然鮮活地生活在我們中間，無時無刻不和我們在一起，共憂患，同涼熱。


二十一年，世事滄桑，變化之大，讓人有如隔世之感；但在歲月的長河中，依然流淌的，是人們對耀邦的不盡思念，是對中華民族前途命運的不倦思考和探索。


今天是耀邦誕辰九十五周年，我無意去談耀邦一生的偉大歷史功績、歷史貢獻和歷史地位這樣宏大的話題，只是把他作為一個人，一個普普通通的人來解讀、體察和感悟，就此談一點個人感想。


人生如旅。人的生命是一個既長又短的過程。


人，生而平等。無論是達官顯貴還是布衣百姓，是豪商巨賈還是販夫走卒，並無高低貴賤之分。然而，人各有志。道不同，志不同，便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生命軌，從而使具有相同生命的人，人格有高低之分，人品有好壞之別，人性有善惡之辨，人生有成敗之論。


八十年前，十多歲的耀邦從湖南瀏陽的山村農舍走出，投身到為中國大多數人謀幸福、求解放的事業中來，為此孜孜奮鬥達六十餘年。其間飽經風霜，歷盡磨難，九死一生，但他始終矢志不渝，癡心不改。他對人生目標和人生道路的選擇，使他平凡的人生注入了偉大的內涵，提升了他生命的質量和高度，使他整個人生變得厚重而博大，從而青史留名，影響了千百萬人的生活道路。


近二十年來，我常想，在耀邦的精神世界和價值結構中，他有別於其他人，即他獨特的人格操守和道德準則是什麼呢？我想，如果歸結到一點，那就是以人為本、以民為天。縱觀耀邦的一生，他全部的思想和實踐，他終生的追求和堅守，一以貫之地充盈和激盪一種人道主義情懷和人民至高無上的道德精神。可以說，這是他人生的基石和支點。


正是立於這個基石和支點，形成了他極大的政治勇氣和政治膽略。他組織真理標準大討論，果斷平反冤假錯案，誠懇籲請小平出山，奮力推進戰略大轉移，披肝瀝膽推動全面改革開放……一樁樁，一件件，無不順應歷史潮流，無不順應黨心民心。在這過程中，明槍暗箭，淒風苦雨，蜚短流長，他全然不顧，堅持道義擔當。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黨內和社會上開始出現消極腐敗現象，引起了人民群眾的議論，也引起了耀邦高度警覺和重視。耀邦率先旗幟鮮明地提出，要抓大案要案，端正黨風，要從自己身邊抓起、從中央抓起，並以此為題，在首都八千人大會上發表了振奮人心的講話。這件事震動之大，得罪人之多，老實說，我當時是為耀邦捏一把冷汗的。但耀邦是義無反顧。他憂心於黨的前途命運。我至今記得，八千人大會後，一次陪耀邦在中南海散步，耀邦對我說，貪污腐化，以權謀私能否制止，關係到黨的生死存亡。他一連用了三個「最」，說要用「最大的決心，最大的毅力，最大的韌性」，狠狠地抓，堅持到底。他說，抓這件事不能討好，不能怕得罪人，「寧可一家哭，不可一路哭」，「寧可得罪個別人，不可得罪十億人！」他還用一種凝重的語氣對我說，「啟立，你一定要記住，任何時候，在任何條件下，我們共產黨人決不可以魚肉人民！」今天，重溫這番話，真讓人感慨萬千啊。


正是立於這個基石和支點，造就了他的民主精神和民主作風。在耀邦身上，民主精神、民主意識、民主作風是強烈而自覺的。一九八二年，我在中辦當主任，一次去看望葉帥。葉帥特別關心地問：政治局、書記處的民主集中制堅持得怎麼樣？我回答說，耀邦同志非常民主，他能聽進各種不同意見，所以大家都能暢所欲言，重大問題都能反覆討論，最後形成決策。葉帥聽了很高興，連聲說，那就好，那就好！直到現在，很多同志還留戀那一段黨內形成的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黨內外一致公認，耀邦任總書記時是黨內民主風氣最好的時期之一。


正是立於這個基石和支點，養成了他的清廉作風和求實精神。在耀邦心目中，人民利益重於泰山，人民呼聲重達千鈞。不論在什麼崗位上，他都很注意深入實際，深入基層，關注民生，體察民瘼，傾聽民聲，尊重民意。他和廣大老百姓的心貼得很近，很緊。在總書記位置上，他親自批閱新華社內參數千件，足遍於全國一千多個縣。想不到，這一點後來被一些人指摘，竟成了他的所謂「錯誤」。


正是立於這個基石和支點，鍛造了他的坦蕩胸懷和磊落性格。耀邦一生襟懷寬廣，光明磊落，對同志、對朋友、對上下級，從來開誠布公，坦誠相見。他心裏想的，口裏說的，手裏做的，是一回事。真的是心口一致，言行一致，表裏一致。他至真至純，有時近乎天真的程度。他在政治風浪裏摸爬滾打了幾十年，一點也不世故圓滑。他幾乎不知陰謀、權術、機巧、算計、出賣、誣陷為何物，以至自己被算計了，也不失本性，不改一顆赤子之心。他心裏始終充滿了陽光，這陽光溫暖了自己，也溫暖了別人。連反對他的人都承認，耀邦是個品德高尚、光明正大的人。


正是這樣一種崇高的精神，博大的胸懷，優良的品德，堅定的操守，構成了耀邦特殊的人格。耀邦是人不是神。他也有缺點和錯誤，但他敢於正視自己的缺點和錯誤，從不自以為是，更不自詡為一貫正確。這就是耀邦的魅力所在。


人的一生會面臨各種各樣的選擇。趨利避害是人的本能。耀邦一生也曾面臨各種選擇。但我們看到的是，他在邪惡面前選擇正義，在逆流面前選擇真理，在風浪面前選擇堅定，在高壓面前選擇抗爭，在得失面前選擇良知，在誤會面前選擇理解，在後進面前選擇善意和提攜，在差異面前選擇比較和包容……正是這樣一次一次選擇，使他一生在心靈上和肉體上深受戕害，失去了許多、許多，但與此同時，他卻贏得了人世間最稀有的珍寶——人心，贏得了億萬人民發自內心的擁護和信賴。有人說，胡耀邦是中國共產黨人的良知，是共產黨的形象代言人。對此，耀邦是當之無愧的。


世上公道自在人心。位高權重，萬人仰視，可以得到表面上熱烈的掌聲和客氣的笑臉，但不一定得到發自內心深處的尊重和水乳交融般的感情；銀海金山，富可敵國，可以買到香車寶馬，豪宅盛宴，卻買不到知識、品德和人格；譁眾取寵，表面文章，可以哄人於一時，但換不到真心的擁護和信賴。


人心可貴，人心難得。人心得失，存亡攸關。心是要用心來換的。只有你把一個滾燙的心捧出來，奉送給人民，人民才能把真心交給你。


公道可貴，公道難得。公道不在廟堂在草野，不在史書在人心。金獎銀獎不如老百姓的誇獎，金盃銀盃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後人銘記即不朽，活在人心變永生。


耀邦用他一生的實踐，演繹和詮釋了人生、人格、人心的全部真諦，在人們心中樹立了一座豐碑。


我這一生最大的幸運之一，就是長期在耀邦手下工作。我是受他影響和教育最多，精神上、心靈上受惠得益也最多的人之一。早先我對這一點感覺並不十分強烈，但隨時間的流逝，人生閱歷的積澱，這種感受就越加分明，越加深刻。


追隨耀邦的腳步，牢記他的教誨，以他的人生為標尺，以他的人格作典範，走完人生最後的旅程，是我的心願。


讓我們祈願耀邦憂國憂民之心在九泉之下能夠安寧。


願我們所有人、健在者、後來者都學習耀邦，把人生的路走好！


來源:《炎黃春秋》2011年第1期

司徒華簡介

年份： 1931年　事件：香港出生

年份： 1951年　事件：畢業於皇仁書院

年份： 1952年　事件：葛量洪師範學院畢業

年份： 1961年　事件：出任葛師校友會觀塘學校校長至 92年退休

年份： 1973年　事件：帶領非學位教師爭取合理薪酬而發動大罷課

年份： 1974年　事件：創立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年份： 1978年　事件：發起第二次中文運動，爭取中文成主要教學語文；組織「金禧民眾大會」

年份： 1982年　事件：領導教育界發起反對日本竄改歷史教科書運動，發動三萬人到維園示威

年份： 1985年　事件：循教學界功能組別晉身立法局；與李柱銘獲北京委任為《基本法》草委

年份： 1989年　事件：領導香港市民參與支援北京民主愛國運動；六四屠城後退出《基本法》草委

年份： 1991年　事件：循地區直選晉身立法局

年份： 1995年　事件：擊敗杜葉錫恩兼任市政局議員

年份： 1997年　事件：杯葛臨立會「落車」；獲捷克人民需求基金頒人權獎

年份： 1998年　事件：捲土重來再晉身立法會

年份： 2001年　事件：獲國際教育聯會「人權及工運獎」

年份： 2004年　事件：宣佈不再參選立法會，告別 18年議會生涯

年份： 2010年　事件：證實患上肺癌，積極抗病期間，連任支聯會主席

年份： 2011年　事件：中午在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病逝，享年 79歲，遺體將火化，喪禮安排待定

司徒華是一位真正的愛國者

華叔廉潔奉公，使與他共事的人都受到感召，因而打造出一個團結無私的戰鬥團隊。

華叔的遺志，尚待其他人接力推動，我們認為沒有華叔的日子，如何繼承華叔開創的優良傳統，是華叔志業能否延續並發展的關鍵。

人稱「華叔」的司徒華先生病逝，終年79歲。在香港社會運動、民主政治發展，以至爭取平反六四和中國實行民主的歷程中，司徒華都是舉足輕重人物，他的選擇和做法，不同立場的人或許評價有異，但是我們認為，「真正的愛國者」此一稱號，司徒華受之無愧；我們也相信，絕大多數香港市民對此不會有異議。

華叔由工運、社運、從政到六四事件之後的一切作為，都是與專權者對抗，而且透過發展組織，團結最大多數人共赴事工，取得成績，這樣級數的政治人物，除了司徒華，在香港還找不到有人達到他的高度。

過去40年

華叔都向專權者抗爭

上世紀70年代，港英殖民地政府專制獨裁本質，對社會強力控制，大力壓制工運和社會運動，此際司徒華領導全港非學位教師罷課，成功爭取合理待遇，成為工運領袖，這一役，是港人首次藉組織力量，迫使港英讓步，也為社會抗爭立下楷模。此後，華叔爭取中文成為主要教學語言，發起第二次中文運動，又參與揭露金禧中學校董會貪污事件，為公義與當局周旋，並領導香港教育界抗議日本篡改教科書侵華史實等。

到80年代初，華叔儼然成為社會運動領袖，對市民有強大號召力。港英對實質「反殖」的華叔迅速冒起，當然並非樂觀其成，當時港英把華叔視為眼中釘，塑造他是「中共同路人」的形象。至於隨香港刻日回歸，港英借助華叔推動香港民主化，那是另一個故事了。

22年前的六四事件，華叔與李柱銘退出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組織支聯會，要求平反六四和爭取中國民主，這次他要周旋的中共，力量更龐大，絕非港英的小兒科，特別是九七回歸之後，華叔領導支聯會，隔特區政府與中央政府唱對台戲，在中央對港影響力愈趨全面之際，華叔所承受壓力之大，旁人也可以感受得到。董建華任特首時，曾要求華叔解散支聯會，被華叔拒絕；另外，去年六四前夕，新民主女神像遭到滋擾等，只是已經公開的事態。

六四事件，是一個大是大非的問題，無論中央政府有什麼說法，總之，當日以如此暴烈手段鎮壓，殺害手無寸鐵同胞的行徑，有良知的人都不會接受。而在香港，因為有華叔的堅持，頂住千鈞壓力，才使這樁人神共憤的慘劇，不致在當權者大力壓制之下，從人們的視野和記憶消退。所以，過去40年華叔實際上都與專權者對抗。

昨日，新華社報道司徒華病逝的消息，連標題只有88個字，其中只說他「曾於1998年至2004年期間擔任特區立法會議員」，華叔在港英期間任立法局議員、草委會成員和支聯會主席的關係，都未提及。其實華叔的中國心和中國情，識者或與他共事交往過的人，都有深切體會和感受，華叔經常以年輕時親眼目睹日本侵略者在中國的獸行，強調國家必須強大，才不會再遭到欺侮。華叔與中央的主要分歧，在於對六四事件的處理，另外，六四事件的深層根源，在於中國沒有民主，因此華叔領導的支聯會，爭取中國成為真正民主、自由、法治的國度。

中共官方喉舌對華叔評價，不置一詞，應屬避重就輕，而以22年來，中央視支聯會為敵對組織，華叔離世卻未趁機鞭撻，或許已經是對華叔的「禮遇」了。不過，無論官方如何低調，也改變不了絕大多數市民對這位真正愛國者的尊崇。華叔對社會和市民影響最深遠，除了他崢崢風骨，展示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氣節，對抗專橫擇善固執以外，他留給接棒者的政治資產十分豐厚而珍貴，就是留下了組織良好的力量爭取權益，達至目標。

華叔打開組織工會缺口

成為推動進步主要力量

當年華叔帶領教師成功爭取改善待遇，之後成立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教協發展到現在，是本港人數最多、力量最大的行業工會，另外，教協創造行業工會先河，給組織獨立工會打開缺口，現在，各個行業都組織獨立工會，成為工運、社運以至推動民主的重要力量。至於支聯會，也是以組織帶動，凝聚市民的感情、意志，參與爭取平反六四和建設民主中國。

華叔能夠使教協和支聯會成功，其中最重要一點是他清廉自持，道德操守高尚，對一些民主派成員晉身立法會後「享天下」的心態，華叔曾形容為「議員病」，提出嚴厲批評。華叔廉潔奉公，使與他共事的人都受到感召，因而打造出一個團結無私的戰鬥團隊。華叔的遺志，尚待其他人接力推動，我們認為沒有華叔的日子，如何繼承華叔開創的優良傳統，是華叔志業能否延續並發展的關鍵。

華叔遺言把骨灰一半撒落大海，北望中國，另一半撒在歌連臣角墳場的花園，此舉，充分反映他的中國情和香港情。華叔骨灰一半望神州，一半戀香江，這是表面形式，其實，華叔的畢生努力，正如他喜愛的清代詩人、思想家龔自珍兩句詩──「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華叔就是以一己生命化為沃土，要換成未來的繁花似錦。這兩句詩，是華叔此生的寫照。華叔，請安息。

劉曉波

挪威諾貝爾獎評審委員會決定將2010年的諾貝爾和平獎頒發給劉曉波，以表彰他長期以來以非暴力方式在中國爭取基本人權。諾貝爾獎評審委員會一直堅信，人權與和平之間有著密切的關聯。人權是諾貝爾先生在遺囑中所說的「國邦間友好」的先決條件。

過去幾十年，中國取得了歷史上罕見的經濟飛躍，現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實體，數以億計的民眾得以脫貧，政治參與視野也進一步拓寬。

中國地位的提升必將伴隨更大的責任。中國不但違反了多項參與簽署的國際協議，也違背了本國有關政治權益的法規。中國憲法第35條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但實際上，中國民眾的這些自由顯然受到剝奪。

過去20多年來，劉曉波一直是推動中國實現基本人權的強有力代表人物。他參與了1989年的天安門示威，是「08憲章」的主要起草人；這個提倡中國基本人權的憲章於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發表60週年的2008年12月10日問世。

翌年，劉曉波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入獄11年，並被剝奪政治權利兩年。劉曉波一直強調，這一判決既違反了中國本國的憲法，也違反了基本人權。
許多中國人正為在全球、同時也在中國確立基本人權而奮鬥，而遭受如此重判的劉曉波，已成為中國廣泛爭取人權運動的最突出代表人物。

自豪與羞愧

《紐約時報》的社論說，「中國人民應感自豪，中國政府應感羞愧」。社論提及劉曉波堅定追求和平的政治改革，從1989天安門前的絕食，到2008年的08憲章，他屢受騷擾、關押，卻始終不改其志。社論也介紹說，08憲章強調的是普世人權，追求的是直接民選、司法獨立、停止一黨專政。社論指出，諾貝爾獎委員會說得一點不錯，中國政府讓億萬人口脫貧致富，但是政治改革的步伐卻沒有跟上經濟改革。

這篇社論表示，中國領導階層正面臨抉擇，是繼續壓迫人民，或是領導國家走向更大的自由，「不論北京怎麼說，怎麼做，世界沒有遺忘劉曉波。世界不會忘記高智晟、胡佳、以及所有其它被關押的異議人士。我們頒揚他們的勇氣以及他們的為自由而奮戰」。

被監禁的獲獎者

《華盛頓郵報》的社論題目是「劉先生的和平獎」，副標題是「為什麼一個在監的異議人士令中國如此害怕」。社論說，昂山素姬在1991年獲獎，並沒有使她免於被軟禁的命運；同樣的，劉曉波獲獎後恐怕也將繼續被關押；但是劉曉波獲獎依然具有重大意義，即挪威政府與諾貝爾獎委員會沒有被中國政府嚇倒，西方其它民主國家也應挺身而出，無懼於中國不斷成長的國力。

社論說，中國很多暴力事件是因為人民的委曲沒有適當的出口，而08憲章揭示的理念正是經由民主、法治建立更公平的社會，因此箝制劉曉波這樣的愛國的異議人士，把他們以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下到監裏，反倒無助於國家安定。社論說，頒獎給劉曉波，是鼓勵全世界拒絕被獨裁者殘害心靈的勇者，不只是昂山素姬，也包括緬甸其它兩千位政治犯；不只是劉曉波，也包括八千位在08憲章上簽名的勇者；「他們絕大多數不會出名，絕大多數不會獲獎，但他們依然甘冒兇險，因為他們追求自由，或者要讓他們的孩子較有機會享有自由」。

有助中國民主

西岸的《洛杉磯時報》指出，頒獎給劉曉波，會使中國的平民百姓對劉曉波這個人產生好奇，從而有機會了解08憲章；也讓黨內死硬派意識到，鎮壓只會製造烈士。這篇文章特別引用美國國務卿克林頓女士最近有關中國人權議題的演說，美國的立場堅定且直言無隱。

中國官方試圖封阻劉曉波獲獎的消息，不過《洛杉磯時報》引述人權組織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的專家Sophie Richardson的話說，「毫無疑問，整個中國到處都有人試圖透過Google查詢劉曉波及08憲章，誰能讓他們噤聲不言？」

《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的社論說，這個獎有助於中國的民主，而且來得正是時候，因為中國共產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15日即將召開，領導人可以好好討論政治改革議題；而再過幾星期，亞太經合會議的領袖會議將在日本舉行，美國總統奧巴馬和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會面時可以談談中國的未來走向，奧巴馬也可以順便促請胡錦濤釋放劉曉波。

社論說，借著這個獎，各界也會更注意中國的政治改革，因為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談政改，可是胡錦濤很少談，而儲君習近平的態度不明。

劉曉波與溫家寶的神似

中文報紙中，《世界日報》社論說，劉曉波不是一個人得獎，裏面有魏京生的成分，有胡佳的成分，甚至也有彭德懷、劉少奇、胡耀邦、趙紫陽的成分，當然也包含了《零八憲章》所有簽署者的成分。
社論說，劉曉波得獎之時，正是溫家寶倡議政治體制改革引起矚目之際，而且劉、溫的思想旨趣有令人驚異的神似之處，例如人民的知情權、監督權，參與權等等。社論說，這座獎也許無法送達劉曉波的手中，但其精神訊息卻已送達中國大陸億萬追求民主改革者的心中，無論他在體制外，或體制內。

《星島日報》的社論以「和平獎惹齟齬，各自表述免擴風波」為題指出，諾貝爾和平獎頒給劉曉波，顯示西方對人權普世價值觀的堅持；即使與中國生意愈做愈大，各方面的互相倚賴和利益關係愈來愈深，但沒有完全放棄對大陸民主人權的關注。

社論說，民運及維權人士認為這個獎會增加中國政治改革開放的道德壓力，但中國政府大大不以為然，預計在政改步伐和路向上，北京仍然會堅持「走自己的路」。

彭定康政改方案的出爐

20世紀90年代初，港英政府拋出了新的政改方案，打破了後過鍍期香港政壇的平穩，掀起了軒然大波。這個政改方案，便是出當時的新任總督彭定康一手炮製的，也是由他親自推行的。

　彭定康，本名Chrisopher Patten，於20世紀60年代加入英國的保守黨後，便專心從政，是一個典型的職業政治家。二十多年中，他從內閣辦公廳的文書一直幹到內閣成員，1990年還成為保守黨的主席，算得上是平步青雲，仕途順利。他與當時的英國首相梅傑私交甚厚，與外交大臣赫德關係良好，在1992年英國國會大選中又為保守黨連續執政和梅傑獲勝立下了汗馬功勞。然天有不測風雲，在1992年選舉中他卻在苦心經營13年的巴斯選區失利，被該選區的選民所拋棄，無法再人內閣。48歲的他雖然正處於政治家的黃金時期，政治前途卻一片黔淡。在這一愁莫展的時候，他的摯友梅傑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為他提供了一個十分重要的職位，讓他出任第二十八任香港總督。於是，他便取了個中文名字彭定康，準備抓住這天賜良機，在香港政壇上大展拳腳，以便重返英國政壇。英國政府及梅傑首相也對他寄以厚望，期待他「用活力、技巧及智慧帶領香港跨越1997。

　1992年7月9日，彭定康抵港上任。稍後，香港傳媒便披露了源自官方的消息說，新任總督有意改變香港現行政制，使行政局與立法局分家。港府同時向傳媒透露，彭定康無意在就任之初就訪問北京，一方面是要等待中共十四大中央領導層的人事變動、另一方面是要避免結人以急於向北京領導人「叩頭」的印象。9月18日，英國《金融時報》透露了英方將對香港現行政制進行重大調整的消息。9月25日，英國外交大臣赫德會晤中國外長钱其琛時也提到了彭定康的政改方案。據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張浚生透露，張與社長周南於1992年9月16日與彭定康會面時曾探詢10月7日施政報告有關1995年選舉的安排，彭則借口還未充分準備好而拒絕回答。到9月25口，英國外交大臣在會見中悶外長錢其琛時才通報了港督施政報告的內容。錢其琛當即表示，如果英國政府單方面宣佈選舉安排，勢將引起公開爭議。次日，英國駐華大使麥若彬向中國國務院港懊事務辦公室主任魯平口頭通報了港督施政報告的內容。魯平於10月3日向麥若彬指出，彭定康的政改方案違反《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並重複了錢其探的警告。10月7日，彭定康在香港立法局1992—1992年度會期首次會議亡花了兩個多小時發表其施政報告，將政改方案和盤托出。政改方案占施政報告的四分之一以上，是該報告的核心內容。

　彭定康的政改方案遭到了中方的堅決反對。中方認為，港英當局的做法，違反了《中英聯合聲明》的精神，違反了與基本法銜接的原則，違反了中英外長就香港政制安排所達成的協議和諒解，是與中方搞對抗。彭定康自己則為政改方案辯護說，他並沒有違反中英雙方過去所達成的協議，只是利用丁基本法的灰色地帶。1992年11月16日，英國首相梅傑出席倫敦市長的晚宴時，不僅對彭定康大加讚揚，而且認為彭的政改方案「完全符合一國兩制的原則」，「不會戰脅中國，會有利於香港」。19日，英國外交大臣赫德也表示，他希望可以「盡快與中方再進行對話及協商，但應以港督彭定康的政制藍本作為談判的基礎」。

　由於英方固執己见，不願意與中方合作，中方只好考慮「另起爐灶」的問題。1993年1月3日，魯平在北京接受香港無線電視台記者採訪時重申：中方不會接受任何在港督彭定康政改方案基礎上的修修補補或修正的方案，如果彭定康不收回其政改方案，使過渡期的香港政制與基本法不銜接，中方將「另起爐灶」。他解釋說：「我們講另起爐灶，這個爐灶主要是指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第一屆立法會怎樣產生。」」

　彭定康不顧中方的警告，一意孤行，於1993年3月12日在香港《政府憲報》上公佈了他的「政改宪报」。4月12日，港英政府公佈了根據彭定康「政改方案」制定的1994—1995年選舉文排的方法草案(也稱「第一階段政制方案」)。

　為了爭取使披彭定康政改方案選舉的區議會、市政局和立法局能夠通過「直通車」延續到1997年以後，英國政府向中方表示了談判的願望。中方從平穩過渡的大局出發，於1993年4月開始與英方會談。從1993年4月22日開始，中英雙方為香港政制問題開始談判，中方以外交部副部長姜思柱為首席代表，英方則以駐華大使麥若彬為首席代表。從4月到11月，談判持續了7個月，歷經17輪，最後無果而終。

　在第17輪談判期間的1993年11月30日，英國外交大匝赫德致函中國外長錢其深，稱「基於實際及政治理由」，需要由港督彭定康在12月上半月向香港立法局提出其政制方案。12月10日，彭定康在香港《政府憲報》上公佈了第一階段政制方案，此後，又於15日向立法局正式提出。至此，中英談判破裂。1994 年2月24日，香港立法局經過10多個小時的辯論後通過了彭定康提出的第一階段政制方案。同日，英國政府公梢《香港代議政制白皮書》，決定將第二部分政制方案也提交立法局讨论。
附：彭定康政改方案内容

　彭定康提出的政改方案，概括起來看，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調整行政局與立法局的關係；二是1994年、1995年選舉安排。

　1．調整行政局與立法局的關係。

　在港英傳統政制中，行政局一直是港督的決策咨詢機關，立法局是協助港督制定法律的機關，二者在為港督服務的過程中，其成員相互交叉，從而保證港督統治意志的實現，並因此而確立了一個行政主導的政治體制。彭定康的政改方案，首先便要改變延續了一百多年的行政局與立法局的關係。

　第一，行政、立法兩局分家。彭定康提出，為了釐清行政局與立法用的關係，發揮兩局功能，必須改變行政局和立法局議員重疊的狀況，首先把行政局和立法局的非官守議員分開，然後再重新組成行政局，而新組建的行政局將是一個非政黨的政治組織，並委任獨立的社會精英和港府高級官員加入。

　第二，港督不擔任立法局主席。彭定康提出，兩局分家後，立法局要明確自己的角色，白行處理本身的事務。在完成所必需的程序後，立法局主席不再由港督擔任，而由立法局議員互選產生。立法局會議由議員互選產生的主席主持。

　第三，以立法制約行政。彭定康認為，現行的行政局與立法局相互重疊的狀況，「阻礙立法機關發展成為一個制街政府的獨立組織」，所以，要實行兩局分家。兩局分家以後，總督將以行政機關首長的身份向立法局負責，就重大事項向立法局報告工作，從而建立起立法制約行政的機制，逐步形成以立法為中心的政制體制。

　第四，取消兩局議員辦事處。彭定康提出，為了保證立法局的獨立性，自主管理立法局事務，應該取消把行政和立法事務連在一起的兩局辦事處，重新成立一個政府及立法局事務委員會，以便當局與立法局議員商討有關處理立法及財務計劃的事宜。

　2．關於1994年、1995年選舉的安排。

　按照當時香港的政制，香港的區議會將在1994年下半年進行選舉，市政局和區域市政局將在1995年上半年進行選舉，立法局將在1995年下半年進行選舉。由於當時的立法局每屆任期4年，因此，新選出的立法局就有一個跨越1997年的問題。而三級議會又相互關聯，區議會和兩個市政局的選舉都會影響到立法局的選舉。因此．彭定康十分重視這次三級議會選舉的安排，在這上頭動足了腦筋，提出了以下措施：

　第一，降低投票年齡。由於在中國、英國等都將投票年齡確定為18歲，香港也應該特選民的年齡由原來的21歲降低至18歲。

　第二，實行單議席單票制。1991年選舉中採取的雙議席選區制度存在問題，容易產生「聯票效應」，因此，在這次選舉中要改為單議席單票制，由選民投出一票在一個選區選出一名代表。

　第三，調整功能組別選舉方式。首先，要在原有的21個功能組別的基礎上增設9個新的功能組別；其次，以個人投票取代團體投票；最後將功能組別的選民範圍擴大到全港270萬工作人口中所有符合資格的選民。

　第四，強化區議會功能。區議會非常重要，功能卻過於局限。因此，要擴大區議會的職責、功能和財政預算，使其在處理影響區內居民的問題上負起更大的責任。

　第五，改變區議會和市政局的成員構成。從1994年起，除新界的區議會的當然議員外，所有區議員都由直選產生；廢除市政局的委任議席，增加兩個市政局的直選議席，讓區議會及鄉議局選出現有數目的代表進入兩個市政局。

　第六，重新劃定選區。成立一個獨立的直接向總督負責的選區分界及選舉事務委員會，負責重新劃定選區和選區分界的工作。

　第七，成立選舉委員會。成立一個選舉委員會，選出10位立法局議員。該委員會的全部或大部分委員由直接選舉產生的區議會內的議員出任。

彭定康（Chris Patten）

英國保守黨資深政治家，香港最後一任總督。

彭定康（Christopher Francis Patten，或稱Chris Patten，任港督前的譯名為柏藤），英國保守黨資深政治家，香港最後一任總督。

彭定康生於一九四四年五月十二日，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的榮譽文學士畢業生，主修現代歷史，曾取得旅遊奬學金，於一九六五年前往美國留學。一九六六年加入前首相希思主政的英國保守黨研究部，時年二十二歲，是保守黨內改革派的中堅分子，後出任該研究部的總幹事長。他自一九七九年至九二年成為英國國會巴思選區的議員，於七九年至八一年出任下議院首長及藝術部部長，並於把八九年至九〇年出任環境大臣，九〇年至九二年擔任保守黨主席。一九九二年英國國會選舉中落選，之後他辭去保守黨主席一職，四月獲首相梅杰安排接替衛奕信爵士，出任第二十八任香港總督。

一九九二年七月九日，彭定康赴香港正式上任，直至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香港回歸北京政權那一日為止，他在港督任上打破了多項慣例，包括拒絕接受英女皇頒授的爵士勳銜，沒有穿上殖民地官服就職，以及成為首位出任港督的非政府官員（以前的港督都是殖民地部或外交部官員）；他也是唯一一位天主教徒香港總督。

因他身形較胖，譯名又十分中國化，故上任後香港坊間以至傳媒對他暱稱肥彭。在他擔任港督期間，他的親民作風大受市民歡迎，例如他曾到中環品嚐蛋撻。而彭定康的一些作風，亦為香港後來從政人士所模仿。例如他發表施政報告後，親自出席電台節目接聽聽眾提問，更主持公開答問大會面對市民質詢，以建立開放、向公眾負責的形象，令人一新耳目。

在香港的五年間，這位總督有著兩極化的評價，但是香港一般人卻很喜歡他，支援率始終在百分之六十以上，他既是歷任總督中最親民的一位，也是歷任總督外訪時間最長的，近至日本、南韓，遠至美國、澳洲，而歷任總督中也屬彭定康和倫敦的關係最好，贏得首相梅傑的完全支援。彭定康是需要香港社會、國際，與倫敦的支援的，他是末代港督，注定要由他手裏把香港主權交給北京，所有的協定已經談定，如何讓香港民心與國際輿論肯定英國的統治？彭定康的策略是政治改革，其中包括擴大直選範圍，言論自由，增加立法局權力，司級官員政務官化等等。彭定康強調，這些改革的目的在於使香港更有自信挺身衛護自身的價值與生活方式。

彭定康甫上任，首次施政報告中便推出被中方指爲「三違反」的政改方案，他的本意是在不違法基本法的原則下，適當擴大香港民主。然而這一方案的出臺，立即遭到中共的猛烈抨擊。如他對立法局功能組別議席的特殊安排便受到北京的指責。他新增九個功能組別（新九組），使所有在職人士都有資格投票，變相使這九個議席成為直選議席。這改動，被中方認為是鑽《基本法》的漏洞，激怒了自六四事件後在對港政策趨向保守的北京當局。他被當時任港澳辦主任的魯平罵作「千古罪人」。一時間，「千古罪人彭定康」和彭、魯二人的關係成為香港報章的主題。

一九九五年選舉的結果是民主派大勝，獲得百分之六十五的支持。在九七之後，彭定康對香港立法局選舉感到是「非常好的結果。」他感到，五年任內最感遺憾的事，是未能說服北京領導人對香港的民主發展放心，「我一直內疚的是，我們在香港的民主化的工作成績，低於英國在其他殖民地所設定的相當高的標準。」

彭定康曾經告訴中共當權者，「你不用擔心香港，港人是很克制的，只要你寬厚地對待他們。」他列舉民主黨党鞭司徒華爲例：「從來沒有人稱他是英國帝國的工具，他是一個反殖民地主義者，堅定、強硬及非常聰明的中國愛國主義者。」他強調，中國不能永遠不面對香港的反對聲音，遲早也要坐下來，跟代表港人的政治領導坦誠商討。面對現實不是委任六十位聽中方話的人士組成立法會即可以，而是要跟李柱銘、楊森等在民意調查中獲得最多支援的人面對面，共同商討如何令「一國兩制」得以實踐。

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的評選委員認爲，彭定康的政改方案表達了香港市民渴求民主參政的心聲，得到了港人的支援，因此將九二年度的傑出民主人士獎頒給了他。但是，港督府的發言人向新聞界表示，彭定康不會接受這個獎項，並說港督相信「一國兩制」，「港督提出的政改建議，只是爲香港而設。中國政治是中國人的事，與港督無關。……」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隨即發表聲明，除了肯定政改方案使香港市民擴展了對民主的視野，教育意義重大，同時對彭定康的態度表示理解和尊重。
九七年香港主權轉移時，彭定康深信，民主和自由思想已在香港植根，這是不容易拔掉的。香港的民主精神是不會被毀滅的，批評英國沒有給予香港足夠民主的同一批人士，應繼續向中國說：「不要令我們失望，你要做得比英國好！」

彭定康指出，香港是一個典型的華人社會，而又帶有英國特色，從來沒有一個屬地在脫離殖民地管治時，能夠像香港這般繁榮昌盛。雖然英國在香港的管治已告終結，但他相信英國對香港的貢獻，是在這裏建立了一個完善的架構，使香港人能夠力爭上游，創造美好天地；並具備法治精神、廉潔開明的政府、自由社會的價值觀、已具雛形的代議政制和民主社會制度。他形容：「香港是一個有英國特色的中國成功故事」。

當年他对香港新机场建设费用的审批受到批評，北京认为這是为了将港府的金库在回归前耗光，並要香港背上巨额的外债。而彭定康指香港启德机场已經不勝負荷，而且位於市區，容易发生事故，所以新机场的建设是刻不容緩的。回歸後的事實証實此計劃富有遠見，帶領香港成為地區航空交通樞紐。彭定康相信真正港人治港的日子必定來臨。他爲任內五年能與香港成長深感自豪與榮幸。「只要我們堅守那些爲香港帶來經濟繁榮的政策制度，便能夠維持香港強大的經濟實力。」

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香港主權移交至中國，彭定康與家人陪同英國皇儲查理斯，乘坐皇家遊艇不列顛尼亞號離開香港。爾後，他和家人到了法國南部休息，並出版了《東方與西方》（East and West）一書，記述他五年港督任期內，對東方人和西方人在價值觀的分歧和衝突上的個人觀點，這也是他擔任港督五年的心得。此書出版時，世界媒體大王梅鐸轄下的出版社違反協定引來一場風波。彭定康在書中指出：「中國很快就會威脅到世界和平，以及對文明造成侮辱，亦會成爲國際市場上一個不公平的競爭者，我們一定要停止縱容中國。」

一九九八年至九九年，他擔任「北愛爾蘭政策獨立委員會」的主席，推動北愛爾蘭自治及多方面和平，發表有關北愛自治方案的報告書，名為《A New Beginning: Policing in NorthernIreland》（又被稱為「彭定康報告書」）。一九九九年他成為了英國派駐歐盟的代表之一，是年他以歐共體貿易專員身份訪問北京，江澤民不得不與他這位「千古罪人」握手。二〇〇三年三月他又成為了歐盟外交事務專員。一九九九年九月他被任命為紐卡素大學的校長（Chancellor）。二〇〇三年被選為牛津大學的校長（Chancellor）。

在二〇〇四年十月，基於他對英國、香港和歐盟的貢獻，獲封為終身貴族，封號為巴恩斯男爵，並因此獲英國國會上議院的議席，重返英國國會。

經常謬誤的馬道立站於高牆一邊

相信馬道立再不會被上一級的法庭批評他的判案邏輯是謬誤重重（Unsound），因為他已經貴為香港終審法院之首，是所有法官的上司，而他的喜惡足以影響所有在法律界搵食的律師的專業生計。筆者深信全港的法律界中人，也不會直斥馬首席的法律思維謬誤，懂法律而不在法律界謀生的筆者恐怕是唯一的例外。

筆者講法律與政治都是以批判為出發，對所有公眾人物皆苛刻，已經是歷史悠久的事。李國能上任第一天，筆者就叫他早點退休，恭喜他放下擔子了。

李國能的十三年做得實在差，但不用擔心，他會有一個他支持、但比他更差的接任人馬道立，所以他最後一件工作（找接班人）也是差的。在七百名合資格的法官中，竟然選了一個他曾經批評法律分析謬誤的人，他就算沒有推薦的責任，恐怕也逃不掉明哲保身、不出頭做醜人加以阻止的責任。七百名法官選不上，有三個比他更好的法官拒絕接受任命，說明了什麼？這說明了他的任命不是要為法律的精益求精、減少謬誤而努力，而是要將香港的高院制度弄得更政治正確。

法律分析曾遭同業狠批

馬大人十年間就由普通法官升上終極首位，不是他法律「叻」，不是他正直，而是正好相反。不言而喻，比他合適的人要麼是被勸退，要麼就是不願在中共的無形壓力影響之下當法官，李國能就是先例。怕熱的人遠離廚房，是人之常情，馬道立不但不怕熱，而且喜歡，因為他有份為廚房加熱。認真地說，不是筆者想效法革命家雄仔的行為，有理無理先指罵侮辱名人，以求標奇立異，批評馬道立的裁決理據有明顯謬誤的，一前一後最少有七位終審庭大法官，七人包括了李國能與國際友人法官的梅師賢爵士（Sir Anthony Mason NPI）。這兩位有份參與2004年法輪功人在中聯辦外示威被控阻街、襲警與阻差辦公的終審庭判決（FACC No.19 of 2004）。

筆者在本欄6月30日評論終審庭在推翻馬道立主理上訴庭裁決（維持林炳昌有罪）的文章已經介紹，五位大法官（包致金、陳兆愷、李義、烈顯倫與紀立信）在判詞中批評馬道立的法律分析謬誤，當中三人（包、陳、李）原來有份審2004年的法輪功上訴案，於是他們已經是第二度批評馬道立謬誤的了。

王永平在上星期三亦談及此案，指馬道立在上訴庭主理上訴之時，已經推翻阻街的罪名，似乎他也不是那麼差勁。但未知平叔有否留意終審庭雖然支持馬的裁決，但不支持他的理據。馬在判詞中引用《公安條例》為依據，上訴庭直指莫名其妙，因為控辯雙方也無依此為據作過爭辯，馬道立是自作聰明（We are respectfully unable to support that approach）。終審庭直指公安問題在本案是離題（not relevant in the context of the present case，見第三十五段）。

法輪案反映欠缺人權意識

馬道立用了大量篇幅支持阻差辦公與襲警兩條罪名。馬的說法是，警方當時雖然違法執法，但不影響法輪功學員抗拒因而犯法的事實，因為兩者無關（Factually and logically, no nexus between…）。馬認為，就算警員對他們非法逮捕（unlawfully arrested），法輪功學員亦無權抗拒警方的行動。
再次，終審法官直指這是謬誤的理據（With respect, this argument is unsound）。終審庭指任何干涉個人自由的理由，皆必須是合法的。公民有表達意見的自由，這是普通法固有的原則。法庭引用《基本法》第二十八條︰指香港居民不受任意或非法逮捕、拘留、監禁，禁止非法搜查，剝奪或限制居民的人身自由。馬道立何止思維謬誤，根本是欠缺基本的人權意識！馬道立另一「偉大」判案，是有關2003年2月八十名法輪功學員被入境處無理拒絕入境，引發出「黑名單」質疑的司法覆核。此案被視為外國觀察香港司法能否獨立、能否在壓力下捍一國兩制。今年5月4日，上訴庭在馬道立主審下駁回法輪功的上訴。馬官用了六十頁篇幅詳述入境處在法院審理期間種種不坦白、不誠實及銷毀監察名單等惡行，但卻判政府勝訴；判決書中說入境處勝訴是極度幸運（extremely fortunate）。這恐怕不是幸運，是政府底下支持馬大人當終審首席所獲得的善意回報。

由於法輪功學員來自台灣，台灣媒體的評論正是直指法官沒有道德勇氣將港府判輸，香港已經沒有兩制，只有一國！

筆者在6月的文章中已經介紹過，在民間電台的違憲上訴案中，馬道立判其敗訴。在廉署大搜七間報館，《星島日報》拒絕並司法覆核勝利；在廉署的上訴審理中，馬道立以技術理由拒絕廉署的上訴，但強調是廉署當日搜查報館向法院申請搜查令的做法完全合理，如果上訴庭有權處理案件，會判廉署獲勝。

紀錄不會騙人，事實已經很清楚，在高牆與雞蛋之間，馬道立是會堅定地站在高牆一邊的人。香港司法制度已經進入黑暗時代。

終審庭五法官狠摑馬道立一巴

終審庭五位大法官在周一就先科國際造市案引致的妨礙司法公正上訴案作出重要裁決，其重要性不單是還坐了兩次牢花了六年時間受盡折磨的林炳昌一個清白，而是近乎不留情面地否定候任終審庭首席大法官馬道立在上訴時就本案所作的裁決。極為資深的烈顯倫在判詞中直指馬道立的法律分析是謬誤（Ma's analysis is unsound，第二九○段）。

我們要留意，在上訴時三位法官有兩位屬上訴庭正副庭長，分別是馬道立與鄧國楨，鄧國楨也是不同意林炳昌有罪的。只要略為翻查紀錄，就知道鄧國楨與終審庭五位法官（包致金、陳兆愷、李義、烈顯倫與紀立信）皆遠比馬道立資深，無論在法律界還是司法界，六位法官就算不直言批評，也沒有用片言隻字支持馬道立在上訴時的見解。六位法官的態度等於表明，即將在九月一日接替李國能出任終審法院首席大法官的馬道立，政治上雖然過關，法律的能力根本「未夠班」。由紅而不專的人領導整個司法界，港人安心嗎？

終審庭法官比馬道立資深

筆者就絕不。十三年前李國能上場之始，筆者就不客氣給予批評，直到今天他下台，現在也有心理準備，筆者會充當這個政治任命味道甚重的馬道立的監察者，直到他下台。直覺上筆者對此人極無好感，希望他若無改善，最好早點自動退休。

精英階層的人皆偽善十足，沒有一個人會當醜人，指馬道立不是最合適的終審首席，但不約而同對他提出相同的期許。李國能在評論接班人時，不忘強調希望他維護香港的司法獨立。立法會各黨派十分合作，免除馬道立到立法會接受質詢（這其實是失職，有政治妥協的味道），但資深的法律界精英余若薇及湯家驊皆指馬道立保守，希望他維護香港的司法獨立要不遺餘力。再三的強調，正是沒有信心的表現，兒子若然自律性強，母親就不用天天提醒他要準時上學。

筆者並不喜歡大家用「保守」形容馬道立。法官的最重要任務是依法辦事，不能這樣做之時就是失職。法官因為支持政府的工作而重判政府所不喜歡的人，是做政治打壓的工作，是在充當政府的工具，這就是不義，而不是保守。保守只是指謹慎與小心，相對會欠缺創新，但行事安全，也是美德；而心存討好政府，只是世界仔的所為，無以言保守的。

馬道立偏幫廉署

廉署是政府的一個部分，亦是國家機器的一部分，當其濫權之時，是相當可怕的。廉署想要消滅林炳昌與艾勤賢這兩個「廉署剋星」人盡皆知，難道馬道立例外？正由於有這個認知，處理上訴時就必須格外小心。終審庭一致批評原審法官有「有罪推定」的心態，馬道立處理上訴之時不單不留神，而且加以強化，這就有偏幫甚而討好政府之嫌。在鄧國楨不同意下，馬道立加了林炳昌兩年刑期，當然自詡是正義，但有討好政府的客觀效果，終審庭亦完全推翻。踏在別人肩上向上爬，已經可怕，踏在別人的自由之上求功名，更為可怕。筆者這樣說三道四，馬大人當然不高興，但林炳昌第二度入獄因而患上心臟病，幾乎想自殺結束生命，所受的苦，馬大人又可曾有愧？

筆者少有地詳讀一百六十頁判詞，當中詳盡而合理地駁回原審法官對證據以及法律理解的謬誤，其中陳兆愷自二十三段起引述達寧（Denning）的名言，證人不是屬於任何一方（There is no property in witness）及大量案例，指出律師只要在沒有意圖及行為去影響證人的情況下，是有權利接觸控方證人，執法者根本上是有協助之責。
馬道立討好政府

筆者在本欄早於二○○六年六月十六日就質疑，證人翁靜晶由於與林炳昌有私人恩怨，她的證供不可靠；被告林炳昌曾經去信特首及廉政專員，要求保留女秘書打出的一段電話竊聽紀錄，結果廉署仍故意將有關資料銷毀，顯示廉署故意隱藏對被告有利的證據。這些旁觀者都留意到的不公平審訊情況，終審庭有論及，但原審法官及馬道立視而不見。說他們專業疏忽，是不可思議，說他們偏幫廉署，更合乎一般人的智慧。

筆者必須指出，終審首席的任命有政治性，認為只有十年法官資歷的馬道立能坐直升機上位，是因為他出類拔萃，是錯誤的。他的任命要特首及中央同意，一致同意只是背後協商的結果。今次終審庭五位大法官已經用更精準客觀的法律知識，公開地說明馬道立的任命是有問題的。大家上網查一查，馬道立曾判民間電台敗訴，曾認為廉署在此案搜查七大報館是合理合法，曾批評政府不讓法輪功學員入境不合理但判政府勝訴。看來，馬道立是一個認為社會穩定比人權更重要的法官。